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19日，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跋中曾经明确指出：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他说：“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①同时他又强调说：“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他认为，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②这个精辟的论述，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必须发展经济，应该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并把它作为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的一个重要任务。在此同时，他预见到发展资本主义会产生一定的负效应，而又必须坚决反对党内资本主义的思想，这种清醒的认识，在当时能够提出来是难能可贵的。
　　(一)毛泽东论述了在当时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
　　这是关系到社会性质和革命方向的根本问题，即在民主革命阶段允许有益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抗日时期在延安才提出来的，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早在1934年他写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就分析了红色区域的三种国民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并存。这里的私人经济，显然既包括个体经济，也包括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他主张对这种私人经济的政策是：“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③实践证明，这个认识是正确的，因为在当时的红色区域中，发展私人经济，有利于增加红色政权的税收，从而有利于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也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抗日战争时期，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提出了人民共和国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工商业的政策，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人民共和国“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又说：“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④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颁布了关于《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布告，规定取消一切工商业的捐税；苏区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白区里的大小商人也可以自由的到苏区来营业；允许苏区内外的资本家投资兴办各种工业。布告还号召工商业者们“大胆安心”地在苏区搞经营活动。⑤毛泽东的论述和新政策不但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与工农联合的左的观点，而且为以后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1939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上，公开讨论了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重大问题。当时有许多同志不理解，也不可思议。在讨论过程中张闻天说，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的态度是不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政权军队在我们手中，资本主义发展无产阶级也更发展，我们更有力量和资本主义斗争，而在某些地方，我们还可以帮助他发展。我们的经济落后，外来的投资我们是欢迎的，要他们来开发我们的石油、煤矿，这对边区的经济有很大的帮助。另方面，对资本主义在边区共产党的地方发展，我们要用调剂的办法，资本主义的坏东西我们要和他斗争。我们的立场是要保卫大多数人的利益，反对资本主义的投机、垄断、操纵。⑥毛泽东到会讲话，论述了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他指出，有些地方虽有民主政治的一个条件，没有和平环境的条件，就不能发展资本主义。例如晋察冀边区，虽有民主政治不能发展资本主义，因为他们是战争的环境。而陕甘宁边区既实行了民主政治，又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中，所以“边区的条件适合发展资本主义，将来全国要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我们只是调节资本”。他进一步说明：“如果今天我们消灭资本主义那干什么呢?干社会主义吗?这是一个空的，这个思想不能够实现，这是不能的，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但现在还不成，所以便可以让资本主义发展，不过要调制他的发展。”⑦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关于在边区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述，在理论上为广大干部扫清了迷雾，为边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加系统地论述了未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其中，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作了方针政策性的规定：“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⑧这就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中领导民主革命，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允许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但也是有条件的，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到不能操纵国民生计为原则，是提倡其发展的。此外，毛泽东还认为：“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⑨他说这种社会主义因素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即革命解放了生产力，包括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但中国革命所通向的道路，是社会主义的前途，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前途。
　　毛泽东的理论分析扫除了根据地军民及广大干部思想上的疑虑，认为当时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力提倡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应当加以充分肯定，而且实践证明有利于根据地经济建设。但是由于允许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就不能不对共产党员产生影响。尽管从一开始毛泽东曾向广大党员敲了警钟，让党员和干部在思想上保持警惕，而在党内仍然产生了一些贪图享受、追求私利，脱离群众和腐化堕落的腐败分子。对于这些不听劝告，当了资产阶级俘虏的腐化分子，党中央及时坚决地将他们清除出党，有的还给予严厉惩处。
　　(二)毛泽东论述了发展资本主义与在党内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政策界限
　　正因为边区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再加上党的外部影响，资本主义思想无疑会影响到党内来，使资本主义思想有了生长的可能性。于是，在提倡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过程中，一些同志为了同党内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也曾出现了另一种倾向，错误地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有些人总是不明白中国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内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思想，还硬要坚持发展资本主义不动摇。关于这个道理，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曾说过，由于边区资本主义的发展，许多同志政治上腐化，少数同志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分别成了问题。少数同志实际是中农，他在党和政府中办事，对他的资本主义发展有帮助，同时他是共产主义，所以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一个东西了，这个缺点是不能避免的。因为土地革命肃清封建势力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资本主义发达使得一些党员由雇农变成富农。⑩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不能以为富农的出现和党内产生腐败就不去发展资本主义，而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现举例予以说明：
