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安时期文化人的来源，毛泽东在1938年4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曾形象地指出，一部分是来自“亭子间”的人，一部分是来自“山顶上”的人，并说“抗日战争使这两部分人汇合了”。①毛泽东所说的“亭子间”的人，是指从国统区和沦陷区来延安的文化人；“山顶上”的人，是指从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来延安的文化人。但是，事实上延安时期的文化人不仅仅只是来自于国统区、沦陷区和中央苏区，而是来自全国各地，不仅队伍庞大，人员众多，而且构成成分十分广泛，真可谓来自“五湖四海”。对于外来的文化人及各方面的专家，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非常尊重他们，以其文化学识及其专长，尽力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所长。到达边区的文化人大多分配了工作，分布在各个部门和岗位。
　　一、文学艺术
　　在延安时期文化人中，文学艺术人数最多，令人瞩目。自丁玲于1936年11月到达陕北后，随后边区汇集了百余位国内著名的文学艺术家，有文艺理论家周扬等，有诗人何其芳、艾青、柯仲平、高敏夫、公木、朱子奇等，有作家吴伯箫、周立波、欧阳山、草明、于黑丁、舒群、白朗、肖军、罗烽、周文、刘白羽、沙汀等，有音乐家冼星海、贺绿汀、张寒晖、吕骥、麦新、时乐濛、向隅、唐荣枚等，有美术家马达、江丰、华君武、蔡若虹、力群、刘砚、王洪、张谔等，有戏剧家张庚、塞克、钟敬之、沙可夫、姚时晓、王震之、李丽莲、苏一平等，有电影艺术家吴印咸、袁牧之、徐肖冰、高朗山、赵品山、艾丁、程默等。一时间，呈现出“天下英才聚延安”的景象。
　　随着一批批文学艺术家的到来，陕甘宁边区组织了众多的文艺方面的协会和创作演出团体。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延安的文艺团体多达70多个②。最早成立的是中国文艺协会，由丁玲任主任。文学方面的社团主要有18个，计有由奚定怀负责的诗歌总会、山脉诗歌社，由艾青负责的延安诗会，由李木庵负责的怀安诗社，由肖三负责的延安新诗歌会，由柯仲平负责的文艺月会、战歌社，由艾思奇、周文、肖军负责的鲁迅研究会，由肖三负责的文化俱乐部，由周文负责的大众读物社，以及延安作家俱乐部等。戏剧演出团体主要有18个，主要有由丁玲、吴奚如等发起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由叶石任主任的抗战剧团，由蔺子安、高波、陈明先后任团长的烽火剧团，由柯仲平、马健翎先后任团长的边区民众剧团，由王震之、田方、钟敬之、王滨、于敏、沙濛等先后任正、副团长的鲁艺实验剧团，由邓洁任主任、贺绿汀任团长的中央管弦乐团，由塞克任院长的青年艺术剧院，由地子任团长的延安杂技团，由王亚凡、苏一平先后任团长的西北文艺工作团，还有由阿甲主持的延安平(京)剧研究院等。音乐社团主要有11个，主要有延安青年大合唱团、民间音乐研究会(吕骥任会长)、延安合唱团、鲁艺音乐工作团、延安作曲者协会、延安业余国乐社、延安乐队、文化俱乐部跳舞班、中央管弦乐团等。美术社团主要有7个，主要有木刻工作团、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江丰主持)、鲁艺美术工场、版画研究社、大众美术研究会、漫画研究会等。电影团体有总政电影团、边区抗敌电影社(高朗山任主任、赵品山为副主任、艾丁为秘书长、徐肖冰为技术部长)、延安电影制片厂(李肃负责行政工作、袁牧之负责艺术创作、吴印咸和徐肖冰负责摄制、魏起负责剧务)、西北电影工学队等。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从放映电影起步，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制片厂。在这些文学艺术团体的推动下，延安成了文艺之城，边区人民焕发出高昂的抗日斗志。
　　二、哲学社会科学
　　当时在延安成立了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团体，活跃在这些学术团体中的文化人，主要有艾思奇、陈伯达、何思敬、李初梨，王实味、王学文、王思华、陈昌浩、李琦、廖盖隆、葛一虹、于若木、范文澜、何干之、杨松、尹达、金灿然、叶蠖生、杨绍萱、谢华、佟冬、唐国庆、曹靖华、刘大年、李新、马洪、胡华、艾克恩、荣孟源等。
　　随着一大批哲学家的到来，延安时期形成了以艾思奇、陈伯达、陈唯实、张如心等为代表的一支实力雄厚的哲学研究队伍。其中艾思奇(1910—1966)是其领军人物，他早年留学日本时就自学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后来在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杂志主持“哲学讲话”，进行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探索，并出版了《大众哲学》等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方面已有相当深的造诣。艾思奇于1937年到延安后，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央文委秘书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等职。1938年6月经毛泽东提议，延安成立了新哲学会，由艾思奇担任会长。在延安期间，艾思奇与毛泽东在哲学活动和理论研究有了密切交往。毛泽东经常阅读艾思奇的哲学著作，1937年9月，毛泽东读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一书时，写了17页的摘录，并在致艾思奇的信中说：“我读了得益很多。”③
　　陈伯达(1904—1989)，在中国古代哲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在北平中国大学时开过“周秦诸子”课。在延安学界，陈伯达不但有学问，而且文笔好。毛泽东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周秦诸子”课，曾提议他为延安干部开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此后，陈伯达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方面成绩斐然，曾先后撰写了《墨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等哲学著作。毛泽东肯定了陈伯达的成绩，致信陈伯达，称“《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④
　　陈唯实(1913—1974)，在1934年进入北平图书馆自修哲学，一年中读了许多中外哲学书籍，被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所吸引。1935年到上海，参加艾思奇等发起的新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运动，出版了多部哲学论著。1938年年初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政治系副主任，同年11月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任教，并任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等职。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研究和理论教育上卓有贡献。其主要著作有《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新哲学体系讲话》、《新人生观》、《革命哲学》等。
