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斯诺和卡尔逊在枪林弹雨中采访“淞沪抗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
　　斯诺告别海伦，从青岛赶到上海。现在的上海已经是炮火连天：天上，一架架日本飞机在空中飞过，扔下的炸弹在地上燃烧爆炸；江面上，日本军舰正轰隆隆地朝岸上开火。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这天，斯诺和美国海军参赞武官埃文斯·福·卡尔逊少校背着相机，沿着一条树木掩映的道路去中国战区的一方采访。忽然间，一队日本飞机带着刺耳的呼啸俯冲下来，斯诺和卡尔逊迅速离开道路，躲到一个小破屋子附近，不一会儿炸弹就在他们刚才走过的地方爆炸了，腾起的灰尘洒了他们一身。
　　斯诺和卡尔逊从地上爬起来，赶紧往前跑，在一条小河边躲了起来。这时，一架日本飞机又低空俯冲下来，扔了一串炸弹，把离他们不远处的一片树丛轰炸得燃烧了起来。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中国士兵从燃烧的树丛中钻了出来，脸上还淌着血。只见他勇敢地站起来，用手轻轻地戴正了他的钢盔，然后拾起地上的步枪，一边发疯了一样向天空射击，一边高声大喊起来：“狗日的龟儿子，你来呀！狗日的，你来打呀！打呀！”
　　斯诺和卡尔逊被这情景感动了，站起来向他走过去。中国士兵回头一看，见是两个美国人正在微笑着和他打招呼。斯诺问道：“你的战友们呢？”
　　“他们都死了。”
　　卡尔逊问道：“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十八个。一个炸弹投下来，他们都被炸死了。”
　　“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人了，怎么办？”斯诺问道。
　　“怎么办？打仗，我要打，打死狗日的小日本！”
　　斯诺和卡尔逊看着这个年轻勇敢的中国士兵，除了感动还感到吃惊，他们想不到中国士兵竟然如此的舍生忘死，爱国的热情竟然如此高亢激昂。
　　在上海徐家汇一带，法国电力厂的水塔是最高点。徐家汇河静悄悄地在它旁边流过。小河是法租界的分界，对面就是战场。斯诺和卡尔逊，还有伦敦《泰晤士报》通讯员麦克唐纳、伦敦《每日电讯》的斯蒂芬斯，都登上这个水塔观看战事。站在这个水塔的平台上，可以看见日本士兵正从一个掩蔽物到另一个掩蔽物小心地前进，坦克跟在士兵的后面不停地向中方战场发动进攻。而中国士兵正潜伏在用草和树枝搭成的简单掩体里奋力还击。这时，好几架日本轰炸机向中国士兵的战壕俯冲下来了，随着几声闷响，不一会儿，中国士兵的掩体迅速地燃烧起来，中国士兵的阵地笼罩在火光和烟雾之中。
　　斯诺和卡尔逊他们拿着相机不停地拍摄，心情沉重而又专注。
　　“嗖！嗖！嗖！”突然，一梭子子弹向水塔射来。这是从河边日本的一个堡垒架设的机关枪射出的。幸好有一段矮墙挡住了，没有射中，但还是让斯诺和卡尔逊吓了一大跳。他们都弯下腰来，蹲在平台的地上，不敢说话。枪火却越来越密集，子弹击碎了厚玻璃屋顶和窗子。流弹和弹片像雨点一样在他们周围落了下来。大概过了十分钟，枪声才停止。
　　斯诺和卡尔逊、麦克唐纳转身走到另一个侧面拍照，以躲避日本人的射击。这时，斯诺发现自己的脚下有一大片红色，就对卡尔逊和麦克说：“快来看！这是血呢，还是油漆呢？我记得刚才我们上来时没有油漆。”
　　斯诺和麦克唐纳四下里看看，并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一转身，斯诺看见卡尔逊已经爬上了水塔的顶部。斯诺拍了几张照片后，也跟了过去。当他正准备从平台沿着曲折的旋梯向上攀登时，几个惊慌失措的法国人正从上面走下来。斯诺看见他们当中的一个受了伤。他就站在下面向上张望，只见又下来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走在后面的卡尔逊和几个法国人一起抬着一个满身是血的人。待走近了一看，竟然是伦敦《每日电讯》的斯蒂芬斯。不幸的是，他已经死了。
　　卡尔逊对斯诺说：“刚才，我看见一只脚从塔顶垂下来了，于是跑上去看。当我走到那里时，看见斯蒂芬斯躺在一片血泊中，另外两个法国人也受了伤，其他的几个人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哦！那地面的红色是斯蒂芬斯的……”斯诺说。
　　卡尔逊说：“是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
　　大家不知说什么才好，心情十分难过……
　　这一夜，心情沉重的斯诺和卡尔逊在一起喝酒，以解苦闷。斯诺一边给卡尔逊倒酒，一边说：“斯蒂芬斯是不是第一个在中国死去的记者？”
　　卡尔逊点点头说：“是的。”
　　斯诺说：“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来，为斯蒂芬斯的亡灵干一杯！”
　　卡尔逊和斯诺互相碰了一下，喝了一口酒，皱起眉头说：“不错，他是勇敢的。不过，依我看，他准是有什么非常不愉快的遭遇。”
　　“你为什么这么想？”斯诺问道。
　　“一个人不顾一切去冒生命的危险时，他的内心是会有一些斗争的。因为我自己就有过这种经历。”
　　“你是说，勇敢是一回事，而存心自我毁灭又是另一回事，是吗？”
　　卡尔逊若有所思地说：“是的。我觉得这不仅是斯蒂芬斯生命的结束，也是上海战争的结束，也可能是整个战争的结束。”
　　斯诺问道：“那么你认为日本已经胜利了？”
　　卡尔逊说：“中国现在已经丧失了它的所有工业基地，没有工业，要同日本的那种现代化军队作战是不可能的。但是，是不是说日本就已经胜利了呢？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可能是对的。我知道你会说毛泽东已经作了回答，那就是游击战争。”
　　斯诺问道：“你不相信游击战争吗？”
　　卡尔逊说：“在尼加拉瓜，我到处追击桑地诺领导的游击队，花了两年的时间，因此，我并不低估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上打游击战的可能性。但是关键要有好领导，要有好领导和高昂的士气。我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过像你谈到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将领那样的中国人。他们可能是不同的。如果他们真正是士气高昂和纪律严明，如果他们的领导人像你所说的那样足智多谋，如果……如果……那么就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未来可能是属于他们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亲自去看看呢？”斯诺说。
　　卡尔逊眯缝起那双蓝色的眼睛，摸了摸高高的鼻子，然后咧了咧嘴说：“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可是如果我出现在朱德的司令部时，他们会怎样对待我呢？会把我当作老牌帝国主义的间谍吗？”
　　斯诺说：“我想不会。不过，让我打听打听看看。”
　　卡尔逊说：“亚内尔海军上将是我的上司，当然，他即使同意了，也还得向华盛顿请示。不过，你不妨先帮我联系，我这方面也着手去做。”
　　斯诺说：“好！卡尔逊，为你能够去访问毛泽东的红色中国，干杯！”
　　“好！干杯！”说着，两人又深情地干了一杯。
　　卡尔逊说：“埃德，你这酒真是不错！”
　　斯诺笑着说：“那当然！要知道，这可是正宗的拿破仑牌白兰地。”
　　“你从哪儿弄来的？”卡尔逊问道。
　　“是孙夫人宋庆龄送给我的。”斯诺兴奋地说，“上个星期，她在离开法租界住宅的时候，派人送给我的。同时她还给我写了一个字条，告诉我，这瓶酒是她父亲酒窖里仅存的一瓶了，她说一滴酒也不能留给日本人。她还告诉我，今日中国人民比任何时候都团结，他们为世界和平，为改善社会和经济状况，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共同奋斗。”
　　“是的，孙夫人说得很对，”卡尔逊抿了口酒，沉思着说，“她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像她这样的。”斯诺充满激情地说，“卡尔逊，你去了苏区，你就会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你就会看到在中国的山峦、平原、河谷之间，日本所遭遇的不只是正规军队，而且是由千百万男女老幼，由整个民族所组成的抵抗力量。需要他们抵抗多久就有多久。他们是一支为自己的国恨家仇、为自由、为将来而战斗到底的十字军。”
　　卡尔逊看着激动的斯诺，自己也随之激动起来，并对自己的未来行动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后来，斯诺通过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给延安的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请求允许卡尔逊访问延安。毛泽东很快回电：只要蒋介石同意，欢迎卡尔逊赴延安。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历史背景下，卡尔逊费尽口舌终于说服了他的上司亚内尔海军上将和蒋介石。1937年底和1938年，卡尔逊先后两次访问八路军敌后根据地，见到了包括毛泽东、朱德等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成为第一个考察八路军抗日的外国军人。
