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胜利至1948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陕北，这段时期经过战争的考验，进一步巩固了廉政建设的成果。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历史关头。尽管经过8年艰苦而卓绝的抗战，终于使解放区的全体人民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而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人、农民、店员、公务人员、知识分子及文化工作者，生活痛苦的状况却达到极点。这种明显对照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共在延安进行廉政建设的结果。尽管当时我们已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中国共产党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适应新的情况和形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进一步地注重清政与廉洁。
　　(一)解放战争初期廉政建设面临的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按照毛泽东所希望的，中国共产党经过8年的努力，终于把陕甘宁边区政权建成了民主的廉洁的模范政府。在解放战争时期，这种政权尚待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个时期，人民政权建设的特点是特别要重视防止骄傲、反对腐败的斗争，为夺取全国政权、巩固新政权做好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早在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就提出了抗战建国的纲领，后来进一步明确我们建国的根本任务，那就是应该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为榜样，把国民党把持的国家机器改造成为民主的廉洁的政权。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基本政治要求，必须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说：这个联合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①。
　　为了建立新中国，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作了许多努力，并曾一度真正想通过和平的道路，进行民主改革来实现联合政府的愿望。为此，党中央首先从自身做起，认真总结了抗战以来解放区政权建设的经验，在新的形势下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林伯渠主席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边区开始进入新的建设阶段的时候，将要检讨前一阶段中抗战建国的情况，决定新阶段中进一步建设边区的任务。”接着他总结了抗战第一的军事建设，农业第一的经济建设，干部教育第一的文化建设并认为边区人民由此赢得了保卫边区的胜利，而其根本原因是民主政治，就是由于边区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彻底解放，既创造了为自己服务的政权，又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然而，却在一部分政府工作与一部分政府人员中存在着缺点及毛病。主要表现在：
　　(1)为人民勤务员的民主作风不足。有些人眼睛向上，不愿向下，熟悉自上而下，不会自下而上，习于命令群众，不善于启发群众，甚至爬在人民头上，官僚架子十足。
　　(2)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足。有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不了解下层情况，以感想代替实际，好高骛远，不愿脚踏实地，有些人员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爱好表面，轻视内容，习于粗枝大叶，疏于精雕细刻等。
　　(3)遵守法令的精神不足。有些公务人员和军队人员从片面利益或错误观点出发，不尊重法律，甚至有破坏法纪的情形，如任意捆绑或处罚老百姓，乱收老百姓的东西等。
　　对于上述种种表现，林伯渠大声疾呼：“所有上述种种毛病，在不同程度上，是相当一部分人员身上的东西。或者由于以身作则的精神不够，或者由于批评与教育不足，纠正不力，赏罚不严，我都负有重大责任。”②
　　针对存在的问题，林伯渠代表边区政府提出了今后三年的建设任务。他认为：在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扬人民的政治民主。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广泛地实行民主自由，也就能够保证党风和廉政建设的有效进行。根据解放战争初期边区的实际，林伯渠提出了加强乡村自治和健全法律与制度，加强公务人员奉公守法的观点与习惯两个重要任务。为什么要加强乡村自治呢?谢觉哉在讲话中指出：“国家的建造，不自政府造起，而自人民造起。”③因为广大人民的绝大多数都生活在最基层。人民来议国事，管国事，最先而且最多的是乡市。人民直接感到要兴办要革除的，是关系他们切身利害的问题。离开这点，转几个弯儿才能联系他们的切身利害的事情，他们是不会感到兴味的。他们只有从其切身的事情的经验中，才能懂得与他们切身有关系的大者、远者。由此可知，边区直接民主单位，不是所谓县，应该是乡或市。在当时加强乡村自治，由于几年来生产运动与文教运动的开展，已在群众生活中为其培植了充分的条件。如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由此引起了政治积极性新的高潮，经济、文化与公益事业中合作互助的推广，把散漫的农村社会开始组织起来了。农村劳动英雄与积极分子的出现，增加了新的骨干；加之新的选举运动，又在乡政权机构和人员成份中为开展乡村自治造成了有利条件。
