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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五、争取全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

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


  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1年爆发的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也对中国抗战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发动了一些进攻战役,如豫南战役、赣北上高战役、晋南中条山战役、长沙战役、浙赣战役等。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进攻进行抵抗,有些战役还取得了局部胜利。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进一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为此,解放区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寇普遍发起局部反攻,同时开辟新的解放区。但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于抗战的总方针是保存实力,消极防御,等待胜利。特别是在英、美等国参战后,以为只要依赖美、英盟军的作战,国民党军队不必做多少努力,就可以坐享抗日的成功。因此,在正面战场上极少采取主动的军事行动。国民党政府竭力争取盟国的经济、军事援助,主要不是用来准备对日反攻,而是用来扩充实力,以对付共产党。它利用偏安西南地区的时机,加强了对各阶层人民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在此期间,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共产党的决心丝毫没有改变。他们集中更多的力量用来限制、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1940年冬,国民党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而且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
  1943年3月,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伪造和篡改中国的历史,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公开提出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它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根据地为“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消灭共产党。国民党还大量出版其他反共、反民主的书籍和刊物,大肆压制和扼杀进步文化。
  国民党顽固派还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大肆制造反共舆论,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6月18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并把防范日军进犯河防的部队调到彬县、洛川一带,准备同原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两个集团军一起,分九路“闪击”延安。7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地区挑衅,企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大力制造反共舆论和进行武装挑衅的严重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3年7月13日召开会议。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在宣传上应采取新的方针,不要怕蒋介石投降分裂,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要痛驳。会后,他受中央委托部署反击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评<中国之命运>》等一系列文章,揭露蒋介石集团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来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统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和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所共见,是消灭不了的;说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可以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团结合作,这种合作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极为有利;呼吁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封建的法西斯主义,为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中共中央南方局除组织文章在《新华日报》上驳斥法西斯主义,还按照中央的要求,把一些重要文章印成中、英文小册子,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外人士中散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1943年7月上旬,朱德总司令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等,严正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挑衅活动,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7月9日,延安军民3万余人举行大会,呼吁紧急动员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7月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接着,中国共产党又陆续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六年战果》、《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况》等文件。这些文件一方面用铁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为坚持抗战的主力;另一方面深刻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危害国家的种种活动。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纷纷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运动。陕甘宁边区的警卫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试探性进攻。
  解放区军民的抗议活动和反内战斗争,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和支持。美国和英国政府认为,如果这时中国发生反共内战,只会使日本得到好处。苏、美、英大使也警告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声讨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蒋介石难以承担“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罪魁祸首”巨大政治压力,被迫命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7月11日,蒋介石、胡宗南致电朱德,表示无意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12日,胡宗南令其部队从彬县、洛川撤回。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还在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犯的情况下就被制止。党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保护了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坚持了下来。
  国共两党围绕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谈判
  1943年10月上旬,鉴于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表示国共关系仍要“政治解决”,毛泽东明确表示:愿意随时恢复两党谈判。1944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重开谈判。谈判中,共产党坚持“求和缓”的方针,提出以周恩来3月12日演说的基本精神①为谈判基础。5月17日,林伯渠偕王若飞抵达重庆,继续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并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
  在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表示出失望和愤慨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实行民主,废除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给周恩来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②。9月1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明,党的主张是:“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并说:“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③
  9月6日,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在国内外舆论对豫湘桂战役大溃退的强烈谴责声中,国民党当局表示要开放民主,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但同时又强调军令、政令“统一”,顽固坚持一党专政。9月15日,林伯渠代表共产党在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他指出,只有坚决地变革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机构,才能团结全国人民,认真准备反攻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因此,必须立即召开紧急国是会议,讨论解决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随后,共产党又以书面形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案。
  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第一,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推选代表,人数应根据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按比例规定;第二,国民政府于最近期间召开国是会议;第三,在国是会议上,根据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要;第四,在各方代表制定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第五,联合政府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成立联合统帅部;第六,在联合政府成立后,即着手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实施宪政。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它的提出,更广泛地团结争取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及国内外各种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希望中国民主进步的力量,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入更加孤立和被动的地步。
  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纷纷发表文章,表示赞同和支持共产党的主张。1944年9月24日,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共产党的代表张澜、沈钧儒、冯玉祥、董必武等500余人在重庆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四川成都的华西大学、金陵大学等5所大学及12个学会2000余人,举行国是座谈会,一致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及其统帅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海外侨胞也发表宣言,举行集会,拥护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民主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民主抗日热情,各界民主进步力量在联合政府的口号下集聚起来。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争取实行政治民主的斗争。1944年10月中旬,成都各大专院校的进步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1945年1月,昆明进步青年成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其章程明确规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实现新民主主义为奋斗宗旨。此外,重庆、武汉等地也成立了名称不同的党的秘密的外围组织。这些组织成了青年运动的核心。1945年5月4日前后,昆明等地大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纪念五四运动的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进步青年成了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先锋力量。
  在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中,1945年2月,重庆发生国民党特务枪杀电业工人胡世合的事件。中共中央南方局因势利导,开展了声援受害者、反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斗争,赢得了大后方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重庆许多工厂、企业、学校发表声明和宣言,声讨特务罪行,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黑暗。10天内,参加吊唁的各界群众达到20余万人次,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国民党当局被迫枪毙肇事凶手,抚恤胡世合家属。这次斗争的胜利,显示了工人阶级在民主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积累了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人运动的成功经验。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有着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在1945年2月指出:去年9月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9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虽然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一种条件。只要成立了联合政府,一切要由国民觉、共产党、民主同盟商决,国民党的文章就不好做了。毛泽东还讲到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即要我们交军队而做官。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官做不做呢?我们不要宣传做,也不要就拒绝。要准备这种可能性,其坏处是在独裁政府做官,这是可以向群众解释的;但也有好处,可以宣传。第二种可能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蒋介石的政府仍是独裁的。第三种可能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150万军队、1.5亿人民时,在蒋介石更加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就是要把新民主主义理论具体化,提高全国人民的民主抗日热情,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从而壮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和促进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① 指1944年3月12日周思来在延安发表的《关于宪政和团结问题》的演说,明确指出,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有三条是最重要的: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周恩来的演说,进一步指明了全国人民以争取实现民主政治为目标的宪法运动的发展方向。
  ② 引文中的“张、左”,指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秘书长左舜生。
  ③ 引文中的“张、王”,指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和王世杰。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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