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成功经验对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启示 
　　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安领导中国革命将近13年。
　　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党员由过去的30多万人下降到4万人左右，红军由30多万人下降到3万多人，全国十几个革命根据地仅存1个(几万平方公里，几十万人口)。中国革命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低潮时期。但13年之后，当中共中央离开陕北时，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党员人数已超过120万；所领导的解放区已拥有大约240万平方公里、14800万人口、500多座城市和广大的乡村；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超过200万，民兵200多万，在解放战争中牢牢掌握了主动权，并开始了战略反攻。之后，仅1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就领导人民以势如破竹之势推翻了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今天，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奇迹般地从低潮走向高潮的历史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当前波诡云谲的形势变化中迎接挑战，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使这种必然成为现实，则主要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健康发展及其正确的领导。延安13年跨越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3个时期，这正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时期，也是毛泽东思想不断成熟、丰富、发展的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已经懂得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已经对正在进行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较为完整、系统、明确的认识，已经能够比较得心应手地处理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复杂问题。这是中国革命在延安时期走出低潮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鲸吞全中国，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一股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时代潮流。这就为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奠定了基础，也给处于国民党直接军事进攻威胁下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一次巩固、发展的机遇。这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回顾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程，我们深深感到，切实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断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努力搞好经济工作，积极开展统一战线，认真实行民主政治，坚持进行武装斗争，是最基本的经验。
　　一、切实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在和中国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密切联系中发展壮大的。在这种小资产阶级成分众多的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是党的建设面临的严重课题。延安时期又是党员数量空前大发展的时期。这些党员大多出身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没有受到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和训练。党的干部队伍整体马列主义水平还不高，对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还缺乏应有的认识。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8年时间里，党的高层领导曾犯过几次错误，其中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时间最长，对党造成的危害也最大。中共中央到达延安以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家”，使党有机会和条件安定下来，认真回顾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系统深入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广大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延安整风就是其中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经充分认识到，对党的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重视与否，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关系到党的自身建设的强弱。毛泽东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①。因此，在马列主义教育和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着重抓了高级干部的学习和教育。
　　延安时期对高级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主要是批判主观主义，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当时，在党内，特别是党的一些高级干部，不注意调查研究，满足于一知半解，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人只会片面地引用马恩列斯的个别词句，却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一方面最典型的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王明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在党的干部，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确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就成为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即《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系统地阐述了党的建设的问题，第一次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历史任务。他指出：中国革命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指导，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②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③。从这种认识出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全党在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时，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要了解革命导师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为了搞好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规定在延安及各重要地点均成立高级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组成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亲自担任组长，王稼祥担任副组长。在延安参加学习讨论的高级干部有120多人，核心组有40多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还连续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著作，深刻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分析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性，阐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为了帮助高级干部结合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分清是非，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提高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中共中央除规定了主要学习的马列著作外，还将1928年中共六大至1941年11月间中共中央的文件、主要领导人的讲话汇编成《六大以来》，后来又把100多篇党的历史文件汇编成了《两条路线》一书，供高级干部阅读。