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侨领袖陈嘉庚的观感
　　陈嘉庚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他的活动贯穿于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岁月中，毛泽东曾热情地称誉其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40年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访问延安，是他一生中难忘的一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广大爱国华侨的精神为之振奋。次年，南洋800万华侨的抗日救国统一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以下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任主席。爱国侨胞们真诚希望国内各种力量能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并积极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抗战。但是，1939年冬蒋介石在天水行营发布了关于陕甘宁边区国共摩擦情况的报告，这不能不引起海外爱国华侨的不安。各地筹赈分会纷纷向南侨总会探询，有的还建议总会派代表回国考察，了解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陈嘉庚决定组织并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以下简称南侨慰问团)回国。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一行50余人抵达重庆。
　　陈嘉庚一下飞机，即向前来迎接的重庆各界人士及新闻记者阐明此行回国的目的：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意；一是考察战时国内状况，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使千万侨胞增加爱国热心，以外汇财力资助祖国抗战。至于慰劳行程，他郑重表示：“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达到，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庶不负侨胞之委托。”
　　陈嘉庚的讲话使国民党当局十分尴尬，但又不敢得罪这位“大财神”，于是绞尽脑汁，千方百计阻挠他的延安之行。百闻不如一见，陈嘉庚执意亲赴延安看个究竟。在共产党驻重庆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的安排下，经毛泽东正式邀请，陈嘉庚的延安之行终得实现。5月31日，陈嘉庚与南侨总会常委侯西反、总会秘书长李铁民，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第一科科长、特务分子寿家骏监视下，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战科长居敬陪同，从西安经洛川抵达延安。
　　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陈嘉庚在延安度过了他毕生难忘的九天。此间，他不顾67岁高龄，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悉心进行考察研究。拜会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并与他们及财政、公安、司法各界负责人进行多次深入交谈。参观了女子大学、抗大第三分校、延安新市场及安塞铁工厂、印刷厂；广泛接触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在延安的校友及归侨男女青年；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会和欢送会。这些活动与接触使他眼界大开，展现在他面前的并不是国民党宣传的野蛮的、“共产共妻”的地方，而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文明世界。
　　6月1日下午，陈嘉庚、侯西反去杨家岭赴毛泽东之约。因陈不会讲普通话，由两名女大的闽南籍学生作口头翻译。陈嘉庚对共产党进行反摩擦斗争不理解，他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应多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毛泽东耐心地向他解释：因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消灭我们，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对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给以适当的还击，才能使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及各抗日党派和团体的地位，不敢轻易同日本妥协，不敢轻易发动全面内战；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还会横遭摧残，统一战线也将破裂，全国将重新陷入内战之中；我们总方针是团结，但是只有在进步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次日午饭时，朱德向他们介绍了八路军英勇作战及国民党顽固派包围陕甘宁边区、制造两党摩擦的情况。听了这些，陈嘉庚沉思良久，默然不语。
　　此后，毛泽东又和陈嘉庚进行了多次交谈。4日下午，他们在考察团住处交际处一直谈到晚上10点。告辞后，毛泽东又走进隔壁寿家骏的房间。陈嘉庚以为毛泽东很快就会出来，想送别他，于是在门外等着，等了一阵不见毛出来，就回到屋里。后来又出来看了两三次，见毛泽东的警卫还站在寿家骏的门前，他只得回屋睡觉，次日才得知毛泽东与寿家骏一直谈到深夜才回去。共产党的主席与国民党的一个科长交谈这样长的时间，这种诚恳谦逊、虚怀若谷的态度使陈嘉庚感慨不已。
　　陈嘉庚在重庆时，常听说陕北延安等地人民如何悲苦、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即被剥榨净尽，活埋生命，极无人道，男女混杂，人伦不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和重重封锁使他对这些说法将信将疑。一次，女大两个华侨学生到招待所拜访陈嘉庚，他详细地询问了学校的情况，当听到学生们星期天还要去附近农村宣传抗日思想、宣传卫生知识时，很有兴趣地问这种宣传有无成绩。学生答道：“效果可好了。过去外省总挖苦陕北人不讲卫生，一生只洗三次澡，如今每当暑天常见老百姓与机关干部一起下河洗澡，还常换洗衣服。老百姓对于抗日思想也接受很快，他们努力生产，积极支持前方，自己的生活也有了改善。我们听许多老干部说，他们刚到陕北时看到许多百姓穿得破烂，不少十几岁的女孩没有裤子穿。现在生活好了，这种情况不多见了。”不知不觉天色已晚，陈嘉庚就留她们在招待所吃饭，想到两个女孩回校要走十多里夜路，就担心地问她们怕不怕，要不要派人送。一个女生说：“陈先生放心吧，我们一个人走夜路都不怕，两个人就更没问题了。”陈嘉庚听后十分惊奇地说：“真想不到，共产党统治的地方，民风这样好，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陈嘉庚很喜欢和学生交谈，他对华侨或闽南籍学生所言多深信不疑。一次，他们谈到边区实行民主政治，老百姓自己选举村长、乡长和县长，陈嘉庚提出疑问：“老百姓不识字的多，不会写自己想选的人的名字，怎么选举呢?”同学们告诉他：“开选举大会时，候选人都背对群众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每个人身后放一个碗，候选人看不见老百姓谁选了谁。监选人按应选出的名额给每个选民发几粒豆子，选民把豆子放到自己所信任的人的碗里。最后，谁碗里的豆子多谁就当选了。这就是无记名投票。”陈嘉庚听后不禁哈哈大笑，他风趣地称之为“豆子选举”，认为它体现了共产党办事公道、真正民主的良好作风。
