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一)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从1934年4月日本政府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独占中国的狂妄声明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就公开叫嚣它是“亚洲的主人”、“中国的保护者”，要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为此，一方面提出实行“中日经济提携”，从经济上逐步控制华北；另一方面则以军事压力，配合政治阴谋活动，企图吞并华北5省。于是，在1935年对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制造了“华北事变”。
　　5月，日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抽调大批军队入关，以武力相威胁。6至7月，日本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接着，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5省自治运动”，妄图使冀、鲁、晋、察、绥5省脱离中国而“自治”。10月，日本侵略者指使冀东数县的汉奸进行暴动，占据香河县城，成立“维持会”。11月25日，日本侵略者嗾使原国民党的“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抢先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声称冀东22个县脱离中国政府的统治。
　　日本在制造华北事变的同时，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华北的铁路、矿山、金融、棉业、纺织、面粉等重要企业，大部分为日本垄断资本所控制。日本还凭借武力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日货充斥中国市场。华北的沦落表明，整个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
　　但是，国民党政府仍然坚持独裁内战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退让。1935年6月10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邦交敦睦令》，禁止发表反日言论和组织抗日团体。11月28日又与日方商洽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人荐派王揖唐、王克敏、曹汝霖等为委员，以适应日寇“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华北局势十分危急。然而，蒋介石对内一面实行法西斯统治，残酷地镇压抗日民主运动，一面对长征中的红军实行围追堵截。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全中国被白色恐怖所笼罩。
　　日本帝国主义的鲸吞蚕食，蒋介石政府的步步退让，威胁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谁也不愿当亡国奴。自“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自治运动”以来，全国各界人民的抗日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成了时代的潮流。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愿望，为推动抗日而斗争。1935年8月1日，红军还在长征途中，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并提出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针对华北的严重形势，于11月13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向全国人民揭露了日寇要把全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野心，号召全国人民“全体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拥护与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的战争!”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重申了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政治派别、武装部队和群众团体，广泛地联合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号召，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进一步推进了抗日民主运动的迅速高涨，于是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
　　波澜壮阔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冲破了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恐怖统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阴谋，使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开展，中国革命又出现了新的高潮。
　　(二)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与“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群众，迅速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派出共产党员谢华到西安(1935年10月到达)，与先期派到西安的共产党员徐彬如、李木庵等人，组成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谢华任书记兼管组织(后由杨明轩总负责)，徐彬如、李木庵管宣传；主要成员还有宋绮云、金闵生、童陆生和王根僧等秘密党员。特支在中共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的领导下(1936年春西北特支和苏区接上了关系，直接归中共中央领导)，通过17路军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和上层爱国进步人士杜斌丞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西安、兰州等地，组织领导各界救国会。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总会(简称全救)在上海成立。根据全救“以救联名义相机公开活动”，推动西北救亡运动的建议，于1936年7月正式成立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负责联络抗日救亡组织，出版《救亡周刊》，开展抗日运动。
　　西北特支首先领导西安中等学校学生，响应“一二·九”运动，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声援北平学生，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
　　1935年12月24日，西安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通电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痛斥他们的卖国罪行，要求他们从速停止卖国活动，释放被捕学生；同时致电北平各大学，对所发起的爱国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并声言誓为后盾，以实际行动响应北平学生的壮举。25日，西安一中、二中、西安师范、西安女师4校学生4000多人，在革命公园举行大会，会后游行示威，沿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呼：“保全国土完整”，“反对伪组织”，“铲除汉奸”，“释放被捕学生”，“保护爱国运动”等口号，群情激愤，斗志昂扬。随即到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和教育厅请愿，并发表宣言，要求释放北平被捕学生，抚恤受伤学生；严惩汉奸卖国贼；保护爱国运动；加紧对青年进行军事训练，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和教育厅厅长周学昌，在学生的压力下，一方面不得不接受学生的请愿，答应转达学生的要求；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欺骗、恫吓，说什么“不要受他人利用”，“以免荒废宝贵光阴”，应该“镇静读书”，企图以此瓦解与阻挠学生的爱国运动。学生激昂地说：“我们并不是受了谁的利用，牺牲了自己的光阴；我们是救国不忘读书，求学不忘救国，良心未死，热血沸腾，不驱逐倭奴，取消伪自治，我们誓不停止；不把汉奸枭首、国贼铲除，我们誓不干休!”
