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多年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政治思想工作的薄弱，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遭到了冷淡、讥讽、甚至否定。延安精神过时论的观点也甚嚣尘上。有人说：延安精神不过就是以苦为本，以苦为乐，以苦为上，以苦为荣的苦行僧精神；也有人说：延安精神不过就是贫穷精神、平均精神、落后精神、愚昧精神；还有人说：延安精神还不就是山沟里的封闭精神，小米加步枪的拼命精神。总之，延安精神只不过是那时候没有办法时产生的一种精神，在当时起过积极作用，现在是什么时代了?还念什么老黄历，宣传什么延安精神?!甚至说，美国没有延安精神，人家照样很发达。延安精神已经过时了，没有什么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了。
　　延安精神真的过时了吗?我们认为它是不会过时的，“过时论”是肤浅的，错误的。延安精神是有永久价值的。
　　一、延安精神“过时论”是错误的
　　延安精神是否已经过时，这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所谓“过时论”的观点其立论的出发点是千差万别的，其用心也是有所不同的。有的来源于对延安精神的肤浅认识，有的来源于根本对延安精神一无所知，如一些青少年，道听途说，反正延安那个时代很苦很穷，所以，发扬延安精神就是叫人再过苦日子。也有些是出于歪曲、诬蔑、甚至攻击，妄想从根本上否定革命传统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毛泽东思想。
　　这些观点都是以“过时论”面目出现的。我们说所谓过时也可以分两面说。任何东西都是变化发展的，也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是要过时的，新陈代谢是普遍规律。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延安时代，还是过去那个样子，那不是我们自己否定了自己没出息，没能力吗?我们革命就是为了除旧布新，促使事物向前发展，从事物要发展这个意义上来说，延安时代确实已经过去了，它再如何美好或如何艰苦，都不会再来了。我们称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既然是遗产，那就是承认它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而不是现在的东西。
　　但是，问题有另一方面，这叫一分为二，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来看问题，过去了的东西不是完全等于无，化为乌有。新的东西总是在旧的东西的基础上发展的，也就是说发展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割裂的、孤立的，而是有联系、有因果关系、有规律性的。旧的东西它的合理的东西被吸收在新的东西中，成为新的活的因素，而新的东西之所以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有自己新的因素，而且在于它把一切好的东西都继承下来了。这样，事物才是真正活生生地发展着的。如果事物没联系，那么它一定就会是静止的，僵死的，那就谈不上什么新、什么旧，也就无所谓过时，也无所谓发展。因而在事物有继承这一点上说，任何好的东西又是不会过时的，它总会留下来，传下去的。
　　总之，所谓过时的东西是指事物不适时的东西，应该被抛弃的不合理的东西，暂时的具体的东西；所谓不过时的是指事物内部合理的东西、规律的东西、被继承的东西。前者是暂时的，所以会过时，后者是永恒的，所以不会过时。这里我们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传统就是事物中具有生命力的必然性的东西，所以传统能传下去。延安精神我们称之为革命传统，那么，作为传统的东西是不会过时的，因为传统不只是指过去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向未来的东西。
　　这就是延安精神“过时论”在方法论上的一个基本的错误。也就是说“过时论”是暂时地、静止地看问题，片面地看问题。
　　延安精神“过时论”另一个错误是表面地看问题。在许多人眼里延安精神是指那些具体的、可感觉的东西。如延安时期住土窑洞、吃小米、穿破衣服、过艰苦日子。好象延安精神就是这种愿意受苦受难、安贫乐道的愚昧精神。我们知道，谁不想吃得好一些呢?穿得好一点呢?问题是客观上没有那个条件，我们又是在进行革命，而且我们革命者本身又都是贫苦出身，是地地道道的受苦人。正因为这样，我们才穷则思变、要干革命。问题不在于客观上是否苦不苦，而在于我们不怕苦，甘愿吃苦，从而从根本上把劳动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在延安当时那种艰苦生活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倒是我们希望改变的。延安精神并不是这些表面现象。因为它是指精神，即指那种不怕苦、战胜困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精神。
　　我们今天确实不需要再穿得破破烂烂的、吃得坏坏的，也不需大家拆了楼房住窑洞，如果这样发扬延安精神，大家有好好的钢笔不用，硬要找个子弹壳自造个笔来用，这未免太迂腐了，其实这是对延安精神的根本不理解。所以说，延安精神“过时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错误的。
