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
　　时间过得真快，欧阳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多年了。“文革”后我出来工作不久，听说他病了，就到医院看望他。他虽然身体不好，但见面时仍像过去一样嘻嘻地笑着，那乐观和善的面容，至今还那么真切，好像就在昨天。
　　我和欧阳钦是老熟人。长征结束后不久，我们就相识了。那时他任陕甘省委组织部长，我任陕北省委秘书长兼白军工作部长。1936年5月，党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同志任书记。按中央指示，地方也成立了工委，陕甘工委由欧阳钦任书记，安塞工委由我任书记。虽难得见面，但都是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我真正同他在一起工作，是在1944年夏至1945年10月之间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他先后任西北局调查研究局副局长、副秘书长、秘书长，我则在西北局组织部任职。欧阳钦为人忠厚正直，胸怀坦荡，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原则性强；工作勤奋认真，一丝不苟；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自我批评；待人诚恳热情，平易近人；生活艰苦朴素，关心群众。共事当中，有几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至今难忘。表现了他上述品质和特点。
　　记得有一年夏天，延安地区下了大暴雨。欧阳钦得知一些地方山洪暴发。来势凶猛的洪水冲垮房屋，淹没道路，毁坏桥梁，他十分着急，担心分散在各山坡、沟沿窑洞土屋里的干部、群众的安全，立即给各单位打紧急电话，询问情况，下达指示，督促有关领导进行防汛安全检查，对危险、易出事故的地方，要求马上采取应急措施，防止伤亡事故的发生。屋外电闪雷鸣，大雨如注，哗哗一片。为使对方听清，他对着电话大声喊着，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查问布置。待他把电话打完，自己已满身汗水，嗓子嘶哑，精疲力尽了。
　　那个时期，陕甘宁边区由于国民党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土地又贫瘠，只有150万人口，要保证驻延安的中央机关、学校(当时在延安的大学就有10多所，培养了大批干部)和保卫边区的部队的吃穿供应，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大力发展生产，多方筹措经费，保障供给。但也有人为了急于筹措经费，干了违纪的事情。中央下令纠正。西北局办公厅有个生产科长，赵新民，没有立即停下来。在一次会议上，西北局书记高岗提出：“把赵新民抓起来!”在场的人都没有说话，只见欧阳钦站起来说：“我不同意!他的事我们都知道，要说承担责任，首先应由我们来承担!”欧阳钦个子不高，脾气又随和，高岗有时跟他开玩笑，搞个恶作剧，如把他的帽子摘下来，扔到院子里。他过去把帽子拾起来戴上，一笑置之，也不与他计较。这次事关下级同志的政治前途，他毫不犹豫地顶了高岗，担起责任，保护了同志。
　　欧阳钦1943年曾在边区干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党的工作作风问题》。时间过去了近50年，现在翻看，其中的不少见解仍具有现实意义。例如报告一开始，他就明确指出：“党的工作作风也是个思想问题”，认为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作风，“思想方法是马列主义的，那么，表现在他的作风上，一定是实事求是的”，“因此作风问题是个思想问题”。他的这个认识是很深刻的。又如，报告在谈到党的决议、政策贯彻不好的原因时，他归纳了四点，现在不妨将要点摘录如下：
　　1、我们对党的决议、指示执行还不太忠实，党的决议是党的行动方针。如果党的命令不执行，党就没有什么了，党就是靠着决议、指示来领导的。如果不尊重党的决议，就是不尊重党。
　　2、研究党的决议案很不够。党的决议案是从实际中来的，是从实际经验中抽出来指导实际的，而我们对决议案没有研究，没有经常去研究，没有逐字逐句去研究，没有根据自己具体的环境去研究，订出执行计划，而是一般的传达传达。有时看了放在柜子里，置之高阁。
　　3、我们的组织机构、领导机构还有毛病。首先领导上没有一元化，没有贯彻好一元化，因此有时互相推诿。其次，领导机关有头重脚轻的毛病，上面很重，下面太弱，决议没有办法执行，也不知道怎样执行。
　　4、最后，干部还缺乏贯彻的决心，实质是自由主义作怪。明明开了会，大家举手赞成了决议，也知道了这个决议很好，但就是不去作，这不是自由主义态度吗?
　　欧阳钦的这个分析是实事求是，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因而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以经得起历史检验。在报告的最后，他还作了自我批评：“上面很多批评是连我也包括在内，绝不是只批评别人。我对各方面的情形也不大了解，粗枝大叶的毛病特别厉害。比方，我到陕西工作已经六年了，到西北局工作已经一年多了，我对边区的情形还不大了解，了解一些都是一般的，很浮浅。”他自我批评的态度是严肃而诚恳的，是襟怀坦白的，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忠诚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1942年到1944年的延安整风，的确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提高了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统一了思想，为以后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但在1943年后的审干当中，康生却别有用心地污蔑中共陕西省委地下党是“红旗党”，打击了地下党的许多好干部，有的同志甚至因此受到关押。欧阳钦、贾拓夫等同志曾多年在陕西省委工作，也在被怀疑之列。
　　欧阳钦受到很大的精神压力，心情很不舒畅，但他没有消沉，也没见他发过牢骚、讲过怪话。他仍像往常一样勤奋地工作，把他负责的西北局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后来说过：“一个人被人误会的事不要放在心上!”这是有了深切体验以后说的话，也反映了他那时的心态，那时他就是这样做的。直到1944年冬，中央负责人之一任弼时同志找他和贾拓夫去谈话，他才对贾拓夫说：“要谈就好，我们担着风险，艰苦工作，革命了多少年，竟革成了‘反革命’，我们要说说去!”当他从任弼时那里回来，情绪大变，兴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原来弼时同志代表中央给他们平了反，背了多年的“黑锅”一下子卸掉，浑身轻松，他怎能不高兴呢!
　　在当时战争和边区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在生活上照顾少部分领导同志和生病的同志，西北局在小灶吃饭的10多位同志，由于条件和生活习惯不同，有的同志常提这样那样的意见，而欧阳钦作为西北局秘书长，身体不算好，总是做什么吃什么，很少作声。
　　建国以后他长期在黑龙江省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我也受迫害多年，“文革”后才见到他。他正直的品质，坦荡的胸怀，以及对革命的耿耿忠心，像他和善的笑声一样，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这是马文瑞同志为《回忆欧阳钦》一书撰写的纪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