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正确地分析中国国情，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这块根据地得以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成为当时中国政治民主、作风廉洁的抗日模范区域。
　　一、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对民主政治建设给予了特殊的重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根据地人民在军事上胜利地进行了反“围剿”的斗争，在政治上借鉴苏联民主政治的经验，创造性地建立了适合战争环境的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它是基于国共两党对立而建立的一种以工农劳苦大众为主体的政权组织形式，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加紧以及蒋介石国民党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使中华民族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通过艰苦的努力，建成了这个统一战线。
　　抗战初期，国民党迫于压力恢复了一定程度的人民抗日自由和其它民主权利。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调整，国民党蒋介石也调整了其对内对外政策，对外消极抗日，对内加紧反共反人民，加强一党独裁的统治。其标志是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主题即是反共反人民和一党独裁，它剥夺了抗战初期全国人民仅有的一点民主自由权利，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面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政策给根据地带来的极大困难，中国共产党为了打破封锁和调动根据地各阶层人民抗日的积极性，果断地采取了以“三三制”为原则的政权组织形式，由所有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集团、派别共同组成抗日民主政权。其主要内容是：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规定共产党员占1／3，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分子占1／3。通过这样的人员配备，以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到抗日战线上来，孤立顽固派。在政权组织构成上，它是联合性的政权；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它是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进步性的开放型的民主政权。它同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政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共产党人以崭新的面貌、博大的胸怀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以三三制原则组织的边区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进行科学分析，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各种弊端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根据边区实际情况而组成的一种抗日民主政治的政权组织形式。
　　第一，从三三制政权的客观依据看，它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采取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侵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是要坚决抗日的，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也有抗日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再度进行合作以抗日御侮。三三制政权的共同政治基础是抗日。在政权中，各阶级和阶层都有发表抗战言论的自由和实行抗战的自由。
　　第二，从抗日和民主的关系来看，抗日与民主是互相促进的，抗日给民主提供了条件，而民主则保证抗战的持续和胜利。国民党借口抗日，统制言论、出版等自由。中国共产党则以抗战作为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各种民主政治权利的有力根据，以边区各阶层人民共同组成的抗日民主政权来推动国民党改革其一党独裁政治，并以此作为民主政治的楷模展示于全国人民面前，使全国人民能够自觉地通过抗战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以达到抗日和民主共举的目的。
　　第三，它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原则指导下组织联合政府的创造性尝试。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抗战和实现民主政治，在全国范围内同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根据地改变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苏维埃政权形式，组成了包括各阶级、阶层代表人物的抗日民主政府，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以三三制原则组建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虽然只在根据地范围内实行，但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它所实施的范围。抗战结束后到内战爆发前的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政治民主化的呼声甚高，对于推迟内战爆发和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实质，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
　　二、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启示
　　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使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领导根据地人民同心同德克服了物质上的巨大困难和思想上的巨大障碍，并由此推动了全国民主运动的高涨，使民主政治思想和意识深入人心，为取得抗战胜利，最终打败国民党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做了充分的理论和实践准备。今天，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所遭受的挫折，我们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对此，只有加强民主和专政两种职能，才能使社会主义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些方面，延安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延安时期中共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外部环境同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外部环境有不少相似之处。延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蒋介石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共利用三三制政权的优越条件，调动根据地一切力量进行生产自救运动，打破了封锁，为革命战争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党内，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种分歧，在一定时期内，在局部地区或某些方面继续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以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为宗旨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民主方法，充分发挥党内民主，使党改变了过去在战争环境中所形成的高度集权，开创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新局面。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党渡过难关的两个重要措施，而民主政治的成功运用为它们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证。在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国际敌对势力利用政治宣传、经济封锁、思想文化渗透等方式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利用人权问题对我国大肆指责，扶持国内的反对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国内，我们一方面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同时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之少数党员的腐败行为使党群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这样的国内外条件下，只有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调动人民投身建设的积极性，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