　　为了搞好乡村自治，边区政府当时还相应的提出了六条办法：(1)以自然村为基础，从村民最关切的事情着手，做出成绩，逐步推广，不要贪多也不要强求各村一个样子；(2)以自然村为基础，发现培养和巩固村的核心；(3)改进乡政府的工作方式，具体帮助村主任、村代表进行工作，实际解决问题、去掉简单命令的习惯；(4)从乡村公产及人民乐意的办法中，筹集一定的自治经费；(5)上级领导必须符合加强乡村自治的精神。关键在于县，县政府必须与乡政府保持经常密切的联系；(6)每年一次与乡选结合起来的乡村干部冬训。这样重视和加强乡村自治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努力提高基层组织和干部的自治能力。因为乡政府为边区政府的基层组织，人民经济、文化的发展，自治能力的提高，各种政策法令的贯彻落实都有保证，使下层不出或少出问题；另一方面又能有效地对上实行监督，保证上级干部的清正廉洁。只有把最基层的各级组织和部门建设好，自治省区及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关于健全法律与制度，加强公务人员奉公守法的观点与习惯方面，边区政府同样提出了新的建议：(1)边区人民应有自己的“省宪”以代替边区施政纲领，大会责成本届参议会常驻委员会限期完成起草工作，经人民讨论后，提交下届大会通过之；(2)依据边区情况和已有的经验，制定或修正各种必要的单行法规，逐渐促进法律的完整性和固定性；(3)健全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司法机关对法律负责，进行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地方行政的干涉。检察机关执行检察人员和公务人员违法行为之职权；(4)依民主集中制原则与新的建设环境，改进某些行政制度。如财务、税收、人事、奖惩、公安等，尤其财务、税收制度必须自上而下地统一起来；(5)在公务人员中进行深切的奉公守法教育，做到以身作则。如有犯法行为，必须依法办理，不容有任何徇私偏袒。
　　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陕甘宁边区复员方案》和《陕甘宁边区营业税暂行条例》等法规，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1946年到1948年建设计划方案》。正如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中所说：“抗战时期边区是抗日民主的模范地区，抗战结束后应进一步加强建设，使边区成为经济繁荣、文化普及、民主生活更加发展的模范自治省区，以推进全国民主，巩固永久和平。”④总之，当时认为抗战已胜利结束，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初步成功，在全国和平民主不被破坏的条件下，边区即将进入一个建设的新时期。为了争当和平建设的模范，及时调整了政策，并作出表率。比如边区政府系统将1.5万人复员5000名，占原数33％强；地方部队与边区政府系统，总计有3.5万人，编留2.34万人，复员1.16万人，复员人员占33.1％强。这样一来，人员减少还要提高工作效率，当然会防止产生官僚主义及腐败现象。
　　在当时大量复员精减的情况下，边区政府为提高工作效能，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进一步健全各级政府的行政制度。规定各区公署、专署根据其督察与助理的性质均缩小编制，改变工作方式，因此边府注重加强各县工作，县府除带原则性的政策等问题，必须请示边府外，各县有权处理本县一切应兴应革事宜，研究和执行边府的政策、法令、指示，具体领导与帮助各个乡村的各种建设事业，这成为解放战争初期政权建设的一大特点。其次，改变、改善或从新研究建立一套适合和平民主建设的各种制度。如用人制度、财政税收制度、经济教育制度、司法与社会制度、救济制度等。在用人制度方面，过去统一管理，有成绩也有弊端，一方面是边府专管干部的机关，陷于日常事务，形成“包”与“拖”的现象；另一方面是各机关放任不管，形成单纯“送”与“要”的现象。大复员后在职干部确定为“统一领导，分工管理”的方针。民政厅主要在于掌握整个干部政策，制定统一的管理制度和干部工作计划，负责主要干部的配备、使用、培养、教育等，各机关各县在统一干部政策制度与计划下，负责进行所属干部的登记、审检、任免、培养、教育、待遇、保健等日常工作，并须首长负责，纠正过去首长不关心干部工作的现象。在财务税收制度方面，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停止一切募捐摊派，逐渐改供给制为薪金制。这些都与抗日时期的做法有所不同，而更有利于党风和廉政建设。
　　正当边区积极进行和平民主建设之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坚持反人民、反民主的路线，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企图借助军事数量上的优势和美国的支持，消灭共产党和民主力量，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建国的方案根本不可能实现。于是，蒋介石在做好内战部署之后，悍然违背自己关于民主的许诺，撕毁《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撕毁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全部协议，1946年6月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被迫放下建设任务，进行了自卫的人民解放战争，以武力来推翻国民党政权，为建立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而不懈奋斗。
　　(二)流动政府的廉政建设经受了战争的考验
