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刘少奇在延安撰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论修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称赞《论修养》，并把它和整风运动相提并论，曾指出：“他(刘少奇)讲‘修养’，我讲‘整风’，意思是一样的”①。这部光辉著作，教育、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被誉为“共产党员的圣经”。今天，重温这部光辉著作，深刻认识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对广大党员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论修养》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响应和探索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建党、如何革命，是当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都没有遇到过的新课题。以往的革命理论和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实践和教训表明，解决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特殊问题，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自己独创性的道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其原因都是由于脱离具体国情，没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国际决议和外国经验。
　　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刘少奇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我们党没能发动起广大的群众运动，是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②。一个月后，他曾撰文指出：“检查最近几年来领导抗日反蒋运动的经验，我们的主要弱点和错误，在于不善于运用广泛统一战线的策略，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的错误”③。
　　在1935年底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党中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与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并指出，关门主义错误倾向的原因是“基本上由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鉴于当时革命发展的实际需要，中央认为：“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而且“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④
　　1936年4月，刚刚开始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结合对瓦窑堡会议所确定的“党的新路线”的积极宣传和贯彻，他指出“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同时，也非常肯定地认为：“只要我们提高我们的革命警惕性，我们完全能够克服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完全不应该害怕这些错误以至于裹足不前，我们要率领无数千万的革命群众走上民族革命的战场。”⑤
　　1938年8月，刘少奇撰文指出：“对于同志在任何思想上、行动上、工作上的错误，都不要放松，都必须深刻了解与注视一切同志思想上的发展，都必须用一切方法去纠正同志中一切的错误”，而所谓的“一切方法”，显然不是处罚和打击，而是“采用诚恳的平心静气的说服与教育的方式……要提倡学习和教育的口号，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⑥。这些都非常明显地反映出刘少奇对立足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尤其是党员队伍建设理论开始了缜密的思考与深入的探索。
　　《论修养》诞生于1939年的七八月间，此时，虽然距离毛泽东发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的号召已过半年多，而且李立三、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已经逐渐被广大党员所认识，但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仍有一定的市场。为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极端的错误，刘少奇认为无论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需要加强党性修养，以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和革命觉悟。与此同时，在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的背景下，大批爱国志士从全国各地涌向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给党增添了新的血液。全国党员总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经从全面抗战爆发时的4万人，增加到50多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使这些新党员彻底改变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气，真正在思想上入党，显然成为当时党所直面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新课题。
　　刘少奇认为，尽管“按照党章的规定，只要承认党纲、党章，交纳党费，并且在党的一个组织内担负一定工作的人，就可成为党员”⑦。但是，由一个幼稚的革命者，变成一个成熟的、老练的、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革命规律的革命家，需要一个很长的革命锻炼和修养的过程，一个长期改造的过程⑧。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不仅需要熟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同时又要调查和分析活生生的现实，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本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情势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⑨。《论修养》也正是贯穿着这一思想，并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集中了全党的思想智慧，而最终形成的理论硕果。稍早之前，张闻天撰写的《论青年的修养》、《论接人待物问题》，陈云撰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也为刘少奇提出“党性修养”的概念，以及撰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刘少奇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以及对党的建设的长期思考，他敏锐地意识到要解决好党内“各种各色的思想意识”，使“带着各种各色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而来的(加入我们党的人)”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必须从加强党性修养锻炼开始，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切实帮助他们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从而有效保持党的纯洁性。为此，在《论修养》中，刘少奇首先把立论的基础定位在“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改造而且可能改造的”，进而非常具体地阐释了不论带有多少“旧社会中各种思想意识的残余”，也不论革命实践如何短浅，只要下功夫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就完全能够使自己“变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⑩。从这里可以看出，《论修养》既是刘少奇对其一贯党建思想的延续和全面汇总，也是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响应和宝贵探索。
　　《论修养》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释和解读
　　在《论修养》的篇首，刘少奇对共产党员的性质及其使命任务作了科学的阐述。他认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实现共产主义既是共产党人奋斗的最终目标，也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责任。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愉快而严肃地下定自己的决心，来担负实现共产主义这种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任务。在此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他重点阐明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共产党员修养的核心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每个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标准，也是衡量每个党员是否具备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根本标准，树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是共产党进行思想意识修养的主要内容。刘少奇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不能够把个人的利益绝对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诚于党、忠诚于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11)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
