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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诺和福斯特小姐第一次见面就感到她是他心中美丽的希腊女神！
　　“呜——”的一声汽笛，轮船又把斯诺送回了中国。1931年9月，斯诺结束了东南亚之行，从印度回到中国上海。
　　与一年前相比，上海并没有多少改变。人流、车流依然是熙熙攘攘，大街上五光十色又光怪陆离，热闹与喧嚣的背后是罪恶、丑陋与腐败；黄浦江上停泊着挂着万国旗的外国军舰，外国人依然高人一等，西方民主的背后是虚伪、肮脏与耻辱。
　　斯诺与鲍威尔、密勒、卡尔逊重逢，大家激动地相聚在一起，围着斯诺坐成一圈，谈笑风生。旅途的疲惫让斯诺明显地感到疲倦无力，但见到了老朋友仍然异常的兴奋。
　　鲍威尔仔细地打量着斯诺，心疼地说：“埃德，你瘦了。”
　　卡尔逊也显得非常兴奋，说：“是的，埃德，时间真快，都一年过去了。收获不小吧？给我们说说。”
　　斯诺深有感慨地说：“真的，我感到我过得很充实，很快乐。在缅甸我最早向世界报道了缅甸的农民起义，在那里和越南看到了殖民主义者的专横跋扈，几乎和上海一样，亚洲人民很苦。在印度我采访了尼赫鲁和甘地。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在印度的实践，对我认识殖民主义统治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许多理性的认识，看到了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本质，受到了很大震撼。本来我是想回家的，但中国吸引着我。密勒，你说得对，我之所以这么快决定回到中国来，我相信你说的，今后二十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将是世界性的大事。”
　　作为长者的密勒一直坐在一旁，洋溢着一脸赞许的微笑：“埃德，你干得不错。”
　　斯诺非常敬重密勒，充满敬意地说“谢谢你的鼓励！我要把这次旅行写成一本书。这次旅行采访让我通过体验和比较，发现在许多难以看清但却很重要的方面，中国人远比其他东方人先进，亚洲在文化上的领导权最终不可避免地会落到中国身上。这可能是我最大的收获和又尽快回到中国的真正原因。”
　　密勒点点头，说：“你的话是有道理的。埃德，《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主编威廉·布朗·梅洛尼女士请您写一篇宋庆龄的传略，你答应人家了吗？”
　　斯诺说：“我答应了。”
　　这时，鲍威尔又说：“哦，对了，埃德，告诉你一个好新闻，中国的东北现在可能有情况，日本人可能要发动攻击，占领满洲。埃德，你愿意去一趟吗？”
　　斯诺一听，来了精神：“是吗？我一定要去。我看日本人居心叵测。”
　　坐在一旁的密勒一直在观察着斯诺，他发现斯诺的脸色不太对劲儿，就说“埃德，我看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一路很辛苦？好好休息一下，千万别生病了，做记者的就怕这个。”
　　斯诺滑稽地做了一个鬼脸：“嗯，是有些不舒服。”
　　鲍威尔也说：“埃德，我看你是有些不对劲儿，上医院看看去。”
　　斯诺真的生病了，他患了痢疾，住进了医院。除了长途旅行的疲惫之外，慈母安娜的去世对斯诺或许是一个最最重要的打击。
　　这一天，鲍威尔和卡尔逊来医院看望他。斯诺躺在病床上打着吊瓶，一脸的痛苦。他们紧握着斯诺的手，安慰着说：“埃德，没关系，很快就会好的。”
　　斯诺眼含泪水欣慰地又非常勉强地笑了笑，伤心地递给鲍威尔一张纸片，说：“鲍威尔，对不起，在我回中国的前夕，我父亲来了电报，告诉我……”说着,斯诺竟然号啕大哭起来……
　　鲍威尔接过电报，打开一看，原来是斯诺父亲发来的：“埃德，你尊敬的母亲安娜在不断的思念中，永远离开了我们。她患了腹膜炎，在医院里忍受了粗鲁和马虎的治疗，我们已经代你为她祈祷。多珍重。同样想念你的父亲。”
　　鲍威尔看完电报眼眶湿润了。卡尔逊也满脸忧伤。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来安慰斯诺。
　　斯诺轻轻地说：“对不起，鲍威尔、卡尔逊，请你们帮个忙，给我姐姐发一封电报，告诉她，请我的父母亲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母亲去世时我没能见她最后一面，请姐姐代我献上一束鲜花，放在妈妈的墓前。我离开妈妈的身边去看世界，今天，我才知道有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我现在心里经常不痛快，感到有事情在折磨着我，但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我尽管对现在的中国很失望，没有信心，但我喜欢中国人，他们平易友善。告诉父亲，请他们不用为我担心。我想念他们，想念祖国……”
　　鲍威尔点点头说：“好的，埃德，你就安心把病治好吧。”
　　这时，卡尔逊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哦，埃德，领事馆的副领事彼得·保罗找过你。他让我告诉你，总领事馆最近从犹他州新来了一位叫海伦·福斯特的女秘书，她在美国就喜欢读你的报道，希望能和你见一面。”
　　鲍威尔笑了，逗斯诺说：“埃德，好好养伤，看，有桃花运了。”
　　斯诺痛苦的表情也被他们逗得露出了笑容……
　　不久，斯诺出院了。
　　这天中午，斯诺正在午睡。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斯诺迷迷糊糊地拿起话筒，电话的那一端传来的正是副领事彼得·保罗的声音。
　　“哈啰！你是埃德吗？我是保罗。”
　　“嗨，有什么事这么着急，打破了我的美梦呢！”
　　“嗯，我告诉你的肯定你做梦也梦不到。”
　　“什么事，快说吧。”斯诺似乎有点不耐烦。他早就把卡尔逊在医院告诉他的消息忘得一干二净，以为那是逗他开心，希望他的病快好起来。
　　“有个叫福斯特的小姐要见你，她刚从犹他州来。”
　　“OK！”斯诺想不到卡尔逊说的是真的，不由得兴奋起来，就开玩笑说，“是位胖小姐吗？”
　　“胖？哦，没错，比你胖多了。”
　　“芳龄几何？”
　　“五十岁上下，不过，保养得很好。”保罗也开起了玩笑。
　　“阔气吗？”
　　“金刚钻滴里嘟噜的。她还有保镖呢！”保罗装作神秘地说。
　　“带武器吗？”
　　“是，每个人都有两件。”保罗继续开着玩笑说，“埃德，我要是你就不管她这些了。要不，我替你照看她，好吗？”
　　“哦，保罗，她来中国干什么呀？”斯诺问道。
　　“在我们领事馆工作。”
　　“那好吧，请福斯特小姐今天下午六点到沙利文喝茶，请你转达我对她真诚的邀请。”斯诺摆出一副外交口气。
　　“你可要遵守时间，不准迟到哟。要知道，你可是福斯特小姐到上海后第一个要求拜见的人哟！”因为保罗知道斯诺有个不守时的老毛病。
