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德战争与珍珠港事变，日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1941—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侵略势力最为猖狂的时期，也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欧洲战场上，到1940年底，希特勒德国实际上已占领了大半个欧洲，并对英国展开了海空攻击。1941年春夏之间，德军打败了英军，占领了北非，控制了巴尔干半岛。
　　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战场的暂时得势，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占东南亚和太平洋广大地区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野心。1940年7月，日本近卫内阁提出了建立一个在日本操纵下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德、意、日于1940年9月在柏林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规定承认、尊重各自建立的“新秩序”，并保证互相援助，共同瓜分世界。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爆发。英、美两国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反法西斯联盟开始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推行其更大的国际冒险政策，积极南进，以配合德、意在欧洲的攻势。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的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接着日军又攻占了英、美、荷在亚洲的殖民地香港、新加坡、马尼拉、雅加达、仰光等地。到1942年上半年的短短的几个月内，几乎席卷了整个东南亚。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准备太平洋战争，从1940年秋开始，即调集侵华的大部分兵力，疯狂地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围攻”、“扫荡”，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巩固其殖民统治，建立所谓“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日寇在华北多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加紧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在华中推行“清乡运动”，加强对敌占区的控制。同时日寇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割裂与经济封锁。日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清乡”，不但使各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而且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影响。
　　二、“皖南事变”，国民党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
　　日寇为了准备南进、阴谋发动太平洋战争，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加强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多次与国民党进行秘密谈判。在日寇的诱降和国际法西斯暂时得势的刺激下，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活动更加积极，并于1941年1月，集中重兵围攻华中新四军军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前，即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增调胡宗南30万军队，分驻边区周围各县，构成了共50万大军的包围圈。1940年3月，蒋介石向边区周围各战区长官和驻军首领下达了严密封锁边区的命令。边区周围构筑了五道包围封锁线，北起府谷、横山，两起宁夏、甘肃，南沿泾水，东到黄河，封锁沟堡绵延数省，关卡哨站比比皆是，便衣侦探到处巡逻，检查扣押过往商旅。真是“筑垒山无色，丁抽路断行。”
　　国民党政府为了封锁边区，对货物运输与贩卖实行了严格的统制。临近边区的彬县、西峰、平凉等地建立了百货登记管理局，专管棉花、布匹、洋纱、洋火等运销的登记与管理。凡运销这些货物必须持有该局核发的运销证，如不按规定运销者，货物全部没收。西峰、彬县、宜川、耀县、三原、吴忠堡、榆林、洛川等地规定，购货要持购货证，运销要持运销证，棉花、布匹不准运销。
　　国民党政府还制定了禁止货物进出边区的法令，禁止必需品如棉花、布匹等运入边区。抢劫、没收进出边区的各种货物，扣押、处罚运货商民，抢杀行商及放货的官兵；经常搜查临近边区的国民党区村庄，如查出有货存放，即予没收。早胜县等地严禁商民与边区进行买卖，规定每家所存物资不得超过2匹布、8斤盐，如查出超过规定之数量，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还要罚款。
　　对于边区的食盐，根据其需要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办法，在开放一个口岸时，即关闭其他口岸，使边区的食盐销不出去。商民运销食盐须有驮盐票，驮回食盐又必须卖给其专卖机关。专卖机关利用特权操纵食盐价格，需盐时提高盐价，强迫老百姓到边区运盐；否则实行压价，剥削运盐的客商脚户，限制贩运边区食盐。
　　国民党政府在边区附近组织边币与法币兑换的黑市，利用兑换差价影响边区的物价，引诱走私，扰乱金融市场，破坏边区财政。
　　由于国民党加紧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切断了边区与外界的经济往来，使边区的物资异常匮乏。
　　三、外援断绝和人员增加，边区财政经济严重困难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完全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并且禁止外界的捐款汇往边区，完全断绝了边区的一切外援，企图把边区困死。
　　除了敌顽的封锁包围，边区还发生了严重的灾荒，使困难更加严重。自1940年至1942年，年年有严重灾荒。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水、旱、风、雹交相侵袭，受灾面积4298312亩，损失粮食235850石，受灾人口515145人；1941年，受灾面积603558亩，损失粮食47035石，受灾人口90470人；1942年，受灾面积856185亩，损失粮食79720石，受灾人口352922人①。其中尤以1940年的灾情特别严重，农田家畜损失为30年来所未见。同时附近战区灾区的难民不断逃入边区，前后达170176人，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骚扰破坏，以致1941年春夏，青黄不接，群众啼饥号寒，遍地皆是，各县呈报灾情要求救济的告急文电如雪片飞来。
　　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对群众的疾苦非常关心，号召各级党、政、军机关和全体共产党员，发扬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协助政府用尽一切办法赈济灾荒，战胜死亡的威胁。
　　边区政府为救济灾民，除发动人民互助互济外，还发起各机关、团体、学校节省一两米运动，并令各县组织赈济委员会，选派得力干部，深入灾区进行调查，拨出粮款，赈济灾民。1940年救济粮为990石，救济款86142元；1941年救济粮3662.4石，救济款9.5万元；1942年救济粮800石，救济款62万元。三年总计救济粮5452.4石，救济款801142元②。除此以外，各县都拨出了相当数目的粮款用于救济工作。
　　外援断绝，严重的灾荒，大量的灾民，庞大的救济粮款的支出，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不仅如此，抗战以来，大批的革命青年来到边区，党、政、军、民各系统建立了许多组织机构。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保卫陕甘宁边区，陆续从前方调回一批部队，使边区脱离生产人员大量增加。为了保证粮食供给，边区于1941年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虽然使边区人民的负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机关部队仍然出现了物资匮乏，衣食不继的情况，边区产生了“鱼大水小”的矛盾。毛泽东描述当时的困难情况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付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③
　　边区军民在严重的困难面前没有被吓倒，他们坚定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克服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进行了卓绝的斗争。
　　①边区政府民政厅：《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济事业概述》“1939—1942年灾情损失统计表”，其中受灾人口1940年和1942年为全区的统计数字，其他年份只是几县的材料。又据1941年1月14日《陕甘宁边区民政厅灾情严重设法筹款救济》中所述：1940年全边区受灾达22县1市，灾民689342人，损失谷禾298961亩，损失牲畜8692头。
　　②《陕甘宁边区四年来赈济粮款统计表》，1944年5月30日。
　　③《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93—8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