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早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同时进行的方针，一方面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着重加强了对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及蒋介石等上层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尤其针对驻守西北的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对于形成“西北大联合”的局面，进而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建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所谓“西北大联合”是指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的联合，也称“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它是实现逼蒋抗日的中心环节。红军长征到西北后，蒋介石乘红军立足未稳之机，企图一举歼灭。中共为打破蒋介石的“围剿”，以实现立足西北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争取张、杨的部队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工作，也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地区取得了重大胜利。
　　(一)中共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少帅张学良年轻有为，素怀爱国之志，其父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军方炸死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更趋强烈。继其父主政东北后，他坚持从大局着眼，极力顶住日本的压力，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和统一。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强令几十万东北军入关，国恨家仇集于一身的张学良代人受过遭国人辱骂，被迫辞职，去欧洲考察。1934年初，蒋介石为使东北军“剿共”，电召张回国。张学良回国后极力拥蒋反共，认为消灭了中共后就可以集中力量打日本。因而当他于1935年秋在西安就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代总司令(总司令是蒋介石)后，秉承蒋的旨意，大举进行反共内战。他要求部属“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匪’之重任，建树统一之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①。但事与愿违，从1935年9月到11月间，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兵力近3个师，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驶洲等被击毙，近万名东北军官兵被红军俘虏。如此沉重的打击，在东北军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而蒋介石、何应钦对张非但毫无抚慰的表示，反而要减发军费，还宣布撤销被歼灭的一一〇师、一〇九师两个师的番号，并对张学良大加申斥。这对张学良的思想震动很大。这时适逢一二九运动爆发，青年学生冒着军警的大刀、水龙游行示威，奋起救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的呼声，就如同响在他的耳边。张学良不能不因失地的罪名在身而感到羞愤，也不能不因追随蒋介石，弄得自己一面挨了红军的打，一面又受蒋介石、何应钦的欺负而感到苦恼。他看到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是真诚的，再跟红军打仗，是绝无出路的。于是他设法找一些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想寻得一条新的出路，思想上开始有了转变。
　　而此时的中共中央也一直把争取张学良东北军的工作作为中共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21名红军将领发出致张学良、于学忠、王以哲等东北军全体将士的公开信。揭露蒋介石内战及排斥东北军的种种阴谋后，提出：“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②“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②最后提出请东北军派代表与红军共同协商。此信对张学良确定联共抗日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作用。他曾深有感触地对人讲：救国之路只有“一条共产党的道路”③。与此同时，红军对于被俘的东北军，生活上给予优待，政治工作上给予教育，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使他们深受感动，愿与中共合作抗日。其中尤以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最为突出。高被红军俘虏后，自度必死。但在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下，他不但没有被杀，而且受到很好的照顾。他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之间亲密无间、团结友爱的关系；看到红军虽然生活艰苦，但却朝气蓬勃，有丰富的政治文化生活；他亲耳听到红军长征中许多英勇事迹；亲身感受到红军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真诚的抗日主张。这一切，不能不使他产生敬佩的心理。高作为东北人，本有家乡沦亡之痛，与红军作战，完全是被迫的。被俘之后，他从切身经历中受到深刻教育，明白了许多从前不懂的道理，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主动提出要求，回到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停战，联合抗日。其要求得到批准后，在洛川面见张学良的过程中，高福源声泪俱下，发自肺腑的对中共苏区见闻的感言深深打动了张学良，同时向张转达了彭德怀表示中共可派高级代表与张学良谈判的意愿。张学良很高兴并派高再去苏区联络。这一切，对于促成张与中共的初次会谈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1936年2月25日，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到洛川首先会见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就红军与王部抗日合作问题达成口头协议：政治上，同意《八一宣言》提出的抗日要求；军事上，双方互不侵犯；经济上，王答应开放几个口子给红军运输物资。张学良于1936年3月4日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时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④。意思是“为了联共抗日，他把整个东北军和本人命运，全部豁出去了。”⑤他除同意达成的口头协议外，还希望会见中共主要领导人，就联合抗日问题直接会谈。李克农到晋西石楼红军前线指挥部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洛川会谈情况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与张学良会谈。当时中共党员刘鼎在张学良处工作，系统地向张学良介绍了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使张学良对共产党有了更正确的了解，增强了他联共抗日的信心和决心。
