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现实是相通的，而不是割裂的。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延安精神的重大的现实意义，愈来愈成为人们的共识。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当继承和发扬了延安精神，党的事业就取得很大的成绩和胜利，而当违反和淡化了延安精神，党的事业就会出现失误和挫折。但是，什么是延安精神，怎么发扬和发展延安精神，有一个认识过程，需要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掌握现实，不断探索，反复认识，真正达到用延安精神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
　　一、充分认识延安精神的历史地位，坚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
　　研究延安精神过程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对延安精神作专门的特殊的研究。这是因为延安精神在党的历史发展中具有特别的重要地位。它既是党史、党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有机部分，具有交叉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延安地区一直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从党在民主革命历史发展进程上看，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所形成的延安精神，代表着毛泽东思想形成时期和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成熟时期。从《毛泽东选集》所选文章158篇中，其中在延安写的共92篇，如连同在陕北其他地方写的达112篇，占到2／3以上。这就是明证。正在这个时期确定了毛泽东思想在党的指导地位。它的显著的标志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思想，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现在党正经历着执政、改革开放、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等三种考验；又处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关键时刻；特别是前不久我国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和东欧剧变引发出的思想疑虑需要回答，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所造成的思想混乱需要澄清，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需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因此，借鉴延安时期的好经验、好做法、好传统，既有紧迫意义，又有深远意义。彭真指出：“现在，世界也好、中国也好，事情都比较多，思想也比较乱，都比较复杂，澄清思想、解决问题，需要运用和发扬延安精神。”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恰恰是在延安时期，在民主革命的关键时刻，集中力量解决党内各种思想认识问题，先后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思潮和右倾投降主义思潮，从而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准备，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各条战线的骨干，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的局面。当时，党正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精神，不失时机地，着手做了四个方面工作，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这个历史赋予党的使命。
　　第一，毛泽东总结了我国革命历史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提出了新民主主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特别是它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纲领，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内容，明确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仅如此，而且从战略到策略、从思想理论到方针政策、从任务到方法，形成了一整套的原则和措施。
　　第二，组织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在1941年初到1944年间，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着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不过多地追究个人责任的精神，本着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精神，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从而形成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对于统一全党思想、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有益的。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其它地区，大量的事实证明，思想混乱往往同对历史的重大原则问题认识不一致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形成全党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局面。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对党的建设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大都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至今仍然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意见、文章、专著。而且它涉及的内容之广泛是空前的。从党的性质、宗旨、原则、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基层建设，以及党的工作路线、工作方法、作风、党员修养等等方面，无不涉及。
　　第四，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党的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摆到重要位置。首先毛泽东从哲学高度，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系统地阐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特别是《实践论》和《矛盾论》，从深层次上澄清了思想、解决了问题。为此，还专门编辑出版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供同志们学习。从而使党得益最大，党的领导干部终身受益。它的显著特点就是以整风的方法，即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把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同联系实际改造思想、解放思想结合起来，既总结经验，又解剖思想。
　　现在中国共产党为了迎接新的挑战，适应新的复杂情况，已经在以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邓小平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做了相应的决议，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十二条基本原则的总结概括，并且致力于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当然应当清醒地看到，虽然有了新的契机，但是距离形成高潮，仍然相去甚远。毛泽东曾经说过，高潮之到来的标志就是最后进的部分也起来奋进赶先进。因此，在这个关键时刻大力学习、宣传、研究延安精神，会从战略高度极大地促进和推动当前的各方面工作。
　　二、抓住延安精神的精髓，坚定不移地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党的建设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思想作风建设总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从这个观点出发考查延安精神的精髓，集中在一点上，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选择、创新和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延安精神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证明了从井岗山时期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正确性，而且愈走愈宽广愈成熟，直到夺取了全国政权。它充分说明了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依靠农村作为根据地完全可以夺取政权取得革命最终胜利，从而解除了人们对革命红旗能打多久的疑虑，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民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方向的选择。这是延安精神为什么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所在。当前人们思想上的疑虑和混乱也往往集中一个问题上，就是社会主义的旗帜能否在中国大陆永远飘扬，在一个经济、科技比较落后、仍处在发展中的大国，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特别是当前摆在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就是要做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文章。而要作好这篇文章的关键也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好，社会主义在中国具有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也是产生在这种结合之中。现在党中央号召全党都要把心思用在这里，要为做好这篇大文章集思广益，作出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宏扬延安精神，必须牢牢抓住这个主题。
