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区政府保护和发展私营商业
　　私营商业在活跃边区市场、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尤其是促进区内外物资交流方面，有着极重要的作用。边区政府为贯彻“休养民力”的财政方针，迅速恢复和发展边区经济，提高人民生活，采取发展和保护私营商业的政策，使私营商业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的恢复。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制定了团结保护私营工商业者，鼓励私人经营商业，奖励区外商人来边区经商的政策，以发展边区商业，积蓄抗日力量。
　　还在边区政府成立前夕，1937年7月6日，中共边区党委在民主的普选运动中所提出的政府施政纲领中，就已明确提出边区党委将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边区内实施“保护商业、发展合作社运动，推广货物的流通”的主张①。
　　1939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在其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则将“奖励商人投资，保护商人营业，以利商业发展”、“发展交通，改善公路便道，发展合作事业，繁荣市集”作为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同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明文规定政府“奖励商人投资”，“保护商人自由营业，发展边区商业”。为此，边区政府改变了苏维埃时代的某些作法，取消对资本家、富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恢复资本家的公民权利，维护他们的正当利益。
　　边区政府发展私营商业，奖励商人投资的政策，也是符合边区经济发展需要的。
　　边区的经济十分落后，边区经济建设的重要物资及军民日常生活用品大都依靠区外输入。边区的商业在十年内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市场萧条，资本大量外流。因此，边区政府要恢复和发展边区经济，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必须十分重视恢复边区的商业。但当时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有限，一时还无力以大量的投资来发展商业，这就要求政府充分发挥商人的抗日热情，奖励他们投资商业。1939年2月，在延安市生产动员大会上，李富春在“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中，号召边区商民努力发展边区商业，同时代表边区政府“欢迎全国工商业家到我们边区来投资，开展我们边区的国防经济建设，凡是对抗战有利的生产投资，我们边区政府都是乐于接受的，保护的，奖励的!”②所有商民只要不违犯边区政府政令，不走私贩毒、销售敌货，都可以自由出入边区，在边区内自由经商，不受干涉。毛泽东在论及党在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时，曾特别强调，对于边区内的私营商业及其他企业，政府均应予以保护，“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③
　　在具体实施上述奖励和保护私营商业政策的过程中，边区政府采取了以下三方面的措施。
　　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边区政府废止了苏维埃时代的劳动保护法，制订新的劳动保护法。既要注意逐步取消对店员的封建剥削，提高店员的政治地位，逐步提高工资待遇；又要注意维护资方的正当利益，使其有利可图并有所发展。成立店员正会，教育店员认识在边区民主政权下，他们已不是在为老板做生意，而是为抗战服务、为边区老百姓服务的道理，从而努力经营，支援抗战。帮助改进商会工作，充分发挥其在协助政府做好各项抗战动员和教育商民遵守政府法令方面的作用。在政府仲介之下，劳资双方订立劳动契约，根据各地不同的生活条件，酌量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
　　取消对资本家正当经营中的各种限制；废除苛捐杂税，减轻商人负担，鼓励其发展营业，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及正当利益，但严禁从事高利贷、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严禁操纵市价垄断市场。
　　妥善安置返回边区的商民，帮助他们恢复营业。制订奖励投资条例，奖励前来边区投资的商民和其他实业家；特别奖励他们到偏辟地区开设商业网点。各类商民在边区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政府并注意吸收他们的代表人物参予边区各级政府机构的工作。
　　上述措施进一步调整了劳资双方的关系，有利于调动劳资两个方面的抗战热情和发展商业的积极性，有助于边区政府对私营商业政策的贯彻执行，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私营商业在这一时期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二、私营商业恢复和发展的概况及特点