　　1936年4月9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李克农在延安天主教堂与张学良秘密会谈。东北军方面还有刘鼎、王以哲参加。会谈取得成功。成果表现在：第一，张学良对共产党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认识到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性。他直率地对周恩来说：“我从欧洲回来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能够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来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的透彻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⑥当周恩来提请张学良帮助红军购买通讯、卫生等器材时，张慷慨地说：“我已经有大批这样的物资库存西安，可供我们双方使用，不用发愁，由我负责。”甚至说：“我还有一笔私人存款，必要时我愿意拿出来作抗日公费。”⑦第二，关于对待蒋介石的态度问题。张学良不同意中共反蒋抗日的口号。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⑧他认为“离开了绝对必要的蒋的领导，实际抗日是不可想象的”⑨。张学良曾对人说过：“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过劳骚，心中仇恨。但他有个很错误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他要是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⑩所以张学良对周恩来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11)周恩来提出逼蒋或联蒋抗日是有道理的，但对于这一重要决策，个人不能决定，愿意把张的意见带回去，提交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决定后再作答复。还表示：抗战争取不到蒋介石集团的参加是一大损失，但蒋的方针是西太后的“宁予外人，不予家奴”，坚持内战，人民惨遭涂炭，中共方面牺牲了无数同志，积怨甚大；不过为了抗日大计，可以不咎既往，与其团结。但更要斗争，不斗争就会被认为是软弱可欺，联合也不可能。双方约定张学良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的。”(12)第三，双方还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红军的战略方向，联合苏联，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事项进行了友好坦诚的商谈。这次会谈不仅对促使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是一件极大的收获。”(13)通过延安会谈，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同意张学良的意见，决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这样，争取张学良站到“联共”方面来，为西北大联合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为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并于1936年4月25日发表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宣言》强调指出：在全国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共同的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义务”!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又具体发出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14)，“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解东北军……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成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政纲，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15)文件还指出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是做耐心细致的政治工作，关键是使其摆脱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红军的命令。中共中央先派刘鼎为驻东北军的代表，后派叶剑英为驻东北军的代表，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代表中国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分别在《抗日救国协定》上签字(15)。至此，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就更加巩固了。
