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
　　陕甘宁苏区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统一领导原陕甘省、陕北省、关中特区、神府特区和新发展的苏区政权工作。西北办事处设主席团，为最高领导机关，博古(秦邦宪)任主席；下设财政、粮食、土地、国民经济、司法内政、教育、劳动等部和工农检查局，后来又增设外交部和保安司令部。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根据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新形势，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且提出了“改苏维埃共和国”为“人民共和国”(后改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随后又表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改为全中国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西安事变后，1937年2月，又在向国民党三中全会的致电中作出了“将苏区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特区政府区域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的保证。此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同国民党进行关于国共合作的谈判；一方面在苏区内部开始了由工农民主制度向抗日民主制度的转变。当时西北办事处成立了四个专门委员会，研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和办法。5月12日，西北办事处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选举条例》等法规。
　　1937年9月，中华苏埃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遵照中共中央代表与蒋介石的“共同决定”，宣布更名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归国民政府领导。关于具体日期，在历史文件中有两种说法：①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和1937年9月9日出版的《新中华报》中均说是9月6日；1938年11月边区政府在“关于改边区议会为参议会的通电”中说是9月20日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于11月10日发布了统一政府名称的通令。指出：本政府“俟后统称陕甘宁特区政府，不再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938年1月又恢复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称。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是受国民党中央政府管辖的一个地方政权组织，相当省的建制；一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它同国民党的其他地方政权组织有性质上的不同。
　　陕甘宁边区政府受边区参议会之监督，它的组成人员由边区参议会选举产生，呈国民党中央政府委任(实际上国民党政府一直未正式承认边区政府)。在边区范围内来说，它是最高政权机关，所属各分区和县的政权组织都由它统一领导。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组织机构，初成立时设执行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关，日常政务由执行委员会产生的主席团负责。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领导成员为林伯渠、张国焘、习仲勋、徐特立、刘景范、马明方、高岗七人。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在林伯渠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张国焘任代理主席。张弃职叛逃后，高自立任副主席。当时在主席团下设立的工作部门和主要领导人如下：秘书处，秘书长为伍修权；民政厅：厅长为马明方；财政厅：厅长由林伯渠兼，教育厅：厅长为徐特立；建设厅；厅长为刘景范；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为高岗；保安处：处长为周兴；高等法院院长董必武。1938年又增设了审计处和其它几个临时性工作机构。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新的边区政府。新的边区政府把原来的执行委员会改名为政府委员会。主席团改名为常务委员会。这次会议选举的新的边区政府委员会共15人，他们是：林伯渠、雷经天、王世泰、高自立、周扬、曹力如、刘景范、阎红彦，霍维德、马锡五、王兆相、贺晋年、李子厚、乔钟灵。其中林伯渠、高自立，曹力如、雷经天、刘景范、王世泰、周扬七人为常务委员。林伯渠任主席，高自立任副主席，雷经天任法院院长。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其意义在于：第一、它标志着边区已由工农民主制转变为抗日民主制，工农民主制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它对一切剥削阶级实行专政；抗日民主制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资本家等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联合政权，它只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这一转变的实现，表明边区已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权中得到彻底贯彻。这对巩固与扩大边区内部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团结，建设抗日模范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第二、它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表现之一。原来边区的苏维埃政权同国民党的政权是完全对立的。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接受了“停止内部，一致抗日”的主张，国内和平初步实现。抗战爆发前后，国共两党经过多次谈判，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协议。在此基础上，边区政府宣告成立并受国民党政权的管辖，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边区政府的成立，对于巩固和扩大全国的抗日团结，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王振中)
　　①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第98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