　　后来，卡尔逊因为发表支持中共的言行受到指责，自己也不满美国在中国的作为，毅然辞去军职。但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卡尔逊再次穿上军装，组成了著名的“卡尔逊突击队”，运用和借鉴在八路军那里学来的军事管理和作战经验，在所罗门群岛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梅金岛一战全歼日军三千余人，震撼了美国。1940年，卡尔逊出版了《中国的双星》一书，记述了他在十八个月中“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游历中国的见闻”，堪称抗战初期中国各战场的考察实录。
　　34
　　斯诺说：“上海是中国脸上的一块政治溃疡。”
　　冬天的太阳懒洋洋的，衰败地挂在天上。
　　满眼的残垣断壁，偶尔能看见一个烟囱，一两个电线杆子或断或折地耸立着，田野里、街道上到处是弹坑，楼房和村庄被炸成一片片焦土，残留的武器和钢盔以及倒在瓦砾堆中横七竖八的尸体，令人惨不忍睹……世界似乎变得死一般的寂静。这就是“淞沪会战”后的上海。
　　斯诺和艾黎并肩走在这悲惨的世界里，心中充满着痛苦。自从在萨拉齐邂逅，他们就成了好朋友。无论在北平还是在上海，他们的联系从未中断。
　　“淞沪会战”一结束，他们就结伴来考察这惨绝人寰的一幕。不远处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正凶神恶煞般地吆喝着一群中国人在那里清理战场，掩埋尸体。斯诺和艾黎走到一个年轻士兵的尸体旁边，看见已经破烂的衣服口袋里露出了一张钞票，上面孙中山的头像仍非常清晰。斯诺蹲下来，从口袋里取出钞票，里面竟露出一张漂亮的女孩照片。照片上的女孩甜甜地微笑着，十分可爱。斯诺看着照片，感慨地说：“艾黎，你看，这该是一段多么动人的爱情故事啊，可是战争把他们分到了两个世界。”
　　“可是他可能还没来得及品尝爱情的快乐，就失去了年轻的生命。我常听日本人说他们除了增进中国大众的繁荣以外，绝对没有别的企图。埃德，你看，这就是日本人所说的‘繁荣’。”艾黎气愤地说。
　　“可是在开战后不久，蒋介石还曾亲自跟我说，你看一下地图，与中国比起来，日本是多么小，谁能怀疑我们将来的胜利呢？”说着，斯诺叹了口气。
　　“这是什么意思？他蒋介石为什么要从南京搬走？”艾黎说。
　　“据陈诚将军后来解释说，他们这是用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
　　“战略？这是战略？这是逃跑的理论！多少人民为他付出年轻的生命，流血牺牲！”
　　“是的，但是上海不是中国，或者说不能代表中国。中国的问题大致可以归纳为所有的中国军队能否把1930年和1936年中国共产党所用的战斗方法加以有效地利用。国民党的问题是军阀之间不团结，各打各的算盘，各有各的小九九。”
　　“但你要知道，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政府的全部经济建设都围绕着上海的周围，这是他们经济的根据地。”艾黎双手一摊，耸耸肩膀说，“没有了上海，我不知道中国将如何发展下去。”
　　“上海，上海，这是中国脸上的一块政治溃疡啊！”斯诺感叹着说。
　　艾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和斯诺一边走一边看，发现路上和田野里只有老人和儿童。艾黎说：“埃德，你看，这里已经没有了年轻人，只有老人和孩子。”
　　“是啊！”斯诺也感叹着。
　　这时，他们来到一个破旧的芦苇席草棚中，看见一个老人带着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正在里面烤火。房屋和生活物品已经荡然无存。
　　艾黎和斯诺从口袋里拿出一些钱来给身边的小女孩。小女孩有些难为情，她用一双充满渴望的大眼睛看看他俩，又看看老人。在斯诺和老人友善的目光交流中，小女孩才颤抖着双手感激地接过钱。
　　斯诺关切地问道：“以后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老人无奈又自慰地说：“好在还有地，还有一双手，好歹还不至于饿死。”
　　艾黎说：“但日本人没有离开，你们害怕吗？”
　　这时，小女孩却大胆地说：“我们现在虽然很痛苦，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肯定会打败小日本鬼子，好日子就会来的。”大眼睛里满是天真纯洁。
　　老人欣慰地看着女孩，脸上露出了一丝难得的笑容。小女孩的话让斯诺和艾黎大吃一惊，他们从中也感受到一种力量已经在这片废墟上升腾起来。
　　35
　　为繁荣中国的战时经济，“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方案在麦赫斯托公寓诞生了。
　　现在的上海锦江饭店，当时叫麦赫斯托公寓。斯诺和艾黎，还有海伦，一起站在这座位于上海外滩繁华地带的高楼顶层，眺望着上海。黄浦江对岸工厂上方浓烟滚滚，西北边的上海更是破败凄惨。
　　斯诺感慨地说：“大变样了！大变样了！损失难以估计！”
　　艾黎说：“看来，上海很需要你们的陕北朋友们！”
　　“我看的确如此。是吗，埃德？”海伦说。
　　斯诺沉重地点点头，眺望着远方。
　　“佩格，你在青岛疗养得怎么样？听说你在陕北得了五种痢疾，是吗？”艾黎关心地问道。
　　海伦说：“是的，五种。共产党和他们的士兵们虽然没有青岛这样的地方去疗养，但他们的精神状态总是很好，好像从来不生病似的。我很奇怪。”
　　夜深了。斯诺、海伦和艾黎坐在麦赫斯托公寓的房间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从窗口望出去，夜幕下的上海已经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花花世界，一个是哀鸿遍野；一个是酒绿灯红，一个是饥寒交迫。歌舞厅里浪荡的笑声、赌博的吆喝声、汽车的喇叭声，淹没了难民们的呻吟、老人的乞讨和孩童的哀哭。
　　斯诺从窗前回到桌子边上，拿起酒杯深深地喝了一口酒，说：“艾黎，你们觉得中国真是‘世界民主阵线’的一部分吗？我看这是我们美国人自己在太平洋的西海岸上夸夸其谈，他们并不知道也不清楚中国现在实现的‘全国团结’，国共合作，国民党政府是出于无奈。”
　　艾黎说：“我看，西方人在上海的好日子也不会太长了。日本人实在是太恶劣，日本浪人和雇佣的流氓开始了大范围的谋杀，你和我都已经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海伦说：“前几天，就在我们住的那幢楼门口几米的地方，一个叫刘湛恩的中国博士因为不愿意当日本人的傀儡，被杀死在那里。人头后来就放在我们住地的大门口。埃德还收到了他们投递的匿名信。”
　　“我也收到了。他们这是在以死来恐吓我们，用中国话说，就叫做杀鸡给猴看。”身体强壮的艾黎一边说，一边随手从桌子上的果盘里拿出一颗核桃，用拇指和食指用力一捏，核桃竟被捏碎了。
　　斯诺说“日本人为什么会如此猖狂？我感觉问题在于同日本作战的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两个中国，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另一个是由国民党统治的未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其他地区，而没有一个在抗战中能代表各方面意见、无愧于人民的具有献身和自我牺牲精神的统一的政府。”
　　艾黎说：“这场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将无法估计。而上海又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全国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业在这里处于瘫痪状态。据统计，有五千五百二十五个大小工厂和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一个作场被日本人毁坏或者侵占，八十万人失业，五十万人流落街头。所谓的‘自由中国’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农牧业国家。这些失业的工人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了工作，无家可归，却没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安排工作，而蒋介石政府也毫无办法。”
　　斯诺说：“中国缺乏基础工业，没有基础工业就不能制造机器，而没有机器，就不可能进行生产。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却正需要建立一些工业的根据地，不然军用和民用物品都将面临极大困难。在上海战事结束之前，宋子文先生就曾经对我说，上海的严峻现实让他感到需要在中国内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基础，中国迫切需要一种不同的贸易格局。”
