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区政府禁止法币流通与发行边币的决定
　　皖南事变前夕，中共中央根据形势日益恶化，非常及时地向银行指出，要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措施。毛泽东也指出，党的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①当时边区政府已制定了广泛发展边区经济建设，使边区迅速从半自给自足走向完全的自给自足，以保障抗战的财经方针。但是银行对形势估计不足，并未抓住时机加速发行辅币以储存必需物资，及至皖南事变后，外援断绝，财政告罄。这时候的边区财政，一方面要开辟财源、解决眼前的供给；一方面又要筹集资金发展边区自给工业，以解决长期供给问题。这样，为了克服财政困难，为了反击敌顽的封锁，迫使边区政府对金融工作作出重大的决择。
　　1941年1月2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决议发行边币，并宣布禁止法币流通。
　　1月30日，边区政府公布了《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明令宣布：政府为巩固地方金融，保障法币不外流资敌，特决定自布告之日起，边区境内停止法币行使。《布告》规定，凡藏有法币的，须经边区银行总分行或光华商店总分店兑换边区票币行使；禁止私带法币出境，如因正当营业或旅行，须带法币出境者，须申请专员公署或财政厅核发准许证，凭证用边区票币向边行或光华商店兑换法币；银行、邮局及其他金融机关，承汇款项至边区境外者，须由汇款人申请取得准许证后才得承汇；凡未获准许证而私带法币出境者，得勒令存放银行或兑成边币，如系有意破坏法令，重则没收，轻则处罚。
　　边区政府禁止法币流通的布告公布之后，有些商店仍使用法币，或以法币购物则便宜，边币购物则昂贵；个别机关及公营商店亦有不知道此事，妄相猜测，有的密藏法币，有的抬高贷价。为此，边区政府于2月15日发出通知，阐明停使法币的目的，一是为着边区实行经济自给，限制外货入境，刺激边区生产；二是使人民免受法币狂跌的损失；三是免得法币外流使日寇得以套取外汇；四是顽固分子对边区经济封锁，边区不得已停使法币，为政治上之抵制。“通知”说，“法币禁用，边钞畅流，乃我边区施行财政经济政策之一”，种种理由，停使法币，至为正当。政府已“再三考虑，允为正确，且必须执行到底。”“各机关公营商店是边区最大购买与消费机关，应该首先严格执行政府法令，提高边币信用，以为市乡商民之倡。”“通知”要求各机关首长召集所属供给人员与营业人员说明理由，责令遵守。
　　2月18日，边区政府布告全边区，授权边区银行发行面额为一元、五元、十元的边币。22日，边区政府就边行发行边币事发布训令，指出边币的发行，是边区政府在停止法币流通后，金融上的一种新的重要措施。边区政府发行边钞，第一是为了建立正规的边区金融制度，逐渐换回光华代价券，使边钞成为唯一的边区通货单位。第二，是使人民免受法币狂跌的损失。第三，因为法币停止流通之后，法币在边区市场就腾出来了，而光华券没有一元以上的，故须发行边钞以资周转。“训令”要求各专员、县长及财政工作人员，对此政策应有正确的认识，更有责任向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以提高边钞在人民群众中的信用。对以黑市压抑边钞，提高物价，或有意破坏边钞信用者，必须严加惩处。
　　但是，在边区政府令禁法币流通，发行边币之后，法币并未在边区市场上消失，边币也没有独占边区市场。这是因为，第一，边区政府关于严禁法币在边区内行使的法令，尚没有能够贯彻执行。虽则政府一再严申禁令，但由于友区奸商的破坏，及边区民众，尤其是机关部队没有严格执行，所以法币利用其“长脚”(不但可以在友区行使，还可以在边区行使)的优越条件，仍然占据着边区的金融市场。第二，边区与友区在地域上犬牙交错，在31个县市、218个区中，有24个县81个区与友区疆界相连；约占40%的地区人民生活与友区经济联系密切，法币的进出是很难避免的。第三，虽然顽固派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但是不仅边区需要从友区输入大量必需品，友区也需要边区出产的食盐等土特产。边币既然无法在友区行使，这种物资交流就需要法币来作为媒介。
　　由此可见，边币独占边区市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然而让边法币同流，那不缔是一种帮助法币驱逐边币的自杀政策。因此，边区银行认为，所谓边币独占市场的含意与推行边币的程度，只能是：凡边区政权所及的区域，不拒用边币，拿边币可以买至东西；边区内市场上，一切交易以边币作价；按公开的牌价与法币实行交换②。
