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在延安时期理论上臻于成熟，实践上得到创造性运用，在思想、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全面展开，构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伟大革命实践的多彩画面，成为延安精神极富时代特色的重要内容。
　　一、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表现在思想路线上，就是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只能揭示一般规律，不可能把千差万别的国情、丰富多彩的实践包罗无遗。这就要求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独立自主地决定内外政策，解决自己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问题。中国革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社会背景，历史条件，革命性质、任务、对象、动力等，与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大不相同。这种特殊情况，更需要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制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既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当时条件下得出的一些具体结论，也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具体经验。然而，如前所述，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却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正确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再发生教条主义错误，致使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未能被全党认识和接受。由此看来，能不能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能不能正确对待苏联经验、能不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位重大原则问题。
　　经过遵义会议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对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意见采取了具体分析、正确对待的态度。他们一方面肯定其正确的内容，对于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议认真采纳；另一方面抵制其错误的内容，对那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意见，就不听、不办、不执行，并尽量做解释说服工作。对苏联成功的经验，亦不照搬照套，而是着眼中国实际，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策。对于马克思主义，不是采取教条主义态度，而是在坚持其基本原理的同时，着眼于中国实际，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在理论上加以发展创新，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延安时期理论创新的高潮。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高度，论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他呼吁全党废止洋八股，少唱空洞抽象的调头，“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这是毛泽东对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一次极为深刻的阐述。
　　为了使全党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方向，毛泽东亲自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从党的指导思想上看，就是要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正确看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彻底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在全党的思想影响，使广大干部真正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全党同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写出了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著作，如《<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等。这些论著从理论上武装了全党，为全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总结研究党的历史，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成为整风运动中打破脱离实际、照搬照抄的思维模式，批判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正之风的锐利思想武器，使党确立了一条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恰恰是一条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的独立自主的创造性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未经共产国际同意，且受到共产国际责难。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对整风运动横加干涉和指责，反对对王明的错误进行批评。王明也以各种方式干扰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伊始，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就发来一封含有质疑意味的电报，要求中共中央回答：在苏联受到德国入侵的严重关头，中共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来援助苏联?面对日本在华北地区加强进攻，中共准备如何改善国共关系?如果中共因为其尖锐对立的态度而破裂与蒋介石的合作关系，那还能与哪些人合作抗日?王明得知后，便转而攻击毛泽东的领导。②但毛泽东和党中央并没有因此动摇整风的决心和改变整风的方向，而是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基础上作了正确处理。一方面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请他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另一方面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起做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等人的工作，向他们说明中共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情况，澄清事实真相，劝他们不要做歪曲事实的汇报，不要干涉中国内政。这样既坚持了原则，又维护了友谊和团结。
　　延安时期独立自主精神的最大硕果就是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整风运动中，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发表文章和讲话，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并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邓小平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首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列起来。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把毛泽东思想正式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阐述。他指出：毛泽东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的各种著作及其他党的文献上。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③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最伟大的功绩之一。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
　　二、把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作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心环节
