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五月边区开始实行“三三制”政权以来，各地一般的都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这一政策，收到了很大成绩。兹根据各地党的工作报告和与负责同志的谈话，这里有如下的初步总结意见。
　　一、边区在实行“三三制”政权的选举中各阶级态度的表现
　　1.在安塞、志丹等老边区，由于十年苏维埃土地革命的斗争，在经济上肃清了封建地主的剥削基础，在政治上一般的以工农小资产阶级占优势，而新兴的富农阶级也大都是在土地革命的斗争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所以他们的阶级意识是很深刻的。在实行“三三制”政权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表示了怀疑(因为受过革命的直接打击，以为是利用他们)，一方面感到没有兴趣(因经济上没有发展，有些地主说：我们现在名义上是地主，实际上还不和你们<指贫雇农>一样)，因此在实行“三三制”的时候，首先应该向地主士绅阶级做耐心的宣传解释工作，同时揭破个别分子的破坏宣传(如延安市哥老会分子说，过去共产党利用他们，今天还不是利用你们吗?……)，提高他们的兴趣，解释他们的怀疑。
　　2.在陇东之庆(阳)、宁(县)、合(水)，警区之绥(德)、米(脂)、清(涧)、吴(堡)等地区，是在抗日民族统一的摩擦斗争中，由于两重政权并存的局面，进行摧毁反共特务和封建结合的统治，由于上层封建统治的垮台，我党力量(军队)的到达，因此，它们由不愿民主，而转到要求民主、利用民主，所以在实行“三三制”政权的时候，一方面他们表示赞同和拥护，以维持其封建剥削(如陇东、绥德的土地纠纷、减租斗争……)，一方面又表示怀疑畏惧不愿来(有时在国共摩擦厉害时怕我打土豪)，所以我们在实行“三三制”时，一方面提高其参加民主的热忱，发挥其抗日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一方面解释我党“三三制”的政策，是维护到他们的利益，使其不怀疑惧怕。
　　3.为此，在“三三制”的选举运动中有些不农不工“四不相”的流氓分子，可能选进政权来，所以在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中，还须注意这一问题，不使广大群众对我不满意。
　　4.由于边区的不同地区，所以在实行“三三制”的政权时，在新边区自上而下(开始由县上聘请非党人士，和组成临时参议会)，和老边区自下而上的两种形式中，各阶级的态度都表现了出来，因此，我们在实行“三三制”政权时，首先应认识各阶级的反映。
　　二、边区实行“三三制”政权的收获
　　1.从政策的实践当中消释了社会各阶级对我们的怀疑。如在陇东自实行“三三制”以来，在去年半年即争取过去逃跑回来的富有阶级及士绅等三百七十三人，富县争取回来十九家，特别是在内战时因敌对而逃跑回来的也不少，如庆阳士绅贾××说：“现在我相信共产党言行的一致……。”这证明“三三制”政策的实行对党的影响是更加扩大了。
　　2.团结了一部分抗日分子到自己方面来，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如陇东县区行政机关吸收了一百六十多人，绥德县区政权机关吸收了七十多人(均是未选举前的数)，其他关中、富县也吸收了不少人士参加，同时这些非党人士大部分都能积极的为抗日工作，如镇原县之张宗贤、贾良世等，在去年征收公粮和寒衣贷金两大动员中，都起了很多的作用，特别是各地的征粮委员会。
　　3.孤立了反共顽固分子。庆阳县府非党一科长田绍锡，自参加政府工作后，顽固分子即对他忌恨起来，在街上发现贴“打倒田贼绍锡!”的名条子，绥德刘××张励生的拼命拉拢，这也证明了“三三制”政策的实行，是孤立顽固分子的一个法宝。
　　4.执行了党的新民主主义各阶级联合专政的指示，发启了广大人士的参政热忱，教育了我们的干部。如延安在选举时地主士绅阶级对“三三制”表示赞同，如说“实行‘三三制’，他们也有说话地方，过去他们好像没娘娃娃……”。总之，在各种情况下，在实行“三三制”的过程中，是已收到了相当的成绩，但其中还有许多缺点，下面我们就要说到。
　　三、对“三三制”政权实行的几种不良倾向