　　第一、延安精神告诉我们必须牢牢抓住主要矛盾，适时把握阶级关系的变化，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当时，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根据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化，做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大众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高高举起了抗日救国大旗，承当了抗日救国的领导责任。回顾那时的情景，广大的青年所以成千上万的越过层层封锁线，跨过万水千山奔赴延安，就是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据统计仅安吴青训班先后集训了5000人左右。而在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党是否牢牢抓住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生产力远远落后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克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上的弊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则成为能否把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凝聚起来的关系战略全局的中心问题。如何在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艰难的，复杂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靠原始积累、剥削、掠夺和战争，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利用国内外一切有利条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并且学会坚持原则，利用矛盾、广交朋友、多做工作，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延安精神不但没有过时，相反地应当像江泽民明确指出的“改革既要克服过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又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和好传统，并且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不断地有所创造。”
　　第二，延安精神还告诉我们，在扩大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的同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党的领导地位。而且愈是扩大统一战线，愈是扩大与国民党和剥削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面，愈是采取灵活的战略策略，愈要十分警惕投降主义倾向。有人认为延安精神似乎是保守的、狭隘的，甚至是农民意识的反映。但事实说明延安精神恰恰是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产物，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在当时历史条件允许的范围里的一种最大的开放，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采取的方针是由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发展到联蒋抗日，对地主的政策则由平分土地到减租减息，在政权建设上强调了“三三制”；等等。而延安精神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自始至终地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党的领导地位。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毫无疑义地要进一步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同时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情况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在允许多种分配形式的情况下，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在强调进一步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技术、扩大对外贸易的情况下一定要把我国立脚点真正建立在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上。特别是要看到世界格局的变化决不等于时代本质的变化。当今所处的时代仍然是列宁所提出的十月革命开辟的新纪元，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斗争的焦点仍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仍然是现阶段斗争的集中表现。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领导权问题。在党的领导权问题上决不可掉以轻心，必须坚持权力和威信统一原则，坚决反对那种借口威信而否定权力，从而主张在宪法中取消党的领导权的条文，在法规中取消党委的政治核心的规定。丧失了党的领导权是要亡党、亡国、亡头的；同样，也反对借口权力而否定威信，忽视和贬低党风建设，那也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须知党的腐败现象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同胞兄弟、是双生子，都是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产物，只不过一个侧重在经济生活，一个侧重在政治和思想。
　　第三，延安精神还告诉我们，必须从深层次上解决好对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的认识，既要反对悲观主义，也要反对速胜论，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比较集中而且系统地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前途，科学地论证了中国人民对新民主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前途选择的正确性，一方面阐明了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指明了国内外形势和阶级力量状况，即两头强中间弱(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强、工人阶级和农民力量强、民族资产阶级软弱)，已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特别是毛泽东创造性的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既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把革命前途引导到社会主义前途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树立了开拓新路的榜样，它既不是全盘苏化，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要有中国的特色。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根据抗日战争形势，以及对力量的对比和诸种矛盾因素的科学分析，得出了持久战的论断，既批判了亡国论，也批判了速胜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于今天集中解决人们社会主义信念问题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重要的思路和宝贵的经验。特别是后来毛泽东根据党同帝国主义反动派长期斗争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所概括的反动派和人民的两种逻辑。即“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在当前形势下宣传这两个逻辑，是适时的，不仅生动形象，而且寓意深刻。一是它揭示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社会主义人民两种相对立的本质、本性不变；二是它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的大趋势；三是它也深刻地揭示革命历史发展进程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说明两种失败的不同性质。问题是如何结合干部和群众思想问题予以发挥。当代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暂对发展，但不等于有生命力，社会主义虽然遇到了挫折，不等于没有生命力，现代资本主义出现新现象，国家干预和内部调节两个机制的强化以及新殖民主义、改良主义的新手法，只不过反映了它更加老练成熟，老奸巨滑。关键是它的本质特征、基本矛盾、不平衡规律没有改变。把握实践的观点是批判和粉碎怀疑论、不可知论的锐利的思想理论武器。《共产党宣言》问世的140多年间，社会主义已经由一种科学理论，变成亿万人民的革命群众运动，在近1／3世界变成了社会的现实制度，这本身就驳倒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
