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公粮的征收与粮草被服的供给工作是边区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初期，边区政府在休养民力方针指导下，采取两种形式解决粮食问题：一是征收救国公粮；二是政府拨款采购粮食。采购粮食又分两种，一种是给分区、县、区、乡以至村摊派任务，向地主、富农、中农以官价购买；另一种是在西安、洛川按市价采购。马草不向农民征收，主要依靠财政拨款采购。
　　抗日战争是一场长期的民族解放战争，为了支持抗战，人民乐于承受些粮食负担，政府的征购粮任务完成极快。1937—1940年的四年当中，除个别地区在某一时期内粮食上曾有过困难外，边区整个粮食供给工作，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
　　一、救国公粮与购粮
　　救国公粮，是为了供应抗日军队、边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与学校人员的粮食需要而征收的一种农业税，它与旧时代的田赋有本质的不同。
　　1937年8月1日，边区党委作出《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确定征收一万石救国公粮。10月，边区政府公布了《救国公粮征收条例》及其附则，1938年11月和1940年l2月又先后发布了《征收五万石救国公粮的训令》和《征收九万石救国公粮致各专员县长的指示信》，分别对征收救国公粮的对象、原则、任务、办法等作了规定。
　　关于征收对象，条例规定“凡边区人民，除抗日军人家属及因灾荒经政府查明豁免者外，均须交纳救国公粮。”关于征收原则，边区政府确定“在统一累进税的原则下，粮多者多出，粮少者少出，较少或有特殊情形者免出。”以户为单位，以全家每年秋收后人均实际收获量为征收计算标准。
　　1937年规定：每人全年收入粮300斤以下的免征，300—450斤的征收1%，451—750斤的征收2%，751—1050斤的征收3%，1051—1500斤的征收4%，1501斤以上的征收5%。佃户按以上规定减半征收。依靠出租土地收租生活的地主，每人每年收租粮300斤以下的征收1%，300斤以上的按以上规定加倍征收。孤寡老弱病残等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土地的，除少数外，一般不当作地主看待。每家的实际收获量由各家自报，经区征收救国公粮委员会和乡政府审校后，即行征收。计算收获量及征收救国公粮数量，以谷子为标准，谷子1斗折：麦子4升、包谷1斗5升，黑豆黄豆1斗2升，小豆绿豆曼豆豌豆6升，糜子1斗，养麦1斗5升，高梁1斗5升。其他粮食按实际情况折算。征收结束后，经查出没有缴纳又无免征证的，按应缴纳数加倍征收。呈报不实，以多报少，其少报部分加倍补征。
　　1938年规定：每人全年收入粮食350斤以下的免征，351—500斤的征收1%，501—650斤的征收2%，651—800斤的收3%，801—950斤的收4%，951—1100斤的收5%，1101—1300斤的收6%，1300斤以上的收7%。
　　1939年、1940年基本未变。
　　征收工作中，边区政府要求各级党组织、政府及民众团体、各驻军的政治机关，都应采取各种形式向人民群众进行耐心的宣传教育，使人民懂得交纳救国公粮保证给养，便是保卫边区、保障人民自己的利益，只有人民自觉的牺牲暂时的局部的利益，才能保障长远的整体的利益；救国公粮数量有限，人民也能负担得起。
　　征收救国公粮的组织，边区政府规定，各县在县长领导下成立征收救国公粮委员会，县第一科科长为主任，另选熟悉征收工作的人员4—8人为委员，区设征收委员会，由区长兼征收主任，另设副主任1人、委员若干人，负责救国公粮的全部征收工作。
　　在征收救国公粮中，边区政府规定，由于天灾(雹灾、旱灾、火灾、虫灾等)或因其他原因，没有收获及收获很少确不能交纳公粮的，由乡政府报区政府在实转报县政府，县政府批准后可以免交。交纳的救国公粮必须晒干扬净，不得掺土沙糠秕，否则应受制裁。粮食必须交仓库或乡政府，仅认交而未集中的不能算数，要反对强迫命令、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行为。
　　1937—1940年，边区救国公粮的征收任务每年都超额完成了。据统计：1937年计划征收10000石，完成13859石；1938年计划征收10000石，完成15927石；1939年计划征收50000石，完成52250石；1940年计划征收90000石，完成97354石①。
　　虽然边区每年救国公粮的计划与实际征收数都有所增加，但从边区农民生产的发展来看，农民的负担是不重的。据统计②：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讲，交这些救国公粮“不算什么，一家打上十几或几十石粮，过去纳地主的租，将近去掉一半，还有许多苛捐杂税，现在只交上石数或几斗公粮算什么?③”