　　1.第一种是我党干部对“三三制”的政权的实行表示了怀疑和没有勇气，以为吸收其他党派和非党人士参加政权是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和放弃了自己的政权，而不懂得在全国有着政治上的斗争意义。如陇东的报告上说：“党中央的三三制政策，我们相信是正确的，但在实行时就没有勇气。”
　　2.第二种倾向是认为边区里没有其他党派，同时好人都参加了共产党(安塞、志丹个别干部说)，其余都是“死狗烂糟”，所以就不能实行“三三制”，就是实行，也不过是一个样子而已。
　　3.第三种倾向是其他党派和士绅参加了政权我们不好领导，又添麻烦，所以不实行“三三制”时，就表现了不敢放手，这种特别表现在区乡干部中。这三种倾向，是偏于左的方面的。
　　4.第四种倾向是机械的凑足“三三制”数字，将一些流氓、地痞甚至特务嫌疑分子也拉进来。如陇东合水吸收非党×××为政府委员，发生刺杀我党干部事；某县聘请七个大酒鬼，引起群众的不满，绥德的×保同样的提了一些坏蛋。
　　5.第五种倾向是在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时党没有加强领导。安塞县委对选举工作注意不够，结果×区三乡的选举三十四议员中共产党占二十四人，五个乡政委员共产党员占四人(张爱民同志说)。新宁三区四乡选举时认为党团没有作用(新宁工作团报告说)，结果四乡选举七个政府委员共产党员占五人，并说“其他乡有‘清一色’的可能。”(报告说)
　　这两种‘左’右倾向，都是对“三三制”政策有害的东西，在选举运动中，须要我们很快地克服它。
　　6.实行“三三制”是有斗争的，不是迁就人家建立工作制度。
　　四、在“三三制”政权机关中，我党干部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对没有到任的非党干部，要不怕麻烦，耐心地给他们解释我党“三三制”政策的主张，消释他们的一切疑惧心理，说明并不是“利用他们”，或“装门面”、“撑架子”，而是真正的实行抗日各阶级的联合的民主政权。
　　2.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与人情上的困难。在政权机关中的干部尽可能的实行统一的薪金制度，不使他们认为“我们是革命的，他们是为赚钱而帮人做事的”(陇东×县非党干部说)，同时保证其家属的生活问题。
　　3.尊重与信任非党人士的职权，纠正某些超警觉性的现象，不使他们觉得干燥无味，“空空架子”。如庆阳县府非党科长，到区上检查区长工作(区长区书代)，区长对他就不尊重。又如我党科员干部开党的会议，不向非党科长请假，引起非党干部以为自己是“名义”，没有职权，以后对工作消极和不满起来。
　　4.我党干部应该有大公无私的态度与胸怀宽大艰苦工作的作风，处处眼光放大，克服游击与一把抓的习气，反对“揩油”、“敲竹杠”的那一套，而使他卑视我们，相反的要向我学习。
　　5.我党干部的错误事实在一般人士没有了解以前，不要轻易的给他打击，否则会引起非党干部的恐慌，和工作的不安心，同时会影响到来到任非党干部的犹豫胆怯。
　　6.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要定型化，正规化。在一切公文函件上绝对避免党的术语，特别是党对政府的领导，一定要经过党团的组织，克服直接出头露面的干涉。
　　7.加强党团的组织与领导，使它成为领导政权的桥梁，团结非党人士的核心，在工作上实行“民主合作”，反对把持包办，如合水×区区委书记(后援会主任名义)因伙食不好责备非党区长，引起该区长向县府写信说：“×后援会主任，压迫太甚，实无法工作”……。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在短期内“三三制”的政权工作中一些经验，以后还有更多的问题都要在工作的实践中求得出来。
　　在各地的选举工作报告中，一般的看到各地对启发非党人士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批评是很不够的，甚至有些地方完全没有，同时对地主士绅阶级对抗日的动态，和国共摩擦时的意见，在“三三制”的实行中都没有很多的反映出来。
　　* 本文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