　　全面内战爆战后，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边区军民奋起自卫，经过8个多月歼敌71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就是在这样战火纷飞的环境中，边区政府始终没有放松自身的建设和对干部的教育。1946年10月30日至11月5日，陕甘宁边区第二次政府委员会决议指出：“为使各项工作迅速彻底执行，干部作风必须适应战争环境，厉行艰苦紧张的作风，反对疲沓拖延现象，干部要随时准备背着包袱到农村去，和群众一起工作，坚持游击战争，坚持农村工作，在任何情况下，使我们的政令在广大的农村畅行无阻。”边区政府特别强调“发扬民主精神，严格纠正官僚主义倾向，打破政府或干部和群众间存在的一切隔阂。提倡钻研精神，及深入具体的领导作风，纠正‘风一阵雨一阵’的不经常不实际的冷热病”⑤。认为作风的改变，对于战争的胜败是有决定作用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同时，边府又于同年12月28日发出了指示信，要求彻底克服干部和群众中的惊慌和苟安心理，并防止产生骄傲和侥幸胜利的情绪，纠正各级政府和各级干部中的命令主义与脱离群众，不从实际出发，一般化的领导作风，反对“战争来了不要民主，只是强迫命令”的错误思想。在战时应更加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随时改正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加强工作效能，以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正是这样严格要求，才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全国各解放区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后，国民党反动派被迫改变战略方针，由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于1947年3月集中兵力进攻山东和陕甘宁边区。在这样的形势下，整个边区被迫进入全面战争状态。中共中央决定，为了诱敌深入，暂时放弃延安，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党中央撤离延安之前，边区政府于3月8日便成立了“边区战时后方办事处”，马锡五为主任，史唯然、习仲棋、高登榜为成员，并于当日转赴安塞县真武洞办公。战时后方办事处的总任务是统一指挥党政军机关向后方迁移中有关事宜，具体有三项：(1)统一党政军机关的迁移行动和划定后方驻地；(2)整纪除奸，凡迁移后方的各机关一切警卫及除奸等问题，由该办事处统一计划与领导；(3)计划、领导和检查各后方机关的生产和学习事宜。战时后方办事处成立后，各党政军机关(包括中央和中央军委)开始做撤离延安的准备工作。实际上，该办事处在战争开始时成为一个比较有权威的监督机构，对保证机关的转移起到安排、督促作用。
　　在各种准备工作就绪之后，1947年3月1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随党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党中央在撤离延安以后，作出决定：(1)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2)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3)为着工作便利，以刘少奇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因此，在撤离延安后，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以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一直留在陕甘宁边区，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和直接领导西北的解放战争。从1947年3月19日撤离延安起，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离开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在陕北转战了一年零三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先后出入12个县，宿营过37个村镇，行程2100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留在陕北，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增强了边区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
　　3月19日，边区政府撤离延安后，迁到安塞县真武洞李家渠。不久，边区政府又撤离李家渠，从此进入了战时流动状态。
　　1．适应战争的需要，改造政府机构
　　撤离延安以后，边区政府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对机关负责人进行了重新分工，副主席刘景范和秘书长兼民政厅厅长王子宜赴前线，刘景范任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员，王子宜仍以边区总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工作。边府主席林伯渠、财政厅代厅长范子文、民政厅副厅长唐洪澄到后方，组织党政军联合处，处理边府日常工作，并由林伯渠、王子宜、惠中权、周兴、曹力如、马锡五等7人组成后方委员会(后又改为西北局后委，人员也有所调整)，统一领导后方事宜。后方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支援前线、自卫、整顿群众纪律、改善军民关系。
　　1947年4月间，边区政府由真武洞李家渠先后转移到白家坪、白庙岔。为了自卫的需要，根据西北野战军的命令，边区政府机关统一组编为第6大队，由范子文任队长，唐洪澄为政委。并抽调了一批工作人员下乡，参加游击队。5月，边区政府转移至瓦窑堡、榆树峁、牡丹川等地。为了加强战时粮食工作的领导，5月23日，决定将原属于民政厅管辖的粮食局升格为边府的直属局，任命薛兰斌、冯绍绪为正副局长。5月25日，边府又组织了战时农业生产委员会和合作指导委员会，分别由惠中权、白如冰负责，以加强对战时农业生产和合作事业的领导。
