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后的国内政局和陕甘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从获得的敌人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刘志丹和徐海东的红军和陕甘根据地后，提出中央红军到陕北更为合适有利。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决定改变原来准备在川陕甘开辟根据地的计划，前往陕北。
　　陕甘根据地是谢子长、刘志丹等在土地革命时期领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战斗创建起来的红色根据地。1934年夏，这两支部队先后进行了两次反“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1935年9月，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与由陕南转战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组成红十五军团，在陕甘根据地进行了第三次反“围剿”，并取得重大胜利。但随后不久，“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刘志丹等领导干部，造成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高岗等释放出来，及时纠正了错误肃反，从而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在此基础上，扩大、巩固和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陕甘宁根据地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当中共中央和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又高涨起来，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国民党内部亲英美派与亲日派的矛盾也随之进一步激化。
　　华北事变是1935年日本侵略华北一系列挑衅事件的总称。华北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南京政府主持北平分会的何应饮，对日交涉所持的原则是妥协退让。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反对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援助。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的“天羽声明”，它充分暴露了日本侵占中国的新企图和称霸亚洲的狼子野心。“天羽声明”出笼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机密文件，提出目前最迫切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此后，日本军队便在华北地区不断地制造事端，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先是1935年1月关东军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东部。同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发表艾寒松《闲话皇帝》一文，泛论中外君主制度，其中提到日本天皇，说“日本天皇是一位生物学家，如果他不作傀儡皇帝，继续研究生物，还可能有很多成就”，被日本当局指责为“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国民党政府查封《新生周刊》，惩办主编和作者。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立即将该刊予以封闭，并把担任主编的杜重远囚禁。
　　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使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1935年5月初，日军又制造了河北事件，出动坦克、装甲车、炮队包围河北省政府和天津市政府进行武装示威，关东军则集结重兵于山海关、古北口待命。河北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拥有实际统治权的无理要求。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交“备忘录”，并限期实行，，“备忘录”内容主要有：取消河北省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市长；撤销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禁止全国抗日活动等。何应钦与蒋介石、汪精卫商议后，于7月6日致函梅津美治郎，表示6月9日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这种由日方以“备忘录”方式提出，何应钦以“通知书”方式承诺的秘密协定，历史上称之为“何梅协定”。
　　就在河北事件纠缠未了之际，又发生了张北事件。1935年6月5日，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潜入察哈尔省张北县城绘制地图，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事端，下令将其释放。但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却以此为借口，认为“这是对日本军人的一种侮辱”，要求宋哲元道歉，中国驻军撤出察哈尔省。6月27日，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根据南京政府的指示与日本折冲和谈，以换文方式与土肥原贤二达成所谓“秦土协定”，规定：取消察省的一切国民党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撤退察省的二十九军；禁止反日组织及其活动，“招聘”日本人为军事和政治顾问。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并吞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
　　为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大力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11月25日，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国民党当局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这个委员会以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原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中包括日本推荐的老官僚王揖唐、王克敏等人。在日本政府看来，成立这个委员会，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
　　日本侵占华北的行动，使中国人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民族危机的深重，对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行为更加感到愤慨。民族资产阶级中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呼声日益增强。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分子，对国民党政府一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情绪也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一些不在南京政府内掌权的地方势力和政治集团，趋向于举起抗日的旗帜来反对控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
　　同时，华北事变也使国民党内部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矛盾和分化逐渐加深。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蒋介石集团主要是依靠英国、美国的势力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汪精卫为首的一部分人则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同蒋介石集团争夺权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亲日的一个集团。九一八事变发生，英美对于日本独占中国东北虽不满意，但又无可奈何。它们既以为日本会止步于山海关之外，又以为可以利用日本作为反对苏联的先锋，所以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不愿作出实质性的干涉。英美的这种态度，促成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两大集团得以在南京政府内实行合作。但到了1935年的华北事变，日本愈来愈明显地要把它的势力扩张到华北以至全中国，这就触犯了英美在华北、华中、华南以至整个中国的利益，使它们的态度有所改变。英、美政府发表声明对日本推行“华北自治”表示“关切”，要求日本尊重“九国公约”①，并通过支持蒋介石政权来抑制日本的侵略野心。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在英国支持下，宣布白银国有，实行法币政策，随后法币相继与英镑、美元发生固定联系，加强了对全国金融的统制，使日本所期望的“中日经济提携”受挫。同年12月，蒋介石接替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同时将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骨干大部分解职。
　　通过华北事变，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从关外到关内，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蹂躏，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八一宣言》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的要求，适时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事实上自九一八事变日本大举入侵东北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社会阶级状况已经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日本竭力用武力扩大在中国的独占范围，正在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正在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斗争。中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有可能参加到这一革命斗争中来，民族革命阵营将空前扩大。中国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不曾有过的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如何科学地估计这一形势，并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任务。
　　早在1933年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等名义起草宣言，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共同订立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随后又于1月2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二六指示信”，要求“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指示信除继续强调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外，也提出“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但是，由于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人在党内受到机会主义的排挤，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未能抓住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的大好机遇，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新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而是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这种错误方针贯彻执行的结果，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个带领全国人民争取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进而推动中国民主革命向前发展的良好机遇，反而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都遭遇到程度不同的损失。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会议要求纠正自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王明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于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发言。会后，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②即《八一宣言》。10月1日《八一宣言》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