参加整风学习的高级干部，认真阅读了党的历史文献和指定的整风文件，系统地回顾了党的战斗历程，对党的历史上几次错误，特别是对影响最大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多次讨论，剖析了错误的实质及其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各方面的表现及其危害，认真总结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开展对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与会人员批评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在陕北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一些人的错误，并对党内存在的自由主义、宗派山头主义以及闹独立性等错误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当时在延安的许多高级干部列席旁听了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到会作了讲演。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党的历史上几次“左”、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危害，并对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作出了结论。通过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大大提高了党的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使全党思想达到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
　　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需要。延安时期，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为搞好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写下了一批指导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重要理论著作。如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李维汉的《举起自我批评的武器》，任弼时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张闻天的《论待人接物》等。另外，中共中央书记处还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开展党内积极思想斗争的决定和决议，详细规定了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原则、方针、方法及每个共产党员对此应持的正确态度。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总方针。当时在学习中，特别强调对个人思想、工作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都主要针对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全面的历史检查，写出个人的思想自传，并着重总结世界观的转变，同时坚持从实际出发，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思想斗争。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大力倡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1941年4月，中共中央出版了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一书，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从中央到每一个党员，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区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方能有效地团结全国各阶级的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共中央还专门成立了调查局，以加强对调查研究的指导。许多党的高级干部身体力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张闻天于1942年初带头去基层调查，写出了《出发归来记》等著名的调查总结。党的高级干部的调查研究活动，不仅为全党端正思想方法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向前推进了一步。
　　延安窑洞里有马克思主义。坚持不懈的思想理论建设，从根本上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促使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坚定和充分成熟，同时也形成了代表中国共产党人优良品德和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性格的延安精神。也正是在党内普遍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才为全党所接受；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才真正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二、不断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坚实基础。
　　党的作风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党和党员行动上的表现。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说：“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④为了这个目的，就要有正派的作风。“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⑤毛泽东把党的作风问题同党的事业的成败密切联系了起来。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把党的作风概括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中，理论联系实际就是理论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相结合，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因此，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贯穿各种优良作风的一条主线。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要求党的一切行动、党的所有方针政策，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如1946年4月23日，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其中规定：“人民有免于经济上偏枯与贫困的权利。保证方法为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改善工人生活与提高劳动效率，大量发展经济建设，救济灾荒，扶养老妇贫困。”当时，各级党政干部坚持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意见收集起来，加以去粗取精，形成方针、路线和具体政策，然后再到群众中去，由群众的实践加以检验。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党及政府的一系列文件大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各级党政干部更加自觉地放下架子，甘心情愿地做群众的小学生，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特别是广大文艺工作者，他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纷纷上前线，进工厂，到农村，为人民群众服务，写出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正因为延安时期党切切实实向人民群众负责，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才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才有领袖和普通老百姓互相拜年的动人情景，才会出现妻送夫、母送子、争先恐后参加子弟兵，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毛驴加扁担支援战争的那样一种惊天地、动鬼神的壮丽场面。
　　廉政建设是党风建设的关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廉政建设，制定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制度和措施。