　　边区政府于6月进驻子洲县马蹄沟以后，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调整，撤销了一些与战时关系不大的机构，如审计处、教材社、陈列馆、工程处、光华农场、中医训练班、医专、学生疗养院等，并紧缩了其他机构：如办公厅改为秘书处，机构由原办公厅的7科3室缩到2个科1个室；民政厅也由原来的3个科1室整编为2个科1个室。这次整编，机关工作人员由原编制的8784名，缩编为3746名，缩编57.4％。6月3日，边府撤销边区总动员委员会，战时动员工作归民政厅统一领导。同时加强兵站部的工作，由兵站部负责筹划转运工作。
　　边区政府机关于8月16日东渡黄河驻碛口附近的高家坪。为了解决边区的财政困难，商讨边区与晋绥解放区的财政统一问题，边府在这里进行了第二次整编，机关工作人员由3746人精简为2848人，又缩减了24％，仅占原编制(8784人)的32.4％。10月中旬，边区和晋绥解放区的部分领导人在兴县蔡家崖举行联席会议，集中讨论两个地区财政经济的统一问题。会议决定，首先将两区的贸易公司合并为西北贸易公司，两区的银行合并为西北农民银行，以便统一金融贸易组织，扩大对外贸易，加强经济战线上的对敌斗争，更有力地支持战争。同时指出：“贯彻精简，整顿队伍，恢复生产，支援前线，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随着西北战场形势的变化，边区被国民党侵占的地区逐步恢复。边区政府为了更好地领导边区各级政权的恢复和发展，于10月20日从晋绥解放区西渡黄河回到绥德，驻雷家沟。总之，政府在转战的过程中做到了纪律严明、行动迅速、保守秘密，使党员和干部经历了残酷斗争的考验。战争本身要求他们必须时刻注意保持自身清正廉洁的作风。当时，不仅在组织上进行了整顿和缩编，而且在思想上更加坚定了信念，只有与人民同甘共苦，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2．加强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
　　边区政府撤离延安后处在流动状态，但是政府机关的工作始终没有停止，不仅运转正常，并且成效显著。因为，边区政府一方面始终与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把中央的决策和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及时地告诉广大干部和边区老百姓，鼓舞边区人民的斗志；另一方面又与全边区的广大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依靠他们保卫边区，支援前线，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作为这两者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就是边区政府各级忠于革命、积极勇敢、善于斗争的大批干部。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使边区的政令遍及各个角落，深入到每个群众，激发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投身于革命斗争；同时又把群众中的意见和要求，反映上去，上下一致，万众一心。
　　在战争期间，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大部分都被迫离开过原驻地，转入农村。但是并没有因战争被摧毁，或者瘫痪，也没有放弃领导，或停止工作，而只是改变了原有的领导方式和方法。国民党军队占领边区的部分区域以后，也曾建立过他们的政府。但是，这些政府没有群众基础，一旦其军队撤离，政府也随之土崩瓦解。我们的政府，不但有坚强的干部，而且受到群众的拥护。虽然敌人能够短时间占领一部分地区，但他们无法摧毁我们的政府。边区政府不仅摧毁不了，而且始终运转，带领群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陕甘宁边区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战争中不被敌人摧毁，除过自身清正廉洁外，还因为我们的党、政府和干部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利益，群众才千方百计地来关心、支持和保护政府。周恩来曾深有体会地说：1947年跟毛主席打游击，从王家坪经过桥儿沟，向东北方向走，带的人不多，一百来人。群众支持我们，主席的指挥部当时设在王家湾。敌人发现边区政府在白庙岔，刘戡就向白庙岔进攻，他从我们侧面过去了，相隔不到30里，敌人没有发现我们。我们转移后，刘戡也到了王家湾，刘戡的司令部就设在我们住过的窑洞里。群众守口如瓶，敌人始终没有发现我们在这里住过。敌人走后，群众把敌人丢掉的作战命令马上送给我们。敌人对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对敌人情况很清楚。这说明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对部队是非常爱戴的，是真有感情。⑥
　　为了造就大批忠于革命，敢于斗争的干部，开展政府工作，支援前线，边区政府早在抗战时期就十分重视对干部的培养、教育和考察，识别和使用干部，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而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对干部的考验和锻炼并不是注重其言行，而更注重在实际斗争中的表现。战争本身就是检验各级干部的试金石，能否经受住这种考验，是对每个干部的实际检验。为了教育广大干部，表扬和奖励在斗争中坚定勇敢的，同时批评以至惩办表现不好的干部，边区政府于1947年4月28日，发出了《关于发动群众对敌斗争及注意对干部的教育奖惩》的电令，指出：“此次战争，对所有干部是总的考验。各级领导机关，应随时注意对动摇、退却、逃跑、失职及蜕化分子，予以严厉批评，分别教育惩办，以至撤换。在斗争中表现坚定勇敢的干部，应予以表扬奖励，适当提升。”⑦同日，边区政府还发出《关于战勤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必须坚持区乡干部不脱离本区本乡的原则，敌来应和群众一起坚持工作、一起转移，我军到时要领导人民拥护军队，用尽一切办法组织群众，帮助军队带路、救护伤病、筹备粮草、组织担架运输、挑水送饭、洗补衣服等工作，以减少军队疲劳，提高杀敌勇气，战胜敌人。”⑧反对那种“敌来跑在前，敌去回在后”的怯懦退缩现象。边区的区乡干部实践了边府的要求，在战争期间，没有离开本区本乡，而是坚持与当地群众一起进行斗争。
