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943年对中国西北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危机的年代。它面临着严重的经济短缺、通货膨胀和军事扫荡，又缺乏受过训练和思想一致的干部，并苦于早期政治分歧的长远影响。与此同时，国民党撤消了在建立第二次统一战线时的一切承诺，掀起了又一次反共高潮。在这一背景下，党必须保证自己的短期生存，又要对如何实现自己长远目标的可能进行反思。面对这种形势所采取的政策并不是新的东西。在许多方面，这些政策来源于党的早期经验和毛泽东20年代后期阐明的思想。但是，在广泛的活动中始终坚持这些政策，在党的历史上形成了一种分水岭。同样重要的是，这一过程被视为毛泽东加强了作为党的思想领袖的地位。[注]
　　毛泽东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最早是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于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所作的报告，并附有许多参考资料。①在确定新方针的关键时刻举行的高干会有两个主要目标。首先，它必须面对一些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同党内“左”和“右”的路线的历史作用有关的问题，尽管这时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已经确定，但是，对于过去特别是30年代初期“左”的路线的争论并没有结束。这次高干会议时间很长，同时高岗作了关于历史问题的主要报告，说明仍然存在着潜在的争论。毛泽东以及其他党内重要领导人都向会议作了有关历史以及其他政治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其次，会议的目的是使高级干部对指导抗战后期工作的政策有一个统一的清晰的认识，毛泽东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直接意义是说明今后要采取的优先政策。当然，毛泽东提出的发展路线是否超出当时的意义，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提出的国家发展政策的倡议的精神来源，我们在下面再作讨论。
　　会议由中央领导人作报告，接着267名与会高干分小组进行讨论，对所提出的问题的许多方面进行检查。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会议过程的组成部分。会议逐渐把各小组的讨论联系在一起，会议的许多时间都用于分析党在解决所面临问题的经验。集中讨论的是三大运动，一是政治运动，二是行政运动，三是经济运动。政治运动是最重要的，这就是1942年2月开始的整风运动。这一运动影响到党的一切活动。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解决早期的政治分歧以及通过对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新入党的许多新干部进行政治教育，而达到党内的思想统一。同时，力求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领导方法的中心，群众路线是建立在协商和群众参与的原则的基础上的。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赋予毛泽东的思想以更重要的指导作用。第二项运动是1941年12月开展的“精兵简政”运动。这一运动的目的是减少军队和行政机构的数量，提高其质量，并消除多余的正规化的行政和政府程序。此外，这些改革还力求应当有助于减少政府的开支。第三项运动集中在经济问题上。这一运动并没有发展成大规模运动，直到1943年，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是高级干部会议的产物，但是，其经验是多年积累的。这一运动的目的是使党、政、军通过经营自己的农业、工业、商业单位，以实现自己的经济自给，并促进整个边区经济的发展。毛泽东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就是力求对这第三项运动的背景、方法和目标作出分析。本书的许多段落是由各地和各单位的原始材料构成的。毛泽东介绍了这些材料，对这些材料作了评述，并强调了从这些材料中得出的经济原则。
　　毛泽东的报告登载于1944年和194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除了这篇报告外，还有他写的有关1943年生产运动的经济问题的文章和文件，其中包括《开展根据地减租、增产和拥政爱民运动》(1943年10月)，《论合作社》(1943年10月)、《组织起来》(1943年11月)。1949年以后，这一报告不再全文出版，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只是刊载了报告的第一部分，而且对文字作了重要的补充。
　　“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完全必要的。”②
　　插入这一说明，反映党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在毛泽东著作再版时，中国处于苏联发展模式支配的阶段。政府和党竭力向苏联学习，延安的经验被忽视和贬低了。其次，毛泽东关于某些问题的观点已经改变了，特别是在涉及党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时更是如此。诸如肯定富农和雇佣劳动的作用，给予物质刺激以优先地位等等的具体政策是会引起问题的，因为考虑到此时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有指导作用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延安的政策只有历史意义。虽然某些政策不再实行，但是，毛泽东所采用的辩证法，如强调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强调组织改革和政治动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允许灵活地采用各级的所有制形式和各种分权形式，需要发挥基层的首创精神，发挥干部的重要作用，这一切仍然具有长远和重要的意义。在1955年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开始越来越离开苏联模式的路线，毛泽东经常回顾1949年以前党的经验。因此，毛泽东的这几篇报告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对政治经济问题思考的由来。
　　陕甘宁边区
　　1935年10月毛泽东带领长征的幸存者进入的地区既偏僻，又贫穷，长期处于经济停滞和衰退之中。由于社会条件恶劣，加上缺乏投资，它的潜力被埋没了。这一地区处于黄土地的中心，但它的特点是遍布高岗、险滩、陡坡，突然又出现浅褐色的悬崖。③雨季河水泛滥，刮风时满天黄沙，昏天黑地，水土流失严重，从地区的大部分历史来看，既无防治的方法，也无防治的组织。同这种地形相伴的是恶劣的气候。平均一年20英寸的雨水集中在春季和夏季的月份，但是，雨量很不均衡，有时造成干旱，有时造成洪涝灾害。漫长的、寒冷的冬季，平均每年有150天的霜冻期，限制了作物的生长季节，又加剧了小农的懒散，因为他们缺乏从事其他工作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通常是大旱以后发生饥荒。从1928年到1933年发生西北大饥荒，饿死几百万人。④虽然不是经常发生，但同样造成巨大灾难的是震撼这个地区的地震，这是因为修筑梯田、打窑洞，挖到了软土层。1920年发生的大地震使25000人致死。⑤西北在整个中国以贫困和落后著称。Eric Teichman在1920年作了如下的记载：
　　“我们一路上听到许多悲惨的不幸事件，由于土匪的劫掠和土地的自然侵蚀，许多居民濒临饿死的边缘，延安似乎是这一荒芜地区的中心，甚至可以说是我在中国旅行过的除了真正的沙漠以外的最贫穷的地区。”⑥
　　大约在15年和一次大旱以后，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所面临的处境并没有多少改进。确实，毛泽东的报告的中心议题是如何重新建立居民区，并开垦大量荒地。
　　显然，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来缓解这一地区的贫困，特别是要改进毛泽东等到达延安以前的年代由于政治和社会衰败所造成的不利的自然条件。在19世纪中叶之后，两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回族曾长期为摆脱清朝的统治，谋求独立而进行斗争。大约50年之后，Teichman看到许多地方仍受到这种骚乱的影响。⑦虽然清朝统治者成功地平息了这种叛乱，但是，潜在的冲突仍然存在，在以后的年代仍然出现地方的动乱。在1935年以后，共产党必须作出特殊的努力来消除回族和汉族之间在种族和宗教方面的摩擦。⑧
　　1911年的革命使这一地区继续处于混乱状态。陕西省、特别是该省南部较富裕的渭河流域成了军阀们为控制这一地区经常争夺的场所。⑨最早由哥老会领导的军队掌握权力。后来对省的控制由陕西省的地方势力、皖系军阀和直隶军阀相争夺，权力的更替是他们军队相继占领的胜利果实。1926年，由“基督教将军”冯玉祥同国民党结成联盟接管权力。此后，陕西由名义上忠于国民党的将军所控制，在1935年共产党占领陕北后，陕南仍然被前者所控制。在整个这一时期，小军阀控制了大部分地区，他们不断同较大的军阀结成联盟或者脱离这种联盟。例如，陕北从1911年到1935年一直是井毓秀(Jing Yuexiu)的基地，他之所以能够生存，就是因为小军阀不断从效忠于这一大军阀转到那一大军阀，这是支撑整个这一结构的重要活动方式。
　　由于这一地区军阀混战，无法实行法治，盗匪猖獗，军阀既然不能控制盗匪，于是开始容忍他们，甚至把他们看作是征兵的来源。人们时而在陕北黄土高山上当盗匪，时而又到陕南军阀军队中去服役。对许多农民来说，由秘密社团组织的盗匪集团成为生存的手段，带有半政治的性质。Teichman遇到他们，强调他们某些行为的政治性质。
　　“在我们访问期间，陕北被带有半政治性质的一支有组织的军队所掌握，他们今天当盗匪，明天造反，后天可能当上成功的革命者。”⑩
　　他的这段话恰似先知的预言，刘志丹20世纪20年代在陕西建立共产党的势力时曾依靠哥老会的支持。(11)在毛泽东到达这个地区不久，也注意发挥哥老会的作用。(12)
　　1935年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反映这种恶劣的自然和社会条件。(13)尽管陕北的周边有几条历史上建立的中国通往中亚的商道，但是，陕甘宁边区则因其落后处于封闭状态。新建的西安(完成于1916年)和包头(1923年)的铁路并没有带来巨大的工业发展，它们对西北经济的潜在影响并没有实现。不仅如此，长期的军阀混乱，造成交通阻塞、商业凋敝，以至使日常的经济生活受到了破坏，原有的棉花种植和纺织行业消失了，盐业等其他工业大大衰落了。许多可利用的资源并没有得到使用。
　　军阀使行政管理腐败，政治治理恶劣。他们主要的精力放在横征暴敛上面，以支持他们的庞大的军队，支付外债，购买军火以及建立个人的财富。税收可以巧立名目征取，在许多年份不断增加。(14)此外，对盐和鸦片等关键商品的垄断也是资金的主要源泉。(15)对农民的压榨日益加剧，是造成西北大饥荒的重要原因。
　　这个地区的农业，同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主要是由小农和佃农的经济构成的，他们耕种分散在不同地方的若干块土地。(16)根据伯克的调查，边区农户的平均规模如下：自耕农有4.17英亩土地，半自耕农有4.30英亩土地(平均1.38英亩土地是租佃的)，佃农有3.19英亩土地。根据伯克调查，土地租佃情况是：68%的农民有自己的土地，23%的农民有部分土地，9%的农民是佃农。他把这个数字同全国平均54.29%和17%相比较。(17)表面上看，这些数字所反映的土地所有权分配情况比毛泽东1936年同爱德加·斯诺谈话时所说的情况平均得多。毛泽东说，地主和富农占10%农村人口，但占有70%的耕地，中农占25%的农村人口，占有15%的耕地，而贫雇农占65%的农村人口，仅占有10%～15%的耕地。(18)当然，伯克没有考虑到社会阶级的概念，他没有用毛泽东的范畴来衡量土地所有权。其次，毛泽东的定义还考虑到每一阶级的雇佣劳动数量和放债的情况。Schran试图用毛泽东的范畴来说明伯克的统计数字，他对1929～1933年时期的全国情况作了如下的估算，地主和富农占农户的12%，占有46%的土地，中农占农户的29%，贫农占农户的59%，两者占有54%的土地。(19)显然，所有这些数字都必须谨慎地对待。但是，这些数字都说明，中国一半以上的农民生活贫困，没有保障。尽管边区佃农较少，但是，地主仍用他们的地产作为放债、抵押和商业的基础。
　　收取地租有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实物租，即地主要得到年收获量的分成，其数量根据收成而定；二是货币租，即佃农向地主每年缴纳固定的现金；三是货币实物租，即佃农缴纳固定数量的收成，或其折合成的现金。根据伯克的统计，边区收租的主要形式是货币实物租，56%承租土地的农户都采取这种形式，30%的农户则采用货币租。(20)在两种形式下，在歉年时很少有佃农能得到减免地租的机会，不管收成如何，地租是固定的。尽管在荒年地主收不到地租，但是可以在以后收取，甚至增加利息。(21)地租由于地区不同和土地不同而有区别。地租在有的地方占收成的20%，而在某些地方则高达80%。根据陈伯达的估计，中国的地租总量占收成的50%～60%。(22)他还证明，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期，地租不断增加。(23)其次，由于好地缴纳的谷物租高于坏地，所以耕种坏地的佃农必须以更高的比例缴纳地租。(24)总之，最差的土地是由最贫穷的农民耕种的。