　　但是，边区在救国公粮的征收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首先，边区政府虽然每年规定了征收标准，但有的县却各自为政，自定征收标准。如1939年延安县自定条例规定：每人每年收获量在350斤以下免征，351—400斤收1%，401—500斤收5%，500斤以上每增加100斤加收1%，直到2401—2500斤收25%为止。志丹县的条例规定：每人每年收获量350—400斤收5%，401—450斤收6%，451—500斤收7%，501—850斤之间，每增加50斤，加收1%，851—900斤收18%，901—950斤收21%，951—1000斤收25%，1000斤以上收30%。还有个别地方，虽没有成文规定，但也有不同的征收标准。例如，同是1500斤(每人每年收获量)，有的收7.5%，有的收20%。还有1000斤收30%，而480斤收23%的。
　　而且，不管边区政府或各县的条例怎样写，到了征收时，各地一般都把条例置于脑后。边区政府下达救国公粮征收任务，不是根据各分区、各县的人口、收获量按条例规定标准分配，而是根据需要征收的公粮数，按县估计分配。而各地又以同样方式，县向各区一摊，区向各乡一摊。1937年，1938年，各乡在征收时，有的实行“欢迎”交纳，有的采取“抓大头，瞅目标”，有的由乡干部估定出各户交纳数，提到群众大会上报告一下，就要求交纳，叫做“宣传估定”。“宣传”不听就“斗争”，“斗争”无效，就交政府强制执行，叫做“政治动员与政府法令相配合。”1939年，边区政府总结以往的征收经验，认为过去犯了平均摊派的错误，于是严令“不应征收的应免征，应当征收的必须依照规定之累进数征收”，“‘欢迎’的方式应予纠正之”，但各地仍各行其是。后来，有的地方又实行“富有者多出，次有者少出，穷人不出”的原则，负担偏重在少数富有者身上。并认为这就是“合理负担”，结果出现了“收粮的数量要多，出粮的人家要少”的倾向。如1939年征收粮户数占总户数：延安27.1%，安定26.4%，安塞34.2%，盐池15.6%，华池31.1%，甘泉87.2%，固临75%，延川68.6%。这些县都是经过土地革命的，贫富悬殊不大，而征收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相差在3倍以上，这样就造成了县与县之间、区与区之间、乡与乡之间、户与户之间的负担不平衡不合理现象④。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第一，要按条例实行累进征收，必须把农民的土地面积、收获量调查清楚，才能在此基础上分配征收任务。但当时区、乡干部的力量是很难做到的。第二，当时区乡干部的文化程度很低，许多人对条例中的“累进”、“免征”等搞不清楚。加上土地革命时期对地主富农过“左”的税收政策未能完全肃清。这样，根据分配的任务，去“宣传估定”、“欢迎”，去“抓大头，瞅目标”，是简单易行的办法，并能及时完成任务。
　　另外，粮食管理比较混乱，有些地方也存在着徇私舞弊，贪污、盗窃、霉烂公粮等问题。
　　边区政府采购粮食，是在救国公粮不能保证机关部队学校人员供给的情况下进行的。几年来，边区购粮数约占粮食总支出的1/3左右。1937年购粮数没有专门的统计数字，但财政支出中有购粮款81505元，若以当年粮价每石26元计，购粮约3千余石；1938年购粮9036石；1939年购粮8548石；1940年购粮6893石。
　　二、粮草与被服的供给
　　粮食的供给标准，边区政府规定，部队每人每日1.8斤，干部每人每日1.4斤。
　　边区粮食支出，1938年22895石，1939年24251石，1940年74644石。
　　这样，边区政府每年征收的救国公粮与购粮，不但保证了边区部队学校机关人员、马匹粮食的供给，而且略有结余了⑤。
　　1937—1938年，边区的被服完全依靠外援供给。1937年，边区由武汉领来45000套单衣、帽子、皮带、绑腿、挂包、鞋、军毯。并给每人领来一套棉衣和部分大衣。1938年，国民政府发给边区经费(指被服的经费)和部分材料，边区政府自买自染部分材料，在西安军服厂以及同和、永兴、万聚、玉生祥、同聚、福兴园商号缝制被服；在天津买了一部分鞋；香港进步人士寄来了些背心、胶皮鞋、皮大衣、军毯等。在延安的人员发了一套单衣、一套棉衣，并发了4—5元作为鞋的津贴费，未发实物。1939—1940年的被服，在外援未完全断绝的情况下，一部分依靠外来成品，一部分由边区政府买布自己缝制。1939年每人发了一套棉衣，1940年只给每人发一些布缝补被装⑥。
　　①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②参见：《边区财政厅研究室1948年编制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③谢觉哉：《征收救国公粮的研究》，1940年。
　　④参见谢觉哉：《征收救国公粮的研究》，1940年。
　　⑤⑥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