　　首先，以法护廉，严惩腐败分子。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发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中就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以贪污论罪。1、克扣或者截留应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2、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3、盗窃侵吞公用财物者；4、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5、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6、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7、违法收募税捐者；8、伪造或虚报收支帐目者；9、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10、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贪污定罪标准是：“1、贪污数目在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2、贪污数目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3、贪污数目在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4、贪污数目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及苦役。”⑥边区政府号召人民群众积极揭发控告各种违法腐败现象；并规定，共产党员有违法者从重治罪，党龄、地位、功劳、职务都不能成为赦罪、开脱的借口。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就惩处了王华亭等6名贪污腐化的党员干部。更为有影响的，是对党的高级干部黄克功枪杀女学生刘茜一案的严肃处理。黄克功早年参加革命，参加过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后，任抗大6队队长，曾和抗大15队女学生刘茜恋爱，后刘茜转入陕北公学，黄克功于1937年10月5日晚持枪逼婚不成，便枪杀了刘茜。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非常重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经过严肃审理，决定判处黄克功死刑。同年10月9日，黄克功致信毛泽东，要求念他10年艰苦奋斗，有功于党而留一条性命。毛泽东见信后立即召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进行讨论，最后同意边区高等法院的死刑判决，并致信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指出：“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⑦黄克功于当月11日在陕公经公审后被处决。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威信。
　　其次，各级领导人言传身教，时时处处起表率作用。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公务十分繁忙，工作经常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为了克服困难，毛泽东亲自开荒、种地、修渠，他一再指示有关人员，订生产计划不要忘记他。其他中央领导人也都能以身作则，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延安时期，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不但把自己的骑马让出搞运输，而且还时常背上粪筐积肥。林伯渠身为边区政府主席，在他所住的一孔窑洞里，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抗日战争困难时期，他坚持和工作人员一起吃大灶。他政务繁忙，还扛着镢头开荒种地，清早背着箩筐拣粪。谢觉哉老人涓滴归公，甘为人民作公仆。他在1943年为自己定的节约计划是：“1、建议总务处设公马，我的二匹马加入，估计一年内有十个月可供公家生产用；2、每月十盒待客烟不要；3、衣服、鞋子、被单不领；4、种地1分，种植西红柿二十株、秋白菜一百棵；5、晒腌小菜一百斤。”⑧徐特立老人艰苦朴素，两袖清风。边区政府规定发放“老年津贴”，派人将一篮鸡蛋作为津贴，三次送给徐老，都被他退回。徐老71岁寿辰时，中共中央在给他的贺信中讲：“你痛恨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你的朴素勤奋七十年如一日，这个品质使你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称颂他是“艰苦卓绝人中牛”⑨。
　　再次，建立监督机构，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延安时期，为制约某些不纯分子以权谋私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的滋生，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建立了各种监督机制，来加强对各级干部的监督：
　　1、各级参议会的监督。参议会是超乎政府之上的机关，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有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人员的职权。边区各级政府是各级参议会选举产生的并受参议会之监督。参议会选举政府委员时，代表们对候选人民主评议，热心为公者褒，以权谋私者贬，选优淘劣，扶正抑邪。参议会尽监督指导之责，对改进政府的工作发挥重要作用。
　　2、人民群众的监督。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人民利益如受害时，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⑩同时，各级参议会派干部到群众中开座谈会、调查会，征求群众意见，倾听群众呼声。一旦得到群众反映有公务人员违法乱纪，以权谋私，便立即调查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3、党内监督。首先是通过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加强党员对党的领导干部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中共中央规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的党性锻炼。”(11)其次是严肃党纪，从严治党，防止党员由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
　　4、制度监督。有工作检查制度。陕甘宁边区政府训令各专署、县府按月根据规定的《工作报告大纲》汇报工作，1个月不报告工作，批评；两个月不报告工作，记过；3个月不报告工作，撤职。既严肃了政纪，提高了工作效率，又及时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生活待遇上也有明确规定。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关于边区一级机关使用勤务、窑洞、马匹及专署县市政府使用马匹的规定：政府工作人员每天1.4斤小米，7分钱菜金；边区政府每人每月2.9元；分区、县、乡干部每人每月1.5元津贴费。这样，既密切了干群关系，又防止了干部特殊化。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密切联系群众，高举抗日民族的大旗，才得以使党无论在多么艰难的环境下，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也才使党的事业在环境极为艰苦的延安得以生存和发展。今天，只有当我们认真回顾和总结延安时期的党风建设成就时，才真正理解了，为什么延安当时物质生活那样艰苦，却有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和爱国华侨，冒着生命危险，历尽艰难险阻而奔赴延安?就是因为延安清正廉明，和腐败的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就是因为共产党的优良作风赢得了民心，使全国人民感到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就在延安。
　　三、坚定不移地搞好经济建设，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物质保障。
　　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偏僻落后的贫困山区。抗战前旧治23县中，有不少的县财政收入不足本身每月仅360元的政费开支。这里抗战前根本谈不到工业；除粮食、羊毛外，其他一切日用所需，从棉布到针线，甚至吃饭用的碗均靠外来。
　　中共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以后，陕甘宁边区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中心，中央机关和边区政府的开支要靠边区财政来维持。这里的脱产人员经常保持在7万人左右，最多时达到13万人，负担的脱产人数达到总人口数的10％以上；另外，由于延安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地位，许多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从各个地方奔赴延安。“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全部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并加紧了对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占边区财政收入的70％多的外援完全断绝，粮食差额巨大，物价大幅度上涨，使陕甘宁边区“鱼大水小”的矛盾更为加剧。那时的情况，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12)。所有这一切，都给陕甘宁边区的生存和发展在经济上提出了客观要求。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工作，不仅努力领导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总结自身的经验，从理论的高度阐述了发展经济与革命战争、财政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论述了在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和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所以当革命在局部地区取得胜利、建立革命政权之后，就面临着发展经济的任务。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革命根据地开展经济建设并制定了有关方针政策。毛泽东在1942年10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指出：“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与教育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称为中心工作呢?”“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围绕着这两项工作才有意义。”“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他指出，若不从事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发展人民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不同于国民党和别的任何阶级的军队，它的宗旨是为了解放人民和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一方面革命战争本身要求必要的物质供应的保证，否则革命战争将难以进行；但另一方面又要不因此而损害民力，相反地还要使人民的经济生活因革命而有所改善。否则，就会军民交困或人民因战争而饥寒交迫，那就会脱离人民，使革命战争失去力量的源泉，甚至因此而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导致革命战争的失败。中共中央在统一全党认识的基础上强调：解决经济困难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是一项长期的重要的战略任务，决非权宜之计。