　　由于地租高和税收重，大多数农民很少有维持生存以外的剩余，甚至连生存都难以维持。极少数农民可以通过节约而有所积累，而在农村社区的歉收年份就没有储备可以利用，或者在遇到婚丧时又需要额外支出。根据伯克的估计，在边区所有农户中只有15%有某种储蓄，大约1/3负债，80%的负债是用于非生产的目的的。年息平均为38%。(25)虽然有些农民可以向亲戚朋友借债，但是，农村的大部分借贷来自地主阶级，因为只有这个集团靠收租经营商业或开当铺，才拥有必要的资源。对于许多农民来说，借债是抵押他们土地的第一步，然后失去土地而成为佃农。这证明，这种情况日益恶化。(26)
　　总之，最贫困的农民在经济上是受地主阶级支配的，其次，由于内战、政治腐败和没有法制，整个农村经济处于衰败中，资源没有得到利用，生活水平下降，愈来愈多的农民失去任何生活保障。
　　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共产党对这种情况所采取的对策集中在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后实行再分配，减租减息，通过合作和集体组织的试验，利用现有资源，振兴农村经济。其次，土地再分配的规模和性质是党内有重大争论的问题，形成了各种“右的”和“左的”路线之间的派别。(27)虽然毛泽东在1935年到达陕北后的经济工作保留了江西时期政策的精神，但是，实际的经济政策根据党面临的新的形势大大改变了。没收地主和富农土地的纲领及其实施大大削弱了，减租减息运动在若干年内也不再大力开展，这部分地反映了在政治上需要建立不同社会阶级的统一战线，部分地反映了正如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所清楚说明的，更需要强调发展农业生产，而不是改变农村的社会。
　　1936～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增长
　　长征经过极端的艰难困苦，从失去江西根据地到赢得延安的胜利。党到了相对安全的西北，可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加强自己的军队，建设地方行政机构。在1936年到1938年期间，这一过程是同下列两个紧迫的政治问题相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中的反对派对毛泽东权威的挑战；第二个问题是在发展同国民党第二次统一战线即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后党的地位。(28)虽然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后已经控制了党的领导中心，但是，他的领导地位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在党究竟应该采取什么路线的问题上仍然有重大的争论。分散在各个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很少有个人的交往，这样，就会缺乏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凝聚力。来自“左”的方面的压力是不愿意调整同国民党的关系，仍然坚持把土地革命看作是动员农民支持的手段。来自“右”的方面的主张是尽快建立爱国统一战线，取消任何妨害这种统一战线的党的政策。毛泽东反对这两种极端。最初，他的本能倾向于“左”的观点。他确实相信土地改革和政治动员是密切相联系的。(29)但是，他对中国社会的压力的改变作了精确的分析，提醒人们如何利用这种变化以加强党的地位。(30)在发展统一战线方面，在作出某些让步时，他始终坚持保持党的独立性，尽量保持自己的自主性，不要放弃长远目标，坚持自己的计划，以区别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那种“右”的立场。
　　在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建立统一战线已经成为现实。党内的争论集中在改变政策到什么程度，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国民党的领导，特别是党的军队。缓和土地政策，从苏维埃式的政府转变为名义上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领导的“民主”政府，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受共产国际影响并从1937年12月由莫斯科返回延安的王明领导的“右翼”，在准备接受国民党政令统一以及限制共产党的军事独立方面比毛泽东走得远得多。毛泽东始终强调利用统一战线加强党的地位，而王明则把统一战线看作战后形成中国未来的目标本身。正如Benton所指出，要弄清毛泽东、王明和其他领导人在这场争论中的观点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公开和私下的表述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10月王明占优势的情况下，毛泽东至少在公开场合还是接纳了王明及其支持者的观点。但是，到了1938年10月至11月在延安举行中央六中全会时，毛泽东谴责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坚持他自己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毛泽东在当时发表的他的主要讲话《论新阶段》中仍然保留了许多赞扬统一战线的和国民党的语句，但是在他全会结束时所作的内部总结报告中清楚地表明他同王明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31)毛泽东对王明的胜利表明他的领导地位不再受到严重的挑战，虽然他的反对派在党内仍然有影响，但是，1939年同国民党关系的恶化说明毛泽东的立场是正确的。
　　撤开这些政治问题不谈，陕甘宁边区迅速地加强了，在统一战线建立后边区的面积不断扩大。到1941年底，已经有29个县266个区，1549个乡，约有人口150万。这些县在行政管理上划分为以下五个分区：
　　(1)延安和直辖县：延安市、延安、富县、甘泉、固临、延长、延川、安定(1942年为纪念谢子长，改名为子长)、安塞、志丹(原名保安，1936年为纪念刘志丹，改名为志丹)，靖边和神府。
　　(2)绥德分区：绥德、清涧、吴堡、米脂和葭县。
　　(3)关中分区：新正、新宁、赤水和淳耀。
　　(4)三边分区：定边和盐池。
　　(5)陇东分区：庆阳、后水、镇原、曲子、环县和华池。(32)
　　在这一时期，党和红军同样稳步增长，党员从1936年的2万人增长到1940年的80万人。红军于1937年8月更名为八路军，在名义上包括在国民党军队的指挥系统内，从大约40000万人增加到近50万人。(33)除了正规军和游击队外，根据地还组织民兵的自卫力量。民兵是军队的预备队，也是受过训练的兵员的来源，民兵保证地方的安全，提供信息和后勤的支持。到1941年底，参加陕甘宁边区民兵组织的有224000农民，他们支持了由15000名公安战士和18000名八路军战士组成的公安部队。(34)正规军在守卫边区和深入敌后之间要轮换，所以后面这些数字是经常变化的。
　　边区政府的结构最早沿袭了江西的苏维埃体制，有一个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一个地方的西北办事处，虽然完全的行政等级制从来没有建立过。政策是由每个地区的军事机构或由军队、地方积极分子和党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来执行。农民协会和妇女联合会等各种群众组织也协助执行党的政策。在1937年，同统一战线原则相一致，“苏维埃体制”让位于“新民主主义”体制，边区政府按照同国民党区域的省政府相平行的方向发展。1937年5月颁布的新选举法是建立在普选权和各政党都有权提名候选人的基础上的。这些法律设想从乡、区、县到地区成立各级选举委员会，由每级的选举委员会来监督执行机构的工作。这实质上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毛泽东后来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作了总结。(35)目标是在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而建立革命阶级的联合。虽然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中强调无产阶级在长期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重要意义，(36)但是，在眼前，小资产阶级、资本家和开明地主仍然起重要作用。政府结构在新选举法中做了规定，而经济则是某些社会主义因素和保留私营部门发挥重要作用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总之，新民主主义是党的最低纲领，虽然它可以延续很长的时期，但它是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高纲领的基础。虽然共产党拥有自主性，但规定了限度，它准备同其他政党合作，使之分享它的某些权力。这些原则正式地体现在1940年3月的选举法中，这一选举法实行“三三制”，即把政府职位作了理想的分配，共产党占1/3，“非党的左派先进分子”占1/3，“中间派”占1/3。(37)共产党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好处是尽可能获得广泛的支持。但是，这种制度也包含了统一战线中的困境和摩擦，这具体体现为在拒绝作任何妥协，即使是微小妥协的“左”的立场和愿意作任何甚至原则妥协的“右”的立场之间如何作出平衡，作出准确的判断。
　　1937年春天，开展了宣传和贯彻新选举法运动，但是，在同年7月战争爆发，迫切需要进行军事动员，这一过程被推迟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在1938年底以前并不是由选举产生的，直到1939年1月成立了由高岗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直工作到1941年11月，这时体现“三三制”原则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了。当然，早在边区委员会产生以前，1937年9月就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而且一直工作到1945年。主席一直由林伯渠担任，下设八个部门：秘书局、民政局、财政局、教育局、建设局、公安总队、公安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每个部门还有下属机构，还有负责税收、福利和教育等事务的专门机构。在边区政府下面，在分区、县、区和乡还建立了执行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县乡政府。分区和区主要是协调下级的工作。乡政府由乡长、专职秘书和公安员以及若干名兼职助理组成，乡长往往要把政府和党的工作结合进行。乡要监督行政村和自然村这两个最底层的领导人的工作。乡领导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毛泽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党的政策并不是始终都能依靠他们贯彻的。(38)因此，县和区的干部必须尽可能加强监督的工作。县根据人口分为三等，县长下面的政府工作人员有25～35人。到1941年底，有7900名专职政府官员，其中1000名在中央政府工作，4021名在边区和乡之间的政府部门工作，2879名在乡政府工作。(39)此外，在民兵和群众组织中，也有专职干部。这种结构已经产生了复杂的等级制，越来越增加了它的官僚程序。
　　1941年的危机
　　在第二次统一战线建立后空前安全和发展的时期到1940年底已经结束。以后12个月的形势从扩大和巩固时期转变为缩小和严重短缺的时期。党又一次面临着没有外界的支持而只能依靠自己资源的局面。新形势的特点是同国民党的联合恶化了，两党之间一度实现的合作不复存在，前几年发展中隐藏的经济和政治弱点显现出来了，并且反映到军事和经济这两个领域，这样，危机就突然爆发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军事上的困难是八路军抗日取得的成就的产物。从1940年8月到12月，在“百团大战”期间，在中国北方的五个省，对占领军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40)公路、铁路和交通在这个地区经常受到破坏，日本控制的煤矿和其他生产陷入瘫痪，敌人的阵地受到攻击。总之，日本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于是，采取了“杀光、烧光、抢光”的血腥的三光政策，目标是消灭八路军占领的根据地，切断它的供应来源，威胁居民，使之不敢再支持八路军。到1941年底，北方军队的人数从最高40万下降到30万，与此同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居民从4400万下降到2500万。(41)虽然陕甘宁边区没有直接受到攻击，它的压力增加了，士气受到影响。这一切更尖锐地表现在边区经济目前所处的被围困的状态中。