　　抗战开始后，国共合作，边区处于相对和平时期。商道畅通，金融基本稳定，商人负担极轻。因此，私商普遍感到边区生意好做；商业利润又高，这就极大地刺激了私营商业的迅速恢复。
　　这一时期，边区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经边区政府大力提倡也都取得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为私营商业的恢复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
　　边区粮食产量逐年增加，植棉恢复，尤其是作为边区重要富源之一的畜牧业的恢复更快，使农民有可能将更多的农副产品投入市场，农村小商品经济随之活跃起来。
　　边区的私营手工业恢复很快，皮坊、木器坊、铜匠铺等这些城镇小手工作坊自产自销，既是作坊，又是商店。农村手工业以养蚕、纺织为主，虽多自用，但作为商品交换的也不少。边区手工业的发展不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而且增加了投入市场的商品量和花色品种，与私营商业的迅速恢复关系极为密切。
　　由于自然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边区交通极为不便。道路崎岖，多为山道或农村土路；运输工具陈旧，全靠畜力驮运或简陋的大车。边区食盐产量虽多，却不能大量运销；粮食和商品一经转运，便昂贵不堪，严重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妨碍了抗战的供给。运费昂贵又造成边区县区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产地与销地之间、口岸城市与内地市场之间地区差价相当悬殊，奸商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使人民遭受损失。边区政府为了发展商业和便利军运，自1937年起，便着手修筑道路，加速了物资的调剂和商品的流通，对边区的经济特别是商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随着边区经济的恢复，城乡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社会购买力亦有很大的提高。“一般家庭两年来的收成，若以六口之家计算，每年消耗十五石，每家均有十石以上的剩余粮食”④，加上其他农副业收入，农民在温饱之余就有能力去更新生产工具和购买其他日用品了。城镇居民的收入也有所增加。1939年边区已无失业工人，工人工资普遍增加。尤其是边区人口骤增，消费量日益增多，城镇的购买力比之乡村更是日见提高了。
　　安定的社会环境，经济的恢复，城乡人民购买力的提高。促进了边区私营商业的迅速恢复。
　　内战期间，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土匪骚扰，苛捐杂税多达40余种，使陕甘地区原来就不发达的商业日趋衰落。在边区政府扶植下，到了1938年底，以前停了业的商店都已恢复营业。出外谋生的商人，也纷纷返回，重新开店营业。定边县雷龙亭，1937年4月全家返回定边时家庭生活困难，政府拨给他店院一处，并多方帮助他发展营业，至1940年已拥有数千万元的资本，1939年被选为定边市商会会长，1941年当选为定边市市长。与此同时，部分地主富农看到经商有利可图，便转向商业投资，兼营起商业来。友区的商人，如榆林、山西的商人，也纷纷来边区经商，他们带来布匹、纸张及其他日用品，贩回食盐、皮毛等边区土特产，获利甚巨。也有与边区商人合伙经营，或自立门户单独经营的，如延安的旅馆很多是从榆林搬来的，过载栈大多是山西来的商人开设的。
　　私商纷纷复业及友区资本的输入，促使边区新开设的私营商店逐年增加。以延安为例，据西北财经办事处统计；1936年有私营商店168家，1937年增加36家，1938年和1939年均增加29家，到1940年全市私营商店已达297家⑤。商店数量的增多，促进了新的市集的建立。如延安筹建了南北两个新市场。此外安塞、定边、保安、曲子、新正、淳耀、宁县等县也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建立了3O多个新市集⑥。
　　边区商业资本增长的幅度是相当大的，仅延安市的私营商业资本1938、1939年两年就比革命前增加10倍以上。从三五百元资本发展到三五千元乃至三五万元的商店为数不少，并且出现了拥有10万元以上资本的大商。商业资本大幅度的增长，足以反映边区私营商业恢复的速度之快。延安、定边、绥德等边区主要市场的一些大商号，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积累起商业资本，为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的。如延安市的德盛玉京货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德盛玉京货庄是延安市私营商店中最大的一个。德盛玉老板是山西人，以贩卖羊皮为生。1935年到延安时只有150余元资金，在乡下贩卖羊皮，兼倒换牲口。1936年开始经营杂货铺，1937年资本已长到500元，专做杂货布匹生意。由于抗战开始，边区人口增多，消费随着增长，生意好做了。到1938年春结帐时，资本翻了一番，增到1000多元。1938年后他开始到西安、蒲城等地买货，运到延安销售，只运了两三次，年底已由1000元上升到5000元，增加了4倍。1940年开始运盐，他赊欠政府的盐运出去，买回物品销售后还政府的钱。运盐的利钱是两分半；贩回布来利钱是三分，一个来回就可挣到五分半利润。这一年仅运出盐就有3万多斤，使他的资本又增加到1万多元。四五年时间，比他初到延安时资本增加了几乎100倍。如以1937年为界，前三年资本增加不足3倍，而后3年增加了近20倍。