　　艾黎说：“是的。中国现在确实需要战时经济为后盾。没有充足的工业补给线，军事装备从哪里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又从哪里来？而由于日本人的封锁，外国商品又进不来，中国经济市场上出现了真空，但由谁来、用什么填补这个真空呢？英国、美国政府现在都还不愿意得罪日本。而对中国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内地发展足够的经济力量使抗战坚持下去。”
　　斯诺和艾黎轻轻地喝了一口酒，两人陷入了沉思。
　　海伦坐在一旁，仔细地聆听两人的谈话，作着自己的思考。“我看，必须搞一个人民生产运动。”海伦说，“而达到这个目标的惟一办法就是把人民组织起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并把他们的生产单位联合起来。工业合作社就是答案！你们应该动手发起一个建立这类合作社的运动，给人们一个机会自救和救亡！”
　　斯诺和艾黎听海伦这么一说，茅塞顿开，不由得心花怒放。
　　斯诺说：“我看佩格的这个提议很好。1936年我就看到共产党在西北很有成效地组织过合作社。这样有可能在战争进行中产生一种新社会。建立敌后工业组织，不仅可以提供急需的就业条件、支援战争的物资，还能给中国工人以组织政治团体的机会。”
　　艾黎说：“嗯，它还可以与难民救济、劳工的训练与军事动员、民主的政治经济基础和保卫游击区的反抗封锁，以及与反抗日货经济侵略的方法放在一起。佩格，你想的这个办法很好。”
　　海伦得意地笑着说：“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我们得先给它取个名字。”
　　斯诺说：“我看，这些企业建成后可以统称为‘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你们看，怎么样？”
　　艾黎说：“可以。就叫这名字。佩格你说呢？”
　　海伦说：“行！我同意。”
　　斯诺说：“艾黎，我看，这个活动应该由你来主持，因为你懂经济和工业，我和佩格在这方面是门外汉。再说，你应该知道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我在中国的表现是仇恨的，我一出面，这事肯定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但我和佩格会积极配合你的工作。你说呢？”
　　艾黎说：“你说得对。我完全同意。我看我们先起草一个计划书，先在最接近前线的地方建立流动工厂，并在远离前方的地区开矿山和建立重工业工厂。我们应该组成一个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邀请中国的一些知名人士参加，争取得到政府的支持。”
　　斯诺说：“中国政府的支持是一方面，国际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没有国际援助，蒋介石这个委员长是不会掏自己的腰包的。”
　　海伦笑着说：“问题是我们的计划怎么才能到达蒋介石的手中呢？”
　　斯诺说：“我看英国新上任的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是一个爱听非官方意见的人，他反对法西斯，又没有官架子，很随和。我看他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你认识他吗？”海伦说。
　　“我采访过他，而且英国大使馆的青年秘书约翰·亚历山大也是一个热心人。我们可以找他。”斯诺说。
　　艾黎站起来说：“那好，我就先回去了，把我们的计划写好。”
　　斯诺也站起来说：“好！你写好了，我请鲍威尔把他印出来。”
　　接着斯诺他们就分头实施计划。为了繁荣中国的战后经济，他们开始了艰辛的努力。
　　1937年11月，斯诺来到南京。在英国大使馆秘书约翰·亚历山大的引见下，斯诺前往大使馆拜见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克拉克五十来岁，高颧骨，红皮肤，年富力强，看上去像一个印第安人的首领。
　　一见面，克拉克大使就热情地握着斯诺的手说：“好哇，年轻人，上次我见到你时，你是一位新闻记者，听约翰说你现在要做工业家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斯诺笑着说：“不是这样的。阿奇博尔德爵士，我们只是想对中国的抗战中的生产问题作一些概括的研究，提出在中国各前线地区、中间地区和后方地区建立工业的总战略，来帮助中国度过战争带来的经济困难。也就是说想在中国搞一个工业合作运动。这是我们的计划书。”斯诺微笑着，递上艾黎和他一起印制的《人民的回击——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小册子。
　　“哦，年轻人，不要叫我爵士，我的朋友们都叫我阿奇，你就叫我阿奇好了。”克拉克大使接过斯诺递过来的“计划书”，认真地翻看着。
　　斯诺一面认真地端详着克拉克的面部表情，一面在心里琢磨着，等待着。过了一会儿，克拉克大使放下“计划书”，随手点燃一支“邓希尔牌”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看着斯诺说：“请谈谈你的意见，让我听听。”
　　斯诺说：“这个计划很简单，目的是为了挽救中国，支援他们的抗战，因为他们现在的工业几乎被日本全部摧毁了，经济建设里有一个真空，因此我们打算趁早用好的东西去填补它，别让坏东西把它占据了。”
　　“别这样拐弯抹角了，”克拉克说，“还是开门见山谈谈你们的计划吧！”
　　斯诺点点头，说：“中国经济的这个真空就是中国市场，我们想在日本货充斥中国市场之前，抢先用中国商品填补它。”
　　克拉克说：“这个主意很好啊！可是你们到哪儿去弄到这么多的中国商品呢？”
　　“问题就在这里。工厂没有了，工人走散了，机器不是被破坏就是被抢走了。但是，中国未被占领的地区有的是原料。中国的幅员和美国差不多，它是能够做到在粮食上自给自足的。而且中国有着无限的劳动力——有三亿人民的劳动力来源。”斯诺说。
　　克拉克充满希望地看着斯诺，心中对这个美国人产生了一种好感：“是吗？”
　　“阿奇，您要知道，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有了一个保护性的市场，它同根据条约开放的通商口岸切断了联系，除了日本人之外，再没有其他外国的竞争。机器不多，但是按我们的方式创业还是够用的。我们想把逃难的人——有的是有钱又有劳动力，有的只有劳动力——分小组组织起来办合作社。我们要把他们都组织起来，使人人都有工作，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各尽其能。我们的计划就是可以解决难民问题、日常消费品问题和战时生产的问题，等等。我们的工厂在开办之初可能纯粹是手工业的，但是，我们可以组织一支私运队，偷运进越来越多的机器。”斯诺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这些东西是可以弄到手的，但我们目前短缺的就是钱。”
　　克拉克听斯诺这么一说，就反问道：“可是，为什么要办合作社呢？据我所知，中国人试过多次，屡试屡败。”
　　坐在一旁的秘书约翰·亚历山大插话说“还有，中国的家族制度依然存在，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倾向太厉害，而且难民们大都没有文化，不会经营工厂，一些难民不愿做工。难道你不晓得吗？他们宁愿在难民收容所中领取不要钱的粮米，也不愿意出来工作。”
　　“但合作社可以给人民在战争时期和将来一种支援。”斯诺说，“不错，中国人办的销售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在过去全都失败了，但那些合作社不是工业合作社。工业合作社还从来没有尝试过。而以前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它不适合中国国情，而是因为领导腐败无能。”
　　克拉克说：“那你能举个例子说明吗？”
　　“这个例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事实上，苏区的整个经济基本上是把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结合在一起的。”斯诺说，“你感到吃惊吗？”
　　“一点也不吃惊，那也是我自己的结论。”克拉克说，“不过，合作社并不是共产党垄断独有的。如果认为共产党独有的话，那么英国早就布尔什维克化了。”
　　斯诺说：“你说得对，合作社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工业民主化。但是，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行得通。合作社之所以能够成为统一战线合理的经济基础，原因就在这里……”
　　克拉克大使打断斯诺的话，指着秘书约翰·亚历山大说：“约翰就是这样对我说的。你们想把中国建成一个合作社国家，使它逃避阶级战争，是这样吗？”
