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
　　在我的记忆里，1935年是最难忘的一年。
　　这年3月，我受陕甘边特委指派，到东地区开辟根据地。所谓东地区，是指陕北的甘泉、宜川、洛川一带，这里位于陕甘边根据地东边，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还被反动势力所占据。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对于巩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极为重视，亲自找我谈话，交待了任务和注意事项。我带着几个干部和30多人的警卫队出发了。
　　那时的东地区，乡村都有保甲组织，不少地方还有反动民团，县城住有国民党的军队。我们在红26军42师骑兵团的配合下，对反动民团进行了打击，然后深入到群众当中，分头做群众工作。群众受地主和反动派的压迫，心中早压着一股反抗的怒火，经我们发动，就熊熊燃烧起来。我们建立农会、赤卫队、游击队，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一些贫雇农很快成长为斗争的骨干。
　　我虽是总负责人，也成天在乡下跑，找农民谈话，了解情况，检查工作，随时“现场办公”解决各种问题，吃住都在农民家里，交了许多农民朋友。几个月时间，几乎跑遍了两个县的村村寨寨。虽然生活艰苦，工作紧张，但看到农民发动起来，根据地一天天扩大，心情愉快，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在建立红色政权过程中，我们同反动势力进行了激烈斗争。有一家地主父子两人为敌人作暗探，给我们造成了严重危害。我亲自带人把他们抓住，就地处决了。宜川城里和躲进土寨子的土豪劣绅，带着民团，时常出来袭击破坏，我带领义勇军和赤卫队坚决打击，并发动群众，一个一个拔掉土围子。
　　经过几个月斗争，除了宜川南区和宜川、甘泉两县县城外，全都解放了，纵横100多公里，与陕甘根据地连起来，成为陕甘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县、区、乡人民革命政权建立后，立即进行土改，农民分得了土地和农具，都高兴地说：“咱苏区就是好”。这年初秋，在临镇成立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下辖赤川、红泉(经我提议，大家赞同，把宜川、甘泉改为赤川、红泉)两县，我当选为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召开成立大会那天，农民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来到会场，到处红旗飘扬，欢声阵阵，歌声、笑声、口号声响成一片。列宁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的确如此，没参加过这种革命斗争的人，是很难体会到的。我们还准备在宜川和洛川之间再建一个县，把根据地扩大到整个东区。然而就在我们热情高涨，准备进一步扩大战果的时候，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开始了极端错误的“肃反”。
　　1935年9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人来陕北筹建了陕甘晋省委，随后又委派了驻西北代表团，他们夺取了西北党的领导权，刘志丹的军委主席职务也被他们接替了。他们开始放手在西北根据地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政策。他们不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是非好坏，全凭主观臆断。对外，强调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人，都视为异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先说我们是“右倾”，继而说是“右倾取消主义”，进而说是“右派”，视同反革命了。随后在永坪镇召开的会议上，有人正式提出“要进行肃清右派反革命的肃反运动”，随即开始了全面肃反。
　　当时，蒋介石正在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军在前方浴血奋战，并不断取得胜利，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者却在后方夺权抓人。他们把西北红军的刘志丹、杨森、杨琪等，西北地方党政的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等和我抓起来，随后又进一步将“肃反”扩大化，把红26军营以上干部、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几乎全部关押。这些同志在狱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有很多优秀干部被错误地杀害。
　　我是在这年冬天被抓的。灾难来临之前，也有了一点预感，因为有好一段时间没得到刘志丹的消息了。一天，我接到红25军一侦察科长的信，让我到洛河川(陕甘边特委所在地)开会。我知道凶多吉少，但还是服从了组织的调遣。我骑马走到半路，就碰上这位侦察科长，他带着一些人，拦住我说：“你不要去了，回临镇把工作谈了再走。”我又跟他们返回临镇，他们通知东地区革命委员会各部部长以及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开会，就在会上把这些人都强行捆了起来。我的胳膊被捆得生疼，不久，就被勒得失去了知觉。随后，让我们每人戴一顶黑布帽子，只有眼睛处留了两个小孔看路。就这样五花大绑被押往瓦窑堡，关进了西北保卫局的“牢房”——一排砖瓦房。我被戴上了脚镣，因镣圈粗糙，很快磨破了小腿，鲜血直流，同室的高朗亭同志把衣服撕了一块，缠在镣圈上，才好了一些。晚上睡在用砖垒成的小巷般的囚室，小巷狭窄仅容一人。睡觉翻身还要报告，否则，脚镣声惊动了哨兵，就会遭刀背砍。一天放两次风，放风的候，我看到院子里挖了许多土坑，问是干什么用的，回答说是防空掩体。后来才知道，是准备活埋我们的。
　　这么多干部被抓、被杀，引起西北根据地党内外人心极大不安。一些地方党组织瘫痪，游击队溃散，地主富农加紧煽动，保安、安定等几个县都发生了“反水”，群众往白区跑，白匪军趁机进攻，边区日益缩小。这块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剩下的唯一一块根据地，陷入了严重危机。
　　就在这危急时刻，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毛主席到达陕甘边的吴起镇，立即向当地干部群众进行调查。在附近打游击的张明科、龚逢春等同志，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了陕甘边的发展历史，以及当时乱搞“肃反”、刘志丹等大批干部被抓的情况。毛主席有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教训，对此十分重视，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刀下留人”，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中央处理”。同时很快派王首道、李涛、贾拓夫等同志赶赴瓦窑堡处理此事，并代表中央接管了西北保卫局。我们100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随后，中央成立了以董必武为首的党务委员会，来瓦窑堡审查陕北肃反问题。
　　我是被关押20多天后释放出来的。周恩来同志亲自找我谈了话，当征求我工作的意见时，我表示“由组织安排”，以后我被任命为陕北省委秘书长。其他人也都陆续重新分配了工作。
　　正像陕北民歌唱的：“毛主席来了晴了天”。党中央、毛主席的及时到来，挽救了陕北革命，也挽救了我们。中央红军利西北红军汇合在一起，团结战斗，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11月21—24日，在直罗镇歼灭了敌人一个多师，“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从此，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革命走上了大发展的道路。
　　*这是马文瑞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原载2001年第14期《求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