　　接着，西安学生在西北特支的领导下，不顾国民党的种种阻挠，成立了西安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西北各地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在西安学生的影响下，也纷纷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发表宣言，张贴标语，组织宣传，大力开展爱国救亡工作。到1936年春夏，学生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等各种救亡团体相继成立，统归西救领导。西安事变前，西救下属的抗日救亡组织，就有23个之多。1936年10月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西安队部(到1938年春成立了民先队西北队部)。同时，还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救)。在西救、东救等组织的领导下，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发动了多次群众救亡运动，如追悼被打死的上海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梅世钧，纪念“九一八”五周年，悼念鲁迅逝世等活动。特别是11月为援助傅作义等领导的绥远抗战而举行的“援绥运动”，影响更大。“援绥运动”开始时，西安学生纷纷组织募捐慰劳队和宣传队，为抗日绥军募捐物资，对人民进行抗日宣传，激发了西安人民的援绥抗日情绪。1936年12月14日，成立了陕西援绥战地服务团；22日召开了学生前锋总队部成立大会；援绥战地服务团第一批团员80余人，于1937年1月1日从西安出发，开赴绥远战地工作，并于当日致电全国人民，表示“誓以鲜血寒贼胆，冀以肉体争长城”。1月4日，服务团到达潼关时，国民党潼关驻军却扣留了服务团全体人员，并押送到洛阳。1月6日，陕西战地服务团后援会常委会为“潼关事件”召开了临时紧急大会，通电全国，申述被扣真相，并派代表从各方设法营救，要求立即护送战地服务团到绥远去。国民党政府在学生和各界人士的声讨之下，被迫释放了部分团员，而正、副团长吴云萍、蔡毅之及团员30余人仍被扣留，没有释放。但是，群众的抗日热情是压不下去的，1月24日西安学生联合会又组织了抗日士兵慰问团，奔赴前方，慰问抗日将士。从26日起，第二批援绥人员陆续出发，开赴绥远战地工作。
　　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以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请愿游行为标志。这次声势浩大的游行是西救、东救共同组织的。12月8日，中共西北特支领导人开会商量了第二天的具体部署。9日早晨，按计划举行了近2万人的纪念大会。会后，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请愿运动，向西北“剿总”司令部、省政府和绥靖公署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由于警察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激起群众的无比义愤，决心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当时阴云密布，寒风怒号，游行队伍不顾宪兵和警察的阻挠，高呼口号，冲出城门，毅然向临潼进发。蒋介石闻讯后大为惊恐，电令张学良派军队镇压，“格杀勿论”。张学良不愿看着群众流血，驱车赶到东十里铺，劝大家回城。游行队伍强烈要求抗日的情景使张学良很受感动，表示“一星期以内以事实作答复”。这次请愿游行，对于促使张、杨下决心发动西安事变，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与此同时，西北其他一些地方的抗日组织也相继成立，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如兰州，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也有7所学校的学生涌向街头，示威游行。他们在援绥抗战的群众运动中，也召开声援大会，发起了募捐活动。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华北事变后，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便迅速开展并形成高潮。
　　1935年11月13日，中央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历次“宣言”的精神，作出了《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各级党部必须立即开展反日、反蒋的民族武装自卫运动”，利用传单、标语、口号、会议等一切方式，在共产党员、红色战士、游击队员及广大的工农群众中进行普遍的、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号召他们集中力量消灭蒋介石的进攻部队，扩大与巩固陕甘苏区，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以实现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成效卓著。