　　三、把握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党的行动纲领的实践的联系和区别，旗帜鲜明地弘扬共产主义精神
　　有的同志明确指出：“延安精神，说到底，就是共产主义精神。”毫无疑义，这是对的。因为延安精神确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质、精神风貌，而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共产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但是延安精神既有它普遍的本质，也还有它特殊的本质，有它自己的特色。就是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农村条件下，采取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特别是适应抗日战争要求的灵活政策使共产主义精神和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大发扬，成功地把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群，引导到共产主义轨道上来。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干扰和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反而使党的行动纲领的实践搞得更好，赢得了威信，赢得了人心，赢得了胜利。在当前党中央反复强调要继续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坚定不移地落实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进一步总结和挖掘延安，时期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有着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
　　第一，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不管党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扩大和加强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决不允许放松和淡化。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是一种严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同时也是一种运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鲜明的指出：“在现时，毫无疑义，应当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实民主革命达到胜利。”同时又指出要注意两点区别：“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观察问题、研究学问、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理论和方法，同做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对的。”并且着重指出，在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虽然是新民主主义的，但是“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且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正由于我们指导思想明确，在延安时期没有出现一硬一软的状态，爱国抗日的旗帜是鲜明的，共产主义的旗帜也是鲜明的，并且使党能够适时地把阶级投降主义克服在萌芽状态。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指导思想，它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上，江泽民指出，愈是强调进一步改革开放，愈是要强调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他特别告诫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们崇高的理想仍然是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共同幸福、共同发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首先富裕起来，而其目的也是为了推动和促进人民群众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部分人富裕大部分人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它的最大的优越性，集中表现在防止两极分化，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延安精神的显著特点，恰恰在于无论处在何种复杂的情况下，决不能忘记共产主义理想，不能忘记一个共产党员的入党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忘记了这点便等于丧失了精神支柱。共产党人所以能够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艰苦奋斗，勇于献身，必要时能够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其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竖持把为人民服务做为全党的唯一宗旨，并逐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念，做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宗旨，并且做为指导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标准。邀集中表现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先后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著作中，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从而把为人民服务价值确定为共产主义价值观念的核心。为人民服务价值观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集体主义的道德准则结合起来，既明确地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又提出了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相互关系的道德准则。既划清了同封建主义的愚忠的界线，又摆脱了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影响。由于“人民”是一个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的范畴，因此它可以把共主产义崇高的理想和努力实现不同历史阶段的行动纲领的实践统一起来，把共产主义精神贯彻到各个历史阶段中去。而且它还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它继承和发扬了那种讲人格、讲国格、讲气节的爱国主义的民族美德和勤劳勇敢的民族素质以及重仁义的道德传统，并且给以崭新的意义，从而把它推向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使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之中。这样就可以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更易于为人民大众所接受。现在的问题是在改革开放的情况下如何继承和发扬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据我们初步调查，迫切需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几个问题：(一)坚持以社会为本位，以人民和集体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抵制那种以个人为本位，以自我为核心，追求个人绝对自由的价值观。要说明我们并不否定个人的利益和个人应有的作用以及个性特征，但是这种个人的利益、作用、个性特征决不能离开人民和集体的利益和作用。(二)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职业双重性，既要看到职业是谋生的手段，同时也要看到职业仍然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和革命事业的分工。当然，作为谋生的手段必须承认差别，但作为为人民服务岗位决无高低贵贱之分，要讲奉献，要提倡不怕吃亏的精神。特别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更要明确职业是党的委托，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岗位。(三)树立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的价值观，要为马克思主义的工具论和雷锋的螺丝钉精神正名。在剥削阶级那里目的和工具是分割的、对立的。奴隶主的享受是目的，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地主超经济剥削是目的，农民是工具，资本家的超额利润是目的，工人是工具；在我们这里人民幸福是目的，而我们自己的辛勤劳动、艰苦奋斗是工具。我们是目的和工具的统一论者。特别是作为共产党员更要自觉地充当工人阶级和党的工具。因为在我们看来，国家正是一个阶级统治一个阶级的工具，党恰恰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工、青、妇则是党用以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杠杆，齿轮、纽带、桥梁，因此否定工具论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改党观、群众团体观。