　　(二)中共对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杨虎城的部队，参加过20年代大革命时期冯玉祥的西北军，有与共产党合作的历史，而在1935年前主要是中共地方组织或个别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与其共事。大革命失败后，作为一个小军阀，杨虎城也追随蒋介石反共。但不是把共产党杀掉，而是把他们送走，准备一旦需要时再拉关系。九一八事变后，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杨虎城的爱国思想。1933年，日军侵略热河时，他曾要求率部赴华北抗日。他还支持民众抗日同盟军。1935年初，徐海东所部红二十五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多次阻拦，由鄂豫皖转移到了陕南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从而直接威胁到了杨虎城的利益。1935年1月，他奉蒋介石的严令，调集大批军队准备切实和红二十五军大打一场，结果实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备受蒋介石的申斥。事实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现实逼着他要寻求一条新的出路。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后，杨虎城对中共的抗日主张产生兴趣，就积极寻机与中共中央联系，共产党也运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加强对杨的争取工作。早在1935年11月，在津沪一带坚持地下工作的南汉宸，根据党的统一大业战线方针，委托申伯纯到南京去见杨虎城(杨当时正在参加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向杨介绍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劝杨与共产党联合抗日。随后申随杨到西安，并留在杨部工作。1935年12月，为了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亲自向曾在十七路军做过地下工作的汪锋交待任务，派他携亲笔信赴西安找杨虎城。采取这一步骤是因为考虑到杨与中共有历史关系，比联张的条件好些，可能较易收到效果。汪锋颇费了些周折见到杨虎城后，递交了信件，详细向杨说明了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并回答了杨所提的一些问题，受到杨的热情接待。但杨对于红四方面军发动的陕南战役，造成杨部一团长阵亡，部队受到损失，违反双方互不侵犯协定提出意见，还对红二十五军在处理兰田战斗的俘虏时，将杨虎城之警二旅旅长张汉民(中共地下党员)等20多人当作反革命处决表示不满。对此汪锋详加说明原委并承认了错误(16)，取得了谅解。杨对毛泽东的信任与问候表示谢意。汪又会见了著名进步人士杜斌丞，共同商讨了在十七路军中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问题。此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又派徐彬如、谢华到西安在杨部做联络工作。他们通过杨的宪兵营营长金闵生和参谋长圭根僧等建立了统战关系。在杨部的掩护下，1935年底，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并开展活动。不久，负责津京一带地下工作的王世英，从天津到西安。他一则要到陕北向中央请示和汇报工作，同时也是受杨虎城之邀前来谈判联合抗日的问题。事前，王曾与南汉宸交换过意见，王世英同杨虎城进行了一次长的秘密会谈，就双方停战，准备联合抗日，经及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和建立交通站等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然后，王世英和汪锋同到陕北向中央作汇报。后来，汪锋便作为党的代表在杨部工作。王世英在返回白区，途经西安时，向杨虎城转达了中共中央已同意所达成的各项协议。
　　1936年4月，由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的王炳南回国后，被派到杨部做联络工作。由于他与杨早有关系，杨对他很信任，便把他留下帮助做政治工作。经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第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互不侵犯的友好关系，双方各守原防，必须要过境时可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第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设立电台，密切联系。第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第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自此以后，十七路军在陕北宜川至富县一线的部队和红军之间，已成休战状态，未再发生实际上冲突，只是在蒋介石的威逼下，杨虎城部以打假仗的办法向红军射击，去应付特务监视。接着，红军的秘密交通站也在十七路军的掩护下，在富县、西安等地成立起来了。共产党与杨虎城的合作虽然再度建立，但在某些问题上还未取得一致意见。为了加快西北大联合的步伐，毛泽东于1936年8月13日在《致杨虎城》的信中说：“先生同意联合抗战，盛情可感。……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承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17)张文彬作为中共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被杨委任为少校秘书，从此双方的联系得到了加强。
　　在此期间，中共与杨虎城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为加强十七路军的抗日教育结构性改组了其部队的步兵训练班，由赵寿山负责，王炳南任政治教员。红军常派干部到十七路军工作。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组织西北救国会、宋绮云等集资办莲湖食堂(中共地下抗日联络站)，杨都分别资助数千元作为经费。至此，中共与杨虎城的合作比较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三)西北“三位一体”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对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中共和红军对其部队下层也展开积极的统战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放回俘虏作义务宣传员，对前沿邻近的部队进行各种友好往来。如欢迎他们来红军防区看戏，等等。张杨的下层官兵，特别是东北军，都有失土亡家之痛，妻离子散之苦，非常容易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由于对张、杨及其部队的统战工作取得成功，红军与东北军、十七军之间，从1936年上半年起，就实际上完全停止了敌对状态。有时为了迷惑蒋介石，故意打一些你退我进，我进你退的假仗。停战的局面既已造成，红军与东北军和西北军就从过去的敌军变成了合作抗日的友军。同时，中共十分重视做好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的团结工作。作为两支不同体系的旧军队驻扎在一起，时有纠纷是不可避免的，如不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西北的“三位一体”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起来。特别严重的是蒋介石善于施展挑拨离间、分而治之的惯伎，经常制造张、杨之间的矛盾，并使之加剧。他对张学良说：只要东北军“剿共”立功，可以考虑把杨虎城调出陕西。与此同时，却以散布张学良想“失之东北，收之西北”，并派人向杨虎城暗示：张学良有大西北思想，要杨注意。南京方面派来的特务还在下面故意制造纠纷，造成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的不和(18)。