　　第二，执政党的地位使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比延安时期建设民主政治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延安时期，虽然处于经济性的战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把政权中2／3的席位让给了非党人士，以保证边区的政治民主化，并以此来作为展示于世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权模式，使民主政治成为人民向往的参政议政的理想目标。而现在，拥有50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已有几十年的执政历史，在领导人民进行建设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任何力量也代替不了的。在战争环境下，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同党外人士进行广泛的合作，而今天为了加快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我们有条件而且更应该扩大这种合作。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由于缺乏经验，不可能从制度上对它进行保障，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只所以能发挥巨大的历史作用，主要是靠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民主作风和党员的自身约束力，通过每个党员的民主作风去影响非党人士，使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性并自觉贯彻到他们的行动之中。由于缺乏制度上的保证，而且由于党员的修养不同，因此在工作中不免会发生一些偏向。如不听取、不重视非党人士的意见，重大决策事先不与党外人士商量等。而现在，我们的政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一道为祖国的各项事业献计献策，他们的民主政治权利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在法律上制度上得以保障，人大和政协是他们就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发表意见提出见解的重要场所，通过它对党的路线方针的实施进行监督，可以减少和避免延安时期因缺乏组织和制度方面的保证而可能发生的偏差。所以，执政党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中对民主政治的建设进行制度上的保证是完全有可能并有重大意义的。
　　第三，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的任务更艰巨、范围更加扩大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是以抗日为前提和基础，以不反共为条件的，正如毛泽东在《团结到底》中指出的：“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它的民主政治范围在当时相对于国民党一党独裁是广泛的，而同当今相比则是比较有限的。在当今，我国民主政治的范围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主人翁的态度参加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各民主党派在政府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他们在政协、人大会议上的各种提案受到充分的重视，他们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监督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有效的监督机构。但是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上还存在许多弊端，主要表现在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残余还远未肃清。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求克服弊端，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使民主政治真正成为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新型民主政治。因此，中国共产党除了加强工农阶级基本联盟外，要特别注意与民主党派和台湾及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关系，充分发挥政协的监督职能和决策咨询作用，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根据的、有制度保障的过程，从而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但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克服权力过分集中和官僚主义的弊端，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它触及的是几十年来形成的一种封闭体系，这些弊端是同中国共产党民主建设水火不相容的，同党的民主集中制相违逆，如果不克服它，将会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起不可估量的破坏作用。因此，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比过去更加艰巨。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社会主义制度同民主政治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挥最广泛的民主政治。我国的政治制度从总体上看是好的，但也有许多缺陷。目前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更加需要民主政治来保障，正如邓小平说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②我们应该从民主和专政两种职能出发，遵循“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③的原则来建立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④，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达到的目标。据此，必须做到：
　　第一，依据我国现阶段社会阶级状况的变化正确地发挥民主和专政两种职能。在我国，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广大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旋律，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的范围内长期存在。这些客观事实，决定了现在我们主要运用民主的方法来处理问题，但同时不放松对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在党内主要应该运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对广大人民群众主要地是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民主意识，使他们充分行使各项民主权利，同时必须严格区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区别，对于假借民主进行自由化活动的人必须坚决反对。
　　第二，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的职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通过它可以最广泛地联系社会上每个阶级参加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行列中来。现阶段，我国的统一战线是由社会主义劳动者(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共同组成的最广泛的联盟。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⑤因此为了实现决策民主化、制度化，就必须大力发挥人民政协参政、议政的职能，使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整顿党的作风，坚决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大事。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特有的三大优良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民主党派的信任。现在我们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同样要继续发扬三大优良作风，把它体现在每个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上，同时必须坚决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开展党的日常工作，杜绝违背民主集中制的现象和行为。在过去，由于我们“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⑥使一些党员干部颠倒了人民公仆与主人的位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发生的历次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是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我们应在总结吸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方面保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执行，建立各种有效的监督机制，以端正党风，纯洁党性。民主集中制本身就是建设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把它真正贯彻下去，才能保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目标顺利实现。
　　总之，民主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从事的事业，党依靠它先后创建了工农民主专政、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其中陕甘宁边区以三三制原则组成的抗日民主政权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对政权组织形式的一种独创，为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改革开放过程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相信，在陕甘宁边区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边区人民建立效能卓著的民主政治，那么在今天，有党的领导，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注 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0—761页。
　　②《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第154页。
　　③《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
　　④《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2页。
　　⑤同上书，第173页。
　　⑥同上书，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