　　延安时期，党中央发起开展吴满有运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号召全体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并说：“他的方向，就是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当时这篇社论引起一些同志的质疑，赵长远这位老同志向编辑部去信提出：所谓农民的方向，如果不论其经济性质，能否把富农的方向(吴满有的方向)当做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这是一个关系到生产关系的根本问题，引起了党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
　　据当年曾参与起草社论的李锐回忆，接到来信后，随即由王若飞主持的中央党务研究室以《解放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长篇复信。信中肯定吴满有被称为劳动英雄，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意义，他的经济虽建立在自己劳动与雇佣劳动的基础上，但这种富农经济的发展，正是边区经过民主革命扫除了封建关系后的必然产物。从而论述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和党的农村政策，以及新民主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主义同旧资本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当前需要发展富农经济，“要产生更多的吴满有”；同时要保护雇农利益，这同政治上在党内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是两回事。(11)复信还指出：“过去有不少的同志，对党所提出的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口号发生误解，他们以为在党内反对这种资本主义思想，就是不要在社会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所谓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只是指党内说的，而且只是从政治上说的。党外资本主义思想，是必然要发展的，亦需要发展。”因而，复信肯定吴满有是新式富农，又是共产党员，同旧式富农有本质区别，是“革命的富农”。复信进一步明确指出：对他们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不应禁止，“而且要反对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以及各种各样的安于贫穷，以贫为光荣的糊涂思想的残余。”同时又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工作，以防止部分党员因经济上的发展而在政治上蜕化堕落。”(12)这样，从党的政策和思想认识上，为开展吴满有运动即发展新式富农，扫除了顾虑，指明了方向，实际上也为发展资本主义与在党内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划清了政策界限。
　　关于共产党要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什么又要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1945年在党的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作了明确而深刻的回答。他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13)
　　毛泽东这个简明的回答包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它表明：(1)在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历史背景下，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2)相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压迫与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是一种进步；(3)在一定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固然有利于资产阶级，但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因为削弱和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束缚，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前途的实现；(4)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民族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太多了。相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太少了。中国的落后，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落后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面貌，会起积极作用。总之，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发展资本主义，表面上看，似乎与共产党人的理想、目标相矛盾，而从实际出发，恰恰有利于共产党人理想与目标的实现。
　　通过上述分析，又经过实践的检验，毛泽东从抗战建国的需要出发，既要迅速发展经济，又要反对腐败，并提倡大力发展有益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也指出了既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必不可免地会在党内产生资产阶级思想，这就给每个共产党员提出了非常严格的标准和要求。早在提倡发展资本主义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是马列主义的党员，我们应该是革命的，不讲升官发财，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有的要发展个人经济发展私有观念，那这个党员也就不能再做一个党员了，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他又说，一个党员哪里还有什么私有财产观念，谁有私有财产观念谁就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把这个问题看成一个原则问题，少数一部分党员思想不纯洁，如果发展下去问题就严重了。对此，毛泽东号召应该以适当的方法使我们全党都觉悟，要使全党在政治上纯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保持党的纯洁，使共产党内没有资本主义侵入，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即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巩固我们的党，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14)
　　毛泽东提出必须高度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要为远大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奋斗，不要因一时的私利而迷失方向。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绝大多数党员经受住了考验，而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者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针对此种情况，毛泽东指示我们必须和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不能手软也不能迁就。在斗争中，毛泽东又预见到会有人借此而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他再三强调，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转移到社会经济方面，而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既对立又统一，处理不好就会导致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这如同今天改革开放一样，明知引进外资、搞市场经济会带来负效应，在党内也必不可免会产生资本主义思想。但我们党从大局出发，还是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化改革，对外开放，坚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党内产生的消极腐败现象，同样坚决反对，毫不手软，把腐败分子清除出党，以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又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60多年前在延安毛泽东已在理论上为全党划清了这个政策界限，这是对廉政建设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⑤1935年12月1日《红色中华》报。
　　⑥张闻天1939年12月10日下午至11日上午在边区二次党代会上讲话。
　　⑦毛泽东1939年11月14日在边区二次党代会上的讲话。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
　　⑩毛泽东1939年11月14日在边区二次党代会上的讲话。
　　(11)《开展吴满有的方向》，1943年3月15日《解放日报》。
　　(12)《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88—792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14)毛泽东1939年11月14日在边区二次党代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