　　“从长远来看，要想不实行共产主义，办合作社企业是中国的惟一出路。它可能也是国民党的最后一个机会。”斯诺说。
　　克拉克说：“假如我们外国人同意这样办，会得到哪些中国人的支持呢？”
　　“我们已经得到这种支持了。”斯诺说，“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先生百分之百的支持，她的弟弟宋子文先生也是百分之百支持的。我把这事已经全盘和宋子文先生讲了，他答应作为一个私人银行家尽力相助。但是，他们暂时都不愿意公开出面支持这项事业。其中的原因您是知道的——是他们家族的内部宿怨和嫉妒在作怪。凡事都必须首先征得蒋委员长的同意，也就是说要先征得蒋夫人宋美龄和孔夫人宋霭龄的同意，由她们出面把主意端出来。”
　　克拉克眨了眨眼睛说：“我明白了。你是不是选中我作为兜售你们计划的推销员了？”
　　斯诺点点头咧着嘴笑了。
　　克拉克说“假如我同意，你是不是能给我物色到一位我随时可以请他出来主持这事情的人呢？他又能不能请到我们所需要的中国职员呢？”
　　“我真高兴听到您说‘我们’，阿奇。”斯诺兴奋地说，“不错，我已经为我们物色好了一位做这事的领导人了，他叫路易·艾黎。”
　　“我们到哪里才能找到他呢？”克拉克问道。
　　“他现在就在上海租界英国工部局当工厂督察。他对这个国家的劳工条件非常了解。更重要的是，尽管他明知中国落后，他还是爱她。他收养了两个没饭吃的孤儿，供他们在这里的学校读书。他是‘爱尔兰-英格兰’血统的新西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雄。但更主要的是他信赖中国，中国对他来说，是一种宗教信仰。他讲中国话，喜欢中国老百姓。他的头发火红，大脑袋，鹰钩鼻，身材魁梧，像一台机器，双腿粗壮得像两棵挺拔的树木。他的性格开朗豁达，又很吃苦耐劳，聪明能干。”斯诺绘声绘色地介绍着。
　　“嗯，我们怎样才能把他请来？”克拉克问。
　　“阿奇，你可以协助他解除他同上海英国工部局的合同。”
　　“他能够组织起一个中国职员的班子吗？”克拉克担心地问道。
　　斯诺说：“他已经招募了一个核心班子，是由在西方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工程师和合作社专家组成的。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他们这样干，明天他们就会跟艾黎一道到内地去。艾黎的确是一个关键人物。”
　　克拉克笑着说：“我冒昧问一句，你希望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
　　“工作，也许是写篇报道。”斯诺说，“我和妻子准备尽量腾出时间来，不仅把这个主张传遍中国，而且还要传到同情中国的任何地方去。只要有钱有机器，我们就可以着手办起来，我们将在各地组织委员会来执行这个计划。美国给日本运送的是废铜烂铁和枪炮，它不能给中国也运这样的东西，但是可以给中国提供救济——生产性的救济，帮助中国自救。这就是我们的观点。”
　　克拉克大使又低头翻看起斯诺给的“计划书”，一边浏览着一边问：“你认为共产党也将支持这项计划吗？我们可不愿意人家把它说成是英帝国主义接管中国的阴谋。”
　　斯诺说：“在这方面，宋庆龄是我们的保证人，共产党不会攻击她。有必要的话，我也可以亲自去延安征得毛泽东的同意。”
　　“好，那就一言为定。”克拉克高兴地拍了一下桌子说，“我当尽力协助，但是先别向任何人透露我参与此事。请你约艾黎来见我。”
　　斯诺说：“好，一言为定，我马上带艾黎来见您。谢谢您，阿奇博尔德爵士。”
　　克拉克笑着说：“哟，年轻人，说好了的，叫我阿奇，不要叫我爵士，你又忘了！”
　　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一星期后，这位英国驻华大使带着艾黎去了汉口，在那里他向蒋介石、宋美龄和时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力荐艾黎，并“推销”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不久，国民政府颁发了批准书，艾黎被任命为首席技术顾问。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正式启动运行，宋庆龄担任名誉理事长，财政部长孔祥熙为理事长。此间，斯诺和艾黎多次拜见了中共驻武汉办事处的领导人周恩来，并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
　　36
　　宋美龄在斯诺面前大发脾气，指桑骂槐。
　　1938年夏天，斯诺夫妇从上海到香港和菲律宾等地为“工合”筹款四处奔走。
　　斯诺在香港再次拜访了宋庆龄。
　　斯诺说：“孙夫人，我觉得，世界上从没有一个战争，像中国战场上发生的这场战争一样充满着矛盾。而中国是一个争取独立的半殖民地国家，它就像是一面镜子，反映着各国的贪婪、伪善和矛盾的外交政策所不能避免的国际无政府状态。”
　　宋庆龄说：“因为中国是一块唐僧肉，谁都想吃一口。而蒋介石没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又脱离了人民。”
　　“现在的国民政府已经退却到了武汉。但日本人的架势似乎还没有减弱。我怀疑日本人是不是发疯了。中国的经济已经瘫痪了，这让我们既担心又失望。”
　　宋庆龄高兴地问道：“埃德，听说艾黎已经到了武汉，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进展如何？”
　　斯诺说：“工作已经开展起来了，但很缓慢。”
　　“艾黎又领养了另一个‘孤儿’。”宋庆龄笑着说，“但无论怎样，我想这在中国是一个创举，你们很了不起，做了一件中国人自己做不成的事情。”
　　斯诺说：“我想，这没有什么，我们热爱中国，热爱这个美丽的国家和善良的人民。”
　　宋庆龄说：“我已经和弟弟子文说了，他已经同意帮助你们。”
　　“是的，他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埃德，我觉得你们发起的工业合作社运动，正好可以补充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最重要又最被忽略的部分，这就是他所说的民生的意义，但是要使其成功，它必须是一个受生产者管理的真正民众运动。”宋庆龄说。
　　“是的。但目前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经费问题。哦，对了，艾黎今天给我拍来了紧急电报，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还说这件事情非我莫属，说什么我不能在‘生孩子’的时候离开，还抱怨说不管我愿意不愿意都非做不可。他要我立即赶到他那里，否则‘婴儿’就要夭折了。你看我是不是该去一趟？”斯诺说。
　　“当然，我这边的工作你不用担心，你应当去汉口了解一下情况。”
　　“行，那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去吧，我叫子文帮你买明天的飞机票。”
　　“那太好了。孙夫人，谢谢您总是想得如此周到。”斯诺感激地说。
　　斯诺跟宋庆龄说艾黎在武汉碰到了困难，是因为“工合”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破坏。孔祥熙拒付原来承诺的拨款，陈果夫、陈立夫则认为“工合”是共产党的“赤化”组织，坚持要将“工合”总部进行重新改组，旨在控制并吞并这个新生的组织。独自在武汉的艾黎没办法，他立即拍电报告诉斯诺，请斯诺回来协调。
　　斯诺结束菲律宾和香港的活动后，立即飞回了武汉。艾黎开车来接斯诺。坐在车上斯诺问艾黎：“到底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艾黎一筹莫展地说：“我们无法使孔祥熙再施舍一个铜板，政府拨了一百万元专款给我们，但是他停止支付，我破产了，我的人都很不高兴，都快要离开我了。”
　　斯诺开玩笑说：“我听说孔祥熙先生曾经说过他对美国杰斐逊总统十分钦佩的，艾黎，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总统先生的名言？总统说，钱财如粪土，金钱不分出去，就没什么用处。”
　　艾黎生气地说：“哼！他还标榜自己是中国孔子孔圣人的后裔呢！这位‘圣人’想的是金钱下蛋，蛋生鸡，鸡下更多的蛋！”
　　斯诺困惑地说：“我知道你遇到了困难，但是没有想到情况如此糟糕。如果能把克拉克大使找来就好了……”
　　艾黎打断了他的话：“可这件事只有你可以办得到。”
　　“我？我原以为你要我不公开过问哩！”
　　“嗯，太迟了，宋美龄已经听说你参与了此事，她不乐意了，本来她可以促一促那位‘孔圣人’的，但是她现在不会这么做了。有人告诉我，因为你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揭了委员长的丑，宋美龄决不会原谅你的。”
　　“那你让我来又能做什么呢？难道你要我去向她磕头不成？”
　　艾黎说：“我的想法是你可以对她作出一些友好的姿态，比方说你表示你要写文章报道宋美龄所从事的工作，告诉她美国人对她为难民谋福利而制定的工合计划很感兴趣，志愿帮忙等等，这样也许能够达到目的。但如果我们想得到她的全力支持的话，埃德，他们告诉我，你就得有所表示，向蒋夫人道歉。”