　　1931年10月的一个夜晚，在上海一个名叫沙利文的咖啡馆里。这是上海静安寺路上的一个咖啡馆，充满着西方情调，美国乡村音乐悠悠长长。斯诺今晚要和这个名叫福斯特的美国女孩在这里约会。
　　海伦·福斯特年仅二十三岁，比斯诺小两岁。身材修长，蓝眼睛灵动俏媚，是美国领事馆里最美丽和聪明的女性，精力旺盛，好学善问，非常健谈，又容易激动，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女孩子。但斯诺真是一个不太守时的人，赴约经常迟到，就连今晚的约会也不例外。彼得·保罗和海伦·福斯特差不多等了半个多钟头，斯诺才姗姗而来。
　　由于斯诺大病初愈，精神依然不算太好，看上去情绪有些低落。斯诺身穿一套在印度买的紫色条纹西装走了进来。
　　正在陪福斯特吃冰淇淋的保罗远远地看见了，就向斯诺打招呼：“哈啰！埃德，你怎么现在才来，第一次见面就迟到了。”保罗不免有些埋怨，但仍然十分高兴地向斯诺介绍今天在场的客人。他首先向斯诺介绍的是长江巡逻舰海军上尉墨菲先生的夫人帕特·墨菲女士。
　　坐在一旁的海伦·福斯特小姐却一直用她漂亮的大眼睛大胆地看着斯诺。当斯诺与墨菲夫人握手的时候，他的目光已经与海伦的目光相遇，斯诺有些不好意思地低头坐了下来，说了声：“对不起，我来晚了。”心里却在暗自惊叹着海伦的美丽：她多么像一尊美丽的希腊女神！这是他离开美国三年多来第一次碰到这么美丽的美国姑娘。
　　“埃德，听说你生病了？”
　　保罗关切地问道。斯诺点点头，算是回答。保罗接着又把斯诺介绍给海伦说：“佩格，这就是你想认识的斯诺先生。”
　　没等保罗说完，海伦就主动地问斯诺：“请问您是利文斯通博士吧？”说完自己先格格地笑了起来。银铃般的笑声一下子把大家的距离拉近了。海伦之所以一见面就问斯诺是“利文斯通博士”，那意思就是把爱冒险的斯诺比做19世纪中叶因寻找尼罗河源头而深入非洲腹地的著名英国探险家和传教士戴维·利文斯通。这种见面的问候也是当时美国年轻人喜欢相互打趣的一种风尚。
　　迎着海伦挑战的眼神，斯诺也开起了玩笑：“斯坦利小姐，我的意思是‘美国小姐’，从1927年我离开堪萨斯城，至今还未见过可以和你媲美的姑娘呢！”斯诺说的“斯坦利小姐”就是海伦刚才提到的利文斯通博士的妻子，她是19世纪中叶的美籍英国探险家，因为1871年在非洲寻找失去联系的利文斯通博士而闻名。
　　海伦想不到斯诺的回答竟然如此的巧妙。就像命中注定似的，这两位美国青年男女第一次见面时的第一句对答，似乎就是他们的爱情最为贴切的隐喻。
　　这时，海伦从包里取出一本剪报来，说：“斯诺先生，这是我的剪报本，是我在美国收集的你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报纸杂志上的所有文章。我喜欢看你写的东西，见到了，就剪下来。”
　　斯诺好一阵感动，惊喜地接过剪报，一页一页地往下翻看着，双手因激动而有些颤抖，连声说：“谢谢！谢谢！”
　　离开家已经三年了，母亲的去世对于斯诺来说在精神上无疑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当斯诺看到了从美国来的美丽女孩给他带来自己发表的文章，一股乡愁油然而生，心中忽然有了一种生命里从未有过的感动。斯诺一下子像个孩子似的，眼泪汪汪地看着海伦，轻轻地说：“你叫我想起了我的母亲。”
　　海伦眨着大眼睛天真地说：“是吗？”
　　“是的，见到你我就仿佛回到了美国，你就像我所熟悉的住在隔壁邻居家的女孩子。自从我离开了堪萨斯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种女孩子。在你的身上我没有看见什么金刚钻，也没有看见什么五十岁的胖太太。”斯诺说。
　　“那或许是因为你离开美国太久了。我不喜欢金刚钻，也不喜欢肥胖，何况我现在还不是五十岁的老太婆。”海伦逗趣说，“而我早就认识你呢。”
　　“你在哪儿认识我的？莫不是在梦里吧！”斯诺也打趣地说。
　　“我可从来没有在梦里见过像你这般模样的东方旅行家。”海伦笑着说。
　　斯诺喝了口咖啡，说：“或许是吧？我本来只想在中国呆一个星期的。现在，你看，我去了印度，又回到了中国，转眼三年过去了。”
　　海伦说：“在犹他州时，我曾研究过中国。所以我就经常看你写的有关中国的报道。但我不喜欢你发表的《在上海的美国人》那一篇。你把在上海的美国人都骂了，可你为什么不去攻击在中国的日本人和英国人呢？他们都是帝国主义者。”
　　斯诺说：“因为我是一个美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因为我恨那些殖民主义者，现在我爱上了中国和中国人民，所以下决心在中国继续呆下去。”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也因此对中国产生了兴趣，直到有一天我下定决心要到中国来看看。”海伦笑了起来，“我要出来当亚洲的女皇！”
　　斯诺也笑了，说：“先有皇帝才有女皇，还得问问你为什么不结婚？”
　　海伦笑着说：“女皇嘛，我只不过说说而已。不过，我已经立志二十五岁以前绝不结婚。”
　　“为什么？”
　　“为什么？”海伦的口气很坚定，“像你一样，我要游历完外国之后，在我写出一本书之前，甚至在它出版之前，我绝不结婚。”
　　斯诺一听，说：“那好哇，想当个作家是不是？”
　　“是的，这是我的梦想。但是，我又担心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谁都可以写一点东西。你看，我就是这样。”
　　海伦开玩笑说：“因为……因为我没有笔名。”
　　“这是什么理由？”斯诺说，“不过，这好办，我们马上就来取一个。”
　　海伦说：“那好啊！”
　　斯诺思考了一会儿，说：“你喜欢莎士比亚吗？”
　　海伦说：“喜欢！”
　　“好极了！”斯诺说，“我喜欢他剧本中的尼姆。”
　　“我也喜欢，就把他作为名吧，”海伦想了想，“那姓呢，就用我父母的故乡名韦尔斯吧！”
　　“尼姆·韦尔斯，尼姆·韦尔斯。”斯诺轻轻默念了一遍，“嗯，不错，我喜欢。”
　　“我也喜欢，就是它了。”海伦说。
　　“尼姆·韦尔斯。”斯诺又轻轻地念叨着这个名字，“来！尼姆·韦尔斯，干杯！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的诞生干杯！”
　　两个年轻人高兴得开怀大笑，完全忘记了旁边的保罗和墨菲夫人。
　　斯诺和海伦相识之后，两个年轻人就经常约会，慢慢地两颗心就走到了一起。他们还经常一起出去游玩，苏州、杭州、南京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而在上海时，他们喜欢在绿树成荫的宁静的豫园里散步，在黄浦江外滩边游玩，在碧波荡漾的湖中泛舟，沉醉在青春与爱的海洋里。夜晚，他们在霓虹灯闪烁的南京路上逛商场，到沙利文咖啡馆喝咖啡吃冰淇淋……
　　有一天，他们正在外滩上散步。一个满脸皱纹的负重的苦力，呆呆地看着他们，目光慈祥和蔼。等他们走近时，苦力友善地向他们微笑，向海伦跷起了褐色的大拇指，咧着嘴笑着说：“太太真好看！”