　　边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边区政府从各方面帮助发展贫农、中农的农村经济政策，使得贫农、中农的生产发展很快，生活改善较大。随着农民生活的改善，无论是贫农还是中农，他们的产品或多或少便以商品的形式与市场发生关系；他们所需要的或多或少的一部分，也直接从市场上取得。这种交换的不断扩大，使小商品经济日渐活跃，并促进了农村集市的兴起。关中分区两年内就建立起十几个集市。马家堡集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每集参加者多达两千余人。上市商品有羊绒、毛皮、棉花、土布、烟叶、药材等农副产品。牛、驴、铁木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洋布、染料、肥皂、针线等生活用品。由于不纳捐税，交易使利，不仅当地人民交口称便，而且吸引友区民众及商人也纷纷赶来参加交易，致使邻近的友区职田镇集市聚然冷落，国民党地方当局甚至派兵丁阻拦赶集群众，但也无济于事。
　　边区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有显著的发展。好些以前是中农(甚至是贫农以至雇农的)上升为富农了。由于历年收成好，富农逐渐有了余粮，并拿到市场上出卖，买回牲口到各地去贩运食盐、棉花、石炭等等。这种买卖使他们获得厚利，不到几年便积累起相当数量的资金，他们就以更多的资金投入商业活动。边区的富农经济与商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商品流通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因游资过多而影响金融稳定的不利因素。
　　在私营商业恢复发展过程中，广大店员的生活待遇也逐渐有所改善。超经济的封建剥削逐渐被取消，广大店员获得了民主平等的政治权利，大都加入了店员工会。店员的工资分为三等：上等每年70元以上，中等30元以上，学徒8—12元。平均工资比革命前增加15%至20%⑦。
　　边区私营商业在这一时期的恢复发展中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商业资本中地主经济转化的成分占相当数量的比重。在旧中国，商业本是地主经济的一种附属品，这在落后的地区尤其是陕北更是如此。如绥德市的商业一般都与土地发生着一定的联系，特别是大商业与地主经济更是密切不可分的。边区政府成立前，9家头行生意的主人都是大土地所有者，19家二行生意中14家也是地主，四、五行中也有一半人占由土地。总计150户商户中占有土地者竟占56%⑧。边区政府成立后，由于开展了典地回赎运动，土地关系有所变化。但地主经济与商业的关系基本上未有大的变化，只是利用商业资本来发展封建经济已是不可能了。
　　第二，外地商业资本的输入。外籍商户资本在边区商业史上曾占过优势。如延安在1925年前没有一家本地籍商户，至1925年后始有少数豪绅地主转营商业，到1936年外籍商户还占总商户的52%。边区政府成立后大力扶植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外籍商户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到1940年仍占40%。与此相联系的是边区私营商业分类中，京货商与过载栈特别发达。在边区与友区的区间贸易中，输入的多为洋布、棉纱及化妆品、奢侈品，输出的多为食盐、皮货等土特产。区间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是很严重的。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是因为边区经济总的说来尚在恢复之中，边区自己的工业尚处于初创阶段；此外，也因为边区政府注意了发展私营商业，但尚来注意到对私营商业进行必要的管理的缘故。
　　第三，私营商业的恢复发展是不平衡的，交通方便的较大城市及区间贸易口岸私营商业的恢复发展迅速；小城镇，尤其是边远地区商业仍不发达；偏辟的农村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建立集市都是很困难的。
　　第四，私营商业中从事投机买卖、囤积居奇，甚至走私敌货、贩卖毒品的现象甚为严重。尤其是因为区间贸易的不等价交换及边区内地区差价悬殊，致使私商的中间剥削极为严重，城市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深受其苦。
　　从上述边区私营商业在这一时期的恢复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特点看，如何管理好私营商业，引导他们按照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轨道健康发展，以增强抗战力量，成为边区政府极为重要的艰巨的任务。
　　三、延安市的私营商业