　　陈嘉庚一行还参观了边区的工商业，访问了许多边区军民，广泛了解边区的财政贸易和社会治安情况。经过实际考察，他亲眼看到延安商店均“商民私人营业，与政府无关”，“社会秩序良好，无失业游民，无盗贼乞丐”。他了解到延安商店“不论资本多少，政府均无抽税”，民众田园“由人民自由经营，政府无干涉，新垦荒地3年已有300余万亩。每亩税，收成产量每季如不上400斤者免抽，如上400斤者每百斤抽1斤，如加收100斤即加抽1斤半，至多抽至7斤半为止”，“其它捐税如房租、地租、糖、盐、布帛等税完全无有”，“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50元者革职，500元者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优容”，“公务员薪水每月5元，虽毛主席夫人、朱总司令夫人，亦须有职务工作方可领5元零用。至膳宿、衣服、疾病、儿童教养、应酬等概由政府供给”。所见所闻，使陈嘉庚赞叹不已，感慨万千。
　　访问延安是陈嘉庚政治生活发生根本转折的契机，也是他生命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在此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对共产党不甚了解。然而，他为人正直，尊重事实，勇于接受真理，九天的延安之行，使他的认识发生了莫大的变化，对共产党由怀疑转为同情和信任。正如后来他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中所写的那样：“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怀着“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心情，陈嘉庚离延之后热情地向国内外宣传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宣传陕甘宁边区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救国的诚恳态度和英明政策。1940年7月25日，在重庆应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他讲演《西北之观感》，打开了外界了解延安的窗口：“那里自抗战以后，土地革命已经停止了，一切抗日的人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不痛苦，说到教育，也很好……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开荒运动，一年之内开垦了百万多亩田地，这些都是事实。”一个无党派爱国老人的公道话，使在国民党严格控制下的大后方人民耳目一新，受到极大鼓舞。1941年1月5日，在新加坡召开的万人欢迎大会上，他介绍延安的情况时说：“延安城内亦颇繁荣，居民2万余家”，“民众安居乐业衣服亦颇整洁”；“商人贸易自由，市场繁盛，与其他各省县同。卫生教育各费，概由政府负担。公务人员、士兵、学生，每年由公家发给寒暑两季衣服各两套，上下一律，绝无等差。长衣马褂，唇红蔻丹，旗袍高跟鞋，则绝迹不见。风俗质朴，生活简单，宴乐应酬更谈不到。婚姻自由，男女有别，县长民选”。他还详细向听众描述了毛泽东所住的窑洞：“那样简朴是我意想不到的，对他们上下刻苦耐劳的、努力求进步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陕甘宁边区的为政清廉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贪污腐败，恰成一个鲜明对照，陈嘉庚断言：“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二)民主人士黄炎培的期望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一行六人，应毛泽东之邀，从重庆飞抵延安访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人到机场迎接。他们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同他们就国共关系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和多次交谈。
　　黄炎培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比毛泽东年长15岁。他出身子秀才家庭，清末举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民国之后，拒不做官，曾遭国民党政府通缉。在见到毛泽东之前，他听国民党政府宣传说中共领导人尽是粗犷傲慢、飞扬跋扈之辈，见面后方知毛泽东等人厚重朴实、沉静中带着儒雅。在延安参观时黄炎培发现，这里没有一寸荒地、没有一人闲荡、没有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延安有大学、有医院，乡下也有医疗队巡回各乡。延安街头没有标语，只有挂着的黑板上在介绍卫生知识。但延安街上有意见箱，每个延安人都可以投书、上书建议，直达毛泽东主席。延安的一切使黄炎培感到新鲜，更感到振奋，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遂成诗一首表达他的感受：“飞下延安城外山，万家陶穴白云间。相望鸡犬闻声里，小试旌旗变色还。自昔边功成后乐，即今铃语诉时艰。鹿州月色巴山雨，奈此苍生空泪潸。”
　　黄炎培在延安一共访问了五天，会见了许多老朋友。7月4日，毛泽东邀黄炎培等到他家中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谈了延安整风，还谈了很多问题。然后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完全敞开了心扉，他把自己的观感和担心都坦诚地说了出来。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忘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作了肯定的答复：“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答复深感欣慰：“这个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①黄炎培回到重庆后，写了《延安归来》一文，表达了他对中共、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心情。他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代表着光明与民主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实行开放的政策，使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只要他是不带偏见的，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看法，有的则根本改变了看法。延安，像一座灯塔，照耀着中国，辉映于世界。毛泽东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作政治报告时，回顾了打破国民党封锁的斗争，指出：“我感到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地使人们弄清楚。只有在弄清中国的全部情况之后，才有可能了解中国两个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何以有这样的不同，何以有这样的两条路线斗争。”②
　　①中国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19、72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