　　第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和实施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党的方针政策的实质，克服和防止各取所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倾向，特别是克服和防止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价值观的本质区别的“趋同论”，而产生扭曲现象。首先决不能否定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放弃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原则。在完善经济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决不能忘记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当初我们参加党时，就非常明确所以要参加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工人阶级不仅富有革命性、团结性、纪律性，更重要的它是同工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此，搞革命、搞阶级斗争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而如今要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实现生产力现代化、先进化，更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主体地位。那种认为在信息时代，只有知识分子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是“毛”必须附在“皮”上，在新的历史时期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组成部分。同样，那种认为在商品经济时期，只有企业家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观点，也是不对的，因为从来经理和厂长是代理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有它们的经理、厂长作为自己的代理人，而社会主义企业家必须成为国家的代理人和工人阶级的公仆。因此，必须逐步实行全员承包，把严格科学管理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真正确立起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其次必须严格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决不允许把价值规律歪曲为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因为价值规律的客观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它要求人们要认真、诚实、创造性地对待劳动，要求人们学会价值核算，力求少投入、多产出。因此，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劳动大学、经济核算大学。最后，还有一个正确地对待市场机制的问题。市场机制告诉我们价格是以价值为轴心，根据市场供需关系上下浮动，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下，通过市场信息把握人民群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适时调整产品结构、品种、质量，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这样做正是为了更有效地解决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生产力的发展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但是在这里必须把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由于所有制的基础不同和发展生产的宗旨目的不同，因此决不允许象资本主义那样，唯利是图，搞一切向钱看，一切商品化，更不能把等价交换原则搬到政治生活领域里来。
　　四、继承和发扬延安的整风学习的精神，牢牢抓住恢复和发展党的传统作风的中心环节
　　现在人们留恋、怀念、赞扬延安精神，往往集中在延安时期所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上，而对现在的党风现状表示不满，并且认为党的三大作风在某些党员身上出现了扭曲现象。有的群众尖锐地批评道：“现在的理论联系实际变成了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群众变成了密切联系领导，批评自我批评变成了吹虚自我吹嘘。”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展党的传统作风，是全党特别关心的大问题。为此就要弄清党的三大作风形成的来龙去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的，党的组织建设必须以党的思想建设为基础，党的组织整顿必须以思想整顿为前提，党风建设要以学风建设，为开端。“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延安整风学习正是这样一个中心环节的集中表现。当时的延安整风学习，就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亲自领导下，从全国各地集中了三千多学员(包括外地参加党的七大的代表)来中央党校学习，而且有些同志的学习时间多达两年半之久，一直到日本宣布投降后才分赴各地，从而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并且把党的三大作风带到了各地。可以说没有延安的整风学习，就没有党的三大作风。这个宝贵的历史经验值得引起我们全党高度重视。
　　第一，要深入持久地扎扎实实地形成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的热潮，特别要把组织高级干部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在首位，改变那种“重事业、轻理论、重物质、轻精神，重眼前，轻长远”的狭隘眼界，改变那种愈是高级领导干部学习的内容愈少，学习的时间愈短，甚至长期不参加学习的状况。而且延安整风学习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在学习中必须从改造我们学习入手，首先要整顿好学风，集中解决好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问题，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一要强调认真领会经典著作和重要文献的精神实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决不能单纯作为知识来学，而是作为我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望远镜、显微镜、指南针来掌握它、应用它。二要选准靶子，坚持以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心，强调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说明和解释革命实践中或自己思想认识上的现实问题，那怕是一两个问题才算有了几分学习成绩。为此，当时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了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办学方针；一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二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三是要把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实对待。我们本着这个办学方针，观察当前的学习状况，可以看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首先不是认真领会经典著作和文献的精神，往往是粗枝大叶、马马虎虎、不求甚解、似是而非，有的则是为了应付考试，死记硬背一点问题答案；其次是那种没有根据的不经过深思熟虑的空谈和非议比较多，缺乏认真严肃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甚至有的地方和单位的政治理论学习变成“读大报、看小报、传小道、骂领导”，而流于形式。