　　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没有统一战线就没有全民族的抗战，没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就没有抗战的胜利。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下进行的。国共两党合作前，蒋介石实行“武力灭共”方针。两党合作后，国民党实行“限共”、“溶共”方针，处处以政令、军令的统一限制、束缚共产党的活动与发展，否认共产党的独立性，极力宣扬“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国共合作并没有改变蒋介石的本性。但是，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不得不同这位反共专家打交道。马克思曾说过：“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实际上就是坚持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战的领导权，就是要领着魔鬼走，而不是让魔鬼领着走。既然坚持独立自主就是坚持领导权，那么，为什么不明确提共产党的领导权?这是从斗争的策略考虑的。国民党当时是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两党谈判已有约在先，即承认国民党的指导作用。若提共产党领导，就会招来蒋介石的反对，其他同盟者也会不以为然。提独立自主，则无可非议。
　　独立自主，开始是作为军事方针提出来的。毛泽东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规定为作战方针，后来又将其规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指导原则。他强调：“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独立自主的思想原则，作为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两党关系的根本指针，体现在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和斗争策略中。
　　首先，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的政策。在统一战线中，如何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错误和土地革命时期王明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确立了正确的策略方针。这就是将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带买办性的资产阶级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两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是争取团结的对象，但对他们的动摇妥协要采取批评的态度。大资产阶级，因为依附的主子不同，当斗争矛头指向某一个帝国主义时，无产阶级也可以和依附其他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建立暂时的联盟。同蒋介石集团的联盟就是如此。蒋介石有抗日的一面，又有反共的一面。针对他的两面性，毛泽东提出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联合他抗日的一面，斗争他反共的一面，以斗争的手段达到联合的目的。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敢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所以，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不可缺少的手段。
　　针对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摩擦事件的情况，为了贯彻“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的政策，毛泽东提出斗争的三项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对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胜利原则”；在斗争时“决不可无休止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打退其进攻后，“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生动地同顽固派讲团结，订立和平协定的“休战原则”。毛泽东还将这三条原则概括成“有理、有利、有节”。⑤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同年12月的《论政策》中，进一步阐述了在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⑥“反对”就是斗争，“反对”的度就是不破裂统一战线。因此，在对顽固派斗争时，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毛泽东还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⑦所有这些，既是“独立自主”方针的正确运用，又是它的丰富和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贯彻了上述政策，在同蒋介石集团又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中，既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又注意斗争艺术，掌握了分寸，先后打退了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年抗战中，共产党领着这个“魔鬼”走完了全过程，使蒋介石顽固派既不敢公开破裂统一战线，也不敢公开投降日寇；既不甘心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展壮大，又不敢彻底反共与共产党决裂，始终保留在统一战线内部，维护了国共合作的局面。这是中国抗日战争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的伟大胜利。
　　其次，独立自主地发展党和人民革命力量。坚持独立自主不仅要正确处理与同盟者的关系，而且要冲破当权者的一切限制，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这既是独立自主的根本内容，也是独立自主原则得以坚持的基本条件。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拥有强大的实力和雄厚的群众基础，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由权，才能通过自己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去影响、争取和团结同盟者，使统一战线得以坚持、巩固和发展。党把独立自主原则贯彻于一切工作之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敌后人民建立了从东北到海南岛的19个革命根据地，在这些革命根据地放手发动人民，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政权虽然是地方政权性质，但是，它们是独立自主的，建立之前无须国民党批准。根据地建立以后，坚决拒绝国民党派官员插手，坚持共产党领导，实行不同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三三制”建政原则。根据“三三制”原则，“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⑧抗日民主政权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政府领导人，中共党员、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1/3，广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保证边区政权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抗日根据地不仅成了解放全中国的可靠的后方和基地，而且成为了民主政治的典范，与国民党的独裁政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至当时一位外国人这样评论：“现在中国有两个中心，一个封建的中心，在重庆；一个民主的中心，在延安。”⑨
　　抗日战争时期，党坚持对人民武装的绝对领导和独立指挥。红军改编不收编，实行自己的独立编制，拒绝国民党委派干部的要求，不听国民党随意调遣，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红军改编时，八路军只编有三个师，一个新四军。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一百多万人，民兵发展到二百多万人，他们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新战略原则，坚持敌后抗战，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在既无外援，又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反共摩擦的艰苦环境中，克服了抗战中的重重困难，抗击着60%的侵华日军，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三、坚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
　　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就是自己动手、发展经济、丰衣足食。这在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延安岁月，是个艰苦的岁月。特别是在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獗的1941年和1942年，日伪的“扫荡”、国民党的封锁，加上自然灾害，边区经济遇到极大的困难，甚至到了难以维持边区军民生存的地步。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没有一个人赞成，还是自己动手吧!经济的严重困难迫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全体动员从事经济自给的运动。他向全党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这次大会成为边区大生产运动正式发动的标志。