　　“艾黎，你是知道的，我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还是尽量公正地评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我说他们两人在西安都表现得很勇敢的。”
　　艾黎说：“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表现你怎么写，宋美龄都不在乎，但是你挖苦蒋介石在被俘时丢掉了假牙，而且还描述了士兵们在黑暗中怎么四处寻找，这可把她气得跳起来了。”
　　“真遗憾，我觉得这在当时似乎还是很有人情味的情节嘛！”斯诺摇摇头说。
　　艾黎说：“可这是她的丈夫，你要理解一个女人的心情。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她的委员长丈夫是个满嘴假牙的家伙时，她心里能舒服吗？”
　　“那好吧，为了挽救‘工合’运动，我去拜见这位蒋夫人，去恭维她几句，为美国读者写几篇赞扬她对‘工合’的支持的文章。行吧？”
　　艾黎说：“行！”
　　这天清晨，斯诺正在睡觉。突然，“笃，笃，笃……”一阵焦急的敲门声把斯诺从睡梦中惊醒。
　　斯诺埋怨着起身打开门，一看是艾黎，就问：“怎么啦？大清早的这么急？”
　　“看在上帝的面子上，”艾黎气喘吁吁地说，“你能不去访问宋美龄吗？”
　　“哟，那可不行啦，时间已经约好，来不及取消了。到底怎么回事？”
　　艾黎着急地说：“要去也可以，但你千万别和她谈起‘工合’的事情！我刚才听蒋委员长的顾问端纳说了，宋美龄连半点忙也不会帮你的，她已经听说你在香港和宋庆龄一起工作。她此刻正疑神疑鬼的，如果你跟她谈‘工合’的事情，她会认为你不怀好意，准备干某一件勾当似的。这样反而成了坏事。你千万别提一个字，一个字也不能提！”
　　斯诺点点头：“那好吧。”
　　刚采访完宋美龄，斯诺就和艾黎来到江边散步聊天。
　　艾黎问斯诺：“埃德，今天的会见怎么样，你没有向蒋夫人提到‘工合’的事情吧？”
　　“没有。也不敢。”斯诺说。
　　“那就好，那就好。她对你怎么样？”
　　“怎么样？嗯！一见面，她就大发脾气，指桑骂槐地唠叨了半个多小时，她说他们正在为中国不惜牺牲一切等等，谴责‘诋毁和挖苦别人的批评家’攻击她的丈夫、她本人和孔氏一家，严重地伤害了中国。然而当我问她是否指我时……”
　　“她怎么说？”艾黎急忙问道。
　　“她却说不是。但不是我，又能是谁？难道是指她的姐姐宋庆龄？我搞不懂。”斯诺生气地说。
　　“你问她什么问题了吗？”
　　“她情绪激动，大发雷霆。为了‘工合’我什么也没问，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听她讲。如果把这个写下来，会是一篇精彩的报道。”
　　“你什么时候写给我看看。”
　　“但她要求我不准报道她的谈话，一句也不能报道。我的老朋友、战时宣传处处长董显光先生坐在那里诚惶诚恐，手脚都发抖。”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斯诺想了一想说：“我想，我们只需做一件事。就是我们设法把宋子文拨给我们存在中国银行的二百万元拿到手。”
　　艾黎说：“在‘工合’运动没有真正顺利发展之前，我们还不宜走这一步。如果现在孔祥熙听到这件事，他会暴跳如雷的。你知道，他对宋子文也是恨之入骨的。”
　　“但我们不让他知道这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可以说是上海香港促进会提供的一笔贷款，是从国外筹集的。孔祥熙作为‘工合’的头头可能会很高兴，这样就能促使他多多少少拿出一点钱来。”
　　“嗯！这个办法倒可以试一试。你在菲律宾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菲律宾华侨对‘工合’运动十分支持，情绪热烈，捐献也十分慷慨。因为日本已经开始侵略菲律宾，他们一方面大肆宣扬东方民族间的兄弟情谊，另一方面却到处建立公司进行经济渗透和剥削。在那里我还见到了担任军事顾问的麦克阿瑟将军，他告诉我美国将要从菲律宾撤军。但我感到山姆大叔每远离一步，就会使日本有机会将菲律宾变成另一个台湾或满洲。我想，日本的军事侵略行动总有一天会让美国人民吃惊的。”
　　“我也有这种预感。”艾黎点点头，又问斯诺，“佩格现在怎么样？”
　　斯诺说：“你知道，佩格是个热心人，是个活动家。但为了中国的‘工合’运动现在也感到筋疲力尽。而且我们现在手头出现了赤字，因为到菲律宾以后，我们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仅靠一点积蓄生活，很快我们的腰包就被掏空了。我想我得尽快恢复我的写作，我还有一本《为亚洲而战》的书要写，这样也可以赚点稿费维持我们的生活。”
　　“她一个人在那边过得好吗？”艾黎问。
　　“唉，说句心里话，艾黎，我有时真觉得有点对不起她。我们为了事业，长期分居两地，你知道我和她的性格也大不相同。但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在拼命……”斯诺停顿了一下，叹了口气，“在接到你电报之前，我本来不想去菲律宾的。但为了‘工合’，她几乎跟我吵了一架。她生气地说：‘这些年你都在研究中国，却从来不关心美国，现在来到了我们美国人治理的菲律宾，你连看都不看一眼，岂不是咄咄怪事吗？’她一定要我留在菲律宾，不要离开她，还说：‘干吗不接受菲律宾华侨的邀请去那儿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回来的时候，中国还会在这儿的！’她对我的意见已经很大了。”
　　“埃德，我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赞扬过你，他说你爱中国，远胜过中国同胞自己。真是这样，你和佩格都是好样的。没有你们，‘工合’不可能有现在这样惊人的发展。它已经占中国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一了，在中国十六个省市建立了二千六百个大大小小的工厂。”艾黎由衷地称赞道。
　　“说起鲁迅先生，他可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遗憾的是在他去世之前，他没能看到我翻译的他的小说作品《活的中国》。在他去世后，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我和姚克先生一起送了一副挽联，是这么写的：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而我们对中国，用佩格的话来说，我们是以个人身份协助中国打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
　　“埃德，我看武汉现在也快保不住了。日本人把汉口炸得一塌糊涂。在你来汉口的前一天一架民航班机就被日本人击落了。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你在上面呢！”
　　斯诺庆幸地说“是吗？本来宋子文先生给我买的就是那一个航班，可是就在登机时，一个国民党的官员非要搭乘这架飞机，硬是把我给挤了出来。那个家伙真倒霉。看来，我是捡了一条性命。”
　　艾黎说：“我听说，国民政府将要迁到重庆，我们也将一起迁移到那里。埃德，你说中国的抗战会胜利吗？”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的确正在输掉每一个战役，上海会战失败、南京大屠杀，现在武汉和广州一样即将沦陷。”斯诺说，“但是，我却感到，中国是处在得胜的一边的。”
　　“为什么？”
　　“艾黎，你看，当国民党在压制中国人爱国热情的时候，共产党却积极地招收士兵和工人去参加抗战，而在汉口的一些外国人似乎比国民党还爱中国。由此可见，虽然国民党掌握政权，但从策略上看，共产党将是全国的领导。”
　　艾黎听斯诺这么一说，觉得很有道理，说：“嗯，我也发现国民党人对爱国统一战线的热情大大减退了，而八路军正在独立地进行战斗。不过，埃德，现在有人攻击我们的‘工合’运动是共产主义合作化。你看我们非常希望得到孔祥熙的财政支持，但他本身就有问题。”
　　“孔祥熙不仅腐败，而且无能。他毫无主张，像一个软柿子似的任人捏。现在，我有一个想法，我想再去共产党那边看看，和毛泽东谈谈。”
　　“埃德，现在你和史沫特莱都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了，我听说日本人在上海没收了一千六百本《西行漫记》，将这本书列为了禁书，即使你们美国人带有此书，也要没收。因为许多中国青年，甚至外国人，看了你的书后，纷纷跑到陕北参加红军了。再说国民党又开始了新一轮对共产党的封锁，你再去会见毛泽东，国民党能同意吗？”
　　“没关系，我已经请宋子文先生给西北的胡宗南将军和蒋鼎文将军写了信，我可以以‘工合’国际协会代表的身份去视察延安的工厂。而且宋子文先生在私下里还跟我说，蒋介石总认为人民是无足轻重的，也不愿意为老百姓做点事，他最大的弱点就是只依靠军事力量。在战败和贪污腐化成风的时候，最好的武器莫过于使用武器的人。可是蒋介石依靠的是他的步枪。”斯诺若有所思地说，“现在，我担心的是近来有人谣传我是间谍，怕毛泽东对我不再信任。”
　　“埃德，中国有句话叫做‘身正不怕影子歪’，我想你应该大胆地去，毛泽东不会对你有什么看法的。要不，你先去访问一下周恩来，了解一下共产党的态度。”
　　斯诺点点头，站在江边任江风吹拂自己的头发，陷入了沉思。长江上渔帆点点，江流打着漩涡，一个接着一个向前方奔涌而去……