　　直到1939年，边区经济相对稳定，政府的财政资源较有保障。党并没有感到必须更关注经济问题，中心仍然放在抗日战争上。许多干部觉得经济工作并无多大意义，并不重要。(42)1936年到1937年1月进行的土地革命，主要被视为实现统一战线的条件，具有政治意义，可以动员农民的支持，创造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平等，改进资源的分配，使农村社区的贫苦阶层得到某种经济保障。为了加强这些影响，还大大降低了谷物税和取消了军阀征收的许多杂税。在这一时期，许多贫农和中农完全不缴任何税收。尽管革命带来了社会变化，对某些农户的经济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它并没有提高整个农业的产量。事实上，毛泽东谴责了土地革命中的“左”的过火行为，他说，这些行为妨害了生产的增长，只有停止这些过火行为，生产才能有所进步。(43)当然，土地革命曾经承担了边区的财政费用，在1936年中，林伯渠曾对斯诺说，边区财政每月开支为32万元，其中40%～50%来自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15%～20%是自愿的贡献，其余来自政府的经济建设，包括红军开垦的土地和银行贷款。(44)
　　斯诺对当时取得的财政成就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很明显，长期不能靠没收财产，早就需要有新的经济刺激的来源。不到一年之后，这是靠建立统一战线来实现的。边区可以同国内各地从事贸易，购买主要的供应品，与此同时，边区每月可以从国民党得到10万元用于政府开支，50万元用于军队开支。因为有了基本的财政保证，经济发展处于次要的地位。政府征收的农业税率可以保持较低的水平。同时只向富裕农民收取。80%以上的农户完全不交税。(45)国民党的财政补助一直延续到1940年底，历年总计达1040万元，(46)在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后这种补助停止了。(47)这标志着统一战线的有效合作的终结。
　　即使在补助停止以前，党已经感到了经济压力。(48)由于国民党方面的通货膨胀，到1940年底，货币只有其原值的1/7。(49)更重要的是，国民党的军队短期内占领了边区的某些地方，并且实行了经济封锁。这造成了货物的短缺和价格的上涨，同时引起了军队和政府机构开支的增长，这就需要迅速增加税收。在皖南事变以后，封锁加剧了，因此，在1940～1941年税收年度，甚至贫苦的农民也达到了起征点。政府认为需要改进土地登记和纳税制度，以便改进税制，实行公平负担。(50)这种情况的急剧变化反映在1937年到1944年的粮食税收的记录中。
　　由于封锁和取消补贴，1941年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其他增加税收的办法，包括开征喂养政府骡马所需的干草税、羊毛和驼毛税、奖券、民兵费和政府债券。许多杂税一直保留到1943年全年，政府收入的其他来源还有商业税、进出口税和盐税。
　　1939年后政府对经济需求的增长，迫使党更多地注意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从减少政府开支和发展自给经济的试验开始，到1941年年底，这种试验已经成为党关心的主要议题之一。由于同一时期通货膨胀加速，形势更显严峻。(51)除了国民党经济产生的通货膨胀压力之外，引起边区通货膨胀的因素包括由封锁引起的经济衰退和财政赤字，后者造成了1941年边区自己发生的通货膨胀问题。边区许多产品发生走私现象，这降低了边区出口产品的价格，而提高了进口产品的价格，这种“支付平衡”问题，促使边区货币的价值低于全国通货的价值。(52)因此，在1939年后党立即作出了增加收入和减少财政支付的反应，这在短期内起到了作用，但是，并不能提供边区经济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相反，税收的急速增长，使农民生产情绪降低，(53)后来在1942年，毛泽东还告诫党的高级干部在财政上兜圈子是找不到出路的。其次，增加社区贫苦阶层的负担，是同党的基本原则相矛盾的。因此，党转而利用现有的资源和技术刺激农村经济的发展，更多地发展政府机构和军队的自给生产，鼓励集体组织和合作组织选择项目，进行创新，这样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经济结果。在1939年到1941年时期，在这些方面所作的工作是分散的，缺乏协调。在1942年使这些工作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报告和1943年大生产运动的基础。
　　党的反映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对危机的反映采取政治、行政和经济三种主要的方式。政治方式是最基本的，它的任务把在发展年代加入党的各种成分统一为有机的整体，使全体党员具有应对这种形势的动力、精神和方法。这就是说，必须加强在统一战线下一度放松的思想标准，对党员进行更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使他们对原则和目标有更明显的认识，同时加强纪律。毛泽东强调，政治教育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牢牢放在中国的框架内，使理论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而不是去顺从外国的教条。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发展中的作用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包括对党的历史作出重新的解释，强调毛泽东的路线和他同他的反对派的斗争。在他的思想演变过程中早期不彻底的地方也必须消除，以便形成一种统一的哲学。对于那些仍然坚持异议者需要进行清算，而那些曾经执行错误路线的人则需要对他们的错误重新作出检讨。毛泽东认为，思想整风和思想统一一旦进行，党员就能主动地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这最后阶段的关键是“群众路线”，它被视为党的政治方法的核心。群众路线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思想和方法是群众创造的。党的作用是发现和提炼这些创造，把它们置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贯彻。这意味着同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倾听他们的意见，同他们商量，然后说服他们贯彻正确的路线。“强迫命令”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构筑了一道墙，对自觉参与和正确领导的目标起了相反的作用。当然，群众路线并不意味着放弃领导者的责任，党依然是先锋队，组织上仍然高度集中，强制和镇压只能用来对付敌人，对付那些不愿意抛弃错误观点的人，对付那些对党的路线进行挑战，并有很大影响和威胁的人。其次，群众路线是由政治整风作为基础的，因为原则问题已经通过讨论获得解决，现在的重点是贯彻执行问题。在已经明确的无所不包的思想框架内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总之，这是一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作用的原则和同群众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的实际的工作作风。更有直接意义的是，群众路线使党的下级工作人员既能服从总的思想的精神指导，又能适合战时不同的情况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而不需要那种等级制的命令系统来耗费时间和精力。换句话说，这是同军队的游击战术相匹配的政治方法，可以预料，这种不断发展的包含这些基本方面的运动并不是危机的突然产物。这种有着思想和方法背景的运动持续了许多年。其次，运动的目标即使可以达到，也绝不是一夜之间可以达到的。最初形式的整风运动从1942年延续到1944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整风运动是党的教育和改革不断进行的一种形式。(54)
　　党对危机的反映的另一方面，也受到整风运动的深刻影响。政府和军队实行“精兵简政”，力图克服前几年发展起来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实行更多的分权，更多的非正规化。它开始于1941年12月，力求减少行政人员，以克服日益增加的经济困难，在1942年得到了加强。政府机构精简的最初的目标是把全脱产的干部从7900人减到6300人。事实上，这个目标从来没有达到过，到1943年1月底，全脱产干部已经增加到8200人。当然，许多行政人员利用一部分工作时间，从事生产，以弥补政府开支中日益增加的部分。实行更多的分权，促使下级政府更注意把干部下放到农村工作。同时，采用群众路线，强调非正规化，使人们不再去模仿国民党通行的结构，(55)但是，不管怎样，边区政府的主要结构照旧不变。
　　军队方面的精简运动表现为加强精锐部队的训练，使多余的人员转入生产，减少正规军，增加游击战士。这样，成本可以降低，经济可以发展，军队的士气和质量也可以出高。与此同时，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得到了加强，更加强调军队、党和政府工作的统一。(56)
　　经济政策的指导路线是对危机的上述连锁反应的第三个方面，是在毛泽东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所提出的。实际上，这是选择了1939年以来一些经济组织的试验，这些试验要符合三个标准：一是提高群众的生活；二是发展生产：三是为党的事业服务。只要符合以上三个标准，就可以推广。同时，党和政府的作用则从原来单纯从人民取得基金的收集者转变为促进私人经济增长的积极参与者。上面我们已经指出，建立在利用现在没有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资源和合作组织基础上的政策，在江西苏维埃时期也已经采用过。为了克服政府供给方面的严重短缺和依靠政府工作人员经济自给而进行的主要的经济创新是扩大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自给生产。毛泽东批评了主张在重工业中进行大规模投资的“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而强调在现有的基础上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群众路线所反映的是关心群众的经济福利和群众参与管理。一方面，干部被鼓励关心私营经济的需要，积极参与调查私营经济发展的情况，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另一方面，他们被告诫不能把这种帮助变成“过多的干预”，必须“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官助的方针”。(57)结果是党必须解决如何鼓励发展混合经济和处理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关系问题。因为统一战线的原则仍然发生作用，所以并不是根本改变经济结构，而只是调整、发展和有限的改革。
　　总之，党对1941年危机的反应是思想复兴、行政改革和经济自给这三者的混合。思想复兴产生了新的目标和纪律，以代替原来把统一战线和同国民党的长期合作放在突出地位的思想。行政改革把群众路线付诸实践。经济自给把生存和革命视为同样重要，革命能否取得成功，将取决于党能否在抗日战争和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动员这种支持。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的党和政府不注意动员人民，并帮助他们发展农工商业，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的需要亦不能供给，其结果就是军民交困，军心民心如不能巩固，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任务。”(58)
　　毛泽东和边区的经济
　　前面已经指出，毛泽东对边区经济的分析有两大要点：一是发展私营经济，二是增加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自给生产，以补充他们单位的事业费和生活费。边区实际上没有私营工业，因此，私营经济由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构成。毛泽东认为私营经济的主要作用是保障人民的生活。虽然私营经济对支持抗战有重要作用(主要通过向政府缴税和同公营经济做生意)，但同保障人民生活相比处于次要的地位。毛泽东认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是发展私营经济。同时，只有表现出能够达到这一实际目标，党才能得到对它事业的支持，对此，他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59)
