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边区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粉碎日、伪军的经济破坏，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为了克服边区的经济困难，更好地解决边区军民的衣、食、住、行问题和开展必要军工生产，为了促进边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保证抗日经济建设的成功，中共中央提出“用自然科学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①的口号，领导边区人民兴起学习和运用自然科学知识、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热潮。
　　在中共中央的重视、倡导和关怀下，当时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创办了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边区农业学校、边区职业学校等院校，这些院校的创建，对推动边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边区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蓬勃开展。毛泽东多次出席陕甘宁边区的各类科学研究会议，强调科技工作的重要性，认为“无论什么技术工作，一样也是不能少的”。1940年2月5日，在毛泽东、陈云、吴玉章等的发起和支持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自然科学界和机关、学校的代表千余人共聚一堂。毛泽东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他还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虽然“边区经济是落后的……只要大家努力，一定可以改造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②陈云也在大会上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大大的提高生产力，可以大大的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共产党对自然科学是重视的，对于自然科学家是尊重的。”“自然科学目前在边区的任务，为进行研究、发展边区已有的经济基础……希望大家抱着不怕困难，决不灰心的奋斗精神去进行自然科学事业。”③
　　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后，边区又先后成立了土木工程、农业、生物、医药、卫生、地质矿冶、机电、化学、数理、航空等学会，到1941年底，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总人数达到330人，其中理科110人，工科120人，医科55人，农科45人。这些科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充分发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强大威力，根据边区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以及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迫切需要，有步骤地开展了各种学术研究活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1941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第一届年会上，朱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的演讲。他论述了自然科学的重要性，他指出：“自然科学，这是个伟大的力量”，“谁要忽视这个力量，那是极其错误的”。我们“要努力前进，把科学与抗战建国的大业密切结合起来，以科学方面的胜利来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④。林伯渠、徐特立、李富春等也就发展科技事业发表了不少重要论述。
　　为了促进自然科学研究的开展，交流学术经验，普及科学知识，探讨边区建设，1941年10月，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解放日报》上开辟了《科学园地》专栏。徐特立为专栏写《祝〈科学园地〉的诞生》的发刊词，指出：“科学!你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所以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前进的科学。”⑤李富春也在《科学园地》上发表文章，提出了边区自然科学的工作方法与发展方向，他“希望大家把自然科学运用到边区生产实践中去”。边区的科技工作者也踊跃在专栏上发表学术文章。从1941年10月至1943年3月，专栏共出刊26期，发表各类稿件190多篇，其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论文就有140多篇。此外，自然科学研究会还创办有《卫生》、《自然界》、《农业知识》、《急救常识》、《药用植物》、《知识问答》等副刊。根据战备需要，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边区军民中广泛宣传了防空、防毒、防灾、防疫等科学常识。延安科技工作者编写出版了大量的科学通俗读物，仅1942年至1944年，出版的《司药必携》、《配偶禁忌》、《解剖学》、《耳鼻喉科学》等医药卫生读物和宣传材料发行就达78200多册。这些对推动边区的学术研究，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提高边区军民的文化科学水平，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体现科技工作的重要性及党对科技工作的重视，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指出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生产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强调要纠正某些党员不愿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及分配工作时讨价还价的现象。号召党员向专门家学习，诚心诚意地学习和熟练自己的技术，使部门建设工作获得发展。同年4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的指示》，强调“一个军队没有大量的专门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等)参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组织的”。对于上述各种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物质上给以特别优待”⑥。边区政府及所属部门也多次颁布了有关优待技术干部的通知和命令。同年5月1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明确规定：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欢迎科学人士；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减轻人民疾病。延安《解放日报》也多次发表有关重视和开展科技工作的社论。
　　这一时期，边区科技工作者还形成了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史的热潮。1941年是牛顿诞辰300周年，1942年是伽利略逝世300周年，自然科学研究会先后召开了纪念大会和举办了纪念讲座。由江天成和伊黎分别介绍了牛顿和伽利略的生平事迹及在科学事业上的伟大成就，阎沛霖讲授《牛顿在物理学上的贡献》，温济泽讲授《伽利略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徐特立讲授《对牛顿应有的认识》等，宣传牛顿和伽利略的创造精神和科学理论。科技工作者还对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及近代一些著名科学家，如居里夫人、罗蒙诺索夫等在自然科学上的重大贡献，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对地球起源、人类起源、生命起源进行了学习和宣传。这些活动的开展，在边区乃至国民党统治区都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为了改变民众中存在的落后愚昧意识，科技工作者还开展了“科学大众化运动”，进行群众性的科学普及与宣传工作。延安各机关组织了自然科学普及小组，建立了学习制度，规定机关工作人员每日两小时的学习时间。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等院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中，专门开设和讲授自然科学概论、自然科学史、最新自然科学简介等课程。边区从城镇到乡村，普遍建立了识字组、读报组，结合识字学习科学知识。当时，根据科学家预测，1941年11月21日延安和边区可看到日蚀现象，自然科学研究会利用这个机会，在文化俱乐部举办了“关于日蚀的科学知识”科普讲座，发表了《日蚀在科学上的意义》等科普文章。当天，该会还在自然科学院组织了日蚀观测，并及时在延安《解放日报》上作了详细报道，用事实对群众进行了广泛宣传，破除了群众当中流行的“天狗吃太阳”、“野太阳吃家太阳”等迷信传说，对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意识很有帮助。
　　在中共中央的科技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经过边区人民特别是广大科技人员的不懈努力，边区科研工作出现了蓬勃兴盛、生动活泼的局面。边区科技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日益发展壮大，由此带动边区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1938年至1944年，边区创办的工厂就有近百个，还开办了延安第一个气象台。对于改进军事工业技术，开展炮弹、火药等专门技术研究，边区政府尤为重视，也取得了卓著成就，从而使科技很好地服务抗战需要、服务经济建设。
　　总之，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科技工作者，在正确的科技方针政策指引下，为了发展经济，支援前线，在工厂、农村、医院、学校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为解决边区急需提供了有力保障，发挥了很大作用。边区兵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志士、知识分子、技术工人、农民等组成的新型兵工生产集体，为发展边区兵工生产和工、农业生产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克服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经济困难等重重障碍，修理和制造了大批机械，生产了大量弹药，还担负了大量火炮机械的修理任务和民用工业的机器制造任务，为边区新建和扩建的印刷、造纸、制药、纺织等厂提供了各种设备三四百部，成为边区工业的先驱和“播种机”。
　　① 何志平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年版，第38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270页。
　　③ 1940年3月15日延安《新中华报》。
　　④ 1941年1月8日延安《新中华报》。
　　⑤ 《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页。
　　⑥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