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小私营商业进一步发展
　　抗战爆发后，边区私营商业出现这样一种变化：大商业资本逐渐衰退，而中小商业资本却很快发展起来了。皖南事变后，这种变化更为明显。
　　边区私营商业中的大商户，几乎都是经营出、入口贸易的京货商和与过往行商有密切关系的栈行。他们大都是外省籍客商，在友区有自己的商业据点或分店。经济封锁使一般出、入口商遭受到许多困难，这些大商户受到的打击更大。由于货源缺乏，成本增加，运输风险，信用缩减，外汇困难，致使大商户纷纷将资本向边区外转移。如延安山西籍的“十大家”大商户先后将资本转向西安，米脂的大商户将资金转移到三原、榆林，庆阳走了20余家大商户，富县的大商号也因资金缺乏，货源不足而关门出走等等。边区私营商业中的大商户急骤衰落。
　　与此相反，私营商业中的中、小资本却有进一步的发展。延安市1940年有私营商户297家，1941年增至355家，1942年则增至370家。皖南事变后的两年内增加了80多家。其中，中小资本的发展占着绝对优势。绥德市在这两年内增加了27户，都是中小商户。
　　从这两年边区私营商业的分类来看，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这就是作业性的商业有明显的增加。作业性商业，是以边区农牧业产品为原料，或对边区工业产品进行再加工的手工作坊，自产自销。作业性商业与边区工农业生产有着直接的关系。皖南事变前绥德市有作业性商业12家，皖南事变后猛增到35家。主要行业是染房、皮房、毛毡房、织房、织布兼杂货等。其中织房及织布兼杂货行业就有21家，占总数的60%。这与边区政府大力提倡和奖励种植棉花、发展织布运动以及保护边区生产的贸易方针有极大的关系。它也正好说明了边区自给经济的发展，是边区私营商业在经济封锁下能继续发展的主要原因。
　　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开征了营业税，扩大了货物税税目，但与农民相比，商人的负担仍是较轻的。农民以收获量来计税，商人则以纯收益计税。如佳县中农张训年收获粮12石，负担3石，负担率为25%。中等商号和长合，年获纯利24万元(券币)，负担2.88万元，负担率仅12%。商人负担较轻是促使边区私营商业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边区贸易局成立后，尚未制定必要的管理制度和办法，商业干部大都缺乏经验，因此市场管理工作有很多漏洞。公营商业虽有发展，但因其本身存在的问题及货源不足，还不能发挥主导市场的作用。这样，在货源缺乏、物价高涨的情况下，中小商人依靠其分散活动的能力从事于金融投机、商业投机和违法走私。私营中小商业这两年所以有很快发展，与此关系甚大。
　　总之，在边区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私营商业中的大商户急速下降，而中小商户却很快发展起来了。中小商户的发展，为勾通边区物资交流、解决人民生活困难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中小商人中相当一部分人，也利用物资紧缺、管理不严的机会靠投机违法发财。这是造成边区金融物价波动，影响人民生活的消极因素。所以，如何加强边区市场管理，是当务之急。
　　二、消费合作社向“民办官助”过渡
　　皖南事变后，边区市场一度出现萧条景象，私人商业大多停业，农产品不能外销，城市工业品不能进到农村。在此情况下，边区政府大力推行消费合作社，提倡人民自己组织起来，合作自助，克服困难。因此，这一时期消费合作社又有新的发展，并逐渐向“民办官助”过渡。
　　1941年上半年，据26个县市的不完全统计，已有消费合作社138个，社员13.5万余人，销货总额为134.2万元，运销土产总值15.91万元。尤其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在“民办官助”的道路下大大发展起来了。南区所有住户差不多都加入了消费社，已有资金50万元，在一年中推销货物平均每个社员870元。在坚持“民办官助”、办好消费社的基础上，南区社开始向多种经营发展。他们成立了有200匹牲口的运输队，成立了织布、制毯、硝皮和粉坊等生产部门，改变了单一的消费社性质，使消费社与生产社结合了起来，为边区消费合作社的发展迈出了新的一步。
　　但是，与南区社相反，大部分的消费社在业务上并无大的发展。销货额每个社员仅八九元，运销土产平均每人仅1元多。有些社若以实物计算还要亏本。这些消费社依靠政府派干部、摊股金，形成官办民不管，合而不作的现象。使老百姓认为参加消费社是负担，毫无积极性。