　　扩大自给生产，有助于减轻政府对人民的负担，有助于改善战士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其次，边区劳动极为短缺，利用军队和政府官员的剩余劳动，可以开发土地和盐等过去利用不足的资源，同时也可以振兴过去已经衰落的纺织等手工业。自给生产只要组织得好，可以赢得很高的利润。这种自给生产开始倾向于单纯满足本单位的需求，但是在1942年以后，毛泽东逐渐把它们看作是主要同社会的商业和生产相联系的赢利单位。它们逐渐融入由政府经营的企业所组成的公营经济的另一部分，满足党和政府整体的需要。一方面，自给生产可以减少政府对某种生产的投资。另一方面，成功的企事业可以逐渐转由政府管理，变为国有企业。(60)最后，自给生产以自己的榜样鼓励私营经济。例如，开辟新的农业土地，或像359旅那样开办新的纺织厂，或鼓励发展农户的纺纱副业，以开拓新的市场。因此，战士和政府工作人员工作的经济价值由于他们的企业家的开拓作用而大大增加了。
　　此外，毛泽东还特别警告发展自给生产可能会损害私营经济，他指出：“军队、党部和政府的经济活动应与人民的经济活动取得协调，一切损害人民的利益引起他们不满的事均不许作。”(61)
　　他并不认为公营经济已经很强大，能在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上起主要作用。这可能是长远目标，但眼前是一种“幻想”。毛泽东说：“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式的国家经济的模型。这种模型之所以为新式，就是说，它不是俾斯麦式的畸形的国家经济，也不是苏联式的最新型的国家经济，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或三民主义的国家经济。”(62)
　　这种模型被认为是新民主主义的组成部分，并有助于奠定党的纲领的下一个阶段赖以实现的基础。这既不是由国家推动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以农业积累为基础的苏联计划经济的工业化模式，这是合作、自给，国家活动不断发展，为向高级阶段的纲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作准备的混合经济形式。
　　农业
　　农业是私营经济的基础，但是生产长期下降，使农业远低于它的各方面的潜力。农村人口减少，土地荒芜。据统计，到1937年底，耕地有8431006亩(约有1380000英亩)，羊剩下四五十万头，牛、骡只剩十余万头，(63)棉花完全停止了种植。制止这种下降趋势的首要步骤是建立稳定和有效的政府，一旦秩序恢复，利用现有的技术，增加劳动投入，就可以开垦荒地，增加农业产出，用其他方式振兴农业，意味着在现代工业中进行重大的投资，这在经济封锁和缺乏资本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当前要使农民有扩大生产的积极性，进行克服劳动短缺的试验，广泛使用较好的传统技术和方法。
　　毛泽东提出的发展农业生产的目标是增加粮食产量，饲养更多的牲畜，发展饲料生产和增产棉花。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采取的政策是减租减息，鼓励垦荒、扩大植棉，改进劳动的使用，增加农业信贷，扩大采用适用的技术，推广可行的技术革新，推行累进税制，最后，使干部直接从事经济工作，特别是研究和发展地方资源。实际上，这些政策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类：一是合理使用劳动；二是给予奖励；三是进行技术改革；四是改进计划。把这些编织在一起，就是党和政府积极参与经济，进行协调、投资、动员，并且实际上承担企业家的作用。
　　毛泽东指出，关键问题是缺乏劳动，“在我们目前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劳动力是经济事业中的决定条件。”(64)他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两种方法：一是增加劳动力，二是改进现有劳动力的使用。增加劳动力，可以通过增加移民、动员妇女参加生产，以及动员二流子劳动来实现。而改进劳动力的使用，则要广泛发展农耕互助和改进党政组织。毛泽东主张允许富农把移民作为佃户(安夥子)或作为长工雇佣。他把重点放在发展生产力上。他承认，这里存在着剥削，但是，对这种剥削的补充是移民获得了生计，积累了以后独立耕作所需的物质资料。同时，剥削的程度是受党的存在和边区的法律限制的。毛泽东既然接受了混合经济，所以他希望发挥它的一切积极作用。此外，党和政府还给移民提供自由土地，免费居住地，优惠贷款，减免税收等，这一切也会补偿这种剥削。动员妇女是群众组织通过群众路线进行宣传教育的问题。这既是经济变革，又是社会改革。二流子是不同性质的问题，许多二流子在历史上是大烟鬼，捣乱滋事者，一直为勤劳的农民所痛恨。现在农民看到二流子变为生产劳动者，感到很高兴。毛泽东支持各种社会压力，加强劳动训练，以推动改革。
　　农耕互助实质上是毛泽东提出的最重要的改革。虽然他讨论的主要是劳动力利用的效率，但是也包含更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毛泽东支持的组织类型是建立在陕西农民发展的传统的合作方法的基础上以克服资源的短缺。同时，毛泽东也坚持江西苏维埃时期的合作方法。(65)这种传统合作方式分为两类：第一类方式是弥补劳力或畜力的不足，以使主要耕作能不误农时。例如，有些家庭成员轮流在每家士地上劳作，或用若干劳力换取使用一天的耕牛，或偶尔完全共同使用土地、牲畜，共同耕作一年，就像兄弟共享一小块作为遗产的土地一样。(66)这里的规矩是每家的投入应该是相等的。例如，劳动力弱的家庭应该为其他家庭做一天额外的劳动，或作补偿性的支付。这些合作安排有各种各样，但可以统称为变工队。第二类方式是札工队。一些无地的农民集合在一个工头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集体组织受雇劳动，这种组织有复杂的规则和严格的劳动纪律。工头自己不劳动，但为了他在组织中的作用和赢得工作，因而获得额外的报酬。在某些场合，有土地的农民在雇佣以前已经耕种完自己的土地，也参加这种组织。这两种互助形式的主要特点是小规模、短期，主要依赖于家庭和社会联系，从属于由独立的农户组织的小农经济的基本结构。
　　在他们采用变工队和札工队模式时，毛泽东和党逐渐改变他们，使他们走上同党的路线相一致的路线，鼓励他们建立坚强的领导和固定的组织，超出一季和一年，继续合作，并希望贫穷的农民起更大的作用。合作能够扩大到没有亲戚关系或新到这个地区的人们。政府的支持，将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传统制度所依赖的亲戚熟人的个人关系。劳动互助队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不再限于锄地或收割一种形式，而包括一系列农事。劳动互助队通过增产被誉为抗日斗争的一部分。领导人不劳动获得剥削和拜神求雨的迷信活动是不受鼓励的。当时毛泽东和党强调广泛使用合作形式，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减少资源浪费，推广优良农业技术，使潜在的生产率得以发挥。而且，从长期来看，劳动互助是分散的小农个体经济逐步走上集体化的第一步。(67)
　　同以上两种劳动互助形式有关的是代耕制度。代耕制度是指村里组织农民帮助缺乏劳动力的军人家庭或政府工作人员的家庭代耕土地。代耕队是由乡长组织的，是直接支持抗战的。毛泽东指出，这种制度一定程度上变成农民的负担，因为这是政府规定的义务，为了减轻这种负担，毛泽东建议代耕制主要适用于军属，显然，这项工作有爱国主义的基础。而政府工作人员在农忙时可以放假，让他们回家耕种。他也建议，这项工作也可以由组织良好的变工队来完成。
　　鼓励和组织这些方式的任务由党和政府来承担。毛泽东不断强调这一点，而且还说明了政府如何进行帮助的各种具体方法。从在农忙时不要举行政治集会的这种简单的事情开始，一直到如何动员大量农民从事水利建设和种植牧草等较复杂的事情。毛泽东举出的例子是对政府工作的实际建议。这也是他要求干部对经济所应有的新思路。他希望干部抓住实际问题，并了解人民所处的环境。毛泽东不断重复的主题是，既指出了过去的错误，又要求党政干部像重视政治和军事工作一样重视经济工作。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知道周密研究客观情况，根据不同地方与不同时间，提出确定的要求，解决增加的条件。过去曾一般提出深耕、开荒、修水利及增产40万担或20万担的口号，实际则包含着许多主观主义，许多农民对这些口号是没有兴趣与影响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今后工作要实事求是地深入调查研究，按照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解决问题。”(68)
　　毛泽东用以说明这一点的另一个例子是发展植棉业。要发展植棉业，政府就需要提供信贷和鼓励，也需要协助教育和提供种子。这里需要同时考虑纵向和横向的作用。从纵向来说，提高棉花的产置，就需要增加轧棉机和棉纺织机的投资。从横向来说，棉籽可以是碾成食用油的副产品。这就不仅需要有榨油设备，而且要说服不习惯食用棉籽油的边区农民了解它的价值。毛泽东对各种细节问题的讨论，说明一旦党和政府从事经济工作就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
　　如何鼓励发展生产是政策的最重要的领域。不像混合经济已经消失以后的年代。毛泽东仍然认为物质刺激即使是对个人的物质刺激同精神鼓励是一样重要的。“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69)当时广泛采用了间接鼓励的手段。例如，给移民免税，以鼓励他们来到边区，此外，前面已经指出，毛泽东还主张实行减租减息，并实现税制改革，以此作为鼓励农民生产热情的途径和实现社会变革的手段。毛泽东主张的更直接的物质鼓励是对从边区外运进牲口的农民免征一年的公粮，对于种棉能手给予奖励。此外，对劳动好、技术好的像劳动英雄吴满有这样的农民给予奖励。的确，农民从经济阶梯上可以上升到富农，这是对生产的鼓励。党和政府可以采用的另一种手段是发放信贷。在1942年以前，税收负担较轻，农民对贷款的需求极少，但是，此后，对边区银行发放贷款的呼声较高。毛泽东认为借贷应当成为政府指导投资方向的一种工具。他专门提到开垦荒地、种植棉花，提高牲畜数量。毛泽东对各种物质激励的作用的总的看法在他对工厂劳动的评论中表述最有力：“最后，工厂应奖励最有成绩的工人和职员，批评或处罚犯错误的工人和职员。没有适当的奖惩制度，是不能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的。”(70)
　　从这段话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坚持把思想教育和群众路线政治的重要性同明确肯定混合经济中他所分析的激励的作用相结合。人们不只是对思想作出反馈，劳动英雄制度和社会奖励的精神鼓励会发生作用。但是，它们必然得到物质鼓励的支持。
　　毛泽东明确指出技术教育在现有技术基础上提高整个农业产量中所起的作用。他强调改进土地管理，扩大灌溉面积，锄草、深耕、选种以及改进牲畜饲养和防治牲畜瘟病。这一切都取决于劳动力合理使用，而不需要大量投资。边区即使从现代化前的农业角度看也是落后的。所以，这里正是中国传统农耕方法可以改进的地区。此外，毛泽东强调在棉花种植中加强教育，因为棉花是边区缺乏的主要产品，为了减少边区的进口，急需扩大棉花的生产。毛泽东提出的改进技术的方法有举办农业展览，政府介绍劳动英雄的经验，出版有关先进技术的教科书。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要求推广，立即动员到处采用这种技术。他小心谨慎地强调更多地注意研究各地的实际情况。在某些县，还有许多荒地没有开垦，因此，鼓励扩大耕地，比深耕更好，回报更高。有效的决策取决于具体的调查和地方的灵活性，而不是整个边区的官僚主义决定。
　　商业
　　在农业方面党的政策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相对而言，私人商业的结构还并没有涉及。一方面，毛泽东承认党仍然缺乏如何对待商业的系统知识。(71)另一方面，边区的市场，特别是军队和政府机构的商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私商的支持和联系，(72)同边区以外的贸易更是如此，因为商人之间的长期合同对克服国民党的封锁是很重要的。党和政府向边区商人订货，后者再把对等的数量向国民党区域订货。边区商人逐步把货物交给党和政府，并被允许取得“非常自由”的利润，以克服他们的风险。(73)党的目标并不是要改变这种制度，而是保证这种制度能平稳地推行。对私人市场的控制是通过政府经营的商业公司和商会进行的。政府经营的商业公司可以对价格发生影响，或者像在食盐的销售中政府的定价起中心作用，或者像其他商人进入市场一样参与价格竞争。这种公司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是某种替代者，所以可以帮助消除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商会是按照大、中、小商人的等额代表的“三三制”原则组成的，是坚持公平原则的自治团体。商会还通过开办簿记和知识训练来提高经营管理的质量。从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些政策，加上征收较低的商业税，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据Stein的调查称，1943年的商业利润是1936年的10倍。在同一时期，延安市的商店从60家增加到300家。