　　斯诺和海伦互相看了一眼，觉得非常有意思，也开心地笑了，向那个苦力挥挥手。
　　走了好一段路，斯诺还以一种满足的坏笑，学着苦力的声音和语气对海伦大喊起来：“太太！太太！太太真好看，海伦，你听见了没有？”
　　海伦也笑起来了：“臭美！谁做你太太！”
　　两人互相追逐着跑了。自从和海伦相识后，斯诺的病情像心情一样明显好了许多。
　　这天夜晚，斯诺和海伦又来到沙利文咖啡馆。耳边回响着节奏明快的美国乡村音乐，一朵红玫瑰插在桌上的中国瓷器中。斯诺要了两杯咖啡，递给海伦一杯。
　　“海伦，真的，遇见你，我仿佛找到了希望和生命。”
　　“是吗？”
　　“是的。海伦，你以后就叫我埃德好了。母亲去世后，我从印度回来，心情一直不好。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但自从与你相识后，我感觉像生活中有了阳光……”
　　“是吗？”海伦妩媚地笑了笑，“埃德，那你以后就叫我佩格吧！他们都这么叫我。说真的，我本来是不想到中国来的，不仅因为它落后，还因为脏，有许多疾病。而女人的青春和美丽都不会保持多久。我有一位朋友叫弗伦，他是个德国人，主张把西方人的感官能力和‘中国人的智力’结合起来。他说，中国人因纵欲过度，感官能力衰退了。所以他希望通过这种东西方的结合，造就世间‘最高尚的人’。他主张不结婚。”
　　斯诺一脸的疑问，说：“那是一种超人吧？”
　　海伦说：“不！不是超人，就是普通人，但眼下只是一种设想而已。”
　　“所以你就相信他？”斯诺明显地有些嫉妒，因为他真的爱上了这位“邻居家的女孩”。
　　海伦说：“可是，我觉得他分析的也有道理。你说中国为什么落后？中国错在哪里？为什么中国人什么都会发明，却发展不了任何东西？为什么中国的文明停滞不前了？中国的创造力哪里去啦？”
　　“也许中国的衰退是缺乏竞争的原因。”
　　“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但弗伦说，这是废话。中国是通过压抑个人而取得稳定的。社会存在下来了，而富于创造性的个性却丧失了。一方面是道教的无为和宿命论，另一方面是可恶的儒教。他们崇拜祖先，重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思想被经典所禁锢。”
　　“所以，你就相信那个叫做弗伦的男人的理论，成了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
　　“不，他认为我是感官能力完好无损的天才。他说他要挽救我，要我做他的助手，不让我和你来往。”
　　斯诺明显感觉到自己遇到了对手，就很生气地说：“卑鄙！这是卑鄙的伎俩！”
　　“你这是什么意思？”
　　斯诺依然很激动：“搞出个弗伦式的人物，是一种巫术。就是这么回事！我不想再听见这个名字！”
　　“为什么？”
　　斯诺大叫起来：“他在向我挑战！”
　　斯诺的叫声一下子吸引来许多目光，咖啡馆里的人们还以为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海伦却看着斯诺格格地笑了起来……
　　6
　　在斯诺的眼里，宋庆龄可谓是“绝世佳人”。
　　上海静安寺路的巧克力商店位于上海的公共租界。按照约定，这天，斯诺和宋庆龄将在这里会面。要知道和宋庆龄见面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她位于莫里哀路的住所一直处于国民党特务和租界警察的监视之中。所以斯诺和她的见面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必须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宋庆龄戴着一顶太阳帽，遮着半个脸部，但仍然能看出她年轻美丽，典雅华贵。她当时三十五六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十来岁。在斯诺的眼里可谓是“绝世佳人”。
　　斯诺仍然迟到了。他凭着直觉直接走到宋庆龄的面前，说：“您好！我是斯诺，认识您非常高兴。”
　　“您好！”宋庆龄轻轻地伸出手。
　　简短的一阵寒暄之后，两人选择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了下来。
　　斯诺说：“您是中国的乔治·华盛顿夫人！《纽约先驱论坛报》主编威廉·布朗·梅洛尼女士约我采访您，想给您写一篇生动活泼的传略。”
　　宋庆龄微笑着说：“我看过你写的《在上海的美国人》了。写得很认真，也很深刻，在上海，像你这样的外国记者不多。谢谢你真实地报道了中国。”
　　斯诺说：“九月份我去了沈阳，看到了日本征服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但我觉得，与其说‘九一八事变’是一个开头，倒不如说这是以前几次战争的结果，是日本人制造许多事件的最终产物。”
　　“是的。‘九一八事变’唤醒了中国人，但由于蒋介石政府软弱无能，并未出现正确的领导。你看，现在的中国到处是饥荒，学校减少，文盲增加，国家建设几乎没有开始，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宋庆龄说。
　　“孙夫人，人们很想知道，你是否也是基督徒？”
　　宋庆龄说：“我出生于一个基督徒之家，受过洗礼——而且还是个威斯莱卫理公会教徒哩！听人说，因为我不去教堂，传教士认为我不是基督徒了。但是，他们说，蒋介石委员长是基督徒。”在说到“委员长”一词时，宋庆龄的语气略带几分讥讽。
　　“难道你认为他不是吗？”
　　“我听说，他每天读《圣经》。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吗？”宋庆龄笑着又讥讽了一句。
　　“我听说你母亲要他答应读《圣经》才同意那桩婚事，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为了同美龄结婚，他得同意成为一个翻滚派教徒。因为他需要美龄帮助他建立王朝。”宋庆龄说。
　　“有人认为你们姐妹俩的婚姻是极其相似的，你认为呢？”
　　宋庆龄坚决地说：“不！他们的婚姻都是出于投机，其中绝无爱情可言。但后来，美龄是真心爱蒋介石的，蒋介石也爱她。如果没有美龄，蒋介石也许会坏得多！但他们都背叛了革命，使中国倒退了许多年，使革命付出了远远超出它本来需要的代价，变得更加恐怖。”
　　“你认为他会成功吗？”斯诺问道。
　　“成功？”宋庆龄摇摇头，“他注定要失败的！”
　　“据说孙科先生也曾公开谴责过蒋介石‘篡位’，‘败坏了国民党’，还说他父亲孙中山先生‘从来就不信任蒋介石’。但是后来他和委员长和解了，在他手下做了官。而你，为什么至今仍然保留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面呢？”斯诺说。