　　第一，声援、支持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陕北后，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无不义愤填膺。12月16日，瓦窑堡召开了约4000人的反日讨蒋示威大会，支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苏区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秦邦宪)，应红色中华社记者邀请发表谈话，高度赞扬北平学生的英勇斗争精神，表示要用各种办法援助“一二·九”爱国运动。他指出：北平学生“一二·九”的英勇斗争精神，充分表现了我中华民族不可灭亡的精神，苏维埃政府对在卖国贼刀枪下牺牲的英雄，表示沉痛的追悼，并号召全国人民踏着先烈的血迹继续为完成中国的独立自由、领土完整而奋斗到底；对于被捕的爱国学生致意慰问，并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全部释放。重申苏维埃政府“主张组织抗日反蒋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1935年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发表了《告工友书》，呼吁根据地和白区的工会组织，以集会、示威、募捐来声援学生的救国运动。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为声援学生爱国斗争，于1935年12月20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宣言》，27日又发表了《关于学生爱国运动宣言》，高度评价了学生的爱国斗争，指出：“当国亡种灭，大祸临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紧急关头，爱国青年的血，决不会是白流的；全国有血气的青年，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必定一致奋起，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踏着爱国青年的血迹前进!”号召爱国的学生、知识界团结起来：“(一)组织学生反日会；(二)组织学生抗日义勇军；(三)要求学生有反日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四)救济被日本占领区域和失学的学生。”指出，要使抗日救国运动取得胜利，必须与全国广大民众的斗争相结合，号召他们“到工人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士兵中去，到游击战争中去，到民间去!”并郑重地声明：为了团结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青年，决定把“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变为抗日救国青年团”，表示欢迎一切爱国青年“加入抗日救国青年团”。
　　1935年12月25日，陕甘苏区学生抗日联合会一成立，即发出通电，声援白区的学生斗争。
　　第二，发起成立西北反日讨蒋同盟。“一二·九”前夕，少共中央局、全总执行局和中共陕北省委联合发起并于12月1月在瓦窑堡召开代表大会，宣布西北反日讨蒋同盟筹备会成立。1936年6月29日，在苏区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了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到会有陕北、陕甘苏区的代表，也有国民党109师和山西白区的代表，共140余人。大会选出宋庆龄、鲁迅、蔡廷锴、毛泽东、朱德5人为名誉主席，邓发、马明方、蔡乾(台湾代表)、白国英等19人为大会主席团。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团体、各党派、地方政府、武装部队和抗日的苏维埃政府及红军联合起来，召开全中国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一致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指出只要坚决“依靠中国的四万万人的体力、财力、武力、智力，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大会决定：(一)在西北各省开展广大的抗日救国运动，拥护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团结国内一切抗日力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二)在西北各省普遍组织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首先是在苏区内)，组织、教育与武装民众，准备随时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三)发起筹募抗日基金的运动，组织抗日基金筹募委员会。会议最后选举蔡乾、成仿吾、毕士梯(朝鲜代表)等41人为委员，宣告西北抗日反蒋同盟正式成立。
　　第三，积极筹募抗日基金。1935年底，西北抗日反蒋筹委会号召筹募抗日基金，苏区中央各机关首先响应，西北办事处在一次会议上，不到20分钟，即募捐123.23元(大洋)。周士第捐献50.2元，罗士保捐献20元，邓发捐献15元，……西北中央局机关32人个个都捐献了抗日基金，共232.64元。在群众中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为了募集抗日基金，被服厂工人自动要求每日做两小时义务劳动。有的厂提出星期天继续上班，不拿工资。延安县南区柏林湾高云胜年过花甲，他用上山砍柴卖钱的办法积攒了1元大洋捐作抗日经费。在“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商人、地主也参加了抗日募捐的行列，特别是各地区的小商人纷纷加入募捐的热潮。
　　第四，利用纪念日宣传抗日道理。1935年12月11日、1936年1月28日，先后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特别是淞沪抗战纪念日，西北中央局为推动临近苏区的抗日斗争，全苏区以区为单位举行抗日反蒋武装示威。如“绥德二区在‘一·二八’纪念大会后，举行千余人的抗日反蒋大示威，最后并深入白区，突进白军所驻的郝家坪一带，高喊口号，飞散标语，敌人见声势浩大，避入堡中，始终不敢出外，直至傍晚时候，示威群众才胜利的回到苏区，在白区士兵和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地人民还以各种办法对白区士兵和群众进行抗日宣传。
　　第五，努力扩大红军，积极准备对日作战，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一项根本措施。在扩红运动中，父母送子，妻送夫当红军的事迹层出不穷。如延川县第二区一乡的李有年就动员他的3个儿子和两个孙子参加了红军。
　　第六，慰劳红军，优待红军家属，是根据地人民的优良传统。优红歌可反映当时优待红属情况的一般。
　　(一)前方炮火响连天，红军抗日打汉奸；苏区公民好榜样，优红工作莫迟延!
