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和共产党的抗战团结进步方针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国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蒋介石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虽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却把对付共产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蒋介石在会上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对中共“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要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这次全会的决议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主要注意力已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其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由国民党党政军各系统转发饬令各地“加紧努力，切实执行”。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加强“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的活动，在一些地区设立集中营，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
　　1938年冬，国民党军队在敌后成立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司令部，增派一些部队和游击武装到敌后，名为抗日，实际上经常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制造摩擦事件，袭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在陕甘宁边区，从1938年2月到1939年10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制造摩擦事件150多起。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相持阶段到来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提出了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鉴于1939年后国民党动摇妥协和反共倾向的加强，中共中央指出：中国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但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所以同时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党的任务是清醒地认识时局的严重性，从思想上、组织上有所准备，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同时要竭尽一切可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争取时局的好转。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全国抗战两周年发表对时局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领导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开展强有力的反投降斗争，声讨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敌行径。同时，针对蒋介石集团既动摇妥协又不敢公开放弃抗日，既积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两面态度，共产党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坚持团结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对其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于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的进攻，共产党及人民军队依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站在严正自卫的立场上予以反击，决不轻言让步。中共中央认为，只有进行坚决而恰当的斗争，才能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时局的好转。
　　1939年9月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位记者谈话时说：“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今年的《七七宣言》中提出来的三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分析了时局的变化后认为，目前时局发展的情况，证明中央的历次估计是正确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和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抗战方向，是对立的，双方在斗争中。目前是两种方向同时存在，两种前途都有可能。在这里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种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么，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必须认清目前国内国际尚存着许多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的客观条件，例如，日本对华方针依然是非常强硬的；英美法和日本之间的矛盾虽已部分缩小，但并未真正协调，而且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又被欧战削弱，因而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很难召集；苏联积极援助中国。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际条件。又如，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中间阶级也反对投降；国民党内部投降派和顽固派虽然握有权力，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内条件。在上述情况下，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表现出很大的妥协退让倾向。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没有放弃抗战，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在武汉周围的南昌、襄东、湘北、枣(阳)宜(昌)地区、广西南宁地区、山西中条山地区和绥远西部等地，继续对日军进行防御性作战，牵制和消耗敌人，从而出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战略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持久抗战的局面，但同时却受英美等国绥靖主义政策影响，开始暗中与日本军方进行“和平”谈判。进入1940年后，日本加紧策划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并再次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实施所谓“桐工作”计划①。在日本军部的导演下，由汪精卫同华北、华中地区的汉奸傀儡的政权头目商谈，于1940年3月在南京拼凑成立伪中央政权，汪精卫自任行政院长、代理政府主席，而把重庆国民政府的林森列为主席。这实际上是“虚位以待”蒋介石和重庆方面入伙。为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妥协，日本军部于5月发动宜昌作战，并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6月日军攻占宜昌，控制了入川门户。在上述政治诱降和武力进攻的背景下，日本军方代表同重庆政府代表秘密磋商停战条件。1940年3月上旬至4月初，双方代表各三人先后在香港和澳门两次举行正式谈判。谈判中，重庆方面虽然在承认“满洲国”、日本在中国驻兵以及“汪蒋合作”等问题上不接受日方意见；但表示希望沟通中日之间的理解，缩小距离，并同意停战后可考虑“缔结共同防共协定”。双方谈判虽未获实质性进展，但都不愿完全关闭和谈大门。双方商定由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同蒋介石在长沙举行会谈。后来由于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和日本内阁的变动(东条英机出任陆相)，日方态度更趋强硬；再加上国内外反日形势继续发展，特别是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开展百团大战造成巨大影响，蒋介石集团才中断了这次谈判。
　　1940年夏，为了粉碎日军欲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的图谋，克服国民党政府对日投降的危险，华北八路军(不含山东)所属部队乘青纱帐和雨季，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随着战役的展开，八路军参战部队达到105个团20余万人，故称“百团大战”。长期在抗战前线的彭德怀等将领直接指挥的百团大战，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它使全国人民看到，八路军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不仅发展壮大了起来，而且能够给敌人以强有力的打击。这次战役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游而不击”的污蔑。从战争全局看，百团大战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它牵制了日军主力，推迟了日军南进的时间，为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的作用。
　　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两次反共高潮
　　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作《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报告时，幽默地讲道：“我们要懂得，统一战线里是一定有摩擦的。这个统一战线的名词里已经包含着摩擦的意思，因为讲统一，起码是两个以上才有可能，如果只有一个，‘孤掌难鸣’，就不会有摩擦，但一有两个，两个手掌就拍得响了，摩擦就难免的。统一战线有一万年，摩擦也有一万年，有统一战线就有摩擦存在。因为有不同，所以有摩擦，不过我们是尽一切力量使摩擦减少。”②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统一战线主体的国共两大政党，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抗日战争时期，虽然中日民族矛盾始终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国内阶级矛盾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国内阶级矛盾有时还会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是民族战争条件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两党、两军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他们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如山东博山、河北深县、湖南平江和河南确山等一系列反共惨案，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发动较大规模的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的重点地区是陕甘宁边区、山西和河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这次反共高潮的根本目的，是企图削弱以至逐步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掌握对华北敌后的控制权。国民党顽固派首先把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1939年2月，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纠集地方反共势力，首先在边区西部陇东地区和南部关中地区发动进攻。他们到处袭击八路军，摧毁地方政权和群众抗日团体，捕杀工作人员，并先后袭占八路军驻防的宁县、镇原、旬邑、淳化、正宁等县城，制造发生了土桥事件、旬邑事件和合水事件。在边区东部绥德地区，他们煽动反动分子叛乱，迫害共产党的军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破坏边区治安。这些进攻，直接威胁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努力维护来之不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再忍让，并派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力求避免冲突。八路军总部和留守兵团先后致电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呼吁停止进攻边区，反对枪口对内，要求撤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但因国民党一意孤行，不听劝告，致使谈判未获结果。根据地军民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坚决打退了来犯顽军。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由雁北进驻绥德，迅速平息武装叛乱，控制绥德地区，使陕甘宁边区获得统一和安定。