　　延安时期经济建设中主要采取的政策、措施是：
　　(一)坚持公私兼顾，公私两利的原则。延安时期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它包括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成分。在公私经济中又有大公和小公的区别，个人与集体的矛盾。为了陕甘宁边区经济的全面发展，必须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实行公私兼顾和公私两刊的政策。边区发动机关、部队、学校开展生产自给运动，把他们的生产收入在“统筹统支”的原则下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从而减轻人民的负担。从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看，1941年取之于民的很少，只是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才多征了一些公粮，但仍注意不伤民力，后来随着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发展，人民的负担逐步减了下来，到1945年征收公粮12.5万担(每担300斤)，只占该年粮食总产的7％。在发展生产上，兼顾公私两个方面，而且着重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因为只有人民生产力的提高，财富的增加，才能培养财源，而且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他们就会更自觉地拥护党的领导。发展经济，主要是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和鼓励、支持民办工业(主要是手工业)与民间运输的发展。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纠正“左”的政策错误，奖励劳动致富；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奖励移民和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发放生产贷款；废除一切劳民、伤民的动员与会议，使人力、畜力和物力完全放到生产上去。另外，在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与节约中也都实行了“公私两利”的政策。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属的许多单位，在生产运动中实行“二八分红制”，即生产成果的80％归公，20％归生产者个人。节约所得也同样按此比例分配。
　　(二)大力发展劳动互助与合作社。1942年10月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之后，陕甘宁边区的互助合作运动走上了健康的蓬勃发展的道路，被视为大生产运动高潮的标志之一。陕甘宁边区的互助合作经济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发展。在农业方面劳动互助的主要形式是札工队、唐将班子，它是在民间旧有的劳动互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商业和供销方面则是建立合作社，开始是单纯地经营供销业务，后来在延安南区合作社的带动下，许多地方的合作社发展为包括供销、生产、运输、信用等业务在内的综合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成为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的中心，成为党和边区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经济纽带，特别是当时工业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的广泛建立，对边区经济的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建立广泛的经济统一战线，大力开展反封锁斗争。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处于落后的农村，商品经济极不发达，但却集中了数万脱产人员，需要相当数量的生活资料来供应，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这一矛盾变得更为突出。要解决这一矛盾，一方面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努力发展边区经济；另一方面又必须大力开展反封锁斗争，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要打破封锁，就对外关系来讲，主要是建立广泛的经济统一战线。一是开展广泛的宣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封锁边区、破坏抗战的倒行逆施，使对方在政治上倾向于边区；二是在价格上给对方以优惠和照顾，并恪守货真价实、讲求信誉的商业信条，使对方感到同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贸易是放心并有利可图的；三是大力加强对边境关卡的统战工作，使其为出入陕甘宁边区的商业人员大开绿灯。通过以上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促进了陕甘宁边区经济的发展。
　　延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建设的正确领导，经过全体军民的大生产运动，到1943年基本上渡过了困难时期，农、工、商业迅速发展，在一个经济十分落后而又被严密封锁的贫困山区创造了丰衣足食的奇迹，并出现了像“塞北江南”南泥湾那样的激动人心的典型。1943年陕甘宁边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81万担，比1936年的103万担增长了75.7％，而且当年出现有21万担余粮的可喜局面，许多地方实现了“耕三余一”；收获棉花173万多斤，达到边区棉花需要量的一半以上；畜牧业稳步发展，大牲畜由1940年的31.8万多头增加到1943年的38.7万多头，3年增长了21.7％。农民负担也逐年减轻，1941年农民所交公粮占收获量的13.58％，1942年降为11.41％，1943年降到不足9％。工业在1935年时只有一个40多人的修械所，到1943年，炼铁、炼油、纺织等工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仅公营纺织厂就有20多家，职工1300多人，产布3万多匹，可提供部队和机关学校需用量的70％，1944年，陕甘宁边区有公营工厂120多家，产业工人1.2万多人，民用工业，如纸张、印刷、油墨、肥皂、毛毯、毛巾、鞋袜、食油、食盐等产品，都能全部自给或部分自给。商业合作社到1943年已发展到250多家，股金约1.5亿多元。陕甘宁边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但战胜了由日寇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封锁破坏所造成的物质困难，使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根据地更加巩固，为夺取抗日战争以及后来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充分显示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吸引力。
　　四、正确地制定并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必须坚持武装斗争，以物质的力量摧毁强大的反动势力，同时也要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组织和领导同盟军的问题，是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中的一个重大的战咯策略问题。中国革命面临的敌人是十分强大的。要完成革命的任务，单凭无产阶级的力量是完不成的，这就不仅要勇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要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把一切直接的、间接的同盟军都调动起来，还要尽可能地把消极力量变成积极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还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同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进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革命的形势空前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还不善于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各种关系，最后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出现了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统治达4年之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左”倾路线对民族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采取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错误主张，鼓吹打倒一切，不要统一战线。这种四面树敌的孤家寡人政策，把各种可以争取的同盟军都赶到了敌人一边，自己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使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就是在认真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和变化，不失时机地正确地制定和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刚站稳脚跟，就在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13)。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殖民地，“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14)。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是要求反抗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因此，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并强调指出：“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15)