　　宋庆龄说：“孙科也背叛了革命。我已经与他决裂了。至于我为什么留在国民党内，这是孙中山博士晚年明确强调的，要加强合作。但我不会在他的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
　　“那么对你来说，你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
　　“那就是从我认识孙中山博士的第一天起，到他去世为止，我一直忠实于他。我现在依然忠实于他。”宋庆龄肯定地回答道。
　　这一天，斯诺与宋庆龄共进午餐，一起喝茶，谈得非常融洽，一直到晚饭时分两人才互相告辞。斯诺觉得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孙夫人宋庆龄这样可以信任和爱戴的人。自此以后，斯诺成了法租界莫里哀路宋庆龄住宅的常客，宋庆龄成了他在中国接触到的第一个真正的革命人物，并成为给他影响最大的中国人。斯诺及时地认识宋庆龄，使他开始领悟到中国人民能够彻底改变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能够迅速提高他们的国家在世界的地位。
　　7
　　斯诺冒着炮火救了大批中国人，成为第一个报道“一·二八”抗战的记者。
　　1932年的上海越来越不平静。
　　这一天，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闸北区火车站出了一件大事。五个日本浪人闯入中国人管区，突然间发生骚乱。这几个日本人故意殴打中国平民，挑起事端，一下子激怒了善良的中国百姓。他们打了起来，混成一片。结果一名日本人被打死，剩下四个人逃走。围观者也作鸟兽散。
　　这一事件在上海一下子成了爆炸新闻。斯诺和海伦在一起聊起了这个突发事件。
　　海伦说：“埃德，你看，‘九一八事变’激怒了中国人，他们抵制日货，拒绝为日本人工作，已经有六十家工厂关闭。今天发生的这件事，就足以说明上海的老百姓也开始站出来公开反对日本人了！”
　　“可日本人是很狡猾的。你看，几乎和‘九一八’一样，上海发生了日本人死亡的事件。这可能又将是战争的借口。你说呢？”斯诺分析道。
　　“是的，这里面肯定有阴谋。听说日本人已经向中国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限定1月28日前就此事给予答复。”
　　“看样子，日本已经把战争的矛头指向了上海。”
　　“嗯，我也有这种感觉。但中国人是决不会打仗的，上海看样子又像满洲一样。”海伦说。
　　斯诺不置可否地点点头，站起来，走到窗前，俯瞰窗外。上海的街道上已经成了军营，笼罩着战争前的恐怖。从窗户沿着黄浦江一线向北望去，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日本兵已经整个进入了进攻阵地。
　　1932年1月28日。这是一个上海不应该忘记的日子。
　　漆黑的午夜，大街上空荡荡的。远处突然传来日本人的步枪和机枪声，划破了城市的宁静。紧接着枪声砰砰大作，火光映红了城市北边的夜空。
　　作为记者的斯诺，他快速穿上衣服，背上相机开着车火速赶往出事地点，他预感到这将是一条重大的新闻。
　　夜幕中，斯诺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影停了下来，像被子弹击中了似的倒了下去。稍远处，一个中国士兵跪下来，爬进一所房子的门后就开枪射击。
　　斯诺下了车，紧挨着墙壁而行，时而做一些战斗隐蔽动作。子弹嗖嗖地呼叫着越过头顶。他拐进一条狭窄的弄堂，躺了下来，心中不免有种小小的恐惧，默默地小声咒骂着自己：“你为什么要在一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战争中找死呢！你不能活着把消息发出去，写出来又有什么用处呢？”弄堂里臭气熏天，斯诺爬起来，赶紧向前跑。
　　斯诺来到闸北火车站。车站里，数以百计的旅客正在候车，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依然像平时一样的拥挤、嘈杂：背着沉重的行李铺盖的男男女女，一篓篓新鲜水果和装着鲜鱼的竹筐，堆得高高的坛坛罐罐，嗷嗷待哺的婴儿，端着蟋蟀罐提着鸟笼的老头……
　　斯诺焦急地跑到车站运输管理处。管理处的几个人正围坐在一张桌子上打麻将。斯诺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你们好！请问这里的负责人在吗？”
　　办公室的人回头看见是一个紧紧张张的外国人，感到有些奇怪和震惊，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继续玩自己的麻将。一个中年人抽着烟，在观察了斯诺一会儿后，慢条斯理地说话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斯诺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递过去说：“你好，我是美国记者斯诺。”
　　中年人打量了一下斯诺说：“哦，您好！我是这里的经理程宝成，有什么事吗？”
　　斯诺焦急地说“我刚去过日本舰队司令盐泽的司令部，他正命令他的海军陆战队开进闸北，你们得想办法把这些人撤离到另一个地方。”
　　程宝成明显是不相信斯诺说的话，笑了笑说：“谢谢！斯诺先生，难道你没听说，市长吴铁城不是已经接受了日本的全部要求了吗？中国军队已经开始撤退了，不会有战争发生的。”
　　“不！日本人已经出动了。我亲眼看到日本海军陆战队已经开始行动了。”斯诺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焦急地翻开来解释说，“你看，这是一位日本记者给我抄下来的。是日本司令官盐泽在几分钟前发给吴铁城市长的简短声明。宣称日本军队将立即占领闸北和其他中国地区，以便监督中国军队撤退，维护法律和秩序。这就意味着冲突不可避免。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是要教训十九路军一顿。你看，是否应该让旅客撤离？”
　　“旅客？车辆怎么办？”程宝成听斯诺这么说，开始有些着急了，“我们最好的机车都在这儿。抢救机车是我首要的责任。但是，要是你搞错了怎么办呢？”
　　“错不了，我告诉你。但是你是经理，主意要由你自己拿。”斯诺说。
　　“要是我采取了行动，到头来却是一场虚惊，那我的脑袋就得搬家。”程宝成显得有些惊慌，又有一丝犹豫，“要是不采取行动，而你说的又是真的，那我就既失机车，又丢脑袋！”
　　斯诺看他下不了决心的样子，就问道“你这里有电话吗？我给吴铁城市长打个电话。”
　　“有！”程宝成带斯诺走到屋内的电话机旁。斯诺不停地在那里摇电话，可就是打不通。
　　“电话怎么打不通了呢？”程宝成接过来摇了几下，无奈又焦虑。“坏了，线路已经被切断了。”
　　“车站的警卫团知道吗？”斯诺问道。
　　程宝成听斯诺这么一问，转身看看身边一个穿军装的人：“老李，你知道吗？”
　　“不知道啊，我们没有接到日本人行动的任何情报和命令。”