　　《八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宣言明确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之职!”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为此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宣言再次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的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作为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宣言最后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5年8月25日至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在当前中国的具体情况下，革命力量应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的斗争，但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只要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掉转枪口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也不排除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八一宣言》公布之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还在长征途中，并未获悉宣言的内容，但已从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出发，开始考虑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刚刚到达陕北不久，中共中央即于1935年11月13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③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领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共产国际七大战略策略的转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态度，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后，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于11月28日发表了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④
　　《八一宣言》连同中共中央11月13日、28日的两个宣言，突出中日民族矛盾，提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初步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范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开始发生新的转变。
　　一二·九运动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引起了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关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1935年12月在北平发生的一二·九运动，则成为这一高潮到来的重要标志。
　　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发生在日本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华北形势处于严重危机的时刻，使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
　　此时，活动于北平的党组织是1935年11月成立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在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生组织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北平学联)。一些文化教育界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授也努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的时候，华北人民痛感华北的沦亡迫在眉睫。北平、天津的广大青年学生，对于时局的演变尤感关切。清华大学救国会的《告全国民众书》悲愤地喊出了爱国学生的共同呼声：“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子了!”在中共北平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北平、天津10所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于11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揭露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杀戮爱国青年的罪行，并积极准备举行抗日请愿活动。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北平各校通电》，谴责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妥协退让政策，痛陈今日之中国“强敌已入腹心，偷息绝不可得”，“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
　　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学生涌向北平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数千名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汇集到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当局请愿。学生们提出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公开宣布中日交涉经过，不得任意捕人，保障地方领土安全，停止一切内战，给予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六项抗日民主要求。当请愿学生提出的六项民主要求被当局完全拒绝，游行指挥部立即决定将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广大爱国青年学生齐声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武装保卫华北”等为国民党当局所禁止的口号。游行队伍沿途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有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
　　为抗议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镇压，在北平学联的领导下，从12月10日起，北平各校学生宣布实行全市总罢课。12月16日，北平部分大中学校学生突破军警阻拦，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召开市民大会。北平各界群众和东北流亡同胞纷纷自动参加，与会者达3万余人。在市民大会上，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会后，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再次遭到军警的血腥镇压，数十人被捕，300余人受伤。但慑于人民爱国运动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来。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济南、杭州、上海、武汉、宜昌、成都、重庆、广州、南宁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各地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镇压抗日运动，支持学生爱国斗争。广州、上海的工人召开大会，发表通电，要求对日宣战。12月12日，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章乃器等280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为执行委员，沈钧儒为主席，组成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此前后，各地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或发表通电，或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国民党保卫领土主权，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海外侨胞和在国外留学的学生团体，也通过发表宣言等形式，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运动。这样，一场局部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扩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为实现全民族抗战作好了准备。
　　北平学生的游行示威爱国活动举行不久，193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共青团号召广大青年：“把抗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在当前的民族危亡已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候，团结则生，分裂则死。只有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地域疆界，不分民族区别，实行共同奋斗，才能挽救民族的灭亡!”⑤平津学生联合会为响应这一号召组织了500人的南下扩大宣传团，传播一二·九运动的爱国精神。在宣传团的基础上，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后来很快发展成为拥有二万余人的全国性组织。民先队的产生与壮大，对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广大青年学生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很快成为各地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骨干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助手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纽带。
　　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广大青年学生起来反对当局对他们的压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事业准备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正如毛泽东时期后来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⑥。
　　① 九国公约：全称《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193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共9条。公约宣称：“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但全文贯穿了“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又规定任何一国“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私利”。实际是美国扩张其在华侵略势力的胜利，打破了日本企图独霸中国的阴谋，再次确定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和宰制中国的原则。是一个粗暴侵犯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不平等条约。
　　②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十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8页。
　　③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2页。
　　④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4页。
　　⑤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193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535—536页。
　　⑥ 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