　　边区建设厅总结了南区社民主办社，为民谋利的经验，于1942年1月提出“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官助”的方针。2月，建设厅和合作指导局联合召开了各县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强调合作社应由群众民主管理，政府不能包办代替，并由政府宣布减免合作社负担及设立供销总站以辅助合作社之发展。建设厅还举办“民办合作社讲习会”，分期分批对各县合作社干部进行训练。由此，开始由包办代替向民办官助的方向转变：1、扩大股金改用干部和党员带头头，以及开会讨论、自由入股等办法；2、业务与群众逐渐相结合，如发展妇纺，资助婚丧，举办适合当地群众需要的作坊，以及包运公盐，包交公粮等；3、职员待遇改为薪金制或作份子，取销了代耕。合作社所起的作用，亦较前大为增加。
　　但是合作社的发展仍不平衡。凡是推行了民办官助政策的，合作社的发展就快。如延安县执行民办政策最力，消费社就由7社增至33社，扩大股金210余万元；并且在合作社的作用上，也有了许多新的发挥。又如绥德延家岔村合作社，由当地农民“自联集股，自己选人管理”。政府对它的领导方针是：1、营业完全自由，(除售卖迷信品、违禁品之外)政府从不干涉；2、资金公开，会计独立；3、有困难政府予以帮助。因此，群众争先入股，股金很快扩大到几万元。其他如甘泉、延川、安塞等县，凡是认真执行了民办政策的合作社，半年来都收到了极大的成效，有了空前的发展。但是由于各级政府及合作社干部中仍存在，对民办政策认识不足，有的人习惯于政府包办，不相信民办的办量，不积极推行民办政策；有些人还错误的认为民办就是一切交给人民，政府可以袖手旁观，取消了政府对合作社的领导作用，因此，在这些地区合作社民办的政策就不能贯彻。1942年延安一县发展股金数占全边区60%。新增合作社占80%。可见，要使合作社在全边区普遍发展起来，走上“民办官助”的正确发展道路，还必须大力宣传和贯彻“民办官助”政策。
　　很明显，边区的消费合作社这两年在建社数量上有很大发展，但大部分社还没有真正贯彻自觉自愿和“民办官助”的原则。同时，消费合作社包括南区社那样的先进社，虽然在解决社员的生产和生活困难方面做了很多好事，但由于没有同公营商业紧密联系，其经济力量还是很弱小的，因此在边区的经济活动中还不可能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三、光华商店业务不断扩大
　　边区政府经营的公营商店在这一时期有新的发展。
　　1942年下半年成立的食盐公司和土产公司，是边区政府为了加强外贸管理、试行食盐和土产对外统销而成立的大型企业。其资金除政府拨款银行投资外，还在党政军经济部门及民众中募集。盐业公司成立初期共有资金900万元，土产公司有资金1000余万元。两公司成立后除在延安设立总公司外，陆续在各分区、各商业进出要口建立了各自的分、支公司，形成了两个自成系统的专营企业。食盐和土产是边区出口贸易的主要物品，是边区贸易政策的物资基础，这就决定了这两个公司在边区商业贸易中的重要作用。
　　边区政府经营的光华商店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
　　1942年5月，边区政府为了“稳定金融，调剂物资”，将贸易局拨交边区银行领导，对外仍保留贸易局的名义，对内改为银行的一个处——商业处，领导光华商店。7月，边区政府又将贸易局改归财政厅领导，而光华商店仍归银行领导。虽然，银行把它作为自营商业来经营，但从光华商店性质来看，仍然是边区政府经营的公营商店。由于中央财政经济部对边区经济实行统一领导，光华商店的业务方针仍然接受中财部的领导。
　　1941年5月1日，边区政府规定光华商店的经营方针是实现政府的贸易政策，即“根据边区生产消费实际情况，将自己有余的土产——盐、皮毛、药材运出去换进自给不足的棉花、棉布、棉纱、纸张文具，以保证机关需要”。5月27日，中央局、军委和边区政府在《关于公营商店的决定》中，又具体规定：
　　(1)“以其自己的力量从事输出入贸易”，“调剂市场”，以促进边区商品流通；
　　(2)“帮助各工厂推销成品，代买原料”，以刺激工业发展；
　　(3)“保证机关部队的供给”，解决政府财政上的困难。
　　根据以上两个决定，贸易局于同月28日的局务会议上，对光华商店业务方针又作了如下决定：1、“赚钱不是光华商店唯一的任务，必须把稳定市价金融的责任负担起来”；2、“有计划的收买运销食盐皮毛，必要时折本亦应大量收买，向外推销，换进棉花、棉布、棉纱、文具纸张，供给机关人民的需要”；3、“供给各工厂工业原料，并代推销成品，以保护边区工业向前发展”；4、“关于价格政策，光华商店应出卖的货物，凡必需品，而无边产可代替的产品，应低于市价出售。凡非必需品，或用土产可以代替的物品，则高于市价出卖，以弥补损失”。