　　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的终身事业。我们终身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这个事业，而不是为了别的。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不仅是一种理想，同时是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的过程。那种将共产主义社会看作可以“一蹴而就”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目标，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党员如果能够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准绳，就能够自觉地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克服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树立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中国人民和民族的解放，为实观共产主义而奋斗献身。唯如此，我们党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才能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从而率领广大人民群众去实现共产主义。
　　第二，共产党员修养的根本出发点是确立无产阶级立场。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12)列宁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党性的关系。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处理任何问题分析任何事变，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论修养》中，刘少奇分析说，共产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并且还经常和这个社会中一切不好的东西接触，因此沾染一些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在所难免。在这里，刘少奇首先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供了一个现实、客观的平台，即是说，尽管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13)，但是，不论是无产阶级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论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他们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因此为了保持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共产党员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并坚持不懈，一刻都不能停止。
　　刘少奇认为，只有彻底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的人，以无产阶级的理想为理想的人，才能彻底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没有明确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没有正确而纯洁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要彻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使之成为自己的革命斗争的武器，是不可能的”(14)。我们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就是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就是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我们并且要了解这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阶级利益。”(15)他告诫广大党员，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现以前，历代的革命者在他们进行的事业取得胜利和成功以后，很少有不腐化、不堕落的。“我们的党员必须清楚了解这一特点，特别注意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在群众对自己的信仰和拥护不断提高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更要加紧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的覆辙”。(16)
　　第三，共产党员修养的根本方法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刘少奇后来指出：“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然而，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理论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17)
　　刘少奇在《论修养》中强调指出：我们不要满足于只做一名够格的党员，而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力求进步，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马列主义所以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关键在于马克思、列宁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刘少奇引用恩格斯和斯大林的话，说：马克思、列宁是在亲身参加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斗争中，用热爱人民、忠诚事业的品质批判继承人类文化一切优秀遗产而进行理论创造的。并且他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僵死的教条，用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来检验、丰富和发展理论，从不固步自封，自以为是。他指出：“我们同志只要真正有决心，真正自觉地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岗位，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始终不脱离当前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的伟大而深刻的革命运动，努力学习、锻炼和修养，那末，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工作和斗争中培养马克思和列宁那样的作风，不断提高自己的革命品质，成为马克思、列宁式的政治家，这是完全可能的。”(18)他还指出，我们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不能只肤浅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句，要首先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学生，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掌握其精神和实质，而后，再身体力行，活泼地指导一切革命斗争，改造现实，同时改造我们自己，在无产阶级和一切群众的长期而伟大的革命斗争，善于总结经验，进行各方面的锻炼和修养。
　　第四，共产党员修养的必由之路是经受革命实践的锻炼。革命实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党性锻炼的基础和平台。刘少奇认为，我们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这应该是我们共产党员修养的方法。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和其他唯心主义的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的修养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无论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共产党员，或者是参加革命很久的共产党员，要变成为很好的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都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的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要使自己失去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这样才能使自己变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他认为，“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无论怎样都不能脱离当前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必须结合这种斗争去总结、学习和运用历史上的革命经验。这就是说，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19)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是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最好课堂。