　　(二)红军家属最光荣，优红工作要认真!砍柴挑水都做到，红军土地要先耕。
　　(三)优红工作要紧张，解决红属的困难；好让红军不挂念，勇敢向前去作战。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
　　(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被粉碎后，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对蒋介石对日退让和坚持“剿共”的政策日益表示不满，很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对张、杨的要求不但拒不接受，而且横加指责，并调遣大批嫡系部队进驻陕西，亲自到西安催逼张、杨，加紧进攻红军。张、杨对蒋经过“劝谏”和“哭谏”，都未能奏效，且有遭不测之虞。张、杨乃决心冒着生命危险发动“兵谏”。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杨派兵包围了临潼华清池，活捉了蒋介石，逮捕了住西安城内的蒋介石的高级将领陈诚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捉蒋以后，张、杨立即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事变当天，张、杨就打电报给中共中央，邀请中共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善后事宜。
　　西安事变的发动，引起了国内外巨大的反响。不同的政治派别、不同立场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不同利益的帝国主义集团，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立刻出现一种极其紧张复杂的政治局面。
　　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亲日派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轰炸西安，想借机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他们一面组织“讨伐军”，一面电促在意大利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企图组织亲日派政权。亲英美派反对“讨伐”，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以维持其统治。各地方实力派都派代表到西安活动。各派之间明争暗斗，异常激烈。
　　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本企图乘西安事变之机，扩大中国内战，以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所以极力挑拨南京和西安之间的关系，支持“讨伐”张、杨。英美因日本对华实行无限制的侵略，已危害到他们在华的利益，同时看到南京政府有被亲日派夺去的危险，对他们不利，所以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围绕着西安事变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实质是扩大内战还是和平解决，其焦点是如何处置蒋介石。
　　在这种复杂的局势面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瞻远瞩，统观全局，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出发，科学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并接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西安事变的发展有两个可能的前途：一个前途是，由于事变的发动，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另一个前途是，结束内战，使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使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早日实现，这是全国人民和国际和平阵线所希望的。为了争取第二个可能的前途，共产党的方针是：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的问题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积极抗日的立场；对张、杨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支援，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
　　根据这个方针，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英明的措施。首先是委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12月15日，中共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致电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明确指出西安事变的起因是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赞扬了张、杨的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12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通电，向南京及西安双方提出和平解决的建议。与此同时，红军集中主力于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县，准备迎击亲日派的军事进攻。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后，先与张、杨会晤，向张、杨说明了共产党的主张，即在蒋介石答应抗日的条件下，释放蒋介石回南京。
　　12月23日，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全权代表参加了西安方面与蒋介石方面的谈判。会上周恩来提出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同蒋介石的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和耐心诚恳的说服，经过两天的谈判，蒋介石允诺了六项联共抗日救国的条件：(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25日，蒋介石被释放，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张学良即遭到蒋介石囚禁)。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成为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和平基本实现，陕西地区出现了和平局面。12月17日，东北军撤出延安。翌日，红军即接防延安。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及苏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迁到延安。从此，延安成了全国人民向往和闻名世界的民主革命圣地。
　　(二)陕西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西安事变后，由于国内和平的实现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中共中央即趁此有利形势派贾拓夫、张德生、欧阳钦(杨清)、汪锋等一批干部来到西安，于1936年12月下旬恢复了陕西省委，开始健全陕西地方党组织的工作。
　　中共陕西省委恢复后，即着手恢复与建立各地区的党组织。首先是接收了西北特别支部的工作。通过西安地区党员在工人、学生中的活动，先后在文化馆、汽车工人以及在学校中恢复与建立了党的组织。于1937年2月前后成立了中共西安市委，具体领导西安地区党的工作。在西救及学联中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的支部。同时，在各县也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支部。“七七”事变前夕，全省已恢复和建立了西安、三原、乾县、永寿、华县、蓝田、韩城、泾阳、高陵、礼泉、武功、麟游、富平、临潼、蒲城等21县党的组织，党员有1350余人(新发展的有800余人)。
　　省委为了提高地方党组织和党员的水平，先后派巡视员到各地，传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纠正党内关门主义倾向，并以工作基础较好的县为中心，将各县划为13个区(即西安工委，渭华区、蒲白区、韩合区、扶风区、蓝田区等)，进一步加强了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
　　各地党组织恢复与建立后，在群众中进行了抗日救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建立了各种群众救国团体，并领导群众实行减租减息、救济灾民等。共产党的这些措施，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情绪，使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发展起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陕西白区共产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使西北抗日民主运动又出现了新的高涨。从1936年12月到1937年2月，各阶层、各行各业都纷纷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和其他救亡团体，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抗日宣传、罢工、示威游行和武装自卫等救亡活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铲除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成为全民一致的呼声。这一段的救亡运动，以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八大救国主张和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五周年所出现的两个高潮，声势最大，影响最深。
　　在兰州，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下午4时，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周从政根据东北军第51军军长兼甘肃省主席于学忠的命令，逮捕了兰州国民党的要员，解除了军、宪、警的武装，并以甘肃省政府名义公布了张、杨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封闭了甘肃《民国日报》和《西北日报》，从而迅速开创了兰州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兰州的东北籍学生、教员和兰州大中学校的学生，于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即酝酿成立抗日救亡联合会，爱国学生潮水般地涌上街头，宣传团结抗日。由于受西安事变的影响，与陕西毗连的甘肃东部各县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有新的发展，如平凉的爱国学生，同西安前来的政治宣传队结合在一起，召开大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总之，西安事变后，这个陇东重镇出现了一片抗日救亡的热烈景象。西北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了，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准备了社会基础。
　　三、中共的全国代表会议与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为了规定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指出，中日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总任务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自国民党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和平已经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新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报告提出了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1)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掌握领导权的问题，“乃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因此，“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
　　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
　　会后，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白区工作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召开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在延安举行。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边区党代会及时地学习和贯彻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精神，并选举产生了中央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郭洪涛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