　　光华商店在这一时期内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方针进行的。
　　1941年延安市光华商店营业总额达8931531.92元。获纯益1146098.69元。资本上半年为100万元，下半年为60万元，平均资本80万元，利润占资本143%以上①。
　　据贸易局统计，1942年上半年延安、延长等28个光华商店分店共买进4857万元，卖出4224万元，纯益达750万元。资金平均周转率10.81次，平均利润达200%强。足见光华商店在促进边区流通方面的作用②。
　　在资助财政方面，1941年延安光华商店整批供销公家的物资如布匹、纸张、文具、工厂器材、化学原料等总值780万元③。1942年春秋二季光华商店以低于市价10%的价格卖给财政厅棉花50余万斤，冬衣材料1000余万元。同时，为财厅收公盐70余万斤，代发30余万斤④。
　　在发展经济方面，光华商店为工业局所属系统各工厂提供了价值5000余万元的原料，保证了这些工厂的正常生产。
　　与此同时，光华商店抽调了近百万元支持南区社和延安、靖边等地的部分合作社，为这些社的发展提供了资金。
　　四、机关部队经营商业的成绩
　　1941年边区财政向全部自给过渡，边区政府提出“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1941年春，政府支付70万元，银行借款300万元，作为各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基金，要求各单位发展农业生产，以求自给。一则是缺乏生产资料，二则是因为农业生产周期长，难解燃眉之急，所以，各单位的生产基金的70—80%被投放到商业，去做能图速利的生意了。商业成了各机关生产自给的主要手段，农业则被放在辅助地位。致使这二年机关商业在数量上出现猛烈的发展。
　　据1941年10月统计，后勤商店管理委员会所辖的就有西北商店、西北菜社、兴华、合作、交通、新一、兴民、民兴、百货、军民及贩卖部等大小14个商店。中管系统则有20个。全边区机关商店数字无统计材料可查，仅以延安、绥德为侧，可以见全貌。据边区银行经济研究处调查，1941年1—6月延安公营商店有46家，资本总额达273.8万元，半年贸易额达937.9万元。同期内绥德、碛口沿河一带的公营商店，据边区贸易局统计已增加到近百家。
　　边区的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公营商业，就其经营形式看有两种：一种是开设商店，一种是做走水生意。
　　机关学校开设的商店的性质有三种。即：供给商店、营业商店和合伙商店。
　　供给商店是以供给本机关学校为主，对外营业为辅的公营商店。这些商店由本机关学校规定每年的供给任务。货源除个别商店如边区政府办公厅的供给总店主要靠物资局调拨外，其它供给商店则大部分都是从市场进货。对内供给的价格，有的如供给总店按原价划的，有的如保育院的大兴号按财厅规定的标准实物供给，有的如科学院的供给商店则按抵于市价5%的价格对内供给。
　　营业商店是纯营业性质的，不担负对内供给任务，如教育厅的新兴商店(杂货)、汇兴隆(布、纸)，保安处的大同店(草料、杂货)、鸿太号(文具)等。这些商店盈利后，本机关学校按一定比例抽利，然后按股分红。
　　合伙商店，是公家与老百姓伙开的商店。按其合同方式可分为：(1)公家只出名义，完全由老百姓出资出入经营的；(2)公家只投资作股，由老百姓出大部分资本经营的；(3)公家资本作股，由老百姓以身作股经营；(4)公家派干部领导并投资作股，老百姓出大部资本和人员伙营，即公家开店，吸收私人资本，雇用店员。这四种商店，除第四种外，都不符合党和边区政府的生产方针，违反政策的。老百姓所以愿意合伙，无非利用公家名义在外面捣鬼，违反政策法令，扰乱金融，利用公家资本肥己，所以这种合伙商店有弊无利，得不偿失。
　　边区机关学校经营商业的第二种形式是做流动走水生意，就是利用本机关的临时资本或与其他机关合作，到外地、外县或农村去办货，买猪羊，一方面为了供给，一方面可以营业赚钱。各机关大都做过这种生意，这种生意是很赚钱的。因为边区交通不便，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价很大；在陇东、关中、三边或乡村进货时，又可以赊买，以小数小款可先买到大批货物。做这种生意，可以调剂城市与农村的过剩与需要，促进城乡交流，便利供给，平抑物价，这是它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容易发生投机走私等违犯政策法令的弊端。