　　37
　　毛泽东说：“斯诺先生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
　　1938年夏天，斯诺在武汉再次拜访了周恩来。周恩来已经剪去了大胡子，理了个平头。
　　这天，斯诺来到周恩来在武昌珞珈山的住处做客。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聊天。邓颖超不停地给他们倒酒、夹菜。周恩来举起酒杯说：“斯诺先生，我们感谢你呀！”
　　斯诺说：“没什么，我是一个独立的记者，我同样也感谢你们的信任，如实地告诉我一切，为我的采访和写作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帮助。而更重要的是，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还有，斯诺先生，小超也多亏了你的帮助。那次如果没有你帮她离开北平，也许她就遭罪了。”周恩来充满感激地说。
　　邓颖超说：“斯诺先生，那次要是没有你，说不定我早就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哦，对了，那次你化装成保姆的样子，还真的瞒过了日本人的眼睛，我们像演戏一样。看样子，我们的表演水平还可以。”斯诺笑起来。
　　“最关键的是你的化装水平很高哟！现在想起来，真的像是演戏一样。我记得日本人还把我手中的竹篮子给抢走了。是吧？”邓颖超说。
　　“对，没错。当时把我也吓得一身冷汗，你倒像没事人一样，很冷静。”斯诺说。
　　邓颖超笑了。
　　周恩来说：“来！小超，我们一起来敬斯诺先生一杯！”说着，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站起来给斯诺敬酒。
　　斯诺高兴地喝了一杯，说：“恩来先生，我有一个想法，还想去西北一趟，不知毛泽东先生是否欢迎。”
　　“你知道，现在国民党对我们又进行了封锁，你怎么去得了呢？”周恩来不无担心地问。
　　斯诺说：“我可以以‘工合’国际协会代表的身份去考察工作，宋子文先生已经答应了我，还给我写好了介绍信。”
　　“那好，我们是始终欢迎你去我们苏区访问的。你是记者，我们也非常理解你的处境和难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们也希望得到包括你在内的国内外朋友们的批评。”说着，周恩来拿出一本刚出版的毛泽东《论持久战》赠送给斯诺。
　　1939年9月下旬，斯诺以“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和记者的身份再一次赴延安参观访问。
　　汽车一路颠簸着，转过一个山头，延安城已经出现在眼前。
　　斯诺兴奋地站在卡车上，望着这一片红色的土地，感慨万千。远处又传来了“信天游”的歌声。
　　道奇卡车在杨家岭一个宽敞的窑洞前停了下来。斯诺一下车就看见马海德、黄华、傅锦魁等老朋友都迎接他来了。久别重逢，大家高兴地拥抱问候，说着笑着把斯诺迎进了窑洞。
　　斯诺在黄华的带领下，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拜访毛泽东。
　　毛泽东的窑洞也已经“现代化”了许多，里面的三间屋子分别是书房、卧室和会客室。墙壁粉刷着石灰，地面铺着砖块。墙上挂着一些简单的装饰物，毛泽东的那件打着补丁的大衣也挂在墙上。简易的木桌上摆满了前线来的电报，还有一些报纸。客厅里还摆着一把摇椅和一张坏了弹簧的矮沙发。
　　毛泽东明显胖了，头发也剪短了，但仍然穿着一套普通士兵的棉衣制服，目光里充满着安详、乐观和自信。
　　毛泽东微笑着与斯诺握手。
　　斯诺一见面就笑着说：“毛主席，你的窑洞现代化了。”
　　毛泽东也笑着说：“延安的比保安好，是不是？自从你1936年访问我们以来，我们曾努力在各方面求得进步。给我们时间，如果我们能保持现在进步的速度，到1945年我们就可有一些东西给你看的喽！”
　　斯诺担心地说：“毛主席，我那本《西行漫记》的书中，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不准确的地方？请您批评，我希望再版时给予订正。”
　　“你的书写得很好，忠实地报道了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和方针。”毛泽东说，“斯诺先生，我们感谢你。明天我们准备开一个干部大会，请你参加，好不好？”
　　说着，毛泽东示意斯诺坐下，自己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斯诺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心中压着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他说：“毛主席，现在，国民党对抗日战争的政治基础的说法，与你们共产党的说法好像有些矛盾。你们一再强调，统一战线是这个战争的政治基础，但是这个词在国民党的文件和谈话里却没有地位。在他们看来，战争的政治基础是共产党和所有其他党派服从于国民党的独裁。比如，最近我在重庆采访了张群将军，问过他对这一问题的意见。他说，谈不到什么统一战线，中国只有一个合法政党，一个合法政府，这就是国民党。‘边区政府’是完全非法的，最终会被消灭。而蒋鼎文将军在西安也对我说了同样的话。他说，在中国除国民党外没有其他的合法政党。共产党在同委员长达成协议后，就‘不复存在了’。因此谈不上什么统一战线。蒋介石委员长最近对一个德国记者说，‘中国一个共产党也不剩了’，这显然否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因此也否定了统一战线的概念。你对这些说法有何意见？你认为统一战线的合法基础在哪里？共产党的合法基础在哪里？一个党否认另一个党的存在，还可能存在这两个党之间的名义上的统一战线吗？”
　　对斯诺这么一连串的问题，毛泽东认真地回答说：“统一战线已经存在一个时候了。在人民的心中，在他们的谈话里，他们已经承认不仅存在名义上的统一战线，而且存在实际上的统一战线。但是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事实上不得不承认统一战线，而在口头上企图否认统一战线。我们叫这些人是‘阿Q主义者’，而他们的手段就是‘阿Q主义’。在鲁迅先生著名的《阿Q正传》里，阿Q总是做错事，却自命为一贯正确。你不相信，就去读读这部小说。有一派人企图无视事实，像阿Q，也像希特勒。你知道，不久前希特勒说，苏联只是一个名字，他认为世界上其实没有这样一个国家。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希特勒受了一点教育，有了一点进步。在1939年8月23日，希特勒不仅发现了名义上存在的苏联，而且发现了现实存在的苏联。”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笑了，他站起身来，在窑洞里来回踱步，分析说：“中国的阿Q主义者中间，有许多人也会进步的。如果今天他们还否认统一战线的存在，今后他们很可能会承认这个现实。最近我碰到一个老国民党党员张继，他作为赴各战线慰问团的团员访问了延安，过两天也许你会见到他。他并不否认存在统一战线，也不否认存在共产党。可能有些国民党党员只是在面前没有共产党人时否认存在共产党。也许他们以为，只要面前没有站着共产党人，就不存在统一战线，至少是那个时候不存在。至于我们服从国民党的独裁的问题，也许有些国民党相信这是事实。他们有这样想的自由，正像他们有吃饭和睡觉的自由一样。我个人支持孙中山的民权原则，我不妨碍他们想什么，干什么。事实上，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去管这个闲事。我不很清楚另外几派人怎么想，但是我知道，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独立的，没有一天、一小时、甚至半分钟牺牲过自己的独立。共产党从没有屈服于任何党派、任何个人。要让我们屈服是天下最难的事。”
　　这时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缓缓地抽了一口，接着说：“你说蒋委员长否认在中国存在共产党，但是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蒋介石先生是个政治家，他不仅有政治常识，还有更多的东西。其次，既然蒋先生是抗日的领袖，他不应该讲这样的话。第三，要是他真的这样讲了，那不跟他以前的话矛盾了？1937年12月23日，蒋先生发表过声明，完全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因此我认为蒋先生不可能讲这样的话，因为这既缺乏政治常识，又和他以前的话相矛盾。不过，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确显得很不完全。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实现1937年它答应给共产党充分的合法地位的诺言。国民党以外的其他党派同样也没有合法地位。这只是证明，中国不是一个有宪法可循的、民主的、团结的国家，而且缺乏法治。无怪中国全体人民和各党派都要求结束‘训政时期’。从西安事变起，特别是从1937年行政院正式批准给予陕甘宁边区政府合法地位的法案时起，蒋介石先生就承认了边区政府。如果不合法，为什么要通过这样一个法案，为什么中央政府同意边区政府官员的任命？高级官员表态这样混乱，只能表明他们的效率实在太低。应该要提高效率。”
