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实际上是党中央指挥全国革命的中心，各抗日根据地的首府。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于1937年9月6日。美国记者贝特兰访问延安后说：“延安虽然不大，但它的确具有首府的气派。从政治意义上来讲，作为在统一战线中影响日益扩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心。”边区政府是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一个人民政府，通过它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个思想政治经济的试验基地，也是人民共和国的雏型。它的建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曾为建设好边区政府的工作，讲了五条：“一要讲团结，二要精兵简政，三要发展生产，四要搞好文化教育，五要建立三三制政权。此事，陕甘宁边区一定要带头搞好。”①他还特别叮咛说：“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毛泽东要求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执政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
　　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首先抓了作风建设，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以实际行动赢得了“模范政府”的光荣称号。
　　在“政治民主、选举第一”的原则下，从1937年到1946年在全边区范围内开展了自下而上的选举运动。在选举中充分发挥了边区人民的民主权利，选民们对选举什么人都非常关心和慎重，当时广泛地流传着许多选举小调；“民主权利要实行，选举为咱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还不耍私情。”有的还编了歌曲，唱道：“清清的天，白白的云，大家选举要留神，选举票上看清楚，看清好人和坏人，选上好人大家好，选上坏人都糟糕。”选举运动发动了群众，坚持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原则，扩大了民主政治的影响。干部学会了民主，依靠群众；群众体验到自己真正当了家作了主，有了主人翁思想。
　　“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充分调动了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三三制”政权，就是在政权内实行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民主党派占三分之一，非党人士占三分之一。共产党不是通过多数取得领导权，而是靠正确的政策和主张取得多数票，这样的政权结构，充分反映了抗日各个阶层人民的利益，共尽救国之责。参议员柳湜先生把这叫“同舟共济”，他解释说，大家好比舟行在大海中，正遇上恶风暴雨，眼前只有一个意志，就是救命，……所谓政见，就是提出自己最好的办法，把舟稳住，不使它倾覆，你们有好办法，就尽力说出来，但不能忘记“同舟共济”。要使这一条抗日的航船，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在民主政府中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例如：在土地政策中实行了“二五减租”；在劳动政策中实行了照顾劳资双方利益的政策；在税收政策中实行了统一累进税；在经济政策上实行了发展生产和商品流通；在文化政策上实行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普及抗日知识技能的思想教育。所有这些政策都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代表了抗日人民的利益，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边区政府大力提倡人民公仆精神。“廉洁政府”是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口号，但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这个口号，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才能得以实行。“廉洁政治和俸以养廉”的原则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中得到了实践。他们在“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药，战士没有鞋袜，冬天没有被子盖”的严重困难面前，边区政府实行了低标准的津贴制度，每人每天一斤四两小米，三分钱的菜金和很少的津贴。边区议长、政府主席、厅长每月五元，县长每月二元五角，一般工作人员一元到一元五角。他们的物质生活是十分清苦的，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充实的，他们深知，只有自己吃苦，才会使全国人民得到幸福，这就是他们乐于吃苦的崇高信念、理想和道德风尚。
　　今天，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享受着社会现代化的文明，用现在的社会物质生活去衡量过去，却说什么：过去的贫穷生活是“苦行僧”精神，是“苦修苦练的禁绝一切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要“人们住相同形式和大小的住宅，穿着同样质量、颜色和数量的衣服，饮食应有节制，衣着不能过于华美。”等，引经据典地批判延安时期的艰苦奋斗作风。这就忘记了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当时，民族危机加深，全国人民啼饥号寒，敌人的进攻封锁，自然灾害的侵袭，黄土地的贫瘠，党面临着生死存亡关头。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山珍海味”、“美味佳肴”、“绫罗绸缎”、“高楼大厦”在哪里?美国记者贝特兰先生访问延安后，他说：“共产党不是禁欲主义，如果他们能弄到一些好吃的，也会象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一样尝一番。但是陕北物质来源极其有限，在延安常吃的是未经发酵的馒头、小米和白菜，偶尔也吃到一次肉。这里所有的人，包括政府干部，都是吃这样的标准伙食定量。”②在困难的情况下，边区政府又实行了财政统筹统支的办法，由政府统一供给津贴费和一部分生活费、办公费，不足部分由机关和个人生产自给。后来在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积极发展生产，逐步实现了粮食、被服、蔬菜和经费的自给和半自给。机关干部、部队学生生产的粮食就有十八万石，超过了农民全年的公粮任务。许多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了这种克勤克俭、任劳任怨、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创业精神，无不为之感动，他们赞叹地说：“天下竟有这样的官?”“只有最优秀的军队，才能吃得消这种紧张艰苦的日常条件。”
