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
　　1933年8月3日(农历6月12日)，在陕北米脂县南十里铺的无定河畔，王兆卿、毕维周、崔明道、高禄孝、王守义、高庆恩等六位共产党员，迎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人民为了纪念他们，称颂他们为“无定河畔六烈士”。今年是六烈士就义50周年，作为六烈士生前的同志和战友，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了解到的史料，将他们的英雄事迹撰写出来，以慰藉先烈，启迪后人。
　　1933年，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正处在艰苦阶段。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攻陕甘革命武装，陕北军阀井岳秀派兵清乡“剿共”、实行保甲政策，妄图将革命力量全部消灭。而革命队伍内部，由于当时担任红26军政委的杜衡①“左”倾盲动，强令红26军主力南下，惨遭失败；不久杜衡又叛变投敌，出卖了党组织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时间，黑云漫天，狼烟遍地，整个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处在十分困难的时期。
　　中共陕北特委为了部署陕北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开展武装斗争，决定召开第四次特委扩大会议。为了保证安全，将会议地址选在佳县的偏僻山村——高起家坬高禄孝同志的家里。
　　高禄孝同志是中共党员，陕北特委交通员。他当时还不到20岁，对党忠诚，机智勇敢。他的家是一个革命家庭。祖父高振烈是有名的老中医，热爱共产党，支持儿子和孙子闹革命。高禄孝的三叔高钧仰、堂兄高禄忠都是共产党员，堂弟高禄贤小小年纪就加入了共青团。会址选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加之村子的群众基础好，有党团员站岗放哨，开会是比较安全的。
　　高家有孔窑洞，里面有个套窑，套窑门用柜子、木板挡着。20多个同志白天隐蔽在套窑里开会，吃饭由高禄孝亲自往里送，直到夜幕降临，才悄悄出来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特委会议从7月22日开始。特委代理书记马明方②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特委工作报告。特委委员王兆卿、毕维周、崔逢运、鲁学曾和我出席了会议，与会的各地区党组织代表还有崔田夫③、崔田民④、张达志⑤、高朗亭⑥、高长久⑦、赵福祥、张岗、贾怀智⑧等。
　　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北方代表的文件精神，总结了特委的工作，分析了陕北的革命斗争形势，着重讨论了如何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问题，选举了新的特委委员。会议决定：迅速在神(木)府(谷)、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和延川、安定(今子长)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分派特委各同志到以上地区开展工作。
　　在这次特委会上，王兆卿同志就如何武装群众，打击敌人，提出了许多好建议，被选为特委委员，分管军事工作。会后他被派往安定地区，协助毕维周同志整顿游击队第一支队，开展游击战争。王兆卿是陕西神木县王家坬村人，时年25岁。早在1925年，他在绥德师范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勤奋好学，善于作宣传鼓动工作，大革命时曾任国民军联军第13路总司令部政治处书记官，后在陕北、山西、甘肃等地搞兵运工作。红24军余部开到陕北神府一带失败后，他曾冒险营救战友，将梁子秀、老牛等同志掩护在自己家中。他参加过靖远兵变⑨，曾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工作。记得1932年11月间，他由家乡前去陕甘游击队，路经瓦窑堡找我接头。当时我任陕北特委南路特派员，住在安定一带。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⑩同志送给陕北特委一批经费，让杨庚武、雷云亭带到安定，要我转交特委。我一时找不到可靠的人，非常着急，便和王兆卿商量，让他先把经费送给特委，再去找游击队，他欣然接受。王兆卿带着经费，和一个老乡同路前往驻在米脂的特委机关，当走到无定河畔时，那老乡见财起意，用石头将兆卿同志打昏在地，将经费抢跑了。兆卿同志伤势很重，在米脂、佳县养了一段，回到了特委。特委负责人马明方同志把他留在特委，曾到佳县、吴堡一带指导工作。
