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视妇女在各项工作中的作用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就十分重视妇女工作，认为这是立足陕北，建设边区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1938年9月2日，中央组织部颁布的《妇女代表会组织大纲》指出：妇女代表会是广大妇女群众自己的革命组织，凡女工、农妇、女学生、女职员及一切革命的妇女，不论她的社会阶层，只要她是革命的，都可以参加到妇女代表会里来。由5—10个妇女选举一个代表组成乡级妇女代表会；有3个以上代表的村庄或邻近村庄选代表主任1人；乡妇女代表会每月开会一次。①乡村妇女组织的健全，让广大劳动妇女感觉到党对自身的重视，她们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党的建设中，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同时，也为党在边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及边区政府在民族危亡面前，没有将妇女闲置一边，认为保卫祖国是男同志的任务，女同志的参与会妨碍抗战的进行，而是积极领导，动员妇女，开创了边区工作的新局面。1937年9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指出：“一方面要立即改造与扩大乡村妇女代表会组织，并充实它的工作；另一方面在乡以上新成立各界妇女联合会，它是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②在这一决定中，又提出了边区妇女联合会的主要任务，即：“(一)团结边区各界妇女积极地参加一切抗战动员，在抗战的过程中，它肩负着推动组织西北各地妇女和参加抗战工作的责任。(二)动员各界妇女参加一切国防建设工作。如经济的、文化的、后方勤务等。(三)动员各界妇女参加一切政治的、经济的、肃奸的斗争。在男女平等的口号下，吸引广大妇女群众参加普选活动，拥护政府的各项法令及设施，保证土地革命中已得的一切利益。(四)领导妇女摧毁一切封建束缚，反对打骂、反对虐待、反对买卖婚姻、反对童养媳，提倡放脚运动。(五)领导妇女积极参加组织识字运动和国防教育，组织妇女识字班，唱歌班，动员青年妇女及儿童进学校。在友区中并须提出男女同校，添设女子学校等，以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与救亡知识。”③这一抗战初期的决定，直接推动了边区妇女政治参与的热情。
　　边区的各项建设也离不开妇女的加入，党在文件中多次重申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党的领导人在讲话中也一再提及。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就多次重申过重视妇女参与的重要性。1939年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就指出：“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④1940年，他在《给中央妇委的一封信》中再次强调了妇女的伟大作用。林伯渠也曾指出：“只有动员千百万妇女群众才能在全而抗战中驱逐日寇出中国。”⑤
　　这一时期，党和政府积极宣传妇女的责任，解释妇女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对党内歧视妇女的现象加以批评”，⑥使这种现象有所减弱，也使男同志认识到妇女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让他们不再歧视、排斥女性，为妇女参与政治提供了心里支撑和政策前提，使她们大胆地参加到管理国家的事物当中。
　　二、以社会教育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
　　列宁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⑦要增强妇女的政治参与，就必须重视妇女教育，提高妇女的文化知识水平。1937年年初，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文化建设教育委员会起草了《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指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全国一致的抗日战线和全国一致的民主政治、普及教育是目前的中心口号之一”，“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民众教育的中心内容。在一定时期(大约若干年)，普及最低限制(规定课程标准)的教育与四十岁以下成年及青年男女及十四岁以下七岁以上的男女儿童。”同时政府又提出了“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⑧的社会教育方针。
　　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其中以冬学为主。冬学教育从1937年冬开始，之后发展为每年冬季的文化教育运动。1937年鲁迅师范学校和延安师范学院的234名学生担任冬学教员。⑨为动员妇女上冬学，边区各级妇联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多次宣传。1938年冬，边区一级妇女干部450多人，县级200多人，乡级6，300多人参加动员妇女上冬学的宣传、组织和管理工作，一些地方的妇联主任或妇女干部出任冬学教员和校长。1938年冬，冬学妇女成员占1/7，达1，470名，不仅青壮年妇女参加，有的老婆婆也来上课，出现了婆媳、母女、姑嫂、姐妹一起上冬学的新气象，而且“每一个机关，每一乡、镇，都有识字小组，每人每日识一个到两个字，学习最好的妇女，每日可识字100以上。”冬学不仅教识字，还教授妇女运动、妇婴卫生、保育治家常识，通过学习，妇女“能够说明飞机和毒气有几种，并能答复一些简单的抗战问题”⑩。
