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后，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事关党和革命的重大决策并付诸实施，不仅使陕北根据地摆脱了“左”倾错误的束缚，克服了根据地的困难局面，挽救了陕北根据地，而且使陕北根据地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与巩固，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①。
　　(一)切尾巴战斗：把敌人消灭在苏区之外
　　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刚到吴起镇时，国民党的骑兵部队就尾追而来，成为拖在红军后面的一条“尾巴”。为了保障陕北根据地的安全，使其不能在根据地骚扰，毛泽东决定在吴起镇把它切掉。战斗于1935年10月19日打响，陕甘支队主力在地方游击队的有力配合下，利用有利地形，经过两天的战斗，红军歼敌骑兵一个团，击溃三个团，缴获战马数百匹及大量的枪支弹药。切尾巴战斗是毛泽东率领红军陕甘支队长征到达西北苏区打的第一个胜仗，有力地配合了西北红军粉碎蒋介石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实现了毛泽东不将敌军引进西北苏区的战略决策。
　　(二)纠正错误的“肃反”：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时，苏区正面临着外有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内有“左”倾冒险主义干扰的困难局面。1935年7月，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代表”到达陕甘苏区后，同原在该地区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结合，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苏区后，那些在鄂豫皖苏区随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的人，与陕甘苏区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结合，把张国焘编写的《肃反》小册子拿来照搬照抄。陕甘晋省委成立后，9月21日发出指示，决定建立政治保卫系统，颁布赤色戒严令，实行肃反，逮捕大批干部。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包括刘志丹在内，陕甘苏区许多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捕入狱，使陕甘苏区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形势十分危险。中共中央了解到上述情况后，立即派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前往瓦窑堡接管被“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执行者控制的西北军委保卫局。毛泽东要求“刀下留人，停止捕人”②，“一切候中央解决”③。11月3日，中共中央在甘泉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中央决定成立党务委员会，由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王首道、郭洪涛等组成，负责审查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问题。11月7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等率领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着力解决错误肃反问题。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晋省委把刘志丹等一批领导干部释放出狱，予以平反，恢复其工作，从而稳定了干部队伍，加强了内部团结，挽救了陕甘苏区的危机，为党中央在陕北落脚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
　　(三)吴起政治局会议：加强了对陕北根据地的领导
　　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的行动方针》的政治报告。他说：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会议一致认为榜罗镇常委会的决定是正确的，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宣告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从此，中共中央开始了领导陕甘军民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新局面的伟大斗争。27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吴起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下一步的具体行动进行研究部署。会上还对常委进行了新的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秦邦宪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从而在组织上保证了行动方针的贯彻落实。11月3日，中共中央在甘泉下寺湾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重新制定了苏区的行政区划，调整了领导机构，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8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番号，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这些工作，强化了领导，明确了责任，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直罗镇战斗：军事上的奠基礼
　　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进入西北苏区后，蒋介石极为恐慌，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予以消灭。他急忙调集五个师，从两个方向进犯陕北苏区，妄图把红军歼灭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为了粉碎蒋介石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陕甘支队发表了《给陕北工农劳苦群众书》、《告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呼吁苏区军民“动员起来，团结在苏维埃和红军周围，拿起枪炮和刀矛，坚决肃清苏区内部残余的反动势力。积极进攻外面来的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为保卫和发展苏区而斗争。”④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1935年11月24日，直罗镇战役结束，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这次战役的胜利，迫使敌军退出富县南撤，巩固了革命根据地，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五)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确立和西北抗日力量的大联合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极为愤恨，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为标志的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已经兴起，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联共反日派与降日反共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斗争日趋激烈。1935年7月底，共产国际七大批准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在中国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广泛统一战线的方针。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主张。在此基础上，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着重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说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关头和中国革命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所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军事战略，向全党全军规定了明确的战略任务，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36年11月22日，红军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计划，壮大了红军的声威，巩固了陕甘宁苏区，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局面，对于增强红军内部团结，巩固与发展同东北军等部的统一战线，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到1936年底，内战基本结束，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局面基本形成，使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西北建立起来。
　　(六)红军东征：党抗日主张影响的扩大与陕北根据地的巩固
　　为巩固陕北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和抗日游击队，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根据瓦窑堡会议制定的“以发展求巩固”战略指导思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东征宣言》，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于1936年2月20日，东渡黄河，发起东征战役。东征战役历时75天，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军事上，歼敌约7个团，俘敌4000余人，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恢复和巩固了陕北苏区；扩大红军8000人，壮大了红军的力量；筹款30余万元，缓解了红军抗日经费的困难；部队经受了作战锻炼，特别是取得了渡河作战的宝贵经验，提高了战斗力。政治上，红军在山西的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以实际行动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激起了山西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推动了西北乃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在山西20多个县播下了抗日的种子，发展了抗日和革命力量，给予阎锡山的封建统治及其推行的反共媚日政策以沉重打击。不幸的是，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同志在东征中英勇牺牲。
　　(七)红军西征：长征的结束和陕甘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
　　193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在延川大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目前形势下，红军的行动方向“放在甘肃”，进行西征。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西征命令，决定以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的广大地区进攻，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5月20日，西征军从延长、延川出发，分两路西进。至7月下旬，鉴于国内形势的变化，西征结束，西征军转入整训，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两个多月的西征作战，歼敌两个团又一个营，解放了环县、豫旺、同心、定边、盐池等城镇，开辟了纵横200多公里的新根据地，使陕北根据地发展到陕甘宁3省的广大地区。西征的胜利，奠定了陕甘宁边区的基础，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八)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中共中央机关于1935年11月7日进驻瓦窑堡(今子长县城)后，瓦窑堡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已成为党中央的代名词。为了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为了更便利于发展东西游击战争，为了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反击国民党政府军的新的围攻，1936年7月初，中共中央由瓦窑堡移驻保安。中共中央迁都保安后，与共产国际恢复电台联络。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不仅使危急关头的红军有了落脚点，而且也成为中国革命走向新的高潮的出发点。从此，中国革命有了稳固的大后方，党中央在延安的13年，也正是中国革命积蓄力量、由幼年走向成熟、由弱小走向强大的13年。
　　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②《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③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0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