　　斯诺接着问道“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强调，中国的斗争是站在民主一边反对法西斯主义，中国属于民主国家的行列。那么，有没有根据可以说中国是民主国家呢？从战争开始以来，中国有没有朝民主方向取得进步呢？人民有没有得到什么政治权利呢？这里我指的不是边区或者游击区的情况，而是指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自由中国的情况。”
　　毛泽东说：“惟一的根据在于我们国家的正式名称，叫做中华民国——人民的共和国。但是究其实际，显然是缺乏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民权原则存在几十年了，但是至今没有兑现。几亿中国人民盼望看到它实现，大概有一天是会实现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些其他的根据可以提出民主的口号。我希望这一天快些到来。我们需要民主，不仅是作为外交上的辞藻，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有民主，才能赢得抗日的胜利。”
　　斯诺又问道“如果在战时中国没有取得朝向民主的进步，中央政府的性质实际上起了什么变化？它是否仍旧是国民党包办的独裁政府？”
　　毛泽东回答说：“这个中央政府本身没有变化，尽管政府的政策起了一些变化。最重要的是负责发动了抗日战争。可是至于其他政策，特别是有关实现民主和民权原则的政策，却没有任何变化。因此，我们不能说政府的性质起了什么变化。它还是一党专政的政府。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最近在重庆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据报道，蒋委员长支持一项建议，要动员不论党派的所有人才为国效力。会议本身建议结束‘训政时期’，建立按宪法选举产生的政府。全国都要求在内政方面实行这些改革，如果不实行这些改革，中国将会遭到肢解。”
　　“如果中央政府提出给共产党内阁的职位，你们会不会真的参加联合政府？我听说，1938年中央政府在汉口时，曾提出给共产党一两个次要的部长职位，而你们拒绝了。你们不愿参加联合政府，因为你们害怕把中国动摇分子吓得加入妥协和失败主义的阵营，也不愿在一个你们不能控制政策的政府里承担任何责任。”斯诺问起问题来毫不客气。
　　“不。我们没有听说在什么时候曾有人提出给共产党任何内阁的职位。如果有人提出这种建议，我想，共产党是会乐于参加的。”毛泽东肯定地说。
　　“由于战争的结果，中国政府的阶级基础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斯诺问。
　　“是的，有一些变化。沿海一带和长江沿岸城市里最有钱的人已经成了汉奸和准汉奸。这些人的代表是汪精卫。已经不能再依靠这个阶级的人拥护政府了。今天的抗日政府的基础应该主要依靠中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支持抗战的是这两大阶级。”
　　斯诺说：“你的意思是，政府今天比过去更代表中产阶级和农民了吗？”
　　毛泽东说：“还不是这样。不过政府应该是这样。政府如果不让这些阶级有更多代表参加决策，它必然仍旧是软弱无能的。只有在它的战争政策上，政府才代表比地主和资产阶级更广的阶层，但是在它的国内政策即关于民生和民权的政策上，政府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依然和战前一样。”
　　“由于共产党已经放弃强调阶级斗争的宣传，废除苏维埃制度，服从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的领导，承认三民主义，停止没收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停止在国统区的组织活动和宣传工作，许多人现在说，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不再是社会革命家，而只是改良主义者了，目的和手段都是资产阶级的了。你对这种说法怎样回答？你是不是依旧坚持，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革命，而且可能在某个阶段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共产党的责任就在于领导全国走向那个革命？”斯诺问。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始终是社会革命家；我们从来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两大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另一个目标是社会主义革命。后者必须实现，而且要彻底实现。目前革命的目标是民族民主性质的，但是在一个阶段以后，它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纲领中社会主义革命部分现在的‘准备’将变成它的‘现实’——除非我们在现阶段的工作失败了，如果失败，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早日到来。”
　　“中国是不是也有可能，在反帝反封建革命完成之前或之后，发展为法西斯专政？中国的法西斯势力是在增强还是削弱？”斯诺问。
　　毛泽东说：“在中国不可能有法西斯专政。国家的一半已经沦为殖民地。另一半面临着同样的危险。中国的经济还是半封建性质的。由于这些缘故，我们的法西斯梦想家是没有前途的。如果我们过去把某些中国政治组织称为法西斯的，如果我们现在指的是这种势力，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削弱而不是增强。但把这种势力称之为‘法西斯的’是会引起误解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根本太弱，无法支持一个法西斯运动。那些想法与此不同，而企图在中国制造‘法西斯主义’的人，注定了最后会折断自己的颈骨。”
　　斯诺问道：“共产党自称领导着中国的工农。除了在边区对农民的领导以外，除了对含有一些无产阶级成分的红军的领导以外，共产党在实践上怎么能对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其中百分之八九十是住在日占区，实行领导权呢？共产党用什么方式既教育农民，又教育无产阶级，使他们懂得当前革命的反封建目的呢？”
　　毛泽东回答说：“是的，我们是自称对工农实行着这种领导，这有两方面，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在陕甘宁边区，在八路军管辖下的游击区，我们不仅有政治上的领导权，还有组织上的领导权。在旁的地方，共产党的领导比较间接，但只要农民和工人是按共产党的主要方针组织起来的地方，他们实际上是在我们的领导下。你问到在国统区，共产党是怎样教育工农抗日和反封建的，宣传能起作用呀！而且也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通过组织抗日活动，取得不少成就，而且也能使人民认识到推翻封建主义的必要性。”
　　“你认为到现在为止，战争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在共产党目前的纲领中，什么地方反映了革命的反封建目的？在边区以外的地方，在实现这种反封建的目的吗？要是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不能同时在全国实现，战争有可能赢得胜利吗？”斯诺问道。
　　毛泽东说：“在革命的现阶段，首要问题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反封建的任务可能暂时不得不退居抗日的主要任务之后。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反封建纲领包括要求实现全国的民主以及通过减租减息等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不仅在工农中间，而且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进步作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人等等中间，正广泛开展着民主运动。这个运动面临的阻力就是过了时的政治制度。问题在于如何改变这个政治制度而不危及抗战，因为若不改变，若不实现民主，抗日战争就不能胜利。抗战和民主是同一把剑的两个刃。有的人假装支持抗战，但却拒绝民主的方针。他们实际上对剑的两个刃都不愿意使用。他们在把反帝斗争拖向失败。”