张、杨对蒋介石的阴谋有一定认识，东北军移驻西北后，无论是张对杨，或杨对张，双方都比较注意争取对方的谅解。但在蒋介石特务系统的挑拨下，他俩的部队之间却出现过磨擦，甚至关系一度较为紧张。为了实现西北大联合，中共驻西安的代表及地下党员，联合张、杨内部进步人士如高崇民、王菊人、申伯纯、杜斌丞等，主动在张、杨之间做工作，促进他们之间的了解，消除误会、增强团结。如当杨虎城接到部属控告东北军的信件后，与杜斌丞商议解决办法，杜明确指出：“蒋介石调东北军入陕，命令你和汉卿剿共，意在三方对立，相互残杀。在这种情况下，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友军，联合红军，变三方对立为三方联合，变相互残杀为联合抗日。”经过中共党员和先进人士的工作，在东北军中提出“和杨联共”的口号，两军关系逐步改善。最后，张、杨两将军推诚相见，倾吐真言，成为挚友。随着张、杨的转变，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也实现了团结。1936年10月，毛泽东等40多名红军将领写信给国民党在西北的将领，提出：“红军誓与你们合作到底。”(19)第一次公开称国民党为友军。至此，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合确立。
　　西北大联合实现后，三方利用各自的条件相互配合，共同为发动民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逼蒋抗日、准备全民族抗战，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和斗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三方互通情况，遇事协商，相互协助。中共及时把与南京方面秘密接触的情况向张、杨通报，还把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内容作了通报。张、杨也把他们与蒋介石、阎锡山及与其他地方实力派接触的情况向中共作及时的汇报。张、杨为应付蒋介石的“剿共”命令，希望红军撤出某地时，红军都给予方便和支持。在万一需要向红军进攻时，“事先向红军通报行动，以免误会”(20)。张、杨为改造部队，培养抗日力量，在西安城南联合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张、杨分任正副团长，训练连以上和团以下的军官。叶剑英、邓发等共产党员任教官，在培养抗日人才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共同努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推动全民族抗战做了重要准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来了，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的万人集会上，提出组织“五省抗日联军”的口号。11月28日在纪念杨虎城将军在北伐时期坚守西安孤城十周年大会上，张、杨均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号召两军将士“拼命地守住我们现有的土地，不要再失一寸。”(21)在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日，西安举行十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坚决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这些活动坚定了张、杨联共逼蒋抗日的决心。
　　第三，共同做争取各方面爱国人士的工作，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张学良除亲赴上海多次与杜重远、李杜恳谈，到山西与阎锡山会商外，还派栗又文去新疆联络盛世才，派刘启戈去广东联络陈济棠，派解方去广西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派恭子正到北京、济南联络宋哲元、韩复榘，派傅剑目到成都联络刘湘等。张学良与杨虎城还一起赴榆林联合井岳秀、高桂滋等。
　　“三位一体”的形成，使西北地区成为全国最坚强的抗日基地，壮大了张、杨逼蒋抗日的胆量，坚定了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决心。没有西北大联合，要发动西安事变那是不可想象的。正如国际友人斯诺所说：“中国最优秀的红军现在全部集中在一块新的地区里，旁边还有同情他们的十万东北军可以充当盟友。共产党现在认为，南京方面会比较有兴趣来听他们的统一战线建立了”。联合抗日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西北大联合具有着强大的合力。蒋介石认识不到“三位一体”的力量，硬是把张、杨“逼上梁山”，逼出了一个西安事变，完全是自取其辱(22)。
　　①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55、56、57页。
　　②②《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1936年1月。
　　③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3、36页。
　　④钱之光：《洛川会谈前后》，《中共党史资料》第10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⑤《解放日报》，1979年2月18日。
　　⑥⑧⑩(11)(12)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55、56、57页。
　　⑦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3、36页。
　　⑨西北大学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4月版，第443、274页。
　　(13)西北大学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4月版，第443、274页。
　　(14)《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290页。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
　　(1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9页。
　　(1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18)罗瑞卿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22页。
　　(19)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79年印行，第7册，第436页。
　　(20)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71-73页。
　　(21)《杨虎城告民众书》，1936年11月28日。
　　(22)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365-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