　　总的来说，商业领域中也出现了巨大的创新，这就是消费合作社的增长。消费合作社同商业公司一样，处于同商人的直接竞争中。毛泽东介绍的组织形式是为农民股东所有和控制的。他们通过定期召开的股东大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在这种组织形式中，专职的合作社经理(其中有些人是从政府工作人员中转业的)和地方政府有紧密的合作关系，经理的主要任务是维护股东和消费者的利益。但是，同时，也希望他们探索执行政府政策的途径。因此，合作社是“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的桥梁”。(74)毛泽东还论证了，由于合作社在发展综合性的消费和生产合作方面有灵活性，所以合作社是积累资本以及使商业和生产增长发生直接联系的捷径。毛泽东肯定的模范是延安附近的南区合作社。南区合作社成功的经验，有助于改变党内对合作社的原有观念。最早，合作社是作为政府机构成立的，最早的资本也来自政府，只是增加的部分来自农民。因此，合作社是为了政府的利益经营的公共事业。在1939年，决定“合作社群众化”，使它们同农民的需要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是，大部分合作社仍然或多或少像政府机构。农民入股变成某种变相的税收，而且还要求农民代耕合作社经营的土地。1940年，这一问题更为突出，许多军队单位和政府组织开始投资合作社，把它们作为自己自给经济的一部分。直到1942年1月情况发生了变化，肯定了南区合作社模式，努力彻底摆脱这种政府集中的方向。南区合作社之所以成为模范，是因为它比其他合作社更快地开始采取这一步骤，并且努力使股东对他们的投资获得更好的回报。其结果是获得了农民更大的支持，迅速地获得了扩大。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它使股东的物质激励同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的扩大联系起来，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是推动现有结构变革的核心。因此，同发展私营经济的其他各项改革一样，毛泽东认为，创新的基础是可以感觉到的物质的改善。
　　自给生产
　　军队和政府机构的自给生产也许是延安时期最重要和最成功的创新。毛泽东把江西时期政府机构从事种菜养猪范围较小的生产同延安时期发展起来的工业、农业和商业加以对比。但是，同最早的经验一样，延安的经验开始也是为了达到消除短缺和提高军队生活水平的同样的目标，只有在党认识到军队的有纪律的劳动所代表的潜力，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实现军队自给和供应战争需要的可能性。这种自给制度逐渐扩大到政府组织和学校。于是，自给生产成为边区经济的主要特点，它既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也可以促进农业和工业的发展。
　　最早，自给生产集中于农业，某些部队开垦荒地，生产粮食和蔬菜。毛泽东把这种制度同二千年前汉朝推行的军队殖民化的屯田制度相比。1939年提出了庞大的计划，把生产运动推广到一切军事单位和政府机构。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和资源，许多单位的计划超过了它们的能力，收益并没有达到其预期。不仅如此，一些重要的政府工作有时被忽视了。因此，在1940年，进入了调整期，一些非赢利的事业关闭和合并了，农场专职的人员被限制为少数专家，在农忙时可以靠大家帮忙，并介绍了让农民搭伙或入伙的经验。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封锁的消极作用日益显示，加上取消财政补贴，其后果更为严重，许多单位转向经营直接的必需品的供给，他们开设商店和合作社，组织运输队和行商小组。总的来说，这些企业成为它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重复努力的竞争。此外，在党的鼓励下，许多单位开设了许多以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小作坊和小工厂。1941年和1942年的增长主要是这方面的增长。毛泽东在1942年的报告中总结了前四年的错误，并集中在已经吸取的教训上。
　　毛泽东推荐的自给生产的模范是1940年开始承担边区卫戍任务的359旅。它在延安南部的南泥湾农场成为整个生产运动的思想来源。毛泽东强调的第一点是依靠商业只可救急，不应建立永久基础于商业之上。商业并不创造价值，只是交换手段。投资应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和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对这三个经济部门次序的排列反映了毛泽东的观念，即增加生产是生存的关键。农业提供了边区需要的基本商品。工业、轻工业、手工业和盐业，即使暂时使用手工业技术，也能够生产急需的日用商品或武器，出口食盐对边区的外贸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商业可以供给有用的补充收入，但无助于建立经济基础。
　　毛泽东总结的第二点是提出了“集中领导和分散经营”的口号。这种经济组织的观点的意义已经超出了自给生产本身，在资源和劳动力非常分散，而产品在广阔的领域内消费的情况下，分散经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因此，这是农业、农产品加工和轻工业经营的基本原则，这具有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基础的资本化的优势。与此相对照，集中领导对保证协调和有效的计划，以避免资源的浪费，是需要的。其次，一旦依靠地方的积极性成功地创办了一个企业，那么，通过集中领导的合理化，可以有助于这个企业增加赢利。从这一角度考虑，毛泽东认为，保证大单位需要的某些关键企业从一开始就应该集中。(75)他所建议的把这两种相反的倾向加以协调的方法是建立一个中央计划机构，这个机构应根据原料使用、生产总量、产品分配等总体指标协调党、政、军的生产。一旦计划确定，就应该转到分散的系统去执行。在每个分散的系统中，也应当有一个它控制的范围内执行计划的机构。中央计划机构是从事计划工作的实体，但是，它不实际控制下级执行计划的方法。毛泽东力求寻找组织完全集中化和完全分散化之间的妥协，因为完全集中化造成僵化，使下级没有主动性，而完全分散化，则将造成各自为政，浪费资源。某些关键的生产应该集中，但是就系统和地区而言(不是就性质而言)必须部分地分散，这样，也有利于促进地区单位内部的经济统一，而在经营和控制资源潜力方面则有灵活性。毛泽东认为，在生产初期发展时，分散经营特别重要。而在后来生产扩大，其经济重要性日益增长时，就需要某种集中。这种对集中控制和分散经营的表述，是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中期否定苏联模式后对中国经济发展看法的一个关键点。
　　毛泽东的另外一些观点很少谈到自给经济发展的性质，而主要说明经营的方法。他认为一切企业都应该进行经营核算，利润率应该成为主要的指导准则，这些单位不应当成为依赖财政拨款的非经济的事业单位。组织应当简单，重点应放在生产劳动上，而不是经营管理上。劳动纪律和热忱应通过严格的奖惩制度和尽量采用计件工资制来加强。主要目标是增加供给，而不是现金收入。最后，毛泽东认为，积极的领导和“群众化”，即下级参与企业管理和关心群众生活，是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行这些政策，对边区经济有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指出，1942年公营经济生产的供给超过了人民缴纳的税收。(76)到1944年底，自给农业生产的粮食略低于政府需要的粮食总数的40%。(77)对军队生活标准的影响将同样是很重要的。Fore-man得到了以1939年为基数的从1939～1943年对战士的供给的配给品和衣服的指数(见表B)。(78)由此可见，直接生存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而且有了生活改善的基础。其次，到1944年，这种发展模式的结果是边区“现代”工厂的78%属于政府，20%属于合作社，只有2%属于私人资本。(79)当Stein被告知党将更重视发挥私人经济在工业所有制的作用时，政府在混合经济中控制“经济命脉”的概念已经牢牢地建立起来。
　　延安当局并不认为工业所有制的分配已经令人满意。他们的新民主主义的目标承认私人资本和合作社资本拥有排他权，并参与企业经营，但铁路、矿山、军工和其他重要工业与这些企业有所不同，应完全或部分为政府所有，因为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关键性的重要作用。(80)
　　理论框架
　　总之，毛泽东在他的报告中所表述的经济哲学是新民主主义的组成部分。他关心混合经济和从事私人经营的普通农民群众的福利。党只有证明自己在经济管理中的能力，才能赢得农民群众的支持。由于边区被封锁的状态日益加剧，发展只能以农业和轻工业为基础。一切都取决于同农业和轻工业的联系。其次，自力更生和原始积累必须取代资本资源的短缺。唯一的选择是进行组织改革，强化对劳动的使用，开拓可供利用的土地和资源，改进传统的技术。毛泽东鼓励按照这些路线进行创新。因为只要强调现有经济结构的稳定，就会削弱农民的支持。最激进的试验是在公营经济中引入自给生产。这带来了直接的财政收入，创造了关键的公营经济，而且提供了分散的经济增长的模式。毛泽东这篇报告有三章专门谈自给生产，反映了它在毛泽东分析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毛泽东认为，所有这些政策能否取得成功，将取决于党和政府的积极行动以及群众的生产热情。创新必须建立在现有的实际的基础上，但不能超出农民接受的范围。
　　毛泽东对边区经济工作的整个分析并不是用清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来表述的。但是，它是建立在他对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以前对中国农村阶级结构的调查的基础上的。当时他对中国政治前途的估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而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是当时延安的环境所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无论如何需要经过若干过渡的阶段。虽然他的许多建议，如合作社、集中领导和分散经营、保持各种经济成分的平衡等等，播下了1949年后变革的种子，而且愈来愈重要。但是，它们在延安是印刻在新民主主义的模子中的。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社会主义革命对我们都是新的，我们过去只是搞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只破坏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和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81)
　　实际上，毛泽东还是显示出他从延安经济的运行的经验中所得到的教益，他能从中重新提炼某些经验，并根据20世纪50年代所遇到的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加以运用。
　　毛泽东经济思想中的延安模式
　　上面我们叙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毛泽东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对经济问题看法的出发点。1945年，他把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看作是发展生产力的前提，同时，新民主主义的目标是把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82)即使在1949年3月，同1945年的预期不同，党很快会取得政权，对苏联模式和“一边倒”政策有吸引力，但毛泽东仍然认为必须通过混合经济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阶段逐步过渡，其中由城市工业发展起来的国营经济将起关键作用。
　　“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顺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83)
　　以上分析说明毛泽东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来吸取苏联经验的教训的，这就像他始终坚持应当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来解释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