因此，延安整风学习从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学风入手，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坚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集中解决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现在的党员和群众普遍赞扬50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那时的风气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我们曾就这个问题组织过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座谈，与会者认为，当时党风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界线清、是非明、荣辱正。他们说，当时有三条界线是清楚的；敌我界线，劳动剥削界线、集体个人界线。因而是非观念明确，荣辱观念不仅正确而且非常鲜明。而现在则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界线模糊、是非观念混乱、荣辱观念颠倒。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反映出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混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线这个突出的矛盾。而延安整风学习的实质，恰恰是要集中解决党内这个突出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在《论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文中鲜明地揭示整风运动的这个实质，他指出，经过整风运动，“我们在大量干部中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这个矛盾——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我们党就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统一地(不是完全统一)大踏步地但又是稳步地前进了。”要解决好党内思想的矛盾问题，就必须拿起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延安整风学习就是这样做的，请看当时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和审定的考试题目便是明证。考试题目有四：(一)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教条主义表现是那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那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今后将如何改正或预防?(二)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经验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经验主义表现是那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经验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那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今后将如何改正和预防?(三)你听了或读了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学习的报告》和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后，对于过去党内的教育和学习，反省的结果如何?你如何改造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四)你接到中央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后，怎么根据它检查并改造或准备改造你的工作?我们根据延安整风学习的精神，联系党风的现状，深感当前最缺少的是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迫切需要大力倡导用批评自我批评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结合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间划清界线。鉴于国际国内复杂的情况，避免引起人们对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的误解，完全可以本着内外有别的原则，首先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这个突出严重的矛盾。就像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一面同国民党蒋介石合作，而另一方面则开展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本质的大讨论一样。因为思想界限不清、思想政治上的混乱势必导致人们在思想行为和作风上的混乱，应该说这也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第三，要在党内逐步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激励的机制，以促进批评自我批评风气的兴起，形成鞭策落后、学习先进的积极向上的局面。为什么在革命战争年代人们比较容易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开展思想斗争呢?不少同志认为当时在客观上存在两个强有力的机制：一是敌人的监督和制约机制，阶级敌人用屠刀、枪炮、牢狱逼迫我们奋进，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和缺点，常常导致敌人的惩罚，不仅自己的人头落地，而且危及一个地区一支队伍的存在和发展，甚至使无数的战友流血牺牲。这种机制强迫我们必须对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正象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语重心长的指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活看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二是大浪淘沙的机制。一般的说，当时革命的形势决不允许那些抱着谋求个人私利的极端利已主义者长期混入党内，因为他们经不起革命的严峻考验，而只是那些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事业的人才能在大风大浪中站得住脚。特别是革命紧要关头，那些抱着追求私利的人，往往经不起考验，革命的大浪把这样一些人自然地淘汰了出来。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们处于执政党地位和平建设时期，作为一个党员不仅在一般情况下不冒什么风险，反而容易捞到好处，缺少了强有力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大浪淘沙的机制。因此，从严治党，严肃党纪，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的监督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既使经过某些政治和经济的风浪，也难以淘出沙来。根据新的历史情况，还必须在强化监督机制的同时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在党内形成一种相应的激励的机制。毛泽东曾经指出，凡是形成风的决不是别人的问题，往往带有一定的群众性和社会性，它必须成为广大党员自觉的行动道德准则和公众舆论的评价标准，并且养成人们的行为习惯。特别是它同一定的人际关系紧密相联，有一些人往往由于在人际关系上不能够坚持原则，而违犯道德准则和党纪国法不能自拔。端正攀比方向最重要。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形成了一种向先进学习、向先进看齐、向先进的比的气候，那个地区、部门、单位的风气就好；相反的，凡事都向后进的攀比的，风气就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十分注意比的方向，他批评有些地方、有些人“他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种思想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现在问题是大环境存在着不足的情况下，要不要从领导做起、从自己做起、从优化小气候、小环境做起。有人说这种做法，是一种奴隶主义、蒙昧主义，我们说这不对，恰恰相反，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曾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此要改造旧人，培养新人，就要从改造环境和改造教育入手。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是似是而非的并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他指出这种观点忘记了教育人的人也是要教育出来的，环境也是由人来改造的。请问如何能培养出能教育人的、能够改造环境的人，势必又要从改造环境、改造教育入手，于是就陷入一个不可解决的死胡同中去了。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面对这个矛盾，束手无策，不是祈求救世主，便是把人分为群盲和超人两种，这两种设想都是荒谬的，但马克思把实践引进政治思想，教育的领域里来，而解决了这个矛盾。他指出这种培养教育人和改造环境教育有一个一致性，这个一致性只能合理的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们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因此，我们在客观环境和教育同人们思想行为之间的矛盾面前，消极等待和埋怨是无济于事的，只能从自己做起、从本单位做起特别是从领导干部自身做起，(动员和组织群众)积极投入改革和斗争的实践，以优化我们自己的小环境和小气候，并且力图影响整个大环境大气候。现在我们是多么需要这种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呀!