　　边币和法币，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一个国家内基于不同经济制度的两种货币体系。边币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边区法定货币，用以发展生产支持抗战，同时它又是打破经济封锁，同敌顽作金融斗争的武器；法币则是友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下的法定货币，用以剥削人民以肥官僚资本，是敌顽破坏边区金融的工具。边区政府一方面要打击法币，维护边币，一方面又要套取法币以供兑换；同时还需要保护法币以免资敌。因此，边区政府禁用法币、发行边币的过程充满着尖锐复杂的金融斗争。
　　二、1941年和1942年边币发行概况
　　1941年2月，边区银行是在近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奉令发行边币的。皖南事变前，银行对形势估计不足，对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没有应变准备。事变发生后财源贷源均断。边区政府只好功用银行留存的法币和光华商店的存货，分发给各机关救急。及至边区政府决定发行边币，银行已是一无资金，二无物资。由于银行准备不足，急促发行，因此2月份只发行边币41600元，仍发行光华代价券93.7万元。3月，朱理治接替曹菊如任银行行长，银行亦开始正式发行边币。
　　上半年共发行边币11051110元，面额为五元、十元两种，与一二月份发行的光华代价券合计，共发行12246785元。若同1940年前发行的光华代价券总额相比，约增发4倍，平均每月递增38.4%，发行速度是想当快的。上半年财政借款占发行额的67.2%，可见这半年的发行对克服财政困难起了积极作用。
　　边币发行之初，政府规定边、法币的比价是1∶1。但不久边币的比价便开始下降。原因在于边币发行前缺乏舆论准备，发行后银行又无任何推行边币的措施，法币突然禁用，人心不安；边币面额过大，又无辅币，使用不便；作为边区政府大宗收入的公粮、公草、公盐等，边区人民习惯均以实物交纳，其它税项也多收实物，觉得边币无用，因此影响边币跌价。只是因为边区政府下令禁止法币流通后，法币退藏，筹码骤感缺乏，边币遂占据了法币退出的市场，依靠行政力量逐渐向边远各区推行。
　　5月以后，金融波动加剧，物价上涨尤速。5月的物价比4月上涨30%，6月又比5月上涨26%。边币大幅度下跌，且由边远地区向中心区退缩；到7月延安亦公开使用法币，边币跌到2元换法币1元，下跌100%。
　　中共中央书记处曾对当时金融贸易进行调查，认为引起这次金融物价大波动的原因，客观上是国民党的反共高潮致使人心恐慌，边币下跌；日寇在碛口一带套取法币，使法币价格猛涨。主观上的原因是边币发行准备工作很差，发行过于急促，边币信用尚未建立；对外贸易未加管理，入超过多促使法币需求量大增；税收管理不严，财政上加重了银行的负担。中央书记处因此提出建议：在党内外立即进行拥护边币运动，以巩固边币；采取暂时的紧缩通货办法以稳定金融。
　　8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讨论边区金融贸易问题，作出《关于金融贸易的决定》，正式提出收缩通货，以稳定金融；并提出了收缩通货的具体办法，要求尽可能照办。在发行方面，除了为储存食盐出售，可在现在发行额外酌发边币，要求银行“坚持不超过现在发行额”，“银行对各种投资，暂时一律停止”，“财政厅保证不再向银行透支”。
　　在发行边币问题上，银行本来就存在着发与不发的争论，5月物价波动，复又引起两种极端意见的争论。一种意见主张无限制发行，理由是：要渡过财政困难，不能不无限制发行；物价涨了，筹码不够，不能不增加发行；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收缩，理由是：票子一发，物价便涨；商品少了，货币多了；对外贸易不平衡，因此不能再发，要尽量缩小。
　　毛泽东在8月金融讨论会上作结论时指出边区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只有发展生产③。在边区，发展生产只好靠发行。自己动手，增加生产，依靠发行，发展生产，这是战争环境下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也是边区发行边币的根本目的。无限制的发行，势必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固然不对；但是，把发行视作引起物价飞涨的主要原因，一听通货膨胀就谈虎色变，进而害怕发行的倾向，势必限制与束缚边区生产的发展。这种收缩论，与边区财经委员会把收缩通货作为稳定金融的暂时措施是完全不同的。当时，银行没有正确理解财经委员会决定的精神，没有与财政、贸易工作密切配合，把推行边币、巩固边币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而是片面强调收缩，这就给边币的发行罩上了阴影。