　　可查阅到的毛泽东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文稿很少直接涉及经济问题。毫无疑问，他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解决加强党的权力的组织问题，发展同苏联的关系，以及朝鲜战争危机的问题。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84)但是，同样很明显，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模式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得非常快。到1953年底，在农村问题上，他已经提出了在1955年以及以后阐述的发展战略。在如何应用苏联模式，如何定义现在的发展阶段以及如何对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思考中的变化表现得最为明显。
　　毛泽东在1949年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中采用苏联模式的程度，这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通常注意到，毛泽东对学习苏联的经验作了许多肯定的评述，他主张迅速达到工业化的目标，使他赞成中央控制的发展重工业为导向的战略，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特点。(85)他后来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完全正确的。(86)但是，毛泽东采纳苏联模式，必须根据以下背景来研究，他以前反对斯大林的忠告和共产国际的“干预”，1950年他同斯大林谈判时遇到困难，从1953年后他对苏联方法和斯大林提出的批评愈来愈多。(87)其次，他参与提出的农业集体化纲领显然同苏联的实际不同，这使他立即提出了工业和农业投资平衡，由此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平衡的影响以及对党所依赖的工农的政治联盟的最终影响等重要问题。此外，苏联模式所包含的中央集权的正规化的官僚体制和专家决策同毛泽东在1949年前主张的在政治和经济领导下实行分权和群众路线的原则是尖锐对立的。这似乎可以这样说，在1953年他号召掀起向苏联学习的热潮，(88)在1955年，他开始提出不同的发展战略。因此，他对苏联模式接受的程度是有限的。他注意到苏联和中国的区别，并且注意到并非苏联的所有经验都是值得肯定的。事实上，在苏联模式中毛泽东最乐意接受的方向，如需要迅速发展国营的重工业部门，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农业所有制系统的过渡，等等，已经包含在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分析中。但是，在向苏联学习的时期，毛泽东观点的最重要的发展是对私营经济的改造可以加快。到1953年底，1949年提出的“相当长的时期”已经让位于强调经济的早期过渡。(89)
　　使毛泽东离开新民主主义模式的第二个因素是他对中国革命的现阶段的分析发生了变化。他对新民主主义的定义在许多方面反映了他预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仍然需要有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尽管国民党的时代过去了，但他仍然认为党在城市需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在农村需要同富农建立统一战线。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已经摧毁了农村地主的权力，“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强调了资本家的依附性，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90)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相应的农村富农和富裕中农的政策不是进步的，而是保守的政策了。他们会帮助延长阶级的存在，他们对党的支持不再需要了，他们同相应进行的其他改革的目标会发生冲突。因此，毫不奇怪，毛泽东强调同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的人之间的差别，而自己主张向前推进，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法。(91)正如同国民党建立第二次统一战线时期一样，主要的问题是寻求“左”倾过火和“右倾”保守之间的平衡。前者会使党失去广泛的支持，后者会取消党对社会革命的承诺。在毛泽东看来，那些主张采取“右”的立场的人会使国家后退，他们看不到革命的新的潜力。如何规划这一路线，如何孤立少数反对改革者，争取多数人的支持改革，始终是以后的年代毛泽东提出政策倡议时所面临的问题。这也影响到他对社会和党内矛盾的思考，同时也促使他所采取的倡议有时超过可能的限度，如农业集体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接着就会进入调整时期，改革的速度和范围会缩小，并探索新的认识。因此，毛泽东抛弃新民主主义模式，并不只是应用苏联实际经验的结果，而是他对中国社会联合的看法发生变化的结果。
　　促使毛泽东经济政策发展的第三个因素是他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看法。虽然毛泽东在延安曾建议进行组织改革，如建立合作社和变工队等，以此作为扩大生产的手段，但是，他并不是把这种创新看作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到社会主义关系的转变。同样，同新民主主义相联系的组织和所有制方面的改革是为了促进现代工业国的成长，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生产关系的改变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只有整个经济基础的变化，才能使社会逐渐过渡。许多中国领导人有类似的看法，需要建立经济基础，这是上层建筑变革的前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模式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毛泽东在延安试验中的经验和他的军事哲学强调，道德思想的作用和奉献的精神比实际的武器更重要，这说明他对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关系的看法并不是机械的，(92)这就是说，他并不是认为经济基础会自动地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也会影响经济基础。事实上，他后来宣布延安的合作社确实包含“社会主义的萌芽”，(93)他批评斯大林忽视上层建筑在改变经济基础中的作用。(94)在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已经强调这些方面，他把所有制的改革和生产力的发展联系起来，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合作化”联系起来。(95)后来成为中国争论中心的实际和理论问题，是应该先实现农业机械化后实现集体化，而中国和苏联争论的问题是人民公社的性质以及对建设共产主义的意义。(96)如果毛泽东是正确的，那么中国可以比新民主主义模式和苏联更快地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而实际的经济政策也反映了这一目标。如果他是错误的，那么他对这种不可能的事负有责任，也许妨碍了中国的发展。毛泽东和他的党内同事在这些理论观点和他们的实际运用上的分歧，实际上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总之，由于毛泽东对1949年后中国的发展阶段作了分析，他认识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具有相对重要的意义，加上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采用苏联模式时有了经验，所以，经济政策变得同苏联的实践愈来愈远。同这一过程相联系，他转而强调延安的经验，强调这些经验对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适用性。(97)
　　在1955年夏天，毛泽东开始勾画他的新的看法，他作了“农业合作化”的报告。(98)随后，他还有一系列关于农业问题的指示和讲话，最后在1956年4月发表了《十大关系》的讲话。(99)他最初集中在农业政策上的事实说明他反对苏联模式的根源，苏联模式强调重工业、城市发展、社会经济革命中的无产阶级，这种模式把权力集中在城市专家手中，否定向农业的投资，这种模式否定农民的重要作用，或否定多数中国人居住的农村同城市一样可以过渡。这种模式还包含这样的意思，一个农业的中国必须在很长的发展时期内依赖于先进的苏联的工业经验。现在毛泽东对这种观点的适用性提出了怀疑，他希望苏联模式所保证的重工业的发展，但是，他不相信可以用“掏干池水来抓鱼”的办法即通过破坏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通过破坏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让乡村提供资本，而得不到收益的办法，来达到发展重工业的目的。不仅农业增长率的减缓，会使工业化的速度减慢，而且庞大的中国人口——农民既不会从新工业中得到好处，也不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相反，毛泽东对农村进行革命变革的潜力持乐观态度，他相信这种变革对经济发展和革命战略都是有意义的。他感到许多党员的思想落后于他们所能够做的事情。虽然在农村完全实现社会主义至少需要有15年的时间的渐进过程，但是，他相信，只要这一事业能取得成功，党在一开始就应当进行积极的领导。延误会使资本主义因素产生希望，得到发展，富农经济是不断产生的。其实，毛泽东所做的比他所肯定的对农村变革可能性的信念更多。他还号召对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联系给予更多的关注。
　　“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即农业由使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商)，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系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们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绝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地去看，绝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100)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分析部门间的平衡。成功的发展取决于正确地理解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101)轻工业是重工业和农业之间的重要纽带。通过提供消费品，有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并且归根到底，这是发展的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比传统经济优越的证明之一。发展轻工业，通过同农业部门的贸易，还可以为重工业的投资积累资金。因此，正确的道路是通过促进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来发展重工业。虽然从长期来看通过增加对现代工业的投资进行技术改造是最重要的，但是最初农业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毛泽东认为农业的主要投资应当由农业本身积累。而这种积累只有通过合作化才能达到。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收集的论文写的编者注所包含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所有制和组织的变革是增加收入和积累资本的手段和动力。(102)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和加强工农联盟的政治考虑是同他的经济分析密切相联系的。
　　毛泽东同考虑到部门之间的平衡一样，还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平衡，(103)虽然发展内地落后地区的工业是最重要的，但是，充分利用沿海相对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同样是很重要的。虽然必须建立全国统一集中的纪律，但同样需要允许地方有某种独立性和主动性。毛泽东认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相对被忽视，而且过分集中忽视沿海工业，意味着减少发展内地工业所需积累的资金。过分集中，产生两种不好的结果：第一，它限制了发展地方资源的潜力。第二，中央控制是通过各种机构和它们在地方的部门进行的，这样，就往往会出现许多需要协调的问题，而且，它们会竞相对地方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毛泽东认为，多协商，并且把某些责任下放给地方，是缓和这些问题的途径。他希望地方分权，而不是经济部门和经济单位分权。