　　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采取切实措施，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对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军队将领的工作中，尤其加强了当时在军事上对陕北苏区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1936年的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了敌对行动，并分别与他们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加强联络等协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调兵遣将，紧锣密鼓，准备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深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的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劝说蒋介石放弃“剿共”、共同抗日。在劝说无效之后，张、杨二将军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解决的主张。经过多方努力，迫使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这之后，全国范围的内战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关系也取得了迅速发展。“卢沟桥事变”之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这对于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和最终取得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伴随着共产党合法地位的取得，也使处于逆境中的中国共产党，渡过一个重要关头，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政党要牢牢把握独立自主的原则。
　　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共两党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停止了长达10年的内战，走到一起来的。蒋介石国民党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同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级矛盾仍然是存在的，只是暂时退居次要地位。在这种复杂情况下，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统一和独立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中国共产党认真吸取了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还在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反对关门主义，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毛泽东同时就高瞻远瞩地提醒党内注意1927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没有疑义，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是一定要多方使用的，我们是要十分留神的。”(16)1937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对国民党必须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一时一刻也不要忘记蒋介石想通过抗日战争消灭和削弱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诡计，必须保证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红军的调动，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决定，而不能由国民党决定。同年11月12日，毛泽东又指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17)以后的事实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个决策是非常英明和正确的。
　　中共中央确定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最初并没有为全党所充分理解。1937年11月底王明回国，他在中共中央12月政治局会议上否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军，要八路军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调配、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总之八路军应该统一受蒋介石指挥。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又把“五统一”发展为“七统一”。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因而蒙蔽了一部分人。毛泽东等人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地批评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指出：“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会议基本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在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的指引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日寇入侵，不断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造了16块抗日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已经有1亿人口，在全民抗战中发挥了日益重大的作用。
　　(三)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对同盟者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出于反对共同敌人的需要，不同阶级的政党和团体结成了统一战线。但是，统一战线中同盟者毕竟代表着各自阶级、阶层和团体的利益，这样，同盟者之间难免会出现利益上的差别，出现磨擦，甚至会出现较为尖锐的冲突。正确地处理与同盟者之间的矛盾，保持和巩固统一战线以保证反对共同的敌人，是无产阶级政党在统一战线的实践中需要认真对待的复杂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针对蒋介石国民党制造的各种磨擦和企图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没有简单地妥协、退让以保全统一战线，而是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挫败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保持了统一战线，为无产阶级政党正确处理与同盟者之间的矛盾和团结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抗日战争前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关系总的是好的。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广州、武汉以后，对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正面战场停止了战略性进攻，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使国内政治形势逆转，其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会后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并制定了多种具体办法。各地反共磨擦活动日趋严重。从1939年冬到1941年1月，先后掀起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制造的“皖南事变”震惊中外。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内又出现了“左”的倾向，认为国共合作已经破裂或即将破裂，内战可能扩大，因而中国共产党不应继续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共中央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中日民族矛盾仍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仍处于从属地位；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继续团结蒋介石集团，也就可能争取还愿抗日的顽固派，延长其留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时间，就有可能避免如同过去那样的大内战；从实际情况看，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还是存在的。