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是我党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为克服经济困难，坚持持久抗战，夺取革命胜利的伟大创举。它不仅在当时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而且实践和弘扬了历久常新的艰苦奋斗精神，并对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大生产运动顺应了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一)大生产运动发生的客观原因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我陕甘宁边区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严重威胁之下。在华北疯狂“扫荡”我抗日根据地的日寇，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突破黄河防线，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国民党蒋介石对边区的政策是军事上包围，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封锁。1940年蒋介石调集以嫡系胡宗南部为主的大批部队(最多时总兵力达50万人)，分驻在边区周围各县，形成北起府谷、横山，西至宁夏、甘肃，南接泾水，东到黄河的五道包围封锁线(北边二道，南边三道)。北边第一道封锁线上的碉堡4500多个，南边第一道封锁线上的碉堡6300多个。仅洛川至黄陵间80华里的地段，就有518个碉堡。还在边区周围增修了20多个飞机场。为了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国民党政府不但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而且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设立哨卡，严密监控，切断了边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采取各种办法干扰和破坏边区的财政经济。他们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又以法令禁止国统区的物资，特别是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电讯器材等物资进入边区，违者以“走私”论罪，物资没收，货主法办。他们还在边区附近组织边币与法币兑换的黑市，利用兑换差价影响边区的物价，引诱走私，扰乱金融市场，破坏边区财政。
　　由于敌顽的包围封锁，切断了边区与外界的经济往来，使本来生产就比较落后的边区的物资异常匮乏。加之1940年至1942年的连续自然灾害，使边区的经济困难更加严重。据不完全统计：陕甘宁边区1940年遭受水、旱、风、雹的侵袭，受灾面积4298312亩，损失粮食235850石(每石300斤)，受灾人口515145人；1941年，受灾面积603558亩，损失粮食47035石，受灾人口90470人；1942年，受灾面积856185亩，损失粮食79720石，受灾人口352922人。①尤其以1940年的灾情最为严重，致使当年的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群众生活艰难至极。
　　此外，由于抗战以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了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吸引大批国内革命青年以及海外侨胞，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各种障碍，纷纷来到边区；为了粉碎敌顽军事威胁，中共中央又不得不陆续从前方调回一批部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这样，就使边区一度脱离生产的人员大量增加，1941年多达73117人，占到边区总人口的5.17％，延安城区占的比例更高。同时，由于战争和灾荒，附近战区和灾区的难民也不断逃入边区，前后达170176人。这也更大大加重了边区的财政支出。
　　总之，外援断绝，灾荒严重，脱离生产人员剧增，使边区的财政经济面临极其严重的困难。正如毛泽东描述所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付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②所以，在这样一种客观形势下，革命需要生产，生产就是革命，大生产运动已经成为关乎抗日战争乃至我们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前途与命运的战略决策和中心环节。
　　(二)大生产运动的发动过程
　　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坚定地回答，“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其实，抗日战争一爆发，陕甘宁边区政府就从自己肩负的使命和所处的重要地位出发，根据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立了“休养民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的政策，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国防生产、充实抗战力量，供给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团结广大民众，推行民主政治，参加战时生产，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938年，边区留守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开始了农副业生产，诸如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这些做法使他们的生活供给得到一定改善。党中央及时总结这个好经验，并在整个留守部队和机关、学校加以推广。1939年1月初，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讲话时，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讲到边区的任务时说：“要支持长期抗战，应付与日俱增的经济困难，同时建立国防经济基础，改善人民生活，以加强抗战力量，扩大生产运动，成为目前重要战斗任务之一。”此次参议会还通过了高克林等提议的“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案”，交付边区政府实行。26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讨论边区生产问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边区的生产工作。同年2月2日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代表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阐明了开展生产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具体计划，号召全体军民，努力生产，克服困难。4月10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具体规定了对群众生产加强组织领导的有力措施。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又指出，“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要求“自力更生克服困难”。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抗战以来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关于继续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号召边区人民，“继续发展边区经济，使边区全体人民丰衣足食，使边区能在抗战建国的艰苦过程中奠定克服困难与自给自足的基础”。边区的党和政府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和号召，明确提出“自给自足”的生产目标，大大激发了边区军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热情。
　　为了保证大生产运动的胜利开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勇于改革，善于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大生产运动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曾先后发表《抗日的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以及《组织起来》等著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这个总方针，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正确反映了发展经济与保障供给以及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关系，纠正了那种不注重发展生产，开辟财源，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算盘的错误做法。这个总方针，要求从实际出发，发动和组织军队、机关、学校和人民群众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运动，在着重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公营经济，以求解决边区政府的财政困难，满足军民必不可少的物资需求。这个总方针，既反对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要施“仁政”，减轻人民负担的错误观点；也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错误主张。总之，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保障抗日费用供给的需要，就是要用发展生产作为克服财政困难的根本途径。所以它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是领导军民进行大生产运动的根本纲领，保证着这一运动的正确方向。根据这一总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还为开展大生产运动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和政策。诸如，在工、农、商各项经济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第一”的方针；在农业生产领域，实施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误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和累进税制等政策以及“组织起来”开展劳动互助的方针；在处理各种关系问题方面，提出“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和政策等等。这些方针和政策，符合边区的客观经济实际，兼顾了不同群体和集团的利益，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指导大生产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发展。
　　总之，顺应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以及边区党与政府的号召和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①边区政府民政厅：《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济使用概述》中“1939年至1942年灾情损失统计表”。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