　　综上所述，延安精神远远没有过时，仍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完全应该理直气壮地为宏扬延安精神鸣锣开道。延安精神，它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一样，它不是自发产生的，它也不会在工人和人民群众中自发地得到继承和发扬，必须像列宁指出来的要依靠灌输。你不灌输，延安精神就会被人们所遗忘，延安精神就会中断。忘记过去等于背叛，延安精神的中断就意味着变色。有人认为现在宣扬延安精神是在那里夸大精神作用的唯心论。我们说，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分界线不在于承认和否定理想、道德的精神的巨大能动作用，而在于你讲的精神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是物质变的。而延安精神恰恰是来自亿万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结晶。正因为这样，它可以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需要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旦掌握人民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彻底就在于抓住事物的根本……”。
　　正象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的：“不破不立，不止不行，不塞不流。”为此，就要回答种种淡化延安精神的论调，据我们看到和听到的，除了过时论以外，还有三种说法。一曰延安精神是一种狭隘经验论。他们认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时期和地区的决策，属于经验型决策，带有非科学性，至多表现为一种神密的不可捉摸的天才艺术的决策。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把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其实，经验有两种，一种是狭隘经验主义，而另一种则强调对我们的实践经验，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加以条理、概括、抽象、总结，便成为了科学的理论和决策。离开历史实践经验讲什么科学理论，那是无源这水，无本之木的先验主义的模式论。特别是我们决不能脱离历史的实践讲科学，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又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派别，甚至比黑格尔都爱历史。”当然，我们重视传统，更重视创新，但这要像陈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新发展要从旧阵地出发，”否则我们不仅不能发展，而且会丧失我们已有的阵地。二曰：延安精神反映的是农民的狭隘意识。恰恰相反，延安精神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农民的狭隘意识引导到无产阶级轨道上来。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无产阶级结合的产物，决不是农民意识。正像《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明确指出的：“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并且进一步指出：成功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三曰：两代人的“代沟论”。说什么延安精神老年人能接受，年青人难以理解，我们认为“代沟论”是西方社会学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至少不符合我国的国情。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两代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特别是无论是老年和青年都不是铁板一块，千篇—律，对他们要作阶级的、具体分析。从绝大多数的情况看，两代人的灵魂是相通的。应当承认两代人各有长短，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更重要的还在于青年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忧虑之所在，但是归根到底是我们希望之所在。我们迫切希望能架起两代人之间的桥梁。两代人的团结无间，是巩固政治上安定团结，粉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使社会主义红旗永远在中国大陆上飘扬的可靠保障。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青年中要采取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坚持不懈地宣传延安精神，使延安精神和青年溶为一体，
　　我们说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延安精神，并不是满足于我们已取得的成绩，恰恰相反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研究工作。特别是要重申“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精神，“要抓住实事求是，抓住群众路线，协助党研究现实问题”；要着重发现和培植在新历史条件下宏扬延安精神的典型，使延安精神更富有时代感；要采取多种形式，有针对性的扎扎实实地进行，切实注意实效。
　　吴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