　　毛泽东强调在农业中采用各种技术，只要有效，也可以依赖传统的方法，这反映在工业政策中，他也坚持大、中、小工厂并举，根据各地条件，劳动、资本和技术并举。(104)建设采用现代技术的大工厂缺乏人才和资金。如果要让一切资源涌流出来，就需要采用更灵活的手段。
　　在毛泽东的观点中还充满着其他两个要素：一是关心人民的幸福，关心他们生活的改善，不应该像在苏联那样把农民“挖得很苦”。(105)其次，社会主义应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决不应该降低，也不能只是维持。毛泽东认为，合作化的每个阶段，都应当而且一定要使农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第二个要素是强调自力更生，这首先是农业合作社或地方的发展政策，后来把这一政策应用到全国。这反映毛泽东对苏联和任何外国的干预形式愈来愈不信任，以至于相信自力更生对于经济发展是必要的。这里说的是政治和经济的独立，而不是指外贸和外国技术。事实上，毛泽东强调可以向外国学习很多东西，(106)只是几年以后，他又强调“一国不依赖其他国家，是一个原则”。(107)
　　1955～1958年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变化是在农村试验成功的变数很多和同苏联的争论愈来愈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他对经济潜力持乐观主义，他坚信上层建筑的变化会影响经济基础，他坚持国家独立，同时，他主张采取独特的经济政策，这一切同1958年大跃进是相联系的。这一运动中的一些事件使毛泽东继续发展他对上面讨论的许多问题的观点。(108)但是，以后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这篇导论涉及的范围。这里研究的问题是毛泽东在解决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问题时在多大的程度上已转向他在延安的经验?这里只要说说前面讨论中已经列举的某些基本联系就够了。首先，压倒一切的考虑是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虽然延安没有城市工业，当时毛泽东没有遇到部门之间的平衡问题，但是，他强调农业，还是反映他认识到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使他们生活不断得到改善。这是党得到支持的根源。在1949年后，城市工业提供了一种新的有生力量，使农业可以得到新的投入，但是，农村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提出的许多农村政策同延安的试验类似，或者自觉地发展延安的试验。其次，重视政治思想的作用，把它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激励因素，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要考虑其政治后果，从而强调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的统一。在延安，统一战线已经提供了框架，而合作、互助、自给生产则指明了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是目标，而所有制和组织体制的变革也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第三，对领导的质量和性质有一种一贯的看法，群众路线、动员、干部对政策的实际运用、干部能否根据总的政策发挥地方的创造性，这一切在执行毛泽东1955年的政策时同1942年是一样的。否则，他不可能指望恢复诸如“集中领导和分散经营”和“自力更生”的政策，这些政策是自觉地从延安模式中吸取的。此外，毛泽东反对苏联式的职业化的领导，他关心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创造的社会的性质。最后，还有共同的自力更生的问题。延安的自给生产曾经是巨大的成功，因此，毛泽东认为，某些基层组织使用现有技术，而同时生产关系方面进行变革，仍然是有意义的，特别在农业和地方工业中是如此。在延安时期，这种政策一方面反映新投入有限，另一方面只有坚持组织变革，才能使用在原有经济结构中潜在的或无法利用的资源。
　　毛泽东在延安的观点和20世纪50年代的观点之间的这些联系表明，在经济哲学和许多实践领域中有着强烈的继承性。毫无疑问，这两个时期的差别，无论在面临的形势和毛泽东对目标的设定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工业组织和增长的新问题。这里还有对外贸易提出的新的领域。延安的经济政策完全是在传统的技术框架内制定的。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指出，中国经济的所有部门都要进行技术革命。在延安，有着国家干预的混合经济，有利于私营经济的发展，而在1949年后，毛泽东致力于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和改造私营经济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在1949年后的著作还不断引用延安的经验，这说明他清楚地意识到延安时期对他解决这些新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在1942年，他曾经说过：“我们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这是不能拿数目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109)
　　他经常向他的同事们提醒，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过渡中，这些经验和苏联的经验是应当并列在一起的。
　　(荣敬本 译)
　　* 《毛泽东和边区的政治经济》(Mao Zedong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Border Region：A Translation of Mao’s Economic ＆ Financial Problems Edited by Andrew Watson)导言是华安德教授把毛泽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译成英文出版后写的评介性的前言。他翻译根据的原文是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出版的版本，同时参考了晋察冀边区194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80页，后者是由华盛顿文献研究协会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重印的。在现在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只收集了该书的第一章，用的标题是“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在题解中指出：“这是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第一章，原题为《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华安德教授在序言中说，毛泽东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长期以来在中国被忽视，没有英文的译文，英国的现代中国研究所1974年约他把此书译成英文，后来他到澳大利亚阿德来特大学亚洲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译稿延迟到1978年7月完成。该书于1980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作为现代中国研究所的系列丛书出版。
　　我们现在有的中文版本是《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载于《毛泽东选集》卷四，大连大众书店刊印，1946年4月初版，6月再版。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在注解中把剑桥版译文(简称“本书”)的页码和大连版的原文(简称“大连版”)页码都列了出来。
　　[注] 对边区历史已经作了广泛的研究，而且有各种各样的观点。研究这一时期的(1941～1943年)主要特点并且集中注意这些关键年份的，有两部著作：Mark Selden：《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和Kyoko Tanaka：《群众动员：中国共产党和农民》(未发表的博士论文，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研究边区经济的有Peter Shran：《游击队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76)。集中讨论1941～1943年，特别是毛泽东作用的中国文献，是田家英《毛泽东同志论抗日时期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北京，1953)。对边区情况的一般介绍，可参看《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人民出版社，北京，1953)，此外还有战争时期边区的一些外国访问者的见闻录，包括Edgar Snow：《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最早1937年10月由Gollancz出版，以后多次重版)，Harrison Foreman：《红色中国的报告》(Book Find Club，New York，1945)和Gunther Stein：《红色中国的挑战》(Pilot Press，London，1945)。
　　① 有关这次会谈的讨论，可参看Selden 1971，第200～207页，以及Tanaka，1972，第268～271页。
　　②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7页。
　　③ 对黄土区的地理特征的描述，可看T.R.Tregear：《中国的地理》(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1965)，第211～214页。附有许多插图的第一手旅行者报道是E.Teichman：《一个领事官员在中国西北的旅行》(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1)。
　　④ Selden (1971)，p.6；Snow(1937)，pp.219。
　　⑤ 从地理学角度对地震所作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描述，可参看U.Close和Mc Cormick：《山脉往那里移动》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Volume 41，No.5，May 1922，pp.445～464.
　　⑥ Teichman(1921)，pp.62～63.
　　⑦ 同上，pp.112～113.
　　⑧ Snow(1937)，pp.319～332.
　　⑨ 参见J.Sheridan：《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历程》(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p.101～107，pp.206～209.Teichman (1921)，pp.9～12.对中国军阀的详细描述，可参看Jerome Chen：《中国军阀的特点及其派系》，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Vol-ume 31.Part 3(1968).pp.563～600.
　　⑩ Teichman(1921).P.60.
　　(11) 1935年红军到达以前共产党在这个地区工作的早期历史，可参看Selden：《中国西北的游击运动：陕甘宁边区的由来》，Purt I.The China Quarterly，No.28，October-December 1966.pp.63～81 and Part Ⅱ.No.29.January-March 1967，pp.68～81.
　　(12) 参看毛泽东给哥老会的呼吁书，载于Mō Takutō Shū Volume 5，pp.59～61.对毛泽东农民秘密社团看法的分析以及这一呼吁的译文，可参看S.Shram：《毛泽东和秘密社团》The China Quarterly，No.27.Ju-ly-September 1966，pp.1～13.