　　毕维周同志是米脂县城关镇华严寺湾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入团，后转为党员。历任共青团区委委员，中共县委委员和陕北特委委员。他出身贫苦，对敌斗争坚决。在担任中共陕北特委联络员赴北平等地联络时，曾不顾个人安危，探望身陷囹圄的刘澜涛(11)等同志，给狱中同志以很大的鼓舞。1933年2月，特委派他到安定地区巡视工作时，他同强世清(12)、郝醒民同志率领游击队员，机智勇敢地在栾家坪桥头击毙国民党定安县县长刘述明，缴获步枪两支，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这次特委扩大会上，他又当选为特委委员，并由特委派任红军安定游击队政委。
　　特委扩大会议胜利结束了，马明方和张达志同志代表特委，向支持和掩护革命的高振烈一家表示感谢。与会的同志们信心百倍地奔赴各地传达会议精神，开展武装斗争，商定一个月后向特委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但是，就在这时，由于叛徒告密，一场反革命的搜捕阴谋，正在酝酿之中。
　　二
　　当时，米脂驻军是敌86师井岳秀部的一个连队，连司务长名叫董培义，是渭南人。他伪装进步，诡称参加过渭华暴动(13)，要求加入我地下党。米脂一些同志觉得在白军中有这样一个人也好，对开展兵运、搞兵变是个有利条件，没有经过严格审查，就把他接收入党。董培义参加过地下党的一些活动，逐步了解到党的秘密联络点和领导人的行踪。后来，他的老婆在和敌人一个排长鬼混时，告发了他的情况。敌连长李子宜把董培义捉起来审问，他叛变了。敌团长姜梅生根据董培义提供的情报，制定了搜捕的计划。那时米脂地下党区委(相当于县委)的宣传委员王守义、工作人员高庆恩住在县城内，李子宜带领匪兵先把他们两人逮捕，然后窜到镇川堡，将米脂区委书记崔明道同志家团团包围。
　　崔明道是米脂县城北街人，后来移居镇川堡，1906年10月生，1927年参加革命。他以班家沟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特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王兆卿、毕维周和高禄孝同志一起，由佳县赴安定，途径镇川堡，住在崔明道家里。在地下斗争的艰苦岁月，战友相见，分外高兴，大家一起分析形势，研究贯彻特委扩大会议精神，一直谈到深夜。黎明时分，凶残的敌人破门而入，王兆卿等同志奋起反抗，但寡不敌众，不幸被捕。
　　紧接着，李子宜又率匪兵到郝家坪抓常学恭(此人以后叛变)，扑空后，又急忙开往姜家兴庄，企图逮捕住在姜好兴家的其他特委委员。姜家的住房坐落在沟底，有两三孔土窑洞，院子很小，矮墙外面就是一条小河。当时，我和马明方同志以及常学恭在姜家的窑洞里整理特委扩大会议的文件，姜好兴的母亲在门口瞭哨。她看见白匪军来了，赶忙拿起一把扫帚，跪到地上，边向前移动，边装着扫地，到窑门口低声说；“白匪军来了!”我急忙收拾好文件，顺手塞到炕筒里。正在这时，敌人来到我们住房附近。他们以为我们在紧邻的石窑洞里开会，径直扑了进去。我们趁此机会，迅即走出窑洞跳过矮墙，顺河道向后沟方向跑去。敌人发觉了，一面追，一面放枪。我们路熟，跑到后沟顺一条拐渠上山峁躲开。敌人追问时，群众故意说我们进大沟了，把敌人引开。他们扑了空，恼羞成怒，把群众捆起来拷打，群众宁肯挨打受苦，也要掩护党员，掩护干部。
　　我们从姜家兴庄跑出来后，向镇川堡方向进发。我一口气翻了几架山峁，天黑赶到一个农民家里吃了些南瓜。第二天，我到镇川堡去找崔明道，才知他们几人已经被捕，情况十分危急。我随即在附近找到比我先来的马明方同志，我们分析，敌人可能要发通缉令，扩大逮捕范围，必须做好隐蔽工作，并设法营救被捕同志。
　　敌人没有抓到我们，就以十倍的疯狂，把罪恶的毒手伸向被捕的六位同志。
　　三
　　敌人把王兆卿、毕维周、崔明道、高禄孝、王守义、高庆恩六位同志关押在连部所在地——米脂县城财神庙里，拷打审讯无效，又押送进国民党县政府看守所，继续威逼利诱，残酷折磨，烙铁烙，杠子压，灌辣椒水，跪火铁绳，用尽了各种酷刑。但六同志大义凛然，守口如瓶，坚贞不屈。面对吃人的豺狼，他们坚定地说：“要吃张口，要杀开刀!要我们背叛共产党，办不到!”