　　二、延安精神不是“苦行主义”
　　延安精神“过时论”之所以有较大影响，一个最普遍的偏见是不少人认为延安精神是一种“苦行主义”，这个观点不仅存在于一般文化水平低的群众中，也有一些外国大学者和教授这样说：延安精神在本质上是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的。正因为基于这种认识，而人们都不愿意受苦，所以自然而然不想去发扬延安精神。
　　粗粗一看，这种观点似乎还有点道理，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道理，是不是真理。我们认为之所以这种观点颇有影响，是因为这里面有许多理是混在一起的，有对的，也有错的。甚至把一些错的东西当成对的来接受。因此需要予以辨析。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是佛教的基本主张，是苦行僧的信条。而苦行僧生活是一种扭曲了人的天然本性的人的生活，一个真正的正常人在这里变态了。所谓超凡脱俗，就是去掉了人的正常的必要欲望、要求，妨碍了人自身的正常发展。佛教作为一种人生理论。它认为人生的真谛就是一个“苦”字，有各种各样的苦，为什么苦呢?因为人有欲，有执着的追求，而这些追求正是无明，无明就是因为人不懂得人生是苦。如果人懂得了人生之苦在于欲望追求，那么就能找到摆脱苦的道路。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就是要人们去掉一切欲望，不去思凡，不用要求人的正常的需要，即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这样才能达到涅槃境界，然后成佛。一句话，人生之所以苦在于欲，去掉欲就会没有苦的。但是“苦海无边，回头也无岸。”苦是客观地存在于人和生活中的，谁也不能否认它，问题是如何对待它。而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追求的就是一个“苦”字，并以此作为修行的境界。
　　我们不否认苦，但我们不是苦行主义，也不是禁欲主义。延安时期，我们讲“艰苦奋斗”，讲“艰苦朴素”，提倡吃苦精神、苦干精神。但是我们和“苦行主义”完全不同。一则当时苦是旧的社会制度和客观条件造成的，我们革命就是因为不满意这种苦日子，就是要把劳动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劳苦大众的忠实代表，它就是要通过革命斗争，使人民过上幸福日子。但是要革命是不容易的，由于各方面条件，如敌人的强大，我们装备差，所以要用小米加步枪，打败机枪和大炮，要用弱小的的力量战胜强大的凶恶的敌人，那非遇到重重困难不可，非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不可。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那艰苦的程度就可以想象了。在这些困难面前，我们该怎么办呢?向困难低头吗?那自然是放弃生存的权力，就是甘愿永远受苦。所以只有艰苦奋斗，发奋图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要有这样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才能消灭人间的苦难。共产主义理想之所以有吸引力，也在于它是历史上最进步、最理想、最幸福的社会。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里，苦难更少一点。正因为如此，在延安时期，无数人民为了抗日救国、建立新中国，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抛头颅，洒热血，献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
　　延安时代是艰苦的。如果谁硬说那时不苦，那是自欺欺人。但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大多数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不再过苦日子，革命者不怕苦，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因为苦得值得，苦得有意义。这种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是显然不同于苦行主义的。所以不能把延安精神说成是“苦行主义，”把无产阶级理解为“苦行僧”。总而言之，延安精神不是安贫乐道、苦中作乐的“苦行主义”，也不是无理要求人们不食人间烟火的禁欲主义。而是一种消灭苦难、追求幸福的图强精神，用现在的话来说，延安精神是主张脱贫致富的，不是主张“贫穷社会主义”的。更不是认为“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穷不可怕，苦不可怕，只要我们去艰苦奋斗，发奋图强，我们是一定会富强起来的。
　　三、延安精神不是山沟里的封闭意识
　　延安按地理而言，确实是个穷山沟，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这是事实。但是不是这里就必然产生封闭意识呢?这里就不能形成开放意识和开拓精神?山沟里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吗?我们说，这不一定。而且事实已经回答了您。延安并没有封闭，延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延安作为革命圣地是举世闻名的、众所周知的。如果它是封闭的，不对外的，那么，为什么能驰名中外呢?如果它是封闭的，那么，中国如何有今天呢?