　　在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中，359旅所经营的商业最为突出。他们始终以经营农业、工业为主，商业则放在第二位。在二三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很大的经济自给任务，建立了农业、工业、运输业与商业的一系列的比较完备的企业，打下了一个能够达到完全自给的基础。
　　1941年，为解决部队迫切需要，该旅除以农业、工业、运输业为主外，决定扩大经营商业，以为补助。除原有9万元资金外，又从财厅发给该旅的40万生产资金中提出25万元。又将各团所有的零星小商店取消，集得资金6万元，共有资金40万元。从1941年1月起，将全旅所有商店改名为大光商店，旅为大光商店，团为分店，共10个分店，11个支店。经营一年，实得利润298万余元，抽调98万余元补助部队开支，实余200万元作为商店资金。1942年1—9月，共得利润672万元，补助部队经费200万元，余472万元继续营业。
　　大光商店经营的商品，很多是自己生产自给有余的产品。1941年大都从晋西北一带进货，后因敌人“扫荡”、封锁，物价昂贵，也因本身资金困难，拿钱买货亦不能多。于是，在抵制仇货、扩大土产的口号下，推销自己织的布匹，自己制的皮鞋、手巾、布鞋，最大量地推销了大光肥皂。在提倡土货，推用边币，抑制物价，反对垄断各方面都起了不小作用。
　　在经济管理方面，大光商店也做得比较出色。他们实行了统一的生产计划、生产制度与供给制度。生产计划由旅部制定，统一下达。规模较大的商业由旅部经营，小商业则由各团直至连队经营，由旅部按级检查。生产制度也由旅部规定。全旅供给制度统一，凡属一定数目以上开支均需呈报上级批准，不得任意支用，这就避免了贪污浪费及苦乐不均现象的发生。同时，各团都建立了会计制度，由专人负责，登记帐目。1941年起建立了商业情报网，各地行情，随时报道，并和大商家建立了联系，货价涨跌，能及时知道。他们在总结时说，1940年以前，不知道建立商业情报，只晓得苦干硬干。结果，因行情涨跌，吃了不少的亏。与以前相比，1942年就没有吃到行情不明的亏了。这一年，全旅商业获利600万元，占全旅生产总值的10%。
　　五、边区政府关于公营商店的决定
　　二年来边区公营商业在“集中领导，分散经营”方针下，确实解决了各机关、部队、学校经费之不足，渡过了财政困难，保障了供给。如1941年上半年，中央直属财经处与各机关学校，仅依靠113个员工开办的共有资金26.98万元的大小20个商店，就获利1256万元，供给了机关学校日常经费的48%。又如后勤系统仅以76.6万元的资金在同一时期得利81万元，供给日常经费的45%。
　　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公营商店许多严重问题。
　　(1)只顾解决眼前困难，不顾长远利益。由于商业获利迅速，利润大，各单位在发展生产自给中偏重于经营商业，如前所述，公家发给的生产资金70—80%被投到商业，致使农业、工业与商业的位置被颠倒。
　　(2)只讲分散经营，忘记了集中领导，不顾全局利益，只要有利可图就随便拉人开店营业，致使商店林立、五花八门，行行俱全，甚至有滥竽充数，全不顾质量者。公营商店在数量上有迅速发展，但表现出极大的盲目性。无统一计划和管理可言，各机关自成系统，各商店随意经营。实际上只有分散经营，没有集中领导。
　　(3)以追逐红利自给为唯一目的，利用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力量不择手段地互相竞争，甚至违犯政府政策法令，漏税走私，参与黑市，哄抬物价，破坏边钞。
　　(4)衙门化的官商作风。商店成了机关，一天只办公五六小时，一星期照例休息一天。站柜台则穿上军装，威风凛凛，说话不带一点和气；下乡则假借动员群众名义，强迫命令甚至打骂百姓。
　　上述现象引起边区政府严重注意。边区政府为了克服集中领导与分散经营脱节的缺点，决定成立公营商店联合会，以加强对公营商店的统一领导。1941年5月25日，延安公营商店联合会首先成立。朱德、林伯渠等党政领导同志亲自到会对边区公营商业作了重要指示。
　　朱德指出，各单位自行向外采购要制止，应由“贸易局统一购买，统一分配，人力物力财力都节省”，公营商店要“提倡土产，抵制仇货，不要投机，投机一定要倒霉”。从事商业工作的同志要“学习好的技术，创造新的技术”。
　　林伯渠指出：公营商店要执行政府法令，“要消灭投机，在私商中起模范作用，帮助与领导私商，要加入商会，领导商人执行政府政策政令。”
　　贸易局长朱理治提出了公营商店的六条公约：1、公营商店都参加公联，在公联和贸易局领导下过小组生活。2、一致执行政府政策与贸易局的物价政策。3、爱护边币，不作黑市。4、都加入商会纳税、买公债，起模范作用。5、互相合作，反对排斥竞争。6、提高学习，研究财政经济政策。