　　斯诺见状，就诚恳地说：“程经理，我告诉你，我以我的人格保证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的，这里有好几百人的生命啊！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得走了。”说着，斯诺就转身走了。
　　看着斯诺的背影，程宝成几个人站在站台上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程宝成还是听了斯诺的话，在及时转移了车站的人群和机车后不久，日本侵略者果然对这里进行了狂轰滥炸。据说，程宝成本人也因保护车辆和人员有功得到了上级的嘉奖，对斯诺感激不已。
　　8
　　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告诉斯诺：“惟一给日本侵略者的答复就是枪炮！”
　　闸北的炮声隆隆，枪声密集。蔡廷锴将军指挥的十九路军指挥部设在一个叫真如的小镇上。真如离租界很近，也就十公里的样子。指挥部非常简陋，是一座小茅屋。斯诺经过公共租界的西头，穿过英国人的防线，来到这里。
　　在指挥所的外面，一列列戎装整齐的士兵扛着各种武器正开赴前线。
　　蔡廷锴将军身材魁梧，面孔黝黑，精神抖擞，厚嘴唇、大嘴巴、塌鼻子，一双有力而细长的大手，不停地挥舞着，一双活泼而敏锐的栗色眼睛里闪耀着怒火。斗志昂扬的将军身经百战，却仍穿着没有勋章饰带的普通草绿色军装。
　　“蔡将军，据你估计这场屠杀会持续多长时间？”斯诺问道。
　　蔡廷锴的声音铿锵有力，毫不含糊地说：“我现在没办法告诉你。这个野蛮的盐泽破坏了一切国际准则，在这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战争里，日本人违反了起码的人道原则。他提出最后通牒，我们的市长无条件接受了。可是他在昨夜11点25分又提出了第二个最后通牒，要求我们中国军队撤离中国领土，他要在半夜12点加以占领。通知这么急，我们即使同意了撤退也是来不及的。而在家里正在睡觉的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怎么办？他们得到了什么预报？”
　　“那么一开始，你们是否真的同意撤退呢？”
　　“日本人接到市长对他们的要求的答复后，我们决定撤除防备进攻的一切堡垒。而且昨天夜里已经撤下了在闸北前沿的哨兵。我们本来打算在今天上午完成撤退的。在12点差十分时，日本人发起了攻击，首先抵抗的是闸北的宪兵，而不是军队。我本人快到半夜时方才知道盐泽的最后通牒，而要十九路军抵抗入侵的命令是过了几分钟以后才发出的。”
　　“现在你们不打算撤退了？”
　　“当然不。我们为什么要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我们并没有挑起战争；我们现在也不想打仗，而日本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离开中国，从而停止战争。但是我们跟东北张学良的部队不一样。我们不打算请国际联盟来拯救我们，我们要自己来打这个仗！”蔡廷锴的话中透着中国军人的自信、仇恨和轻蔑。
　　“对于租界的其他外国人来说，你们作何打算？”斯诺继续问道。
　　“我们跟国际租界的其他外国人并没有争执，你可以告诉他们，我们无意于侵入租界，或者伤害任何外国人。但是，所有外国军队，包括你们美国军队，都没有任何合法权利驻在上海的租界里。但我们也相信，他们只是想保护自己的侨民，是不会攻击我们的。”
　　“蔡将军，你要知道日本人的武器是比你们优越得多的。”
　　“是的。现在战争工具日本人应有尽有，什么坦克、装甲车、飞机、大炮和东方最好的舰队。我们除了步枪和机关枪，几乎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的士气很高，这在现代战争里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抗战是为了维护一个原则，就是：各国人民都有权保卫自己，反对侵略和亡国的威胁。我们的士兵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士气很高。”蔡廷锴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做着手势，器宇轩昂，正气凛然。
　　指挥所外，士气高昂的军队正步伐整齐地前进，各种命令的口号声从远处或者近处传来，充满着战争前的紧张气氛和必胜的信念。
　　而在闸北的田野里，中国士兵正在农民的帮助下挖战壕。虽然已经是仲冬，天气已经很寒冷，但士兵们穿得依然很单薄，没有大衣，脚上穿的是球鞋。一些士兵劳动出汗了，竟然穿着短裤在干活。
　　四处都可以看见隆起的坟堆里构筑的机枪阵地。斯诺来到挖战壕的士兵中间，看到他们干活时有说有笑热火朝天。当他们看到一个美国人来了都和善地对斯诺微笑着。
　　斯诺蹲下身子，对一个正在挖战壕的年轻士兵说：“你愿意打日本人吗？”
　　这个士兵脸上的微笑突然消失了，一边托起插有刺刀的步枪，愤怒地朝前方悬空猛地刺杀过去，一边说：“我要用这个来对付日本鬼子！日本人在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地，当然要打他们！”
　　另一个士兵说：“日本人是强盗、杀人犯。他们在东北杀了我们的人，搞掉我们的政府，抢了我们的地。现在他们又想霸占全中国，我们可不答应！”
　　“我们宁死也不让我们的子孙沦为倭国天皇的臣民！我们一定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一个正在战壕里挖土的士兵说：“我们可不是来上海送死的，我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我们不怕他们日本人！”
　　士兵们的爱国激情和对日本人的愤怒，使斯诺深感震惊。他充满同情地看着这些年轻的士兵，内心充满了钦佩。而不远处已经是炮声隆隆，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了上海。
　　斯诺从蔡廷锴指挥部回来，开着车沿着一条新修的公路疾驰。一路上机枪声和炮声此起彼伏。而在火线的后面，街道上的店铺还在营业，手推车和人力车还在稀稀拉拉地来往，警察仍在维持着秩序。人们似乎并不惊慌，看上去还很镇静。
　　斯诺继续往前走。在前面的街道上，斯诺看见一个街区被燃烧弹击中，起了大火。救火队正在冒着危险救火，从废墟中挖出烧伤的男女。
　　斯诺又来到已变成战场的火车站。只见站台上已经是浓烟滚滚。一列装甲车和客车已经炸坏了，只剩下烧变形的熏黑的钢架；一节运兵车也被炸毁，车上车下溅满了血迹。还有一列兵车停在那里，车头喷着蒸汽。
　　天空中，日本人的轰炸机不停地向地面投弹轰炸。这时突然有一架大型轰炸机大胆地低空俯冲下来，向车站附近进行低空扫射，一路拖曳着死亡之网。地面的中国士兵用高射炮迅速还击，击中了这架日本轰炸机。顷刻间，飞机冒着黑烟摔了下来，在地面上摔了个稀巴烂。