　　张如心(1908—1976)，曾留学苏联，系统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1929年回国后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在1930年到1932年编写了《无产阶级的哲学》、《辩证法学说概论》、《苏俄哲学潮流概论》、《哲学概论》等哲学著作。在延安期间，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军政学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党校、延安大学任职，主要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一度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张如心认识到：“没有自然科学知识，没有社会科学的知识，没有历史的知识，要全面了解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困难的。”⑤
　　综上可知，延安时期研究哲学的代表人物大多没有受过正规的系统哲学教育，而是通过自学走上哲学研究之路的，他们的哲学概念虽然主要来自苏联哲学，但都倾向于哲学研究为实践服务。
　　在延安时期文化中，历史研究是灿烂的一笔。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历史研究高度重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⑥从延安时期的史学论文作者、史学著述作者、干部学校历史教师三方面统计，达100多位。⑦主要人物有范文澜、何干之、杨松、尹达、陈伯达、吴玉章、金灿然、叶蠖生、杨绍萱、谢华、佟冬、唐国庆等，对延安时期历史科学贡献最大，并成为整个延安时期历史科学的核心人物乃至影响整个延安时期历史科学发展的，当属范文澜、尹达、何干之等人。
　　范文澜(1893—1969)是延安时期文化人中最年长的一位。浙江绍兴人，早年受业于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先生，经学造诣颇深。1917年北京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和文史研究。1926年在天津南开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讲授中国历史和文学史。1930年1934年两度被捕，均被营救获释。1937年到河南大学任教，并于“七七”事变后参加新四军游击队。1940年1月，由当时主持中共中央中原局工作的刘少奇安排，范文澜进入延安，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到达延安后，正式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史学。从“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研究转到强调学术为现实斗争服务，成为“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最有成就、最早的历史学家之一”。⑧
　　尹达(1906—1983)在来延安之前，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和语言研究所学习和工作六年，系统地学习了近代考古学知识，他以新石器时代考古作为自己的专业，并见习和参加了一系列考古发掘，掌握了大量可信的考古发掘材料。因而他长于利用考古资料研究历史。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陕北公学任教，后又调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并兼陕北公学总教员。1940年1月，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来到延安，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之命，编撰《中国通史简编》，尹达负责编写秦汉至南北朝部分，他多方努力收集资料，圆满完成了任务。1943年尹达在延安出版了专著《中国原始社会》，通过大量可靠的考古材料，具体论述了我国原始社会各阶段的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状况，阐述了原始社会发生、发展和逐渐崩溃的过程，开创了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新途径。
　　何干之(1906—1969)是“七七”事变后，奉中共中央的调遣到延安陕北公学任理论教员。主要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问题》、《统一战线》和《三民主义研究》等课程。除参加编写《社会科学概论》一书外，还出版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三民主义研究》、《鲁迅思想研究》等专著。其中《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是中国最早系统论述鸦片战争以来近代思想运动历史发展的著作之一。成仿吾在谈到何干之的学术思想特点时曾谈到：何干之“是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入手，研究中国革命理论和中国现代革命史”⑨。
　　在延安时期历史研究方面著述成果丰硕，取得了重大成就，在范文澜领导下编写了《中国通史简编》，写作人员除了尹达、叶蠖生、金灿然、谢华、佟冬、唐国庆等之外，还有特别研究员的齐燕铭、吕振羽。《中国通史简编》于1942年开始在延安出版发行。这本书出版后，既是解放区干部和群众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读物之一，也是解放区以外的人们热切关注的一本书。因为它以令人们耳目一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讲述中国的历史，通过这样的讲述宣传了社会发展史，并告诉人们中国将来的走向。后来，这本《中国通史简编》更成为中国史学著作的典范、传世之作，至今还有许多人是首先通过阅读它来了解中国历史的。该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繁荣陕甘宁边区社会科学乃至新中国的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三、教育界
　　延安时期，延安有数十所培养政治、军事、理论和文化干部的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自然为数不少，其“领军”人物主要有徐特立、吴玉章、成仿吾、周扬、江隆基、周文、沙可夫、赵毅敏、李伯钊等。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原有的抗日军政大学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爱国青年入学的需要。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张云逸、成仿吾等人筹办陕北公学。同年11月，陕北公学正式成立，成仿吾任校长，何干之、陈维实、李惟一、温济泽、李达、李凡夫等都曾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1938年4月10日，延安又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1940年后称鲁迅艺术文学院，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为培养艺术工作干部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艺术高等专门学院。毛泽东在成立典礼讲话中要求艺术家把握抗战时代，“培养抗战艺术的干部，提高抗战艺术的技术水平，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得艺术这个武器，在抗战中发挥它最大的效能。”