　　下半年共发行边币12013384元，不及上半年的发行额，每月平均递增不过10%。其实，下半年中央发展盐运的政策已经见效，物价已逐渐趋于平稳；下半年平均上涨不过14%。边、法币比价，每月平均跌落不过6.8%，9月份一度略有上升。而财政方面仍然极困难，富县某团新从前方调回，每天靠盐水下饭。这时各单位都急等换季，财政开支增大，银行仍旧维持收缩不变。11月只发行105万元，比前月仅增发4.5%，比过去任何一个月的增发率都小。可见这一阶段的发行偏离了发行政策，脱离财政的要求太远了。
　　1942年，中央西北局要求财政方面“必须实行以发展国民经济来解决财政需要的总方针”。具体办法是把财政筹划与经济事业的发展密切配合，采取“统筹统支为主，自给自足为辅”的办法解决财政困难。要求财政、贸易与银行配合，稳定金融与平抑物价，以平衡财政收支。为此，边区政府编制了1942年财政预算。根据预算，收支相抵略有盈余。边区财委遂确定1942年银行不增发边币。行长朱理治则提出生产投资以存款作基础，不以发行为基础，把发展储蓄作为1942年的重要工作。
　　事实上，财政预算不断突破，迫使银行一再增发。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预防物价上涨，必须及时储存一批物资。但当时财政库存如洗，乃决定由银行增发。1942年1、2两月共增发8510885元，购进了大批棉纱、棉布。
　　在这几个月内，物价相对平衡，边币亦稳定。1942年1月与上年12月相比，物价不过上涨4%，边币还上升0.03元。2月比1月,物价仅上升7%，边币下降0.10元。原因是，时处年关。一般商人结帐停业，法币需求量大减。1941年底，边区政府为了打击法币黑市交易，成立了货币交换所，公开挂牌买卖法币；同时，重申禁止法币流通的命令，公布了《破坏金融法令惩罚条例》，因此边币流通范围扩大了。
　　3月以后，商人开始活跃，暂时隐藏的法币流入市场。大量土产、食盐自流出境，外汇集中不到银行，交换所难以满足兑换，法币由是流入黑市冲击市场。5月，胡宗南窜到洛川策划进攻边区，时局紧张，也影响了物价。因此，又出现了金融物价的波动。5月份边币下跌到2.9元，6月份为3.20元；物价上涨亦快，4月比3月上涨38%。
　　这次物价波动，大大增加了财政支出。仅一般经费一项，6月份已增加60%；上半年财政支出超支1700余万。于是，因财政厅要求，3—7月共增发边币10115950元，总计上半年发行边币17626835元，财政借款占发行额的48%。
　　1942年下半年，日寇强令法币贬值，并以大批法币涌向大后方抢购物资。国民政府为摆脱困境，竟依法泡制，也以大批法币涌进边区抢购食盐、粮食；同时封锁必需品进入边区。这个时候，正值边区食盐、土产出口旺季，换回大批法币；加之货物不能进口，法币需求量大见减少。
　　边区政府为了提高边币，决定打击法币。这场金融斗争，在贸易局紧密配合下，取得很大成功。物价不仅未受到国统区物价飞涨的影响，而且自7月后趋向相对稳定，边区各地法币大跌。7月间1元法币可换到3.2元边币，9月以后便跌到2.2元。边币大量从中心区域流向边境，群众纷纷拿法币到交换所兑换边币，出现了边币发行以来推行边币的最好时机。然而，边币突然感到供不应求，银行能周转的现金，不够营业周转及带财政性的经济开支。因此，急需增发新币。可是，银行在只求紧缩不想发行思想指导下，自5月金融波动后便停止了印制边币的准备工作，以致需要发行时竟无纸张可印。只得将内库的本票投放出去。于是，朱理治被撤去行长职务。10月，由副行长黄亚光接任行长。
　　10—12月3个月内，由于财政厅周转、盐业和土产两公司统销周转的需要，银行代财政厅购买棉花及银行其他业务活动的需要，经中央财委同意，增发边币60750000元，是7、8、9月3个月发行总额的4.8倍。可是物价并未飞涨，反而平稳，边、法币比价不仅未跌，反而提高。除了上述金融斗争胜利的原因外，还因为食盐、土产实行统销后出口增多，掌握了一批法币的缘故。1942年下半年合计发行边币73450000元，财政借款占发行额的27.8%。
　　总观这二年的发行可见，边区银行在边币发行不久，便偏离了通过发行发展经济的方向，不敢主动、大胆发行，而是害怕发行、被迫发行，甚至停止发行准备工作，使得需要发行时居然无边币可发行而不得不动用本票，造成本票贬值，影响了银行的信用；边区政府坚持通过发行发展经济的方针，为边区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渡过了财政难关，保证了最低限度的供给；同时，发行支持了财政，而财政借款在发行总额中所占比例不断缩小这个事实，说明边区经济建设的速度是很快的，自给自足的程度也不断在提高，这更证明边区政府的发行方针是正确的。
　　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65页。
　　②银行工作检查委员会：《发行问题》，1943年5月27日。
　　③银行工作检查委员会：《发行问题》，1943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