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干部教育的成果
　　边区干部教育(包括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经过整顿和改造，在1943年以后几年，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仅边区的干部得到提高和充实，也为其它解放区输送了大批革命干部。正如边府主席林伯渠所说：“值得提到的，在边区物力和人力支持之下，八年抗战期间，为其它解放区训练了4万个以上的政治、军事干部，及成千的文化和技术干部。”①
　　边区的在职干部教育，是以文化教育为主。因为边区的干部，特别是区乡干部多系文盲。他们当中，很多人参加革命斗争相当久，有很多工作经验，但由于文化程度低，不能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用以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因此，在广大干部和党员中间，学习文化知识的热忱都很高。他们在“学以改用”和“为用而学”的原则指导下，以“钻”、“挤”、“恒”的办法，自修消灭文盲，提高文化水平，掌握阅读和写作两套本领，涌现出许多既学习得好，也把工作做得好的区乡干部。如模范乡长郭振英、李承统等，学会了开便条、写信、写报告和通讯，研究别人的经验，改进提高自己工作。赤水任成玉，原是一个乡的工农干部，由于努力学习，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政治水平，在工作中显示出才干，被提拔到当赤水县委书记和关中分区保安处的副处长和代理处长。
　　边区的干部学校教育，坚持“以服务边区为基本教育方针”，对推动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共西北党校，在八年抗战期间，艰苦办学，为西北地区培养了党员干部4200多人，对提高西北地区干部的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贯彻党的政策，端正西北地区的党风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43年，华北和华东抗日根据地有一批干部来到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还调了500多名县级和营级干部，进入西北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944年春，西北党校曾一度并入中央党校，主要是继续开展整风审干。在一年来的时间里，共培养了1400多名干部。
　　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是以培养边区县、区两级农业经济管理干部为宗旨，造就具有普通的农业科学知识，领导农村经济建设和农业生产的行政干部。农校共开办两期，培养出农业管理和技术干部300多人，为边区的农业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农校的农事试验场，既是学员的劳动试验场，又是生产自给基地。他们自己动手，开垦了1200亩荒地，每年收获粮食20至30万斤，学校的粮食基本上做到了自给。农场培育的蒙古马、关中牛、三边白羊和各种树苗、各种良种蔬菜，在边区各地推广，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称赞，受到朱德总司令和林伯渠主席的表扬。
　　延安大学是抗日时期边区一所文法理工农多科性的综合大学。194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三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1943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四校并入延安大学。1944年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延安大学，民族学院迁到三边，行政学院并入延安大学。同年5月24日，延安大学举行改组后的正式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会上对延安大学今后的任务作了指示，他说：“延安大学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学。这三项就是我们延大所要学习的，要学这一套，要做这一套”。这时，延大共有学员1302人，其中行政学院学员783人，鲁迅艺术文学院学员314人，自然科学院学员59人，医学系学员72人，母亲班学员74人。经历了曲折道路的延安大学，从此以崭新的姿态担负起培养与提高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实际工作干部的重任，为坚持西北抗战和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边区政府对边区中等学校进行整顿后，从1943年起，边区的师范和中学先后担负起提高现有干部和培养未来干部的双重任务，以培训地方师资和下级地方干部为主。此后，各中等学校地干班的学生逐年增加(地方干部训练班主要训练区乡一般干部)，1944年为320人，1945年增加到589人。到抗日战争结束时，边区共有中等学校7所(中学3所、师范4所)，在校学生2487人。在1945年以前，边区中等学校为边区建设和解放战争培养，输送了毕业和未毕业的干部约3000余人。
　　①林伯渠《边区建设的新阶段——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三属参议会的工作报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第5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