　　大生产运动着眼于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毛泽东科学地论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一系列原则和方针：他提出军队要实行“劳力与武力相结合”、“战斗与生产相结合”，全体干部要实行“三位一体”，即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在1942年12月《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又及时地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总方针”；还从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中心一环，通过开荒种地、养猪、种菜，党政军机关要逐步实现粮食和日常费用的自给、半自给。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报告，号召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动员起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他还强调，这是人民群众得以解放的必由之路，是穷苦变为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这些精辟论述，使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原则得到了系统化和具体化，保证了大生产运动的健康发展。
　　在大生产运动中，根据中央决定成立了各级生产委员会，把最有经验的干部调到生产第一线，负责组织领导工作。中央领导同志，也都制定了计划，带头参加生产劳动。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带动下，边区大生产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边区财政经济部的统计，边区群众在1939年开荒100.27万亩，1940年开荒69.9万亩，1941年开荒48.1万亩，1942年开荒35.5万亩，1943年开荒77万亩，1944年开荒105.47万亩，总计开荒436.22万亩，人均开荒三亩。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由1937年的126万石提高到1944年的160万石。1941年的粮食产量就达到自给有余。1943年边区政府提出粮食生产“耕二余一”的目标，到1945年已基本实现。布匹自给率在1944年也已达到2/3。
　　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留守部队的成绩最为突出，他们豪迈地提出“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战斗口号，开展了中外军队发展史上规模空前的垦荒屯田运动。闻名遐迩的三五九旅便是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1943年秋，毛泽东视察南泥湾，对将士们在大生产运动中所表现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颂。他风趣地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他还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我们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各抗日根据地以陕甘宁边区为榜样，相继奏响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凯歌。胶东抗日根据地在“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创办了“东海工业研究室”，在几乎不具备任何科研条件的情况下，五名研究人员“以眼睛代替温度计，泥盆、瓦罐当作烧瓶、试管，舌尖、鼻孔当试药”，完成了七十多项为抗战服务的化学实验和发明。其中能大量生产的有硫酸、硝酸、盐酸、碳酸钠、苛性钠、碳酸钾、硫磺等；机枪、步枪子弹发射药，手炮和钢炮的爆炸药，破坏工事的猛炸药等；花生油肥皂、植物油染料(黑、灰、黄、土红)、酒精、甘油、木焦油、人造汽油、乙醚、干电池、水电池、炼铅、陶瓷等；以及墨水、油墨、蜡纸、油印机、14K金笔尖等文化用品。除此以外，在改良农具方面，也有很大成绩。如单铲耕种犁(即利民犁)、双铲深耕犁、高垅锄(也叫地瓜锄)及水车的改进。1944年8月，在山东解放区首届工业展览会上，国际友人、奥地利民主战士罗生特大夫看到这些展览品后带着惊讶的语气说：“想不到艰苦的敌后解放区，竟能制造这样的化学产品，这真是毛主席领导的伟大!”⑩
　　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于绝境而后存的空前危机下激发出来的，经大生产运动而为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全体军民自觉实践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焕发出巨大的能量，大大改观了根据地的经济面貌，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克服了极其严重的财政困难，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1943年11月底，毛泽东在招待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兴奋而自豪地说：“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11)
　　四、坚持正确处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始终把革命事业的立足点放在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力量的基础上，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同时也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援助，以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12)八年抗战，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在基本上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分侵略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党中央号召全体军民自力更生，“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开展大生产运动，解决解放区的经济困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战后成为世界头等经济和军事强国的美国，随着其实力的膨胀，在国际关系中公开推行称霸世界的战略，中国则被美国视为其在亚洲的势力范围之一。为了控制中国，美国试图通过扶持国民党，建立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亲美的、统一的中国。为此，美国政府一方面在经济上、军事上给予国民党政府以大力的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谈判，企图诱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参加实际由国民党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进而使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庸，达到不战而控制全中国的目的。曾经给过中国许多帮助的苏联，出于对自身安全和战略利益的考虑，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和维护“雅尔塔格局”中获取的在中国远东地区的优越权益。1945年8月，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通过这一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国民党政府换取了苏联的支持；苏联则通过条约的缔结，最终把雅尔塔协定要求的在中国的优越权益具体化、合法化。为此，苏联一方面努力不使中国成为完全受美国控制的附庸国，尤其警惕美国势力渗入与苏联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另一方面，由于苏联领导人过高地估计美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因而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斗争中向国民党妥协。美国和苏联的对华政策，严重阻碍着战后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在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一边统治着全国76%的地区，一边只占有24%的国土；一边有430万军队，一边仅127万军队；一边有“飞机加大炮”，一边是“小米加步枪”；一边有源源不断的美元支持，一边没有任何外援。不少人对人民军队能否打败国民党军队心存疑虑。中国共产党则立场坚定地表明：“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指出，就中国的战争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原因就在于我们代表人民，代表进步。我们的法宝仍然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依靠全国人民的支持，依靠自己路线政策和战略策略的正确，依靠全体将士的英勇作战，最终要打败中外反动派。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独立自主原则和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