　　延安位处边区中心，与各口岸城市都有公路或大车道相通。边区土产输出，以及外边工业口输入或外商过境，大都经过延安。尤其是延安是党的中央机关和边区政府的所在地，是边区的文化政治中心，也是边区的经济中心。因此。在边区主要城市中延安的私营商业恢复最迅速，并有显著发展。
　　1938年延安的商路已是四通八达了。东出清涧、绥德直至山西的碛口，南经西安、河南可达汉口，西至陇东，北出定边可至宁夏、包头。1940年延安市私营商店将近300家，比1936年增加了近30户。往日破瓦颓垣的旧市场得到了扩充、整修。在南门外的一条二里多长的山沟里，开始搭棚子、砌砖窑、起石屋，昔日的荒山沟，变成了生意兴隆的“延安新市场”。市区内每日早晨至晚上熄灯止，“往来人士摩肩擦背，行走不易”。经营的商品，主要是棉花、布匹、肥皂、染料等日用百货，铁木农具、锅、碗等杂货，食盐、木材、药材、皮毛等土特产，笔墨纸张等文化用品，以及香皂、香粉、烟酒之类的奢侈品，香烛之类的迷信品。从行业分类看，主要有什货、行栈、饭铺、五金、皮毛、医药、文具、作坊等。其中作坊是指自声自销的作业性商业。如染房、皮房、毡房、衣线店、织袜等。
　　延安市私营商业的恢复发展，不仅商店的数量增加了，商业资本更是逐年增加，1940年已达110万元，比1936年的4万元增加了26倍。
　　从1936年——1940年的五年间，私营商户增加了129户。其中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大商户仅增加了7户，占5.4%。资本在1万元上下的小商户增加了97户，占75.2%。中小商户在数量上的增加占着绝对的优势。如下表：
　　延安市的私营商店中，边区籍的商户也有了很大的增长。五年间外省籍商户增加33户，边区籍商户共增加96户，占总户数的74.5%。
　　中小商户较快的发展和边区籍商户的增加，反映了经过土地革命的边区经济在“休养民力”方针下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同时，也与地主经济的转化及农村副业。(小商业活动)的恢复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从另一方面看，延安市私营商业中边区籍的商户虽然增加很快，外籍商户在延安市商户总数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但是，到1940年外籍商户仍占40%。而且，外籍商户的资本是非常集中的。如延安有名的山西籍“十大家”即拥有资本150万元至170万元，占1941年延安市私商资本710万元的40%。
　　如前所述，延安是边区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市场，因此在各类私商中，京贷商和过载行商的发展日益突出。
　　京货商所经营的是边区外输入的布匹、棉花、颜料、衣服、洋火、文具、纸张、烟酒，以及化妆品、迷信品等等。前文提到的德盛玉就是延安市一家最大的京贷商行。过载行是一种半客栈半货栈的栈房。过往行商户脚户运货到延安时，常住过载栈。栈内有一定行市，每日挂牌。货物卖出时栈主收取“佣钱”，客商住栈，另交伙食费用，牲口变草料钱。
　　延安市的私营过载栈，据当时报纸报导，已有18家之多⑨，除两家是1928年前就有的外，其余都是这几年内开设的。18家的总资本在70万元以上，占延安市商业资本相当大的部分。仅1940年一年赚利1万元左右，其中以天顺长、同益永、天德店、天太和等家获利最大。他们资本厚，活动能力大，与区外大商有联系。他们并在西安、蒲城、三原、榆林、三边等地有联号，或住有专人经营商业。延安行情好时，他们运货来延安，兼作批发。延安行情下落时，他们就在区外各商业据点间作疏运与批发。这种过载栈对延安的商业经济影响颇大。
　　延安私营商业中外籍商户占有很大的比重及外籍商户资本的集中，京贷行和过载行业发展较快的趋势，说明了边区内部市场与边区外边的市场联系是极为密切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共合作环境下边区内外商道的畅通，边区政府奖励商业投资、保护商业自由政策的正确和成功；另一穷面，则是由于历史所形成的边区经济落后，以及处于战时经济条件下的边区商业对外部市场不可避免的依赖性。这就便边区商业的发展必将受到外部市场兴衰变化、物价的涨落、金融的波动，以及政治、军事形势变化的极为敏感的影响。
　　①《新中华报》，1937年7月6日。
　　②见《解放》，1939年2月第65期。
　　③《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65页。
　　④林伯渠：《边区政府对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39年1月17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第23页。
　　⑤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
　　⑥见李富春：《生产运动总结与新的任务》，1940年2月18日。
　　⑦林伯渠：《边区政府对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39年1月17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第23页。
　　⑧《绥德市商业情况的报告》，1943年。
　　⑨刘潜：《延安市私营过载栈》，《解放日报》1941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