　　“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郑重地盖上了鲜红的印章。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床头上张贴的座右铭。他被人们誉为“人民的老黄牛”，他象老黄牛一样默默地奉献着。
　　林伯渠同志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关心群众、为群众办实事的故事，在群众中传为佳话。他经常微服出访，一次突然出现在甘泉县城，人们看到自己的政府主席牵着马、风尘仆仆地来了，乡亲们纷纷前来问寒问暖，好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一位姓吴的农民凑到主席身边，毫不讳言地说：“今年公粮是重些，但群众一想，日本鬼子来了，老百姓哪有好日子过，也就不觉得重了。”他又说：“不是怕重，是怕不公平。”许多农民象亲人一样诉说着家常，那个媳妇不孝顺公婆，也想给林主席说一说。“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我们的事，他都知道。”富县是个新区，群众听说来了政府的大“官”，纷纷拦路告状。但近前一看，却穿着普通的衣服，和蔼的面孔，也没有前呼后拥的随从，不觉就亲近了许多，仅仅十多天，就接待案子40余起，件件都作了交待。从富县回到延安后，边区政府为他举行了欢迎会，秘书长在致词中，赞扬了“林老跋山涉水，披雪迎风，肩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向下层深入”的精神。原国民党续范亭将军用激动的口吻和雄浑的音调朗颂了称赞林伯渠出访归来的诗句：
　　年年足迹遍神州，革命先锋一老牛。
　　不学导引不避世，童颜鹤发自风流。
　　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一个春节。群众敲锣打鼓，放着鞭炮，给政府拜年。一位七十岁的李全海老人带上陕北的年糕和两只大红公鸡，从百里以外的临镇，徒步来到延安，看望使他过上幸福生活的林主席。
　　1945年3月28日是林伯渠的生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来到林伯渠的住所，为“人民的老黄牛林伯渠”祝寿。寿联是：“鹤发童颜，老当益壮”，还赠送了“为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红旗。
　　当人们拥挤在边区政府，给政府拜年时，一个美国人挤在群众中抄写着林伯渠的个人生产计划。这个计划上附着一首诗：
　　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
　　发动男耕和女织，广辟草莱增良田。
　　……
　　这个美国人秋季又来到延安，他想证实这是不是真的，当他亲眼看到林伯渠种的菜和节约的衣被，他信服了。傍晚，这位美国人来到延河边散步，看见一个青年挑着一担马草从小路上走来，后边跟着一个戴旧草帽的老头，也背着一大捆马草，走到跟前，他愣住了，“啊!这不是林主席吗?!”突然这位美国人张开双臂，放开嗓门，对着林伯渠喊道：“主席先生!我在这块土地上，从你们的行动里，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勤俭节约。他们认为：人民的钱，一分也不能浪费，浪费人民的血汗钱，就等于犯罪。所以人人都很注意节约。久而久之养成了节俭新风，浪费成了人人鄙弃的过街老鼠。当时政府还规定：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减少公差公马，实行动手动脚；注意一张纸、一寸布、一点油、一根火柴的节省。边区被服厂提高剪裁技术，节约碎布11万尺；节省修建费10万元；这些布、钱都用在了刀刃上，为抗日胜利作出了贡献。所有这些在今天一些人的眼里好象不可思议，甚至讥为“小气”，可在当时却体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深厚关系。前几年，刮了一段“高消费”之风，什么衣要高档、食要高档、行要高档，结婚消费上万元，丧葬开支五位数，出现了未富先豪的超消费之风，这一股风吹到机关，也出现了穿公家、吃公家、住公家、行公家、慷国家之慨、游山玩水、大建楼堂馆所、大进豪华小轿车之风气，……这股风，刮掉了党的优良传统、刮掉了党与人民群众多年来的血肉联系。
　　经过四十年的努力奋斗，今天我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却出现了精神贫乏，而这种贫乏，才是真正的贫困。那就是我们丢掉了我们党的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保证工作人员的廉洁清正，制订了一系列的廉政措施。如《边区政纪总纲》、《政务人员公约》，它们详细地规定了政府工作人员的职权和纪律、政治方向、组织原则、工作方法、群众关系、军政关系以及应当具有的道德品质。对于循私舞弊的以权谋私恶行，政府号召人民检举揭发，认为：人民敢于向政府控告，则是个好现象。对于人民的控告，“必须认真负责地、实事求是地查明，公平处理，切不可敷衍了事，更不可偏袒政务人员的行为。”著名侨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主席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后感慨地说：“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者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优容。”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严惩了八名贪污腐化干部，奖励了三个单位、二十二名先进个人，树立了一批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典型。
　　对共产党员实行更加严格的纪律。1937年10月国民党《中央日报》大量报导了陕甘宁边区的“桃色事件”，攻击延安是“封建割据”“无法无天”等等。原来是红军干部黄克功因恋爱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黄克功少年时就参加了红军，经过井岗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虽然只有二十六岁，已是多年的共产党员和高级干部，为革命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到延安后认识了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双方建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关系疏远，黄克功提出要结婚，遭到刘茜的拒绝，黄克功认为结婚无望，拔出手枪，向刘茜连开两枪，刘茜当即死亡。事情发生后，各界人士相当关注，经过高等法院调查、取证、审讯，判处黄克功死刑。
　　审判时，黄克功敞开衬衣，指着身上的无数伤疤，历数许多战斗过的事例，要求不死在自己的法场上，而戴罪立功，战死在战场上。
　　毛泽东接到法院判决后，给刑庭审判长雷经天回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为之惋惜，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为严格的纪律。”黄克功案件的处理极大地维护了边区法纪的尊严，教育了党员和干部，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世界学联代表团付路德访问延安后很有感慨地说：“边区司法充满了平等和正义的精神。”
　　注：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499页
　　②贝特兰《不可战胜的人们》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