　　在《论修养》诞生前一年，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20)刘少奇显然对此予以继承和发展，他强调，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虚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工作风运用到自己的生活、言论、行动和工作中去，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而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高深一些的理论，不是为了将来好提高自己的地位，夸耀于人，而是“为了用才去学习的，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胜利才去学习的。”(21)
　　刘少奇认为，我们的修养之所以必须立足于人民，必须立足于革命的实践，就是“要根据新的经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哪些个别结论，在哪些个别方面，需要加以充实、丰富和发展。”这“和其他唯心主义的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的修养方法，是完全不同的。”(22)以往任何剥削阶级都是离开人民群众的革命和生产实践而进行修养，修养的主要方式是“闭门思过”，而共产党员的修养则要求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并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总结实践的经验，提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
　　《论修养》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与深化
　　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是刘少奇对党的建设理论的一个特别突出的贡献。他对此有着全面和深刻的论述，为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特别是加强共产党员党性锻炼，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伟大创新，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的党建理论和实践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第一，关注本质，对思想建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大创造和突出特点。着重从思想上建设，使党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就必然要求作为党的肌体细胞的党员个体保持先进性。在刘少奇关于党的建设的大量论述中，对这个问题讲得最多，分量也最重。1928年12月，在《对于党的工作和组织的意见》一文中，他曾指出：“党应用许多办法提高党员群众的政治意识，党员的政治意识提高了，然后才不会集中注意力到党内的纠纷和个人意气感情的问题上来，而能集中到政治问题上来。”集中到政治问题上，就是集中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上，1945年，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23)。他反复论述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同党的事业的关系，强调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是我们观察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只有掌握这个武器，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党的事业的胜利。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也是我们党的一大优势，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就提出要将党内思想教育列为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坚决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思想建党的要求。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从思想上建党的方针，系统论述了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1938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这一崭新的概念，指出：“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现已较前大有进步，但还说不到普遍与深入。在这方面，我们较之若干外国的兄弟党，未免逊色。”(24)这表明，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面对党员人数的急速增长，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和探索从思想上建党的方法已经刻不容缓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论修养》的产生确实是客观的，也是必然的。
　　第二，立足实际，对党建事业的不断实践和探索。刘少奇一贯重视党的建设规律的探索，早在1923年，为了在全国革命逆转的形势下巩固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力量，他就提出要努力建设与整顿内部，以稳固并扩大安源党团的基础的重要思想，并于这一年的冬天创办了党的历史上最早的党校。1928年3月，刘少奇在领导顺直省委党的工作中，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要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战胜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建设党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基础。(25)1932年，他批评教条主义者的时候说，我们发现到我们的同志(而且是领导机关的同志)是怎样在把国际决议当做“圣经”，天天挂在口头念，可是从来也没有实际了解它。(26)在谈到河南巩县孝义兵工厂罢工失败的教训时，刘少奇进一步讲：“坐在屋子里写成的‘佛经’，拿到工人中去念上千万遍，也是不会显圣的，恰恰相反，它只会葬送罢工。”(27)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刘少奇明确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党的组织原则，提请中央要制定党规和党法，全会的最后一天，大会通过了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三个“决定”，成为当时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文件。此前，刘少奇还曾非常明确地强调说：“一切问题在政治上原则上用说服的办法来解决，不到最后不要用纪律的惩办来解决。这样才能使党巩固，进步。若是一切问题都要用纪律来解决，就证明这个党已经不行了”(28)，由此可见，对于全方位加强党的建设，刘少奇有着长期的、系统性的思考与探索。
　　六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调任中共中原局书记，在中原局豫西渑池举办的党员训练班上，他以《论共产党员修养》和《中共党史》为题作了报告。在这两个报告中，他初步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基本内容、党的组织对党员的要求和原则。1939年7月8日，刘少奇应张闻天的邀请，在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上，围绕共产党员的修养，向全体师生演讲了自己多年来对党的建设问题的思考，并受到了热烈欢迎，显然，这是对刘少奇长期以来坚持立足实际、关注现实问题、不断积累、丰富党建理论的高度认可和全面回报。
　　第三，突出中国特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演绎。在长期革命的实践中，刘少奇从很早就体会到了立足中国实际需要的重要性。1930年8月，在莫斯科举办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由于在对待黄色工会的策略上坚持了中国的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同赤色国际领导人发生了争论，并被指责为“反决议”，甚至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在《论修养》中，刘少奇不仅高度肯定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全文都渗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智慧，吸取了传统文化中许多有益的材料，书中大量引用中国历史上所谓“先贤”和“名士”的名言、警句，把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道的、熟悉的，富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形式完美地进行了阐述。
　　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要加强思想修养，就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一思想贯穿于《论修养》的始终。“我们要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高贵的无产阶级的品质，并且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言论、行动和工作中去”，“仔细地研究生活中、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细心地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根据这些去检验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是否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否正确”。“同时，我们要根据新的经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哪些个别结论，在哪些个别方面，需要充实、丰富和发展。总之，我们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29)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和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修养与革命实践统一起来，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刘少奇提出的共产党员修养的根本方法。