　　看到中国士兵英勇作战，斯诺非常震惊，他谨慎地绕过几个碉堡，向前线跑去。战火越来越激烈，在几百米之外，也感受到了巨大的爆炸的震动。这时的火车站已经成了废墟。燃烧的火车、杂乱的砖块、马匹的尸体和被炸死的平民。
　　就在这时，只见一个小女孩边哭边沿着铁轨蹒跚地走来，身后是轰炸后的烈火与浓烟。看见这个场面，斯诺惊呆了，仿佛世界在这一刻都静止了，只有一个弱小的生命在啼哭。
　　没来得及思考，斯诺迅速跑过去把小女孩抱了起来，百米冲刺一般跑开。这时身后铁路边拥挤着的茅草屋又“轰隆”一声熊熊燃烧起来，很快被大火吞噬掉。多么惊险的一幕！
　　天上仍有飞机在嗡嗡响，近处一个士兵在鸣枪报警。一架日本轰炸机像一只凶恶的大鸟向斯诺的头顶俯冲过来，他抱着小女孩迅速通过后面的堡垒跑了出去。
　　一个月以来，斯诺一直在战场上来回奔波。
　　这天晚上，斯诺冒着危险，驱车穿过黑暗的公路来到蔡廷锴新的指挥部。在隆隆的炮声中，斯诺和蔡廷锴在简易的指挥部里坐了下来。这里原来是一个大学的学生宿舍。陈设简单，只有两张铺了灰毯子的床、一张小方桌，墙上挂着一张地图，房子中间摆了一盆炭火。他们围坐在炭火边。蔡廷锴伸着他的长手臂在炭火上烘烤着取暖，眼睛闪闪发亮。
　　“蔡将军，战争已经打了一个月了，2月18日，日本的植田将军又给你发了一个最后通牒，要求你们中国军队在2月20日黎明前全部撤退二十公里。你们同意了吗？”
　　蔡廷锴坚决地说：“任何独立的国家都不能垂手接受植田的要求。接受就等于承认日本对中国享有主权。他要我们撤出自己的土地，从一个所谓中立的外国租界的庇护所里攻击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我们就决不会答应。
　　斯诺问道：“那么我可以把你的话转告植田将军吗？”
　　蔡廷锴一脸的坚定刚毅，肯定地说：“你可以告诉他，我对他的惟一答复就是枪炮！”
　　夜深了，远处传来隆隆的沉重的炮声……
　　战争结束了。
　　头上是晴朗的蓝天。斯诺驱车来到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领土。
　　大街小巷一片狼藉。几个年轻的日本士兵和日本浪人开着车绕着燃烧的街区兜圈子。他们不时停下来，从携带的油箱里倒出汽油，重新点火，以此取乐。
　　一家敞开的米店变成了临时火葬场。店里装满了中国平民的尸体。几个日本浪人和士兵正拖着尸体，倒上汽油，准备点火。
　　三个日本士兵走过来，用刺刀指着斯诺，命令他走开。斯诺只好驱车离开。远处的浓烟模糊了地平线。
　　公路上有许多炸毁的卡车、装甲车，甚至还有红十字会的救护车。公共汽车翻倒在马路边。地上到处是烧煳的破烂衣服，上面带着血迹。一片绿色的竹林仍在噼里啪啦地燃烧。几个日本平民也带着汽油箱，在有计划地放火烧在炮火中没有毁坏的房屋。
　　公路中央出现了一个大坑。斯诺猛然打了一个方向，一拐弯绕了过去。
　　不远处，一群苦力正在横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日本哨兵的监视下劳作。一条小河边堆着二三十米高的垃圾，河上一座古雅的拱桥奇迹般地安卧在河面上。水面上飘满了烧焦的木头、损坏的家什、破衣服和尸体。
　　斯诺下车，再往前走，看到废墟中有几个人在走动。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傻傻地站在自己家被毁灭的灰烬前；一个人像疯了一般跑着，歇斯底里地喊着：“谁赔我的家赔我这个烂摊子？”一个老人坐在地上悲痛地哭泣；还有人呆呆地站在那里，满脸灰黑，衣服撕破，眼神里充满着悲凉无助。
　　满地是一个挨一个的尸体。斯诺看见一个农妇的尸体，脸朝下倒立着，背后用刺刀捅过的地方已经变黑。旁边有个女孩子，也是这样倒立在地，一只手里还拿着茶壶。
　　在一个瓦砾堆旁，斯诺突然听见一个孩子的啼哭，他站住了。他突然看见有床棉被在抖动。斯诺弯腰蹲下来，掀开被子的一角，看见有个十几岁的女孩，用微弱的声音讨水喝。斯诺在旁边捡起一只破碗，走到河边舀些水喂进她干涸的喉咙里。女孩的一条腿从膝盖以下被炸掉。女孩一抬手，斯诺发现已经缺了三个指头。
　　斯诺流泪了。但他没有哭。他站了起来，含泪看着这一片烧焦的土地，神情凝重而悲凉。血淋淋的战争就在自己的脚底下，鲜血染红了上海。斯诺不忍心再看下去……
　　9
　　斯诺认为“宋庆龄的教育消除了他的无知”，鲁迅却是教他“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这天，斯诺又约海伦来到沙利文咖啡馆喝咖啡，两个人谈起了眼皮底下发生的战争。对于这位1931年10月由美国“林肯号”远洋轮送来的美丽姑娘海伦来说，战争是新鲜而刺激的。
　　1907年9月21日海伦出生于美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而她的到来，无疑就像“丘比特”在冥冥之中没有忘记斯诺这个漂泊异乡的游子。有缘千里来相会。海伦与斯诺的爱情之花在悄悄地萌芽。
　　“埃德，你很勇敢，你成了第一个报道上海战争的新闻记者。”
　　“这没什么。是中国军人感动了我，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可他们还是失败了。”
　　“那是政治，是政府的原因，十九路军没有失败。蒋介石跑到洛阳去了，十九路军没有人支援，是孤军奋战。可就是这样，他们还是打破了日本人的计划。”
　　“那是为什么呢？中国已经没有了希望。”
　　“佩格，和你一样，以前我对中国感到绝望，这么一个古老的民族，却那么的脆弱。从1928年来到中国，我一直在寻找中国人掌握自己命运的事例，但都是徒劳。但这次上海的战斗，中国士兵改变了我的看法，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们是英雄，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我感到，中国的问题出在政府身上，而不是在人民身上。”
　　“人民？中国的老百姓好像很不关心国家的命运。”
　　“不，佩格，你错了。在战争爆发前，我采访过陈友仁先生，他是蒋介石的外交部长，但他们政见不一致，他反对蒋介石迁就日本人的蛮横无理，认为这样做只会摧残人民运动，政府就不可能维持下去。而事实也是如此。陈友仁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人民算个屁，我们只要揪着他们的耳朵，我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为此陈先生愤然辞掉了外交部长的职务。”
　　“这个人很有意思。”
　　“是的，像这样的中国人还有很多。而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也是我从未见过的一个让人信任又具有自信心的中国军人。”
　　“你应该写一本书。”海伦说。