　　敌人从王兆卿等同志嘴里什么也没有得到，又害怕我们的游击队劫狱救人，决定以押往绥德为名，阴谋在半路上进行枪杀。
　　1933年8月3日早晨，米脂城内，敌人增岗加哨，戒备森严，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王兆卿等同志，个个被五花大绑，在敌人押解下，昂然离开县城，向绥德方向进发。
　　当走到米脂县南十里铺官家湾路口时，敌人强迫他们沿着田间小路走向无定河畔。王兆卿等同志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横眉冷对，大义凛然，奋力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敌人慌忙开枪，我党的忠诚战士、陕北人民的好儿子王兆卿、毕维周、崔明道、高禄孝、王守义、高庆恩六同志，倒在哺育他们成长的陕北大地上。
　　敌人的枪声唤来了革命者的亲属，召来了乡亲。他们不顾敌人刀枪的阻拦，抢回毕维周、崔明道、高庆恩三位烈士的遗体，装殓安葬；王兆卿、王守义、高禄孝三烈士的遗体被敌人抛入无定河中。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河水，烈士的精神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
　　六烈士壮烈牺牲的噩耗传来，我们的心情十分难受。当时我住在绥德吉镇附近农村的杨树梁家。他们的父亲很同情革命，支持我们的斗争，提出要到外面给我打探消息，我劝阻了。不几天，我带着他给的三块白洋作盘费，向佳县走去。马明方、崔田夫同志也陆续到达那里。我们就在佳县寨子沟村召开特委会议，除我和马明方、崔田夫同志外，还有张达志、高长久等同志参加。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王兆卿等六烈士虽然牺牲了，但他们用宝贵的生命，维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保障了陕北党团组织的安全，我们要以六烈士为榜样，鼓足勇气，开展游击战争，推翻反动统治。会议决定：派常学恭到平津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马明方去安定整顿一支队；我到神府地区巡视工作，并组织游击队活动；张达志、高长久同志留在佳县开展武装斗争。
　　1933年12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14)派谢子长同志以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陕北，协助特委，开展武装斗争。陕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广大农村组成了革命武装，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积极配合了红26军、红27军的战斗。1935年夏，在刘志丹(15)同志的指挥下，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一举解放六座县城，发展了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以后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为了纪念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王兆卿等六烈士，1941年春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绥德烈士纪念碑上铭刻了六烈士的英名，表彰他们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要学习王兆卿、毕维周等六烈士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为共产主义理想英勇献身的高尚情操，学习他们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们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纲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这是马文瑞同志为纪念《无定河畔六烈士》英勇就义50周年撰写的署名文章，原载1983年第2期《革命英烈》和1983年7月21日《陕西日报》。
　　①杜衡，陕西佳县人。曾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红26军政委。1933年7月，在西安被捕叛变。后去了台湾。
　　②马明方(1905年～1974年)陕西米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西北局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四书记、第三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财贸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是中共七届后补中央委员、八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③崔田夫(1902～1978)，陕西绥德人。曾任中共绥德南区区委书记、陕北特委书记、西北工委代理书记，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陕北行署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陕西省委监委书记，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
　　④崔田民(1912～1991)，陕西绥德人。曾任共青团绥德县区委书记，中共陕北特委委员，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红15军团78师政委，冀鲁豫边军政委员会书记，军区政委、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铁道兵部队工作，任副政委、政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⑤张达志(19l1～1992)，陕西佳县人。曾任中共佳县县委书记、陕北特委委员，红15军团民运部部长、八路军120师警备第6团政委，绥蒙军区政委，陕北军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4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兰州军区司令员、炮兵司令员。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⑥高朗亭(1913～1994)，陕西延川人。曾任西北先锋队政委、游击支队队长、延安市市长、129师358旅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⑦高长久(1909～1983)，陕西佳县人。曾任中共佳县县委委员、陕北特委委员、西北局常委兼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主任、东北军区军工部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
　　⑧贾怀智(1906～1934)，陕西神木人。曾任中共神木南乡区委书记，1932年后在北平、陕北搞兵运工作。1934年在山西被捕牺牲。
　　⑨靖远兵变，指1932年5月中共地下组织在驻靖远的甘肃警备三旅内举行的兵变。当时拉出200余人，在打拉池改编为红军陕甘游击队四支队。因敌骑兵追击，四支队战斗准备不足被打散。不久，谢子长等又建立起200余人的红军陕甘游击队，准备在警三旅发动二次起义，曾击溃靖远驻军的“围剿”，后在敌重兵进攻下失败。
　　⑩(15)见本册《战士终究是战士——悼念马明方同志》注⑤④。
　　(11)见本册《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纪念杜斌丞先生》注(46)。
　　(12)强世清(1911～1934)，陕西安定(今子长)人。曾任陕北红军九支队副队长、一支队队长。1933年10月战斗中负伤，因叛徒出卖被捕，翌年2月被敌杀害。
　　(13)渭华暴动是中共陕西省委在渭南、华县地区领导的士兵和农民起义。1928年4月下旬，刘志丹、唐澍等根据省委指示，率新三旅千余人由潼关开往华县高塘改编成西北工农革命军。5月1日起，渭华地区农民在中共陕东特委领导和工农革命军支援下起义，建立区、村苏维埃政权50多个。6月下旬，国民党军以3个师的兵力围攻，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英勇抗击，7月1日在洛南被敌打散，起义失败。
　　(14)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指孔原(1906～1990)，原名陈铁铮，江西萍江人。1930年自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1933年3月被派往华北任中央驻北方代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海关总署署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部顾问。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