　　12月初，山西军阀阎锡山首先集中两个军又四个师(旅)的兵力，在日军5千人的配合下，围攻在晋西隰县、孝义地区的我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及决死第二纵队。在晋东南，国民党军队摧毁我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屠杀、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达2千人。1940年2、3月间，蒋介石又令第39集团军石友三部纠合庞炳勋、鹿钟麟、孙殿英等部，进攻太行山区的八路军。1940年10月1日，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按照蒋介石的反动命令，集中其大部兵力，由海安、泰州等地分三路向黄桥的新四军进犯。10月4日，韩德勤所属89军等部1.5万余人，向黄桥进攻，是役，新四军共歼灭顽军89军军长李守维及其部下1.1万余人。针对蒋介石集团既动摇妥协又不敢公开放弃抗日，既积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两面态度，共产党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既一方面坚持团结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对其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共产党和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依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进行自卫反击，打破顽军进攻，平息反动地主的暴乱，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了时局的好转。
　　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在思想路线上也同样发动了攻势。国民党提出的策略口号是：“以宣传对宣传”，“以理论制驭理论”，妄图以“三民主义”篡改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国民党的“宣传家”声称：“中国有了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合于中国的历史道路”。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也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③。这些破坏抗日团结的言论，使广大群众对抗战前途和中国的未来担忧。民族资产阶级的有些代表人物，虽然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抗战不力表示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战争的前途，也抱有疑虑。有些人还企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另走一条道路，想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毛泽东有力地驳斥了“承认三民主义就要收起共产主义”的谬论。他分析三民主义发展的历史，比较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异同，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政纲的基本点是相同的，所以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是两者是有区别的。它们是以不同的世界观为指导的两种思想体系，两者在现阶段的某些具体政策不完全相同，革命的彻底性不同，革命的前景也不同，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还有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最高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忽视这种差别是错误的。顽固派要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不仅毫无道理，而且说明他们所讲的三民主义并不是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是冒牌的三民主义。他们叫嚣“一个主义”，实际就是否认统一战线，否定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地位，坚持“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这种倒行逆施是根本行不通的。毛泽东表示，共产党人将始终同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决不抛弃任何友人。
　　1940年夏秋，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后，便把反共中心转向华中，不断制造军事摩擦，打算用武力消灭新四军。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往长江以北，6日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部队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的爆发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武装袭击新四军的暴行，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也纷纷集会，强烈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八路军、新四军做好了随时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攻的准备。
　　中共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确方针。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新华日报》关于揭露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押后，周恩来立即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登载于被扣稿件的位置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进行了有力的声讨。周恩来还领导南方局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散发传单等方式，向各界人士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面目。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为皖南事变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宋庆龄等致函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谴责“剿共”内战违背民心，以“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要求他们“慎守总理遗训”，“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动也表示不满和愤慨。章伯钧同周恩来等交换意见，准备成立民主联合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同中共合作，共同推进民主改革和反对内战。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不赞成蒋介石打内战。孙科对时局表示忧虑，张治中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的处理失策。海外华侨也反对分裂。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民参政会，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在国际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也表示不满。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1941年2，月，蒋介石企图通过邀请中共参政员出席于3月1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以粉饰门面，欺骗舆论，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3月2日，董必武、邓颖超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致函国民参政会，提出承认中共及民主党派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中所有被捕干部战士等十二条要求，作为出席会议的条件。共产党的坚决态度，赢得中间势力的拥护和支持，迫使蒋介石在第二届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3月8日，国民参政会仍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标志着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皖南事变的恰当处理，再次证明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的策略方针的正确性。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在总结这次胜利的斗争经验时认为：第一，“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④。第二，在日本侵略者深入国土的情况下，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因此，必须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政策的斗争，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种斗争的目的是保卫人民抗日力量，争取中间派，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投降和发动内战的阴谋活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三，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在不损害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适当的让步是必要的。正是由于有了适当让步，使党在皖南事变后取得了转入政治反攻的主动地位，并使中间派了解了共产党的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从而取得了他们的同情。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处理国共两党两军关系的实践表明，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主要是由中日矛盾决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也主要是由中日矛盾决定的。