　　“是的，我准备写一本书，书名就叫《远东前线》，把日本人不宣而战的事实告诉世界。哦，对了，佩格，你的书写得怎么样了？”
　　“我的书，这个嘛，暂时不告诉你。”
　　“好，你不告诉我，是不是那位弗伦先生又要你去当他的什么助手了呀？”
　　“哦，埃德，我看你是不是又吃醋啦！”
　　斯诺深情地望着海伦，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从未有过的柔情。他静静地伸出手握住了海伦的手，轻轻地说：“佩格，我爱你！”
　　海伦也深情地望着斯诺。
　　转眼间到了1932年的6月。
　　宋庆龄在法租界莫里哀路的寓所是一幢两层的朴素的小楼房。
　　一进门就看见一个大书橱，里面摆满了藏书。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简洁朴素，家具和装饰品不多，但安排得当，整整齐齐。几盆鲜花散发着暗香。宋庆龄身穿色调柔和剪裁合身的旗袍，整洁典雅，乌黑发亮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秀美的脸庞宛如浮雕，除了一只玉发夹外，没有戴别的首饰。
　　坐在宽敞的客厅里，斯诺俨然像一个老朋友了。
　　斯诺说：“孙夫人，我正在翻译鲁迅先生和几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准备编辑出版一本书，把中国文学介绍到西方。但从最近的外国报纸上看到了几位左翼作家被活埋的消息，这和以前您的朋友邓演达和杨杏佛两位先生遇害有什么联系吗？”
　　“正是信奉基督教的委员长把我们最优秀的青年活埋了。显然，他修读《圣经》，还没有读到哥林多书哩！”宋庆龄愤愤地嘲讽了一句。
　　“你认为他本人知道这件事情吗？”斯诺问道。
　　“他应该对所有的屠杀事件负责。他一背叛革命，就开始杀人。因此，只要他是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者，我就决不在其中任职。如果他也算是个基督教徒，我就不做基督教徒。”
　　“但是你要知道，无论蒋介石委员长是否应该负责，但没有哪一部《圣经》里会规定‘反革命分子’不准当基督徒的。事实上，世界上许多暴君不都是基督徒吗？”
　　“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反革命’能进天国之门。如果孙博士仍然在世的话，他也会宁可同国民党脱离关系，解散国民党，也不愿意看到它被利用来为屠杀作家和爱国者的行径开脱罪责。多年以前，我放弃舒适安全的生活，去日本同流亡的孙中山会合，并不是为了这一切，决不是的。”宋庆龄回答说。
　　斯诺问道：“您能确切地告诉我，您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吗？”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宋庆龄慢条斯理地说，“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他当时在东京流亡，我从威斯莱学院回家的途中，曾去看望他，并主动提出帮助他。不久，他捎信到上海给我，说他需要我去日本。我父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想把我锁在屋子里。我从窗户里爬了出去，在女佣人的帮助下逃了出来。”
　　“你一去日本就和孙博士结了婚，是吗？”
　　“是的。在我到达东京之前，我不知道他离过婚，也不知道他打算和我结婚。他向我解释说，要不这样做，他担心人们会把我说成是他的情妇，而流言蜚语将对革命有害。我同意了，第二天我们就悄悄地结了婚。”
　　“你们结婚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不仅仅因为你那时候才二十岁，孙博士已经四十八岁了，而且他又是你父亲的好朋友。你后悔过吗？”
　　“我从不后悔。结婚后，我成了他的私人秘书，开始学习密码，翻译文件。后来我父亲来到日本，狠狠地说了他。因为父亲感到他的最心爱的女儿被他最好的朋友偷走了。他企图解除婚姻，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父母同意。但他失败了，于是就与孙博士绝交，并和我脱离了父女关系。”
　　“孙夫人，现在许多人都戏称国民党政府是‘宋家王朝’。像你的弟弟、姐姐、妹妹他们都是中国政府的要员和中国的富翁。”
　　“但可惜的是，他们不是把才能用来为人民办事，而是反对人民。在美国也许有条件使一些人富起来，但是在中国办不到。在这里要发大财只能靠使用罪恶的欺诈手段和滥用以军队为后盾的政权。每一元钱都是从我们贫苦人民的血汗中榨取来的，他们极少有吃饱肚子的时候。总有一天，人民会起来把财富夺回来。”宋庆龄认真地回答着，表情严肃。
　　“孙夫人，那么请问在蒋介石和共产党之间，孙博士或者你更倾向谁呢？”斯诺问道。
　　“毫无疑问，从共产党人开始帮助他的时候起，他就看出他们是为穷人谋福利的。而其他的人则不是。除了孙博士以外，我从来就不信任中国的任何政治家。而他的思想并不只是中国人的思想。他考虑的是整个世界。”
　　对宋庆龄的回答，斯诺显然有些吃惊：“你现在还是不相信中国的任何政治家吗？”
　　宋庆龄摇了摇头说：“比起其他人来，我对毛泽东还是信任的。”
　　有“东方巴黎”美誉的上海滩不仅是商贾云集之地，到了夜晚自然也是情人们约会的好地方。这天晚上，斯诺约海伦来到黄浦江畔散步。
　　外滩上灯火辉煌，霓虹灯闪烁，花花世界，酒绿灯红。江面上渔火点点。斯诺和海伦一边走一边聊。
　　“佩格，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孙夫人这样可以信任和爱戴的人。为了革命，她不惜牺牲家庭关系和财富置身于革命，她是一位真正的革命战士。”
　　“是吗？她什么地方让你这么感动？”
　　“她的行动。她让我真正地了解中国的社会，而且还介绍我认识了中国的大作家鲁迅，我感到他们是创造历史的革命战士。你读过鲁迅的作品了吗？”
　　“我看过。那篇《阿Q正传》写得很精彩，我从那里看到了中国。”
　　“我敢说，他就是中国的高尔基。前不久，我去访问他，他说，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民国以后，我们变成前奴隶的奴隶了。我就问他，现在你们有了第二次国民革命，你是否觉得还有那么多像过去的阿Q留下来呢？鲁迅先生笑着回答说：‘更糟了。现在他们在治理天下哩。’”
　　“你不是要翻译鲁迅先生的作品吗？”
　　“是的。现在正在进行中，我已经请姚克先生帮我一起做这件事，打算把书名叫做《活的中国》。”
　　海伦思索了一下，问：“为什么？”
　　“佩格，我想把这本书献给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崇高精神，是‘活的中国’的卓越而辉煌的象征。是她的教育，消除了我的无知。而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埃德，他们对你的影响真的有那么大吗？”