　　谈话过程中，毛泽东不停地抽着烟，激动时就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毛泽东所表现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势和精神再一次震撼了斯诺的心灵，他不得不佩服毛泽东是一个伟人。
　　第二天，毛泽东专门为斯诺的到来召开了欢迎大会，延安的两百名八路军干部都参加了。
　　毛泽东站在主席台上亲自主持大会。“同志们，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请来的客人，”毛泽东指着斯诺说，“这位就是忠实地报道我们革命的《西行漫记》一书的作者，我们的美国朋友斯诺先生。”
　　毛泽东带头鼓掌。台下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毛泽东接着说：“去年春天，德国记者汉斯·希伯先生采访我时，我就曾亲自告诉他说：当其他人谁也不来的时候，斯诺先生来到这里调查我们红军的情况，并帮助我们把事实真相公诸于世。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斯诺先生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下面请斯诺先生给我们演讲。大家欢迎！”
　　斯诺站起来，给大家敬了个很不标准的军礼，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朋友们，三年前，我作为一名记者冒险来到这里采访，写了一本《西行漫记》的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震惊了世界。虽然从字面上说，这一本书是我写的，可是从实际意义上来讲，这书里面的故事却都是你们这些中国革命的青年们所创造的，所写下的。是你们使这本书中描写的故事震撼了人们的心灵。所以说这本书其实是你们做的和说的，也是你们写的。”
　　大家都热烈鼓掌。斯诺接着说：“战争开始了，我知道，你们最希望最想听到的是什么。可以使你们欢呼的莫过于保证美国支持你们打击日本。但大家都知道，美国没有完全这么做。我是一个美国人，我知道美国在不停地支援日本武器，我内心里没有办法否认或减轻这种罪恶。我也不能只说干这种事情的都是资本家，是他们完全违背了美国人民的意志吗？真是这样吗？我是衷心相信和同意罗斯福的话，‘拿铁铣和军火卖给日本的责任，全在于美国人民的肩上。’我不会怎么演讲，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一个朋友叫艾黎，他非常热爱中国，现在也在和我们一起组织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有一次他坐一辆旧的公共汽车经过江西，这时一个长胡子的老人莫名其妙地对坐在他旁边的一个青年说：‘中国人做飞行员要比外国人好，我们四面八方都能看得见。’那个青年恭敬地问道：‘这是真的吗？’那老人肯定地说：‘那当然啦！你只要瞧一瞧你背后的那个高鼻子就知道了。给那样一个高的鼻子挡住了眼睛，他们怎么能飞行呢？’原来他们是说艾黎那高高的鼻子。现在我联想起战争，那位老人的话还真是有道理。外国人因为有了他们的大鼻子，所以就没有了远大的目光。那么，我的朋友们，怎么还能指望他们越过重洋看到而且了解你们的苦难，以及他们为什么不应帮助日本杀戮你们兄弟姊妹的理由呢？因为我们现在居住的世界是一个短视的世界，是一个疯狗的世界，他们的确没有一个人能看到他鼻子以外的东西。中国不能等待别国戴上长距离的眼镜。你们的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过，每一个男女必须学习‘用他的牙、他的手和他的脚来战斗’，所以中国可以单独获胜。毛主席说得对，谁都靠不住，除了你们自己。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打败你们的敌人，取得胜利！”
　　斯诺的讲话又一次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这时，到延安参加慰问团的国民党元老张继听了这一席话后，激动地站起来说：“同志们，我听了斯诺先生的话，我很感动。他是一个美国人，而我是一个中国人。他这么热爱中国，为了中国的革命，他敢于冒险，为中国的民族抗战做事情，我打心眼里感到钦佩。如今，我是一个五十八岁的老头儿了，人家都说我是国民党的元老。可我再也没有个人的野心或者党的野心了，我有什么理由不向你们这些爱中国的青年坦白说呢？是的，我是一个四十多年的革命者，其中有三十年曾跟孙中山先生一同战斗。但我虽然为国家效力这么长久，就能说我没有犯过错误吗？例如，我后悔我在1924年的错误，当时我反对孙先生联共。当时，我不同意他的解释，说三民主义与共产党没有冲突。我这态度也许于中国有害。不幸，孙先生死了。只有他的聪明才智可以避免1927年到1937年的悲剧。最近，国民党和共产党又有了冲突，但我敢保证，国民党的元老们都拥护共产党的联合战线，我们不希望再有内战，中国人不能自己打自己，让别人看笑话。现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民族团结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在这个信心之下，中国才能图存，才有希望！”
　　张继的讲话赢得了台下雷鸣般的掌声。
　　在掌声中，突然响起了音乐。这是冼星海在指挥乐队演奏自己的《黄河》。
　　雄壮有力的旋律一下子震撼了人的心灵。一群年轻的军人齐声合唱了起来：“风在吼，马在叫……”
　　整个会场沉浸在一种激烈昂扬的情绪之中。在演出完毕之后，大家纷纷站起来鼓掌。
　　毛泽东问斯诺：“你感觉怎么样？”
　　“好极了，这是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合唱。它有生命，又像在说话，它抓住了听众的情绪，它是一首史诗，好像在诉说着国家的胜利和失败、民族的死亡和新生，它是中国的，是一个充满力量的希望。这样的音乐我还很少听到。”斯诺真诚地说。
　　“是的，这是我们鲁迅艺术学院的成果。这个曲子是冼星海作的。现在我们这里聚集着五百多个作家、戏剧家、艺术家和他们的学生，他们都是来自各省和海外的艺术天才。”毛泽东给斯诺介绍着，目光中充满着自信和希望。
　　斯诺点点头，充满敬意地看着毛泽东。
　　末了，毛泽东说：“斯诺先生，今晚到我家打扑克去，好吗？”
　　斯诺没想到毛泽东会邀请他去家里打扑克，就愉快地答应了。
　　晚上，斯诺在黄华的陪同下，来到毛泽东家，看到博古、陆定一、马海德等几个老朋友已经等候在那里了。毛泽东笑着说：“来，斯诺先生，我们这几个都是你的学生呢！”
　　大家都笑了起来。
　　“哪里，哪里，恐怕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斯诺指着马海德说，“你看，现在乔治已经被你们‘赤化’了。”
　　大家又笑了起来。
　　陆定一说：“主席，今天，我看我们应该来一场国际比赛。”
　　毛泽东说：“怎么个比法？”
　　博古说：“你瞧，今天刚好是中国队对美国队。马海德尽管是中共党员，但还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国籍，还算是美国人，他和斯诺先生，我和您，您看怎么样？定一是我们的高参，黄华继续做好翻译工作，好不好？”
　　大家都说好。
　　毛泽东笑着说：“好，那就开始吧。”
　　斯诺在这次访问中，还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会谈。而在斯诺到延安之前，毛泽东已经把斯诺关于“工合”的建议提交给边区生产合作社代表讨论，采用了“工合”的组织章程。
　　在会谈中，斯诺向毛泽东详细地介绍了“工合”的原委和意义。
　　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声明：“中国‘工合’纵使在前线地区和敌后游击地区无所作为，在帮助恢复我们后方的工业方面，它所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敌后战区最为需要，而且得到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最热烈的欢迎。”
　　毛泽东还强调说了“工合”的五点益处：一是可以阻止敌货从被占领区向游击战争农村根据地的渗透；二是可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资源为我们自己的工业服务，防止日本对之掠夺；三是可以创建游击战争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根据地，以支持持久战；四是可以培训失业人员和业务技术不熟练的劳工，使日本不能利用他们来反对我们；五是可以供应农民所需要的工业品来交换粮食，维持农村的繁荣。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到了1942年，延安的“工合”机构成了全国最大的地区总分会，对促进抗日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支持抗日战争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