⑩1940年建院两周年时，毛泽东亲笔为“鲁艺”题写“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校名，并题了“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沙可夫、周扬、吴玉章、赵毅敏等曾担任过“鲁艺”正副院长。“鲁艺”当时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家、艺术家。曾在“鲁艺”任教的著名文学艺术家有茅盾、张庚、吕骥、周立波、王朝闻、冼星海、艾青、何其芳、陈荒煤、齐燕铭、严文井等。各系研究室和附属剧团也集中了一批著名文艺工作者，如袁文殊、华君武、王大化、孙犁、鲁黎、严辰等。1939年7月，成立中国女子大学。194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三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赵毅敏为副校长，直属中央文委领导，这是中共在根据地创办的第一所综合大学。此外，还创办了鲁迅师范、卫生学校、通讯学校、摩托学校、民族学院、日本工农学校、朝鲜军政学校等学校，在这些学校中，也聚集了大批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
　　四、新闻出版
　　新闻宣传是延安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延安时期的革命斗争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新闻宣传如果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面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如果办得不好，就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会散布落后的错误的东西，而且会导致人民分裂，导致他们互相磨擦”。(11)延安时期中共的新闻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也涌现出一大批新闻工作者，代表人物主要有杨松、廖承志、吴冷西、徐冰、胡乔木、陆定一、王若水、胡绩伟、温济泽、秦川、穆青、梅益、向仲华、李初梨、张帆、杨西光、杜导正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中，对当时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宣传工作作出重大贡献的当属杨松、陆定一和胡乔木。
　　杨松(1907—1942)是湖北大悟人，1935年七、八月间，杨松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8年年底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兼任秘书长和宣传科长，并在中央马列学院任教。1941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出版了根据地历史上的第一张大型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杨松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编辑。办报伊始，人少事繁，百端待举。他除处理繁重的日常工作，对每天的报纸逐字逐句检查外，还亲自写社论。报纸发行一个多月，他接连写出了29篇社论。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奋斗精神，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与报社同志一起，克服种种困难，为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呕心沥血、埋头苦干，使《解放日报》成为中共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武器。由于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斗争环境，杨松患上了肺结核，终因病情恶化，不幸于1942年11月23日病逝。毛泽东主席为他亲笔题写挽联：“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住他，学习他。”
　　陆定一(1906—1996)是江苏无锡人，青年时期受进步思想影响，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秋调团中央宣传部工作，编辑《中国青年》。1934年10月，陆定一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星》报。到达陕北后，他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陆定一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领导《新华日版》华北版的工作。1940年年底，陆定一奉命回延安。1942年4月，他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撰写了《从实际出发》等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同年8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他撰写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强调新闻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提出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等精辟论述，迄今依然是我们学习和研究新闻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参考和依据。1945年，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47年1月，他发表了《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当时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关于美国反苏战争口号的实际意义是侵略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关于世界规模的统一战线等战略思想，在全国乃至世界上引起广泛关注。
　　胡乔木(1912—1992)是江苏盐城人，青年时期就曾组织过宣传、出版工作，他曾长期担任文化思想和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职务。1941年2月，经陈伯达推荐，胡乔木开始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不久，《解放日报》创刊，按照中共中央对“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写社论”的要求，胡乔木当年就亲自撰写了十几篇社论。1942年4月1日，胡乔木参与了《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他在指导《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的工作过程中，先后撰写、发表了《人民的报纸》、《人人要学会写新闻》等文章，对怎样办好党报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见解。1948年5月，胡乔木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社社长、总编辑，此后一直从事中共宣传方面的工作。在这期间，他为新华社写了大量的新闻、社论和评论，“用笔杆子有力地配合了枪杆子”。(12)毛泽东赞扬说：“靠乔木，有饭吃。”