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优良作风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们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①
　　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导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他们处处以自己的模范行为给全体军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他们的带动下，延安党、政、军、学各界都被动员起来，数万人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形成了“人人动手”的大生产热潮。
　　毛泽东自己动手在杨家岭的河边开出了一块菜地，种上了辣椒、西红柿、土豆、白菜等，一有空余时间，就在地里锄草、施肥、浇水，常常是工作之余还要扛着撅头出来劳动、翻地、施肥、下种，由于他的辛勤耕耘，他种的菜年年获得丰硕的成果。
　　朱德自己也身体力行，处处以身作则。他纺的毛线质量很好，还和身边几个勤务员一起组成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了3亩菜地，在里面种上了白菜、冬瓜、土豆、南瓜等各种蔬菜，就像一个“蔬菜王国”。几位勤务员年纪很轻，没有种过菜，朱德就像指挥作战一样，手把手地教他们淘地、点籽、浇水，每道程序都有条不紊。
　　周恩来和任弼时回到延安后，和其他中央领导一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在自己住的窑洞附近开了一小片地，种上了玉米、蔬菜等。由于他们精耕细作，多施肥，勤浇水，秋天时获得了丰收。不仅如此，他们两人还在纺线方面显露了才华。周恩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总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坚持不懈地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学习纺线。任弼时也一样，尽管视力不好，又从来没有摆弄过纺车，但只要有空，他就练习纺线。窑洞内光线不好，他就把纺车搬到院外，一丝不苟地练着。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央机关掀起了一个纺线高潮。每天天还没亮，就有人播起了纺车。到吃饭时间了，有人还要多摇几下。星期天也没人休息。特别是到了晚上，在油灯下，在月亮下，到处响着“吱扭扭”的纺车声。与此同时，功夫不负有心人，周恩来不仅学会了纺线，而且纺得又细又匀，达到了一等线的标准。这个本来由妇女干的活，在他手里也运作自如。1944年3月初的一天，位于枣园的中央机关内举行纺线比赛，许多中央领导都作为普通选手来参加比赛，周恩来和任弼时在评判委员的陪同下，也来参加比赛了。周恩来和任弼时表现得格外稳重老练，他们的动作是那么的熟练，以至于在旁观看的人们对他们的技术赞不绝口，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周恩来和任弼时因为纺的线质量、数量都很好，被评为“纺线能手”，他们纺的线还被送到边区生产展览会上展出。
　　正是在中央领导集体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下，大生产运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不仅使陕甘宁边区渡过了困难的时期、有力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为以后的经济建设积累了经验，培养出了一批经济工作干部。
　　二、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
　　延安时期的中共领导集体成员不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倡导者，而且是这一思想的践行者。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②1944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追悼张思德大会上所作的《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演中宣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③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④这次大会第一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列入党章。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执政的根本宗旨，贯穿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全过程。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是党走向兴旺发达的政治保证。毛泽东多次论述了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他指出：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取得胜利的源泉，“我党没有人民，便等于鱼没有水，便没有生存的必要条件”⑤。党和人民的团结，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⑥。毛泽东还指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质特性。他说：“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⑦
　　延安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在处理党政军民大计的繁忙工作中，总是挤出时间接触群众。毛泽东经常在田畔、街头，在杨家岭故居，经常与群众交谈，询问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在生产季节，他多次领导中央机关的同志帮助附近农民收割、耕种。即使在转战陕北，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中，也处处关心群众利益，指示身边同志帮助群众生产，组织群众安全撤退与转移。毛泽东坚持与农民交朋友，多次为农民祝寿。他为枣园乡群众拜年的故事，至今还为陕北人民津津乐道。
　　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倡导和培养起来的优良传统，是党和人民克敌制胜的精神支柱。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伟大践行者。面对抗日根据地出现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吓到。因为抗日根据地聚集着的是一支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共中央具体分析了存在的困难方面和有利方面，强调在新的残酷斗争中，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依靠民族革命战争的广泛社会基础，正确处理各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调动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以战胜困难，争取胜利。毛泽东在1939年9月16日回答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时说：“我们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⑧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核心成员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范。
　　毛泽东为了革命的胜利，总是像老黄牛一样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为了撰写堪称当代军事巨著的《论持久战》，他连续七天七夜没怎么合眼，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了。他总是穿着单薄的打着补丁的旧棉衣，在阴暗潮湿的窑洞里，点着昏暗的小油灯，在万籁俱寂的隆冬之夜，彻夜不眠地思考着救国救民的大政方针。为了节省灯油，他时常在思考时，把灯光扭小，思考成熟时，又将灯光扭亮，随后又奋笔疾书。公家例行发给他的棉衣，他一再不要，说自己少领一件，前方就多了一个八路军战士有棉衣穿。值夜岗的卫士们，看着领袖身着寒衣彻夜工作，公家发的棉衣又硬不要，看在眼里疼在心中，他们雪天外出打猎，打到一批银狐，便欢欢喜喜用狐皮做了一件皮大衣，送给自己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因为这不是公家发的，是他们自己做的，所以他们满以为毛泽东一定会接受。谁知毛泽东既不领公家的棉衣，又不要私人的馈赠，而是满面笑容地婉言谢绝了，同时建议他们将这珍贵的银狐皮大衣出口到国统区，为延安换回紧缺的物品，给部队解决困难。
　　周恩来当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副部长，每月能领到几百元薪金，但他只留5元津贴，其余都交党费。他长期工作在大后方，在物价持续高涨的重庆，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并反对任何特殊照顾。有一次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在洛川吃饭，警卫员看到周恩来一路劳累，日渐消瘦，便买了一份带肉的炒菜，以“改善”伙食。周恩来发现后，当即把荤菜退回，要了一份素菜，并严肃地说：“延安生活很苦呀!有盘素菜就很不错了!”在繁忙之中，他还组织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同志种菜、养猪。他常说，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本色。
　　1942年，患有严重胃病的刘少奇从中原局回到延安，吃小米对他极不适应，常常胃疼得浑身冒汗，夜不能寐。秘书、警卫员见他面容憔悴，一致要报告供给部要求分配些大米白面，他执意不许，并说：“延安的条件就这样艰苦，同志们都能挺住。我作为党的领导更应该以身作则，怎么能要组织的特殊照顾呢?如果我带了这个头，会给群众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们想过吗?”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在《解放日报》发表后，报社给他送去2，000元(边币)稿赞，他硬是退了回去。