　　1941年12月15日，边区政府决定1942年度边区财政实行初步的统筹统支为主，自给自足为辅的原则，以减轻各单位自给压力。同时明确了各单位从事商业的范围，规定只有边区一级各主管机关、专员公署、县政府以及军队中的旅级以上单位可以统一的经营商业，其余一概不准，以防止各单位作无原则的竞争。同时规定各机关商业以经营边区境内商业为主，对外贸易由边区贸易局统一管理。1942年春，边区初步实行了精兵简政，政府决定对原有机关商店按各系统进行整顿，或几个商店合并经营，或向政府的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光华商店入股，或向私营及合作社投资。同时，配合外贸管理工作，也建立了一些管理公私商业的办法。如：
　　(1)建立了营业许可制，核定各式企业在战时经营的合法地位及权益。如有资敌的企业则令停止经营，如有违禁买卖、则令改业等。
　　(2)继延安之后，在各地相继建立了公营商店联合会，组织、管理、领导、帮助教育公私商店。
　　(3)调整了全边区的度量衡，把几种不同的尺，统一为通用的正裁尺，把几种不同的斗统一为30斤斗，把几种不同的秤统一为16两秤⑤，以便于交换、发展商业。同时，也杜绝了公私商业中普遍存在的“大秤进、小秤出”等剥削行为。
　　1942年5月27日，中央局、军委和边区政府为着切实执行党对公营商店“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防止和纠正公营商店投机垄断破坏边钞、违犯党及政府的商业贸易政策起见，作出了《关于公营商店的决定》。《决定》要求凡属党、政、军、民机关经营之一切公营商店，均应严格遵守政策，一切违犯政策法令之任何公营商店均需受到严格之制裁。决定指出，所有公营商店应与私人商店一样，照常缴纳政府各项捐税，执行商店应尽的义务，应切实尊重税收人员。决定要求所有公营商店一律向贸易局登记，受所在市镇的贸易局和当地政府的领导。公营商店应加入商会，在商会中起执行政府商业贸易政策和遵守政府各种法令的模范，并执行商会的共同决定。公营商店今后的主要任务，应在贸易局领导之下，组织土产与输出，换取必需品输入，以保证机关和人民的必需。对于土产品输出，必需品输入，尽可能采取联合采购推销；并发展边区内部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交换。同时，所有公营商店均负有平定物价，巩固边币的艰巨任务。绝对禁止黑市买卖、偷漏捐税、互相竞争、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责成各机关加强对所属之公营商店的领导，切实的经常的检查其业务，随时纠正违反政府商业政策及违反法令的一切错误。各经济处对于投在商业上的资金，应有适当的调剂，必须以绝大部分的资金投入于农业和工业，尤其是运输事业上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但绝大部分公营商店並未认真执行这个决定。这是因为当时边区财政收入极有限，统筹统支部分很小，自给自足的任务仍很艰巨。因此，各公营商店依然自行其事，各种错误倾向仍频频发生。
　　总观这一时期边区的内外贸易，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解决人民困难、保证党政军供给，减轻财政负担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这一时期的商业贸易工作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突出的表现在领导不力，缺乏管理、经营混乱等方面。边区政府曾对机关商业进行了初步整顿，对外贸易也开始了统一管理，由于整个边区经济力量仍很弱小，旨在加强统一领导的种种努力都遇到了困难和阻力。
　　①《光华商店去年营业800万元》，《解放日报》1942年1月10日。
　　②④贸易局：《一九四二年的贸易工作》，1942年12月。
　　③《光华商店去年营业800万元》，《解放日报》1942年1月10日。
　　⑤边区境内所使用的度量衡，极为紊乱：斗有18桶、24桶、36桶，48桶4种，秤有16两、24两两种。尺子也大小不等；在贸易方面极感不便。根据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关于统一边区度量衡的决议，经政府批准，建设厅公布新的度量衡标准，尺：正裁尺，斗：正裁尺6.0535立方尺的容量(容小米库平16两秤的30斤)，秤：用库平16两秤，并宣布自1942年5月1日起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