　　(13) 对于1936年前边区经济状况的详细分析，可参看Schran(1976)，Chapter 1。这里只需要作一总的评述。
　　(14) Sheridan(1966).pp.22～28.
　　(15) Snow(1937)，pp.323～324.
　　(16) J.L.Buck：《中国的土地使用情况》(南京大学，1937)第197页。调查涉及1929～1933年。和通常情况一样，所有这些数字必须小心对待。我引用的数字是Buck调查的冬小麦—小米种植地区，边区大部分属于这个地区。但是，某些地区属于他调查的春小麦种植地区，农户规模要大得多。可参看Schran(1976)，Chapter 1，他试图探讨某些统计数字问题。
　　(17) 同上，第196页。
　　(18) Snow(1937)，p.92.
　　(19) P.Schran：《中国农业的发展》1950～1959(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9)，pp.16～17.
　　(20) Buck(1937)，p.92.
　　(21) J.Myrdal：《来自中国一个村庄的报告》(Signet Books，1966)p.180.
　　(22) 陈伯达：《中国解放前的地租研究》(中国外文出版社，北京，1966)第38页。
　　(23) 同上，第60～66页。
　　(24) 同上，第39～48页。
　　(25) Buck(1937)，pp.462～467.
　　(26) Selden(1966)，pp.74～76.
　　(27) 关于党在江西的土地政策的发展，可参看T.L.Hsiao：《中国的土地革命》1930～1934(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
　　(28) 关于这些发展的详细分析，可参看Gregor Benton：《第二次“王明路线”》(The China Quarterly，No.61，March 1975，pp.61～94)以及Shum Kui Kwang的批评和Benton的反驳《“第二次王明路线”评论》，The China Quarterly，No.69，March 1977，pp.136～154.
　　(29) Schram：《毛泽东》(Penguin，1967)，pp.166～168.
　　(30) 同上，第194页。
　　(31) 参见Bonton (1975)，pp.91～92。毛泽东的讲话《论新阶段》，载于Mō Takutō Shū，Volume 6.pp.163～263。只有最后部分，在删除了某些对国民党的积极评价后曾于1949年后出版(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5～501页)。毛泽东的总结性的评论在1948年前并没有发表(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2～505页)。
　　(32)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7页。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数字同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数字有时是矛盾的，这部分地反映共产党进行的改组，把原来的县重新作了划分，把有些区从这个县划到那个县。毛泽东在他的报告后面经常把绥德分区作为军事特区。直到1941年，它才完全归入边区的结构。要了解更多的细节，还可参看《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39～1941》(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1941年7月，延安)。
　　(33) J.Harrison：《走向权力的长征》(Macmillan，1972)第271页。军队人数包括中国南方的新四军。
　　(34) Selden(1971)，p.143.
　　(35) Mō Takutō Shū，第7卷，第147～206页。毛泽东的原文和1949年后的修改(《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669页)之间的差别，可参看Carrère和Schram：《马克思主义和欧洲》(Allen Lane，1969)，pp：251～258.
　　(36)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4～615页。
　　(37) 这种理想并不是总能实现的，而且“三三制”的准确定义也有些含混。有些人把它理解为党派的平衡，有些人则把它理解为社会团体的平衡。Selden (1971).pp.161～171.
　　(38) 本书，第141～144页；大连版，第85～92页。
　　(39) Selden(1971)，p.152.
　　(40) 对这一运动作出描述的是Chalmers Johnson：《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权力》(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第56～59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运动被说成是策略错误，彭德怀因造成这种错误而受到谴责(《中国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3卷，第385页，明报月刊出版社，香港1969年)。
　　(41) Johnson(1962)，p.58.
　　(42) 本书，第197～198页；大连版，第153～154页。
　　(43) 本书，第70页；大连版，第13页。
　　(44) Snow(1937)，pp.237～238和p.271。那时林伯渠是中央苏维埃政府的财政委员和西北办事处主任。苏维埃元同国民党元的汇率是1：1.21。边区的数字可以同国民党的国家预算相比较，后者1937～1938年预期为14亿元，而实际上超过这一数字。
　　(45) 本书，第233页和242页；大连版，第188页和197页。
　　(46) Selden(1971)，p.180.
　　(47) 见Harrison(1972)，pp.305～307对这一事件的评述。
　　(48) Schran(1976)，第7章，对边区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有详细的资料。
　　(49) 同上，第183页。
　　(50) 本书，第233～243页。尽管作了努力，但是，这种改革在1943～1949年只有在少数几个县完全实施，Tanake(1972)，第243～265页。
　　(51) 中国战时的财政情况非常复杂，许多因素影响共产党和国民党地区的通货膨胀，见A.Young：《中国的战时财政和1937～1945年的通货膨胀》(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52) 关于通货膨胀率的统计，可参看Schran(1976)，特别是表4.5，第94页。表7.3，第184页。1941～1945年期间元的汇率，载于表7.1，第178页。
　　(53) 本书，第75页；大连版，第17页。
　　(54) 对整风运动研究的文献很多。Boyd Compton：《毛泽东的中国：党的改革文献1942～1944》(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2)作了基本的介绍，附有许多研究文献的译文。Selden(1971)，第188～207页和第6章整章，Tanaka(1972)全书都是研究整风运动对党和边区的影响的。
　　(55) Tanaka(1972)，pp.160～178.
　　(56) 参看《中央委员会关于抗日战争根据地领导统一的决议》，1942年9月，见Compton(1952)，pp.161～175.
　　(57) 本书，第116页；大连版，第57页。
　　(58) 本书，第65～66页；大连版，第8～9页。
　　(59) 本书，第232页；大连版，第188页。
　　(60) 本书，第156页；大连版，第103页。
　　(61) 本书，第200页；大连版，第157页。
　　(62) 本书，第151～152页；大连版，第99页。
　　(63)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14～15页和本书第66～67页；大连版，第9页。
　　(64) 本书，第165页；大连版，第111页。
　　(65) 有两本书较详细地介绍了传统的农民合作方法，一是《陕甘宁边区的劳动互助》(晋安书店，1946)；二是《陕甘宁边区时期劳动互助的经验》(华北书局，1944)。《陕甘宁边区的劳动互助》第二章指出，介绍江西模式的尝试在1940年已经放弃。
　　(66) 《陕甘宁边区的劳动互助》(1946)第1章列举了10种主要形式：换工；劳力和畜力的交换；共同饲养和使用役畜；把各自的牲畜放在同一轭下使用，以实现深耕；交换耕作队；共同使用牲畜，进行运输和脱粒；共同使用土地、牲畜和劳动力；耕种他人的土地，作为雇工取得货币收入；耕种他人的土地，后者把各人的牲畜组成运输队；在亲属之间组成更紧密的合作。
　　(67) 《陕甘宁边区时期劳动互助的经验》(华北书局，1944)第一部分。
　　(68) 本书，第74～75页；大连版，第16～17页。
　　(69) 本书，第232页；大连版，第188页。
　　(70) 本书，第163页；大连版，第110页。
　　(71) 本书，第227页；大连版，第181页。
　　(72) 本书，第125～126页，第184～188页；大连版，第67～68页，第138～144页。
　　(73) Stein(1945)，pp.143～155.
　　(74) 本书，第118页；大连版，第58页。
　　(75) 本书，第150页；大连版，第98页。
　　(76) 本书，第148页；大连版，第96页，这种估计对1942年来说可能乐观一些，或者也许反映有时把粮食税排除在财政收入之外，参看Stein(1945)，第165页。Schran的数字说明，公共生产略低于总的农业税收，但“开始赶上后者，后者毕竟是最初的收入来源。”Schran(1976)，第196～197页。
　　(77)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8～919页。
　　(78) Foreman(1947)，P.74以及Schran(1976)，pp.205～215.
　　(79) Stein(1945)，P.142.
　　(80) 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是中国的新观点，清朝对经济现代化的投资一直强调官方监督，国民党控制了许多重要的经济事业，因此，毛泽东批评“官僚资本主义”。
　　(81) 毛泽东在1957年10月13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1页。
　　(82)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482页。
　　(83)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1～1323页。
　　(84)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0页。
　　(85) C.Howe and K.R.Walker：The Economist’in D.Wilson(ed)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p.185～198.
　　(86)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巷，第314页。
　　(87) J.Gittings，The World and China 1922～1972(Eyre Methuen 1974)，pp.236～246 and S.Schram.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Penguin，1969)，pp.415～418.
　　(88) 引自Gittings(1974)，p.244.
　　(89)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2页。《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同上，第98～100页。
　　(90) 1952年6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5页。
　　(91)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2页。
　　(92) 《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7页，对毛泽东的观点作了经典的表述。
　　(93)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94) 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谈话，1958年11月。
　　(95)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11月)(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16～124页以及《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同上，第168页)。
　　(96) 关于前者的讨论，可参看J.Gray：《两条道路：中国社会变革和经济增长的两种战略》，S.Schram编《中国的政府部门，参与和文化变革》(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第139～144页。关于后者的讨论，可参看D.S.Zagoria：《中苏冲突：1956～1961》(Atheneum，1967)。
　　(97) 参看例如“反对右倾保守的谈话”，1955年12月6日。
　　(98)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8～191页。
　　(99) 《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编者集中收集了1955年7月至1956年4月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献。《关于十大关系》的正式文本收集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288页。Schram(1974，pp.601～683)首先翻译了最早的文本。他对两种文本的差别作了评述(见The China Quar-terly No.69，March 1977)，第126～135页。
　　(100) 《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1～182页。
　　(10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8～269页。
　　(102) 同上，第225～259页。
　　(103) 参见《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8～191页。
　　(104) 参看他在1959年对这些问题的评论，JPRS-61269-1，p.194，p.209.
　　(105) 《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4页。
　　(106) 同上，第285页。
　　(107) 谈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评论，1960年或1961～1962年，JPRS-61269-1，第296页。
　　(108) 参看Howe和Walker的讨论，载于Wilson(1977)，pp.174～122.
　　(109) 本书，第221页；大连版，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