　　在同敌人的斗争中，边区政府及时发布命令，通报与嘉奖好干部好民兵，严惩违法乱纪分子。边府通令嘉奖并获“新民主主义”奖章者有：合水县五区游击队长石秀山，他对敌斗争沉着机智，常能出奇致胜，致使敌人不敢轻易进犯本区，出色完成任务；南泥湾垦区所辖临镇区游击队长王瑞臣，他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一次率民兵14人引敌入陷阱，俘敌大队副以下200多人，缴长短枪25支；延安县游击队大队副高善祥，他一月之内毙伤俘敌营长以下30余名，缴长短枪20余支；子长县完小校长杨鸿章，他工作一贯积极，自告奋勇参加游击队并任指导员，亲自参加战斗30余次，俘获敌人42名；该县东一区区长樊志杰，他参加战斗40余次，冲锋在前，果敢杀敌，事迹突出。对子洲县裴家湾区六乡指导员王振修，临危不乱，机智勇敢，坚持岗位，不避烦劳，完成运送伤员的紧急任务，边府传令嘉奖；该区三乡公民张林清，当敌进犯该乡时，设计营救被俘乡长脱险，具有舍身保护革命干部的高尚精神，子以登报表扬。荣获“民兵英雄”奖章者：有南泥湾垦区徐林，一月多时间内一人毙伤敌人19名，缴枪5支；子长县东一区神枪手游击队员李炳万，参加战斗20余次，俘敌37名；富县保安科副科长宋振江，在敌“围剿”困难环境中，敢于乘虚深入敌后坚持斗争，完成任务。敌人威逼其父母引诱他回家，宋不仅不为所动，并警告其父：“你再来就枪毙你!”充分表现了严正的革命立场；安塞县游击队长孙立生，敌“清剿”时，率领队员在高桥一带坚持原地斗争，在围歼砖窑湾乡公署战斗中，毙俘敌保长和队长以下28人，收复了二区，1947年8月31日，配合部队在神林山作战，他带头反冲锋3次，击溃敌正规军一个排及反共游击队90余人，毙俘敌36人，缴机枪3挺，步枪17支，在这次战斗中，孙队长不幸牺牲，边府除给予“民兵英雄”称号外，当地政府为之立碑纪念。
　　在1948年2月召开的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林伯渠主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彰了安塞县县长贺兴旺、志丹县县长赵玉文、三边专员公署政务秘书仇克嶷的模范表率行动。边区政府还对极少数表现不好的领导干部给予了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直至撤职查办。延长县代理县长董××、清涧县代理县长王××、甘泉县县长惠××、绥德专员公署建设科秘书张××、甘泉县保安科副科长王××、边区卫生署副署长马×、边区税务总局副局长王××等，因在敌人进犯前，工作不负责任，未进行必要的战备，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或者对敌斗争不力，有的生活腐化，甚至对抗上级指示，受到撤职处分。
　　在老区政权恢复以后，边区政府又及时提出要克服收复区部分干部的“安逸享乐思想”，以纠正官僚主义作风。此外，这一时期，边区还重视战时的法制建设，其指导思想是为战争服务，所制定的法律性文件多为保证某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或者是为了克服与纠正某些错误倾向和不正常现象。上述这一切，对于处在战争条件下的政府工作及干部自身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北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在陕北转战一年多之后，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沙家店战役之后，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则掀起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反迫害、反腐败的广泛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⑨在诸多条件之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全党都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防止重蹈李自成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腐败，因腐败而失败的覆辙。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始终都把兴廉防腐作为建立新中国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重要课题，及时提醒，积极防备，果敢惩处，使每个共产党人都保持清醒头脑，时刻准备着，为新中国的成立而不惧牺牲。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9—1030页。
　　②《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0辑，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③《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27页。
　　④《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1985年发行，第557页。
　　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页。
　　⑥《忆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0页。
　　⑦《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1辑，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44页。
　　⑧《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1辑，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