　　为什么有些人能把延安精神当作一种封闭意识?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出于朴素的唯物主义常识。实质上辩证唯物主义才是真正看问题的科学方法和锐利武器。它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形态是随着物质条件的发展而发展的。这确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可能有些人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认为延安物质条件差，当然不能产生先进的社会意识。延安精神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当然也只能是同经济同步的落后意识、封闭意识了。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物质固然决定意识，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不同步性，还可超越社会条件。恩格斯曾说，经济落后的民族，有可能在哲学上拉第一把提琴。地理环境封闭就不一定意识形态封闭，往往由于条件艰苦，倒能激发人的意识的能动性，创造出先进的意识形态，焕发出人的创造性、开拓性。那种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的性格甚至社会制度的观点是地理环境论，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而不是唯物主义观点，更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另一方面，之所以有些人认为延安精神是封闭意识，是因为对延安精神的根本内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不理解。“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坚持的一项正确方针，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说到底它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自主人格。具体地说来，所谓“独立自主”就是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自己决定自己，自己掌握自己，自已是自己的主人，他反对的是迷信教条和奴隶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都要有自己的主见，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独立性，自己的创造性。反之，事事依靠别人，求助于他人，无疑就丧失了自己主宰命运的权力。正是靠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我们不靠共产国际，自己制订了自己的战略策略；不信王明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创造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在统一战线中批评“一切归统一战线，”坚持我党的独立性。正是靠“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我们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
　　所以，“独立自主”所体现的正是一种自我作主的主人性格。那么，独立自主是不是就必然排外呢?对外封闭呢?不是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排除同外界打交道，也不反对同别人打交道，我们希望有外援，因为事物是相互联系的，事物也是在相互联系中存在和发展的，一个独立的、封闭的东西是不能存在的，是会死亡的。所以，独立自主不过是说在事物的相互联系中，我们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求生存、求发展，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并不反对外部条件对内因的促进作用。所以，延安精神不是一种封闭意识，而是一种创造开拓精神，是一种开放意识。
　　当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提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但是开放首先要独立自主，这样才能站稳脚根，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只讲所谓开放，不把重心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那么，它必然在开放中被他人所击败。延安精神正是一种真正具有中国骨气的开放精神，在那艰难的延安时期，我们靠这种独立自主的开放意识屹立在世界东方，今天，同样需要这种精神迎接世界的挑战。可见，延安精神没有过时。
　　四、延安精神不是愚昧意识、蛮干精神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讲了一个愚公移山的神话故事，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要向愚公学习，去感动人民这位“上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推翻压在我们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种愚公精神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干革命就要有这样一种拼命精神，这样一种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英雄气概。前几年，对愚公移山的精神产生怀疑，认为延安精神就是这种蛮干的愚公移山的精神，甚至认为愚公移山是愚蠢的，而智叟是高明的，这真让人不可理解。
　　愚公是个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英雄形象，而智叟是只看到了困难，并被困难所吓倒，在困难面前萎缩不前，失去信心的懦夫。照智叟的话做，人在大自然面前，在社会不平等的压迫剥削面前只能束手待毙，做大自然的奴隶，提倡愚公精神就是我们要有一种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应该有排山倒海的雄心壮志，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只有这样，人才能成为主宰世界的主人。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比自己强大几十倍的敌人，面对沉重的三座大山，他们没有被吓倒，而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奋斗拼命才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可见，没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是不行的。形象地说，延安精神就是愚公移山的精神。
　　那么，愚公移山的精神是不是愚昧的精神?或是蛮干的精神呢?其实，延安时代是科学的时代。当时正是战争年代，我们研究和讲求的是社会科学，是革命的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因为在那个时代，我们去潜心研究宇宙的奥秘，研究自然的规律，那能行吗?我们只能研究中国革命的规律，研究社会科学。“实事求是”不就是延安时代的科学态度吗?就是靠这种科学态度，中国共产党人才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制订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是靠真理，我们才在实践上取得成功。如果延安时代不讲科学，不靠真理吃饭，我们只能吃败仗。那么，革命能成功吗?延安时代整风就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因为这是与客观实际不相符的，是非科学的。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发现真理，而且是运用真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延安精神正是以这种科学作为基础的，并不是一种不顾客观实际，不尊重科学的盲目蛮干精神，更不是一种愚昧的精神。
　　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的时代确实不同于延安时代。那时是战争年代，需要流血牺牲，没有一种拼命精神不行，现在是和平年代，不需要人人血战沙场，抛头颅洒热血。但那种革命精神是不会过时的。那时是艰苦的年代，需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今天是幸福的年代，有吃有喝，人们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我们的国家还很穷，经济的基础又薄弱，仍然需要艰苦朴素，不能大手大脚，铺张浪费。勤俭持家，勤俭建国仍然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总之，时代不同了，但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光荣传统，延安作风和延安精神是不会过时的，它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辉，照耀着我们前进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