(13)胡乔木在许多方面作出了贡献和建树，其中最为卓著、最具开创性的领域是新闻出版，是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这些新闻工作者是延安时期中共新文化政策和新文化事业的宣传者、组织者和实施者，他们负责延安报刊的编辑出版并利用报纸等媒体进行政策的宣传。延安最多时有几十种报刊，主要有《新中华报》(社长由博古兼任，主要工作人员有廖承志、向仲华、李柱南等，1941年5月改为《解放日报》，杨松任总编辑)、《解放》周刊、《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文艺战线》、《中国文化》、《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的努力下，这些报刊对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新文化、新知识，动员和激励群众抗战以及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间，中共还先后创办了解放社、新华书店、华北书店、西北抗敌书店等出版发行机构。解放社是1938年在延安创办的，是中共中央在抗日根据地设立的第一个大型出版发行机构，出版发行了毛泽东《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著作。解放社还出版了社会科学研究会集体编写的《社会科学概论》(何干之等著)、《近代革命史》(第一、二卷，陈昌浩著)等；新华书店出版发行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艾思奇、黎平合著的《青年与道德》，(14)等等。延安出版事业所呈现出的繁荣景象绝非偶然，这是由于延安会聚了许多著名编辑出版人员，如冯雪峰、郭化若、萧三、吴亮平、钱俊瑞、丁浩川等，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延安的出版事业从无到有，不仅在数量上有很大发展，而且在质量上也有很大的提高。美国记者斯诺在报道延安的新闻出版事业时曾这样写道：“新的印刷所替前线和后方出版了各种书籍、杂志和报纸。许多外国的著作被译了过来，刊行标准本，并且用中国文编注自己的历史和革命理论的教本……毛泽东、朱德以及其他军政领袖的选集都印成了普及本。有小说、报告文学、论文和关于战争的军政书籍，也有自然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译文。”(15)记述了当时陕甘宁边区新闻出版的繁荣景象。
　　五、科学技术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明确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个人都要赞成它”，不研究它，“世界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是一个最好的革命者”。(16)陈云也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可以大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共产党对自然科学是重视的，对于自然科学者是尊重的”。(17)在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一大批从事科技的工作人员来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使边区的科学技术工作蓬勃开展起来。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吴玉章任会长，于光远、李苏、屈伯传、阎沛霖、孙鸿儒、丁仲文等为驻会干事。到1941年年底，参加自然科学研究会的研究人员总数就达到330人，其中理科110人，工科120人，医科55人，农科45人。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推动下，自然科学各科的专门学会也相继成立，如土木工程、医学、农学、地质矿冶、生物、数理、机械电器、化学、天文等学会，使自然科学研究队伍初具规模。(18)1940年9月成立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一所以培养抗战建国的技术干部和技术人才为目的比较正规的理工科大学，它和自然科学研究会是延安的两个研究自然科学及从事教育的最高学术机构，为当时边区的科技进步和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科技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到1945年，曾经缺少现代工业且经济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初步建立了科学技术和一些生活所必需的工业部门，如军火工业、粮食加工、印刷等，边区的生活日用品基本自给。其中许多外来工程技术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工程师沈鸿来延安前曾在上海办厂，“八·一三”事变后，迁到武汉，后来由于资金短缺，工厂几乎破产倒闭。1938年2月，他率领7名技术人员来到延安。沈鸿与其他科技人员一起共同设计创造出了印刷机、造纸机、制药机、油墨机和炼油机。工程师钱志道、陈振夏等分别建立了化工厂和石油厂。这些工厂的建立，为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同时，一度缺少医疗人员的延安还形成了一支技术精良的医疗卫生队伍，汇集了傅连暲、何穆、金茂岳、魏一斋、侯健存等国内一流医生。在这些医疗卫生人员的努力下，逐步改变了过去陕甘宁边区医疗卫生事业落后的局面，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医疗系统，如中央医院、陕甘宁边区医院、八路军医院等，并创办了中国医科大学、白求恩护校等边区医药学校。他们不仅为边区的军民治病疗伤，同时还为边区培养输送了大批医疗卫生人才。
　　①1938年4月30日延安《新中华报》。
　　②参见孙国林：《抗日战争中的延安文艺》，《文史春秋》2006年第2期。
　　③《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④《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⑤《解放》1941年7月7日。
　　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⑦参见张希贤：《延安文化探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⑧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⑨《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⑩钟敬之、金紫光：《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33页。
　　(1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6页。
　　(12)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
　　(13)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4)参见张召奎：《中国出版史概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5页。
　　(15)《斯诺文集》第3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222页。
　　(16)1940年3月15日延安《新中华报》。
　　(17)1940年3月15日延安《新中华报》。
　　(18)参见张志强：《党在延安领导的自然科学运动》，《党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