　　在八年抗战中间，蒋介石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都没有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政策，人民的反对，国际上的压力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日矛盾的存在。以第二次反共高潮来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把国共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的时候，日本不但没有放松对中国的军事进攻，反而趁此机会发动了河南战役。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对皖南事变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在日本的军事进攻下，不得不回过头来向共产党谋取妥协。向共产党求取支援，共同抗敌。整个抗日时期，有三次反共高潮，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摩擦，但是两党合作始终没有破裂。之所以如此，中日矛盾的尖锐存在，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⑤。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和政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统一战线主体的国共两大政党，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一客观事实，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始终起着支配一切的作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紧紧把握这一点，作为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的基本依据。而由于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民族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矛盾和斗争的根本原则。在统一战线内部，没有消灭也不可能消灭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是这些矛盾和冲突只能在有利于发展抗日运动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加以适当解决。例如，国共之间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最突出的表现。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共产党不是回避它，而是站在自卫的立场上，以不破裂合作为限度，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加以解决，最后达到坚持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目的。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摩擦的斗争中，共产党内有一种认为国共合作将要破裂，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的“左”的倾向逐渐发展起来。同时，不敢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右的倾向，也还存在。为了总结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教训，纠正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1940年间，先后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重要文件。他总结全国抗战以来实行国共合作及反摩擦斗争的经验，全面阐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
　　毛泽东指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于党内在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左”右摇摆，必须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上，作全面的了解，方能克服。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个极端，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⑥。二者的辩证关系在于，“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⑦。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够把国民党这个抗日的重要力量团结在抗日阵营内，始终坚持了国共合作，维护了统一战线，同时又大大发展了以工农为基础的人民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就主观条件来说，主要是由于全面而正确地执行了又联合又斗争这一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毛泽东提出，要在阶级关系的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具体来说，就是要把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把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把亲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法西斯派加以区别；把汉奸亲日派中的两面分子和死硬汉奸加以区别。在正确的阶级分析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了对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要放手发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放手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进步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柱。发展进步势力，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基础，是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是这个政策中三个环节的中心一环。
　　争取中间势力，主要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三部分人。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间势力包括了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军官，各抗日小党派等。中间势力各依其阶级性的不同，对土地革命、对民主、对顽固派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可以同共产党合作抗日。共产党应该而且可以争取他们作为反对日本侵略和孤立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同盟者。争取中间势力的主要条件是：(一)共产党有充足的力量；(二)尊重他们的利益；(三)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步取得胜利。争取中间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极为重要而又复杂的任务。中间势力往往可以成为进步势力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恰当的政策。
　　孤立顽固势力，主要是孤立抗战阵营内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他们是当权的统治者，在抗日战争时期采取合作抗日和摧残进步势力的两面政策。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之，既要坚持团结抗日，争取他们继续留在统一战线内，又要同他们的反共言行在思想上、政治上、直至军事上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同顽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才能限制和缩小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使进步势力得以发展，使顽固派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才能有效争取中间势力，而使顽固派陷于孤立。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必须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有理，即自卫原则，体现了斗争的防御性，决不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有利，即胜利原则，体现了斗争的局部性，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有节，即休战原则，体现了斗争的暂时性，决不可无止境地斗下去，必须适可而止。这些原则，同样是紧密联系、相互配合的。坚持这些原则，就能使这种斗争分寸适度，取得成效。
　　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以后，中共中央还相应地制定和重申了各方面的具体政策。
　　关于政权组织，提出必须坚决贯彻“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切忌党包办一切，只破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关于人民权利，提出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以及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关于锄奸政策，规定坚决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但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关于军事政策，提出发展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等革命武装，对国民党军队尽量开展交朋友的工作，并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关于劳动政策，提出在改善工人生活的同时，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关于土地政策，提出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关于税收政策，提出税收的原则是按收入多少纳税，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关于经济政策，提出多吸引外地资本家到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奖励民营企业。
　　这些政策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策有重大区别，既照顾到工人、农民的利益，又照顾到一切中间阶级的利益，具体体现了对中间阶级利益的尊重。
　　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各项具体政策，正确地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放手发展人民革命力量，力争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政策的贯彻执行，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极少数反共顽固派，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得以坚持和发展。
　　① “桐工作”计划是日本为了诱降国民党政府从1939年11月开始持续了将近一年的一系列谈判的代号。谈判中日方代表是铃木卓尔中佐和今井大佐；中方代表是蒋介石军事总部派出的陈兆林(译音)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主任秘书张玉山(译音)。见《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1937—1945年(上)》，(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152页。
　　③ 《再生》第10期，1939年12月16日。
　　④ 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2页。
　　⑤ 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1页。
　　⑥ 毛泽东：《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3页。
　　⑦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向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