　　四、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借用中国原指治学态度的一句古语，对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基本要求的通俗表述。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⑨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贯穿于延安整风的全过程中，使共产党人在整风中实事求是地修正了错误，实事求是地整顿了“三风”，实事求是地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从而使延安时期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光辉的时期之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成员都是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在其革命生涯中一贯重视调查研究，他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延安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光辉篇章，系统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意义、目的、态度和方法，使我党调查研究理论更加系统完备。在实际工作中，他更是处处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1941年秋，毛泽东在一次农业展览会上会见了劳动模范郝光华，毛泽东问他一些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郝光华一时没回答出。毛泽东就和蔼地将他从别的老农那里了解的情况仔细地告诉郝光华。郝又惊又喜，打心眼里敬佩毛泽东。1941年6月，边区一农民对征购公粮过重不满，散布了对毛泽东不满的言论。一些同志对此十分反感，主张抓起来。而毛泽东却通过调查研究，从这些言论中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认为征购公粮确实过重，遂提出减轻征粮任务，并派出秧歌队去安塞慰问演出。同年11月，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后，毛泽东十分高兴地予以采纳，并把这个主张作为我们党克服当时困难的十大政策之一。
　　任弼时在主管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他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是边区建设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途径。1943年，陕甘宁边区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然而边区财政金融却出现了紊乱。任弼时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深入细致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在他的笔记本上，留下了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的详细谈话记录和大量的经济数据。他依据这些记录和数据，终于摸清了问题的症结，找到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明确了方针和办法。1944年4月，西北高干会议上，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长篇报告。他指出，国民党用经济封锁、贸易操纵、金融捣乱等办法给边区以很大的困难，我们既要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贸易来往，又要善于作尖锐的斗争，制定主动的独立的方针和政策。任弼时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关于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的三条基本方针。解决了当时财政金融波动问题，保障了内外贸易平衡，稳定了金融，提高了边币信誉，为财政稳定打下了物质基础。
　　在整风运动中的审干工作出现扩大化的错误时，毛泽东曾向有关负责人强调：“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⑩任弼时也认为坚持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那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做法，是搞好整风运动的重要关键所在。当任弼时了解到审干中的错误倾向时，坚决反对审干扩大化。他说：“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命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11)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研究过很多次，认为应当坚决纠正在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错误(12)。1943年，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政策，从而使整风运动走上健康的轨道。(13)
　　五、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纠正自我错误，消除党内不良风气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14)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也明确规定：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1942年11月21、23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中，引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结束语”，即“党史又教导我们说……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党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党能根据党工作中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如果党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党竟隐瞒自己的错误……不能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浸透自满情绪，一味自高自大，高枕而卧，那它就会遭灭亡。”(15)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多次指出：“我党必须实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不怕家丑外扬，隐瞒是不能教育党员的。”(16)“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17)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都是开展自我批评的典范。在四年多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多次作过自我批评。1941年3月26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项英、袁国平的错误(18)，中央也要负责。1943年3月16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自我批评说：“我1942年与许多部门工作同志很少接触，1943年要多接触，要多接触才能有知识。”(19)1944年在薄一波的一个检讨材料上，毛泽东自我批评说：薄一波文内所说，“其中有些我还没有做到，我还要努力”(20)。当延安审干工作和“抢救运动”中出现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后，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他曾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中央党校、党的七大及其他一些场合，多次向受到错误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周恩来在整风运动中对自己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历程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写下了两万多字的笔记，着重检查自己的不足之处。他说：我的本质是忠厚的、诚实的，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更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但“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点”，在军事上反对游击主义，也是错误的。在抗战初期，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对王明的机会主义有容忍和退让的地方。(21)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⑥中共中央文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2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8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⑩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52页。
　　(11)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12)师哲1978年11月的回忆。
　　(13)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15)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版，第440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1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20)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68—5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