但是，团结不等于无条件的妥协、退让，而是要对其分裂、倒退阴谋作坚决的斗争，以斗争来求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党中央还确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18)；同顽固派的斗争，应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统一战线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等策略原则。在争取时局好转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对可能发生的任何突发事变，在思想上、工作安排上作了充分的准备。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重大发展。在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下，八路军坚决打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一方面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日战争；同时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中国共产党这种坚决有力而仍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的态度，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和国民党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同情。而大敌当前，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倒行逆施使他们失去了人心。在极端孤立的处境下，蒋介石不得不在国民参政会上“保证”决不再有“剿共”军事行动。国民党反共高潮非但未达到目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地位反而大大提高。
　　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壮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得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20)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发展、壮大，与正确地制定和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息息相关。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称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重要法宝之一。
　　五、认真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基本条件。
　　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要实现的奋斗目标和根本任务，是中国人民求得彻底解放的根本目标之一。还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进行了建设民主政治制度的有益探索和实践。
　　对于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当时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只有民主政治才是最有力的政治。毛泽东说：“政治是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21)
　　(二)国事是国家的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不能由一党专政。“因此，共产党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永远不变的。”(22)
　　(三)民主政权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种领导是靠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在政权内工作的高水平的共产党员的模范工作保证的。毛泽东说：“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主张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23)“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24)
　　(四)只有人民的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才有活力。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同毛泽东谈话中谈到：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总有一个周期律的支配力，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共产党能不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找到了，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致松懈，才不至“人亡政息”。他在一份材料上批示道：“共产党员只有与多数非党员在一道，真正实行民主‘三三制’，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也才能使党的生活活泼起来，如果由党员包办，则工作一定做不好，党员也会僵化不进步。”(25)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有深刻的民主思想，而且有着优良的民主作风。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非党人士李鼎铭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毛泽东看到后，把它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26)。毛泽东还亲自访问李鼎铭，进一步征求他的意见，并告诉他中共中央对“精兵简政”要进行研究，作为共产党一项政策，在边区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随后，中共中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1941年12月17日，中央明确指示各个根据地“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这样，“精兵简政”作为共产党一项重要政策，在边区、在各个根据地实行了起来。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共中央一直把陕甘宁边区看作是“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说来，是处于一种领袖地位”。毛泽东曾形象地比喻说：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陕甘宁边区当作中国民主政治的试验地，认真实施抗日的普选民主政治，做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对于中国革命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权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
　　1937年初，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在边区实行民主制度的主张。随后，进行了有关的准备工作。1937年5月，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初步确定了边区抗日民主的政治体制。以后，又陆续颁布了一些法规，使这个体制不断完善。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是在普选的基础上产生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奠定了边区的选举制度。其基本特点是：(1)普遍。即除了汉奸、判罪被剥夺公民权和精神病患者以外，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年满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差别，不分阶级和党派，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也就是说，不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一切抗日党派和团体的人士，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直接。即边区的各级代表、议员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经过中间的选举环节，这有利于调动选民的积极性和保障选举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大多数选民的意志，也有利于选民对各级代表、议员的监督和各级代表、议员增强对于自己选民的负责精神。(3)平等。即每个选民在选举中享有同等的权利。(4)无记名。即在选举时，选票上只填被选举人的姓名，不写选举人的姓名，这使选民的选举自由有了法律保障。毫无疑问，这个选举制度，是当时中国最民主的选举制度。从1937年5月到11月，边区的县、区、乡三级都普遍选举产生了各级议员、议会及其议长和政府。1937年12月，各县都选举产生了边区代表大会的代表。在选举过程中，边区人民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热情和民主精神，参加的选民一般都在80％以上，连许多极少出门的小脚妇女，也骑着毛驴翻山越岭参加选举。各地区根据实际创造了灵活多样的投票方式。为适应边区地广人稀的特点，设有流动票箱；投票时，认字的人采用写票，文盲采用画圈、画道、点洞、投豆等方法。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是按照民主、监督的原则组成的。边区政权由三部分组成，即参议会、政府和法院。