　　同时，还开展了夜校、半日校、午校、识字组、妇女轮校等方式，发动妇女识字，学习文化。据统计，延安县1938年社会教育的情况，就可以发现边区对提高妇女文化的重视程度，如表4所示(11)。
　　1938年边区教育厅提出“男子要识字、妇女也要识字”的响亮口号。1939年3月2日，边区教育厅在《关于社教工作的通令》中再次提出要“注意妇女教育”。边区妇女通过学习对抗战有所认识，她们的觉醒与加入，起到了支援抗战的作用。
　　三、了解妇女需求以改善妇女的生活
　　了解妇女的需求，也就了解了她们所谋求的利益，进而才会推动妇女广泛地参与政治。延安时期，党和政府就充分了解了各阶层妇女的要求，组织中央妇委和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妇女生活调查团，深入各乡村，考察农村妇女生活。
　　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初，缠足问题还比较普遍，影响着广大妇女的身心健康。针对这一问题，边区政府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禁止缠足布告，指出：妇女缠足是一种最野蛮的伤天害理的封建习惯。苏区妇女大部分不缠脚，但有少数顽固父母，还给小女孩缠脚或不许放足，布告发布后，违者政府处罚其父母或丈夫。各县也都成立放足委员会和放足小组，对广大妇女进行宣传动员，并帮助督促检查。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妇女们也提出了放足的要求。之后，边区政府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作为政府法规公布。同时，民政厅还给各区县政府发训令：“强调查禁缠足的重要性及办法，并要求把查禁工作作为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进行考核。”(12)1939年12月3日，边区政府民政厅再次发布训令，规定放足的标准。1942年8月，边区政府再次发出《切实禁止妇女缠足的命令》。通过放足，广大妇女深感天足的好处，她们可以自由活动，改变了妇女“走路风摆腰，怕过独木桥，鬼子来了更是逃不了”的现状。
　　婚姻问题也是困扰边区妇女的一个难题。长期以来，边区青年的婚姻多是由父母包办或买卖婚姻、童养媳，其中妇女所遭迫害最深。因此，改善边区婚姻状况就成为边区妇女的强烈要求。1937年10月，黄克功因逼婚枪杀刘茜一案，边区高等法院对曾有功勋的黄克功处以死刑，使不少妇女看到了党和政府是真正维护妇女利益的，从而打消了疑虑，坚定了她们拥护党的决心。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规定：“男女婚姻以自愿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强迫包办及买卖婚姻”、“结婚年龄须男至20岁，女至18岁”。(13)为边区解决婚姻问题提供了依据，婚姻自由的风气开始形成。1943年1月9日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又对《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进行修正。一系列婚姻条例的颁布和实施为妇女同志自主选择婚姻提供了法律保障。
　　同时，边区政府还就边区妇女的生育、卫生等问题采取了措施。边区妇女的生育条件都很差，致使婴儿的生育率高，成活率低，加之分娩时不注意卫生，许多妇女都因生孩子落下病根。据边区政府调查，约占46%—62%的妇女患病，有的地方高达80%，尤其是妇科病最为严重，延安市北郊乡儿童的死亡率为出生率的65%以上，(14)而且妇女产后，最多休息30天，就得下地劳动，致使不少妇女患各种疾病，有的因此而死亡。为此，边区命各地举办助产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妇女卫生工作者，她们一面深入农村基层向妇女讲述卫生常识，另一方面采用新的接生法使边区的生育率得到提高。在1949年3月陕甘宁边区妇联的《总结边区妇女工作检讨》中指出：根据群众人旺的要求，部分地区从1940年比较认真地开展了妇婴卫生运动。(15)
　　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针对各阶层妇女的不同要求采取的各种措施，提高了妇女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使她们认识到政治参与也是自身利益的一种诉求。因此，党和政府只有了解妇女需求，改善妇女生活，才能增强她们参与政治的热情。
　　四、重视发挥知识女性的带头作用
　　陕甘宁边区将妇女政治参与的民主活动搞得非常成功之一点，就是重视知识女性对广大妇女群众的启蒙作用。
　　其一，对现有妇女干部的重视及利用。这一部分妇女包括随同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一起进入陕甘宁边区的一批知识女性，如邓颖超、孟庆树、李伯钊等，以及西北根据地时期的白茜等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及革命锻炼过的女性。她们在边区政府成立之前已经有了丰富的从事妇女工作的经验及较高的文化理论水平，大多数是中央领导的家属，政治觉悟很高。为此，边区政府就积极动员这一部分知识女性，将她们任命为边区各级妇女干部。如重组中央妇女部以后，以李坚贞为部长，1937年6月后由蔡畅担任部长，9月成立了以李坚贞为主任，史秀云为副主任的边区妇联筹备委员会。1938年3月，陕甘宁边区正式成立了各界妇女联合会，史秀云、刘秀梅、徐明清、白茜先后任主任。这一部分女干部以她们多年从事革命的经验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投入到边区的建设中，她们深入基层，深入广大妇女群众中，向她们讲述革命的理论及党的政策，促进边区妇女的觉醒。