　　《论修养》最突出的特点，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中国共产党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实际需要出发，独辟蹊径，把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和党性锻炼当做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领域，把党性理论深入到道德层面，从党员个人的角度出发，通过党员自身的“修养”来规定个人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推进对党的团结、统一和巩固。这部著作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共产党员思想修养的理论，不仅有效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项空白，而且对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成熟和完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四，与时俱进，对党建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早在1900年前后，列宁就已经非常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30)
　　1939年11月，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论修养》第一个单行本。但是，刘少奇并没有就此停顿下来，而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仍在思考党员的修养问题，对其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
　　1949年8月，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为了促使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政治和思想上的清醒，刘少奇亲自校订并重新出版了《论修养》。根据作者后来讲，这次修订是“为了减少错误”，同时，“由于此文写的太长，有些地方很不好读，意思也不明显，并且有些重复，故在中间删去几段，并将最后一段删去”。其实，这次修订中，除了技术性、结构性、文字性的修改外，还有许多内容上的新变化。如在点名批评上有了变化，原版在批判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化的公式和错误思想的代表时，曾点名李立三，在新的修订版中都删去了李立三的名字。还有，刘少奇删除了原来的一大段关于批判西欧社会民主党是“共产主义叛徒”、“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柱”、“共产主义的主要障碍”等论述。
　　1962年，为了推动全党对“大跃进”以来工作失误的深入思考，党中央决定重新出版《论修养》，刘少奇根据新的变化不仅认真听取了很多党员和干部的意见，而且数易其稿，除了一些文字性修改和结构性调整外，这次在内容上也做了许多新的修改。他强调此次修改，是“要使党员能够为实现党的最终目标而不懈地战斗，就必须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不同任务，提出不同的要求，这样才能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保证党的任务的完成”。在讲到共产主义事业的艰难时，新版增加了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还要长期耐心地进行“社会经济改造和思想文化改造”，“并且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新的共产主义文化和社会道德”。文思和例举也更加严谨了。还有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定义，过去只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但修改后界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用“两个科学”取代“一个科学”的表述，使人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更加全面，也更加符合已经取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需要。
　　20多年的时间里，刘少奇不断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在多次大幅度修订《论修养》的背后，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党员修养问题不间断的深入思考，折射出了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勇于立足实际并与时俱进地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可贵精神，也映衬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艰辛与坎坷。
　　《论修养》完整地提出和阐明了抓住思想建设这个中心环节，通过从思想上建党进而才能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个客观规律。它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高度上强调党性修养，以解决每个共产党员在革命的实践中所必须解决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入手，又从党性修养的理论高度来统一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通过对党员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等层面上问题的解决，来自觉地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使党性修养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密统一起来，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的目标、方法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管理处处长、副研究员)
　　①杨尚昆：《卓越功勋，彪炳千秋》，1998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
　　②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11月29日。
　　③刘少奇：《抗日反蒋与广泛的统一战线》，《斗争》1935年12月12日。
　　④《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1935年12月25日通过。
　　⑤《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⑥《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页。
　　⑦《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104页。
　　⑧《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
　　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⑩《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1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
　　(12)《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379页。
　　(1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8—99页。
　　(1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15)《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
　　(16)《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17)《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0页。
　　(18)《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页。
　　(19)《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110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2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页。
　　(2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7页。
　　(24)毛泽东：《论新阶段》，拂晓出版社1942年版，第92页。
　　(25)刘少奇：《出路》第1期，1928年11月17日。
　　(26)刘少奇：《工运指南》第4期，1932年1月21日。
　　(27)刘少奇：《红旗周报》第32期，1932年3月18日。
　　(28)《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29)《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页。
　　(30)《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