参议会是边区的民意机关，它还有选举产生政府、创制和复决边区单行法规之权，因此它又是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政府是边区的行政机关，总揽全区政务，由边区参议会选举委员13人，组织边区政府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设主席1人，副主席1人，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边区政府委员中选举产生。政府要尊重参议会的“议决”、“创制”权，接受参议会的“督促”、“检查”；政府工作人员，包括各级政府行政长官不称职，或工作态度不好，要受“弹劾”，甚至“罢免”。政府对参议会也有一定“制约”。如下级参议会议决之事有不当时，同级政府受上级政府或上级参议会之指示，得停止执行。法院是边区的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职权，院长由边区参议会选举。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在人员构成上，是由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方面、各阶层的人员组成的。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于1939年1月在延安召开。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威信很高，第一届参议会的议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政府委员会更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为此，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特别聘请了12位非党人士。为了切实体现边区政权的民主化，1940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三三制”政权的主张，即各级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在人员分配上，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有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随后，各地都按照这个原则进行了选举。中国共产党“三三制”政权主张的提出，从根本上保证了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的民主性。当然，实行“三三制”政权还是要接受共产党领导。这种领导就是“必须使三分之一的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27)。
　　陕甘宁边区还创造了主动召开非党人士座谈会以听取意见改进工作的方式。1942年10月至1943年7月，中共西北局高干会期间，在讨论政府工作和财经工作时，邀请了在边区政府工作的非党人士听取大会的报告和参加讨论。1944年7月，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和边区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运用非党人士座谈会的方式，听取非党人士对政府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意见，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确定工作方针和改进工作的参考。从此以后，非党人士座谈会在边区成为边区民主政治的一种补充形式形成制度。
　　在陕甘宁边区，广大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依据边区参议会制度的施政纲领规定，边区人民享有参政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对不称职的被选人，有提出罢免的权利：对任何公务人员，直至边区政府的非法行为，有提出控告的权利)；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还享有人权。1942年2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对人权的含义和保障人权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并规定“人民利益如受损害，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这在抗日民主根据地首创了用法律保障人权的历史，而且在中国人民民主法律建设史上揭开了用法律保障人权的新篇章。
　　民主政治制度的推行，对中国革命的前进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一是民主政治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和各个阶层的积极性，推动了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广大劳动群众获得了神圣的民主自由权利，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劳动工作积极性。二是有力地保障了政府的廉洁奉公，提高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由于实行了民主选举，工作不称职的干部就会落选甚至被罢免。安塞四区的一个乡长因工作不积极，蟠龙区一、三、五乡的乡长不能代表群众利益，结果在选举时，均被选民反对作为候选人。政府的公务人员置于人民群众的经常监督之下,就能不断鞭策他们努力工作，改正缺点，这就保证了政府的廉洁奉公。三是广开言路，给党和政府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推动党和政府不断改进工作。四是边区民主政治的实行，同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独裁专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全国人民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主张民主、自由的，是中国人民的未来和希望，从而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是一个大宝库。当我们今天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时候，仍有必要从这个大宝库中汲取营养。
　　第一，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的最基本经验。共产党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不可能对任何国家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曾经一再犯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外国经验神圣化的幼稚病的错误，这种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延安时期，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成功地结合起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期和成熟时期。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导，中国革命才蒸蒸日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灵魂，从而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巨人成就。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同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体现。今天，我们更加需要进一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认识和处理各种国际事务和国内各条战线的问题。
　　第二，要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用马克思主义统一全党思想，使全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成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工具和改造世界的武器。一个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党，是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用马列主义教育全党，特别是教育党的高级干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党员构成党员队伍的主体，马列主义水平普遍比较低。延安时期，从这一实际出发，为了清除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大大提高了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从而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今天，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面临着执政、发展商品经济和改革开放、反“和平演变”三大考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其它非无产阶级思想会经常侵蚀党的肌体，唯有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断保持无产阶级队伍和共产党的纯洁性，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确保党为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进行不间断的斗争。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教训，都一再表明：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的队伍，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党的各级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
