党中央率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最大实际，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进一步吞并中国，不仅华北名存实亡，而且危及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最主要矛盾，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政治风云变化多端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为了尽快将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努了实现党在新形势下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的转变，迎接抗日新高潮的到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运用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团结全国人民迎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多方面的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都是党中央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都是贯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基本原则的结果。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一整套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原则的制定，诸如为着实现抗战的八大纲领，十大救国纲领，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道路，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在抗战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等等，都闪灼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都是理论联系中国抗战的实际，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体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特别是1941年和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侵华的主要军事力量打击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人民力量，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从1940年冬起，国民党政府不仅完全断绝了对我们抗日经费的接济，而且对我党中央所在地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我们，饿死我们，我们的革命队伍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为了战胜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中共中央先制定了巩固解放区的十大政策。……十大政策的制定是中国抗战实际的需要，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具体应用。而十大政策的每一项政策提出，制定和实施，也充分体现了注意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扬民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
　　“三三制”政权原则就是根据对中间人士政治态度的正确分析，“确认争取中间人士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极其严重的任务”，使中间人不左右摇摆，充分发扬他们的抗日热情而提出制定的。“三三制”政权的建立，为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提供了组织保证。但是并不等于就可以保证参政人员有职有权，就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当时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存在着某种狭隘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作风，表现出对党外人士不够尊重不够信任的情绪和做法，引起了党外人士的不满，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给工作带来消极因素。当林伯渠觉察到了党外人士有不满情绪后，马上组织人力了解情况，找党外人士谈心。通过调查研究，一致认为问题的实质是要解决好怎样使党外人士在工作中有职有权的问题。于是除了在党内继续进行思想教育外，制定了改善党与党外中间人士关系的规章制度，保证了党外人士有职有权。从此，党内外关系逐步改善日益融洽。这不仅体现了我们党的民主作风，也说明我党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精兵简政”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在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的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提出的。毛泽东对此提案非常重视，一字一句地抄在笔记本上，还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毛泽东采纳了精兵简政的建议，对于克服“鱼大水小”的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度过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起了重大作用。
　　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是我们创造有利条件，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日的两个中心环节。
　　延安大生产运动，不仅在经济上有实际收获，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它培养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这一切既是广大军民不畏困难英勇奋斗的结果，也是党和边区人民坚持实事求是的光辉范例。
　　全民族抗战开始，国共合作的抗日局面形成后，国民党被迫承认我党和边区的合法地位，并供给经费。但党中央对国民党反共灭共的反动立场早有认识，对国民党政府的拨款的不可靠性也有预料。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就尖锐指出，“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但是边区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生产的热潮没有迅速得到发展。结果1940年冬起，国民党不仅断绝了对我们抗日经费的接济，而且对我们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迫使边区停发了5个月经费。边区农民会粮食征数也由前一年的五万石增到九万七千多石，但仍未能满足需要，造成了1941年的粮荒。几次临时向群众借粮，引起不少人的不满情绪。这时有人便提出要向人民施“仁政”，为民请命。毛泽东指出，“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与人民群众是不相干的。”①抗日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在困难的情况下，人民加重一定的负担是完全应该的。但是，有些人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也是错误的。毛泽东批评这种与民争食的办法，“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②1941年边区的公粮又由九万石增到二十万石，占边区总收获的13.85%，每人平均负担一点五斗强。这更加重了边区人民的困难。1942年6月的一天，边区政府大礼堂里正在召开征粮会议，这时天降大雨，雷声大作，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荣不幸触雷电身死。消息传开后，有个老百姓借此发泄不满，指名道姓地骂了毛泽东。毛泽东知道以后，并没有追查这个人，而是派人了解群众骂自己的原因，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公粮任务从二十万石减到十六万石。这件事既体现了毛泽东豁达大度的民主作风，更反映出他实事求是的精神。严酷的现实说明，那种“量入而出”，成天在人民身上打转转的办法是一种保守的右的观点。党中央认真研究了边区情况，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就要发展经济。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批评了“终日只在财政收支上打圈子”的倾向，阐明了经济决定财政的观点，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的总方针，坚决反对那种不注意发展生产，“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错误倾向。从而为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指明了方向。
　　在解决经济困难发展生产的斗争中，边区还出现了一种“左”的偏向。1937年到1939年，边区经济由破坏开始走向恢复，财政上还主要依靠外援。可是，有的同志竟不顾实际情况，凭着自己的满腔革命热情和从学校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想一下子把边区经济搞上去，扭转财政上的困难局面。他们设计了大规模的发展计划，提出建设边区的重工业，反对以发展农业为主及发展轻工业，还有运盐六十万驮的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甚至要在边区修铁路通火车。这些计划都脱离了当时边区基础差而又受到国民党封锁的实际，正象南汉宸在《边区财政问题》中指出的：“这种空想虽然很美，但只能是精神上的安慰，事实上办不到的。因为当时大家的饭还不够吃，毛驴子的运输还不够，如何去修火车路?不顾具体环境条件而提出这种百端俱举的计划是空想的‘左’的偏向。”①贺龙在西北高干会上也指出：“对空洞的不切实的发展计划，也是要反对的，因为他不是实事求是的从此时此地可能实行的条件出发，因而是做不通的。”②之后，党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比较切实的财政方针和财政原则，计划1943年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了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的财经工作，由贺龙统一领导，分区筹划。增加了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特别重视发展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兼顾的原则，各县、区、军队和机关都制定了具体可行的生产计划，保证了大生产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扎实健全地发展。
　　党还注意消除财经工作中消极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作风，贺龙在边区高干会上指出：有些人“不愿意研究不愿意了解今天的新情况，习惯和满足于老一套作法，害怕新困难，不愿多找麻烦，把春耕运动发展盐业等，停顿在一般的号召上，让农民自流的去干，遇事敷衍推拖，不积极负责，不依靠群众实事求是的去解决问题。”“这种坏作风，在今天党政军民各种组织中，还占有很大的优势。”③党中央领导带头纠正不良作风。张闻天亲自带着几个同志深入陕北和晋西北的偏僻山村搞农村调查。在调查工作中，不停顿地走村串户，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写了许多调查材料和报告，成为党中央制定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毛泽东不仅写了许多文章强调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而且也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调查研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毛泽东在延安，每年春节都要利用向群众拜年的机会，了解群众和部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有什么意见。平常一有时间，毛泽东就找群众、战士、干部谈话，询问各方面的情况。1941年秋，在边区政府办的农业展览会上，毛泽东碰到延安南川吴家枣园的劳动模范郝光华，向他了解农村情况。毛泽东说：我想提个问题，谷子地不锄，碾出的小米是什么成色，多少分量?锄两遍三遍的又是什么样子?毛泽东问得这样详细，郝光华一时答不完全，毛泽东亲切地对他说：不要紧，以后留心总结就行了。后来毛泽东又写信把郝光华请到家里，了解吴家枣园的各种情况。
　　延安精神的所有内容，都与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分不开的。所以说它是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础。
　　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虽然我们今天的实际，与延安时期的实际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没有变化，以过去的“实事”求过去的“是”，以现在的“实事”求现在的“是”，以将来的“实事”求将来的“是”是必须永远遵循的。
　　注：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49页
　　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摘编》第一编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