　　“是的。我已经给宋庆龄写了小传，我还要为鲁迅写一个传记。他是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人之一，他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的经历典型地反映了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的动荡。别人会由于年龄的增大而趋于老练，变得保守，鲁迅却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但在艺术上，而且在社会、政治方面都成了激进论者。鲁迅胸襟宽广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人的满腔热情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敏锐洞察力，给我当记者提供了榜样。”
　　“他跟你还说了些什么？”
　　“鲁迅对我说：要思索，要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到千千万万毫无生气的村庄走一走，先拜访那些将军，再看看他们的受害者。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观察当前实际存在的事物。要为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工作。但要永远思考和研究。佩格，我不想当一个单纯的记者了，我想去北平，去潜心研究中国社会，深入了解和认识中国及其人民，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要求，过几年学术加新闻的生活。你想去吗？”
　　“你这个想法很好，我可以帮助你吗？”海伦说。
　　斯诺停下脚步，双手扶住海伦的双肩，眼睛里充满着渴望和真诚，颤抖地说：“佩格，你嫁给我，好吗？”
　　海伦看着斯诺这个充满激情和热诚而内心又十分孤独的年轻人，大眼睛里露出无限爱慕和浪漫的情怀，轻轻地点了点头。
　　斯诺一下子高兴得跳了起来，紧紧地抱着海伦旋转起来。两颗年轻的心终于跳在了一起。他们紧紧地拥抱着，亲吻着，享受着爱的阳光雨露……
　　提起斯诺和鲁迅的交往，这里还得多说几句。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后，鲁迅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将，创作了《呐喊》、《阿Q正传》等大量优秀作品。斯诺看到这些作品后，发现鲁迅的作品正是他生活的中国社会的缩影，深刻犀利而现实。于是他决定编选一本英译本的鲁迅短篇小说选。因为斯诺的中文水平不高，便找到了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精通英文的中国自由撰稿人姚克（姚莘农）合作。在1932年年底，斯诺和鲁迅第一次见了面。同时见面的还有作家林语堂。斯诺在《鲁迅——白话大师》一文中描绘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正如林语堂的眼睛像他那独特的散文一样闪亮，鲁迅那双伟大的眼睛却以其炽灼而感人。你一见到他，立刻抓住你的便是这双眼睛。这是一双机警、亲切、炯炯有神的眼睛，既富有情感又卓具理智。这双眼睛似乎能洞察你的肺腑，所以，几乎在你提出问题，语音未落之前，鲁迅已经用从容不迫、很有韵味的声音回答了。他并不是就事论事，只回答问题中那些显而易见的方面，而是讲到它们的深奥含义。
　　斯诺后来编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Living China）一书，收入了鲁迅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论“他妈的！”》和《离婚》等作品。同时还收入了柔石、茅盾、丁玲、巴金、沈从文、林语堂、萧乾等人的作品。另外还有一篇鲁迅写的《英译本短篇小说选自序》。同时，海伦以尼姆·威尔斯的笔名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一文也作为该书附录出版。在1936年5月，海伦为了撰写这篇文章专门列了一张有二十三个问题的单子，交由斯诺到上海向鲁迅请教。鲁迅在上海一一作了回答。而这次上海之行，正是斯诺为了进入中国红区访问毛泽东专门来请宋庆龄帮忙的。这是后话。
　　斯诺和海伦结婚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宋庆龄那里。宋庆龄为斯诺和海伦在家中举办了广东式宴会。他们围坐在桌前，喜气洋洋地为两位新人祝福，干杯。
　　作为主人的宋庆龄满面春风，举起酒杯祝福他们说：“海伦小姐，斯诺先生，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让我们为你们的幸福干杯！”
　　斯诺举起酒杯，站起来激动地说：“孙夫人，您是我最崇敬的中国人之一，是你让我认识了中国，并热爱上中国的。我和海伦都谢谢您！”
　　宋庆龄说“不用谢我，你们是美国最优秀的儿女，你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真实地报道中国，为中美两国的友好作贡献，我们也应该感谢你们。今天，你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相识、相爱，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有缘千里来相会’，中国成了你们的大媒人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
　　宴会快结束时，宋庆龄关心地问道：“埃德，蜜月怎么过呀？”
　　斯诺笑着说：“我们准备外出旅行，先到日本，再到南亚和新加坡转一圈，然后再回到中国。不过，我们将要离开上海，到北平去，准备在那里安家。今天，也算跟您告个别。”说着，斯诺和海伦站起来，又举杯向宋庆龄敬酒。
　　当斯诺走到宋庆龄身边时，宋庆龄嘱咐女佣取来一份包装好的礼物。
　　“埃德，海伦，我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们的，”宋庆龄从女佣人手中接过礼物，说：“这是一个来自你们故乡美国制造的银质电咖啡渗滤壶，今天我转送给你们，做个纪念。祝你们蜜月旅途愉快。”
　　斯诺充满感激地说：“谢谢！谢谢孙夫人！”
　　吃完饭，屋子里响起了美国的乡村音乐，宋庆龄也和斯诺一起高兴地跳起了舞。欢乐愉悦荡漾在大家的脸上和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