　　第三，全党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把经济工作搞上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领袖都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在政治、军事战线要进行巩固政权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必须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经济，这是巩固政权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能够逐步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否则，社会主义制度将受到极大威胁。即使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过程中，经济实力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生存的经济基础。延安时期如果没有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打破国民党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就不可能走出“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困境，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东欧的剧变，除其它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以外，经济滑坡，不景气，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甚至急剧下降，也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因。一些敌对势力借机攻击：“共产党不会搞经济，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合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要认真总结延安时期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成功经验，联系当前苏联、东欧演变的沉痛教训，牢牢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实现已经确定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和第三步战略目标，加快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示并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第四，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盛衰成败。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这一点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创造和发展的群众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保持并不断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忠实地为人民群众服务，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取得人民群众的强大支持，这是中国革命胜利、包括在延安时期革命走向高潮的宝贵经验。延安时期，党在制定政策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调查研究，以保证决策符合人民群众意志；延安时期，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深入群众，宣传党的决策，听取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疾苦；延安时期，党同非党人士进行了友好的合作，保障他们参政议政和进行民主监督的权利；延安时期，党的绝大多数干部，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延安时期，党自觉接受非党人士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党的领导干部自觉接受普通党员的监督。正是有了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才赢得了人民的拥戴和支持。于是有了人民群众视党为“太阳”、奉党为“救星”的动人情景，这是真正的血肉联系，有了这样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怎么能不发展?怎么会不成功?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执政地位使党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的确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在新形势下，要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加强和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更加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只要我们认真继承、充分发扬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优良传统，切实执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无往而不胜。
　　第五，建立和巩固广泛的统一战线。延安时期，在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的过程中，党的统一战线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毛泽东称之为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今天，党所处的环境和形势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我们仍有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的任务。在国内，仍然要建立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国际，也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建立国际间的统一战线，以便为国内创造一个和平的建设和生活环境，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企图。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继承和发展起来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包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的思想；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缺口，反对敌人的思想；为了更好地前进而有原则地妥协退让的思想；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要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的思想；对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以团结为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又联合又斗争的思想等等及其实践，对于今天在新形势下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过去是未来的钥匙。回顾党在延安时期发展壮大并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我们更加坚信：只要我们信念坚定，头脑清醒，团结拼搏，实实在在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社会主义中国就会永远蒸蒸日上。
　　(郑欣淼 祝春荣 陈延文 孙亚政)
　　注 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533页。
　　②同上书，第534页。
　　③同上。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1页。
　　⑤同上书，第812页。
　　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112页。
　　⑦《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页。
　　⑧《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下同)，第497页。
　　⑨延安《解放日报》1947年1月10日。
　　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第641页。
　　(11)《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242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2页。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609—610页。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3页。
　　(15)同上书，第155页。
　　(16)同上书，第157页。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4页。
　　(18)同上书，第745页。
　　(19)同上书，第749页。
　　(20)同上书，第605页。
　　(21)《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98页。
　　(2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2页。
　　(24)同上书，第743页。
　　(25)《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页。
　　(26)《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4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