　　其二，重视外来知识女性，让她们发挥自身特长，作为该领域的带头人。抗战爆发后，一大批女性知识分子来到边区，她们从事不同的职业，为边区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也得到了边区政府的重视。如获得边区特等文教英雄称号的陶端予，是天津中学的学生。1938年到延安后在中央机关工作，之后又主动到农村去当小学教员，教学生识字、学算术、还讲农业知识、生活常识，她所在的村成了卫生识字模范村，大家都欢迎她这个“公家人”。(16)还有女作家丁玲，她的到来受到了党中央及毛泽东的热烈欢迎，她深入农村，写了许多有关边区农村生活的作品，反映农村广大妇女的生活现实。她卓越的知识和广博的见识，使她成为边区文学工作的领军人，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者。她以文学为武器，向广大劳动妇女进行宣传、教育，促使了边区妇女的觉醒。当然，边区还有一大批外来知识女性，她们在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各方面丰富的知识，使她们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者，促进了该领域妇女的觉醒。
　　其三，以知识女性作为学校培养妇女干部的对象。1937年9月《妇女运动大纲》指出：“培养大批党与群众的妇女干部，来迎接抗战新阶段工作的展开是目前妇女工作的中心一环”。(17)1938年5月又提出“知识女性，特别是女学生，是政府动员妇女的桥梁，是妇女的先锋”，(18)邓颖超在讲话中也提出：“培养干部的对象，首先是女学生，她们在开展广大的妇女群众的工作上，是起着主导作用的。”(19)以此为契机，中共中央创办了女大及各类学校吸收女学生，作为培养妇女干部的基地。1939年7月女大成立，创始时有500人，共8个班，普通班6个，高级研究班和特别班各1个，分别培养专门从事妇女运动的干部和有较高理论的工农妇女干部。女大根据毛泽东关于“我们要培养几千几百个妇女英雄，几千几百的妇女运动职业者和博士”(20)的指示，制定了“以养成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21)的教育方针。学员中知识分子占80%以上，文化程度中学程度的70%，大学程度10%，(22)其中不少是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金陵女大的学生。她们一面学习政治理论课，一面参加社会实践。1940年9月，中国女大抽掉100多名学生到各地边区参加妇女工作。1941年，在第二次民主选举中，女大高级班同学经过训练，组成选举工作团，深入农村，动员组织妇女参加选举，取得了很大成绩，她们在理论及实践方面都得到了锻炼。1941年年底，女大停办，仅仅两年时间，培养了1，000多名学生，她们毕业后深入基层，从事不同的职业，在各部门担任领导干部，直接推动了边区妇女的解放和参与政治的能力。
　　①参见《延安市妇女运动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页。
　　②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第46页。
　　③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第46页。
　　④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⑤1938年3月15日延安《新中华报》。
　　⑥孙苹：《抗战时期根据地妇女政治参与与探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年8月。
　　⑦《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页。
　　⑧刘宪曾：《陕甘宁边区教育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⑨参见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妇女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
　　⑩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
　　(11)参见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妇女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页。同时说明，扩大数指1938年2—7月的数字，原有数指1938年2月以前的数字。
　　(12)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妇女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13)《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第54页。
　　(14)参见陕甘宁三省区妇联编印：《陕甘宁边区妇女大事记述》，第166页。
　　(15)参见陕甘宁三省区妇联编印：《陕甘宁边区妇女大事记述》，第170页。
　　(16)秦燕、岳珑：《陕甘宁边区妇女群体的文化沟通》，《妇女研究论丛》1986年第2期。
　　(17)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8页。
　　(18)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年)》，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
　　(19)《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第71页。
　　(20)1939年8月30日延安《新中华报》。
　　(21)1939年7月25日延安《新中华报》。
　　(22)参见赵金平：《延安女大的办学特点及历史贡献》，《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