　　延安时期强调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决不意味推行排外主义。“我们希望有外援”，对于革命来说，自力更生固然重要，但外援也是必要的，甚至是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因为任何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都有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于事物的发展变化来说，内部要素的相互作用固然是基本的、主要的，但是外部环境条件也很重要，它们会制约和影响事物发展变化的进程，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因此，强调“独立”而不搞“独力”，强调“自力”但不排斥“他力”，重视外部条件的作用，尽可能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外援。
　　毛泽东多次论述过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早在1935年，他在讲到“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句名言后，紧接着说“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13)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向全党指出：“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14)他在《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中写道：“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除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15)他希望此书能在使用英语的各国间唤起若干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向中国的抗战提供积极的援助。在《苏联利益与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中，毛泽东还把外部援助区分为“可靠的援助”与“部分的暂时的援助”两类，无论何种外援，都要争取。他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而所谓外援，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之下，主要地是在下列的三方面：(1)社会主义的苏联；(2)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3)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只有这些才是可靠的援助者。此外的所谓外援，即使还有可能，也只能看作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当然，这些部分的暂时的外援，也是应该争取的，但决不可过于依赖，不可看作可靠的援助。”(16)
　　对外开放是争取外援的一种基本方式。延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曾就对外开放，吸引外资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当然，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对对外开放的理解，无论是开放的内容，还是开放的形式，都不如今天这样深广，但是基本思想对当前仍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按当时的理解，对外开放，一是与外国进行经济技术交往，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进行国内经济建设；一是学习外国一切有用的先进事物。
　　关于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国内经济的问题。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就指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17)1944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福尔曼的谈话中又提出欢迎外国到解放区投资的思想。他说：“中国是落后的国家，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外国的投资。”(18)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为中共获得美援提供了一个良好机会。中共审时度势，把积极主动争取美援作为一项重要而直接的工作来抓，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通过各种途径表达争取美援的希望。同年8月《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中明确指出：“我们欢迎美、英、加拿大等给我们以医药器材和金钱的救济，同时我们更要求国际善后总署必须算入和承认这拥有八千多万人口，而且遭到蹂躏最甚的地区的救济。在经济方面，在双方有利原则下，我们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我们应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19)
　　把利用外资作为一项重要政策在党的会议上正式确定下来，是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利用外资的问题。他说：“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20)1946年5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再次重申：“应采取直接与美国及英法等国政府及其个别商人进行经济合作的方针”，提出吸收外资开发资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但是不能“因此而受垄断、受控制”。(21)上述论述，生动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政策的一致性。
　　在战争条件下，要吸引大量外资到边区投资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实行开放政策，也吸引了不少外国专家支援边区建设和抗战。
　　黎巴嫩血统的美国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是最早支援陕甘宁根据地建设的外国医生。1936年夏，他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进行了4个月的访问后认为：这里是中国领土上最先进的区域，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为此，他决心留在苏区工作。同年10月，乔治·海德姆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并改用中国名字马海德。从此，他用听诊器和手术刀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1938年3月底，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医生、共产党员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率领一支“加美援华医疗队”，带着三大卡车药品及医疗器械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后来他转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在抢救伤员的手术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和责任心以及精湛的医疗技术，得到广大抗日军民的高度评价。1939年2月，由队长爱德、副队长卓克及队员柯棣、巴苏和木克5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乘坐救护车并携带63箱药品和器械到达延安，分别在八路军医院、八路军卫生学校从事医疗和教学工作。为表示援华抗战的决心，他们每个人在姓氏后再加一个“华”字。柯棣华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46年，任桐年率领的英国公谊救护队，赠给延安的药品和器械可为边区装备一个急救医院。此外，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奥地利医生傅莱、罗生特，朝鲜医生方禹镛，美国军医梅尔文·卡斯伯格、护士玛格丽特·斯坦莉，苏联医生安德烈·阿洛夫等人也曾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工作过。他们有的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医务工作者，有的参加了八路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曾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的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英文名威廉·班德)，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偕夫人克兰尔投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军区主办的无线电技术培训班讲授高等物理、数学和理论电磁学等课程，为八路军培养无线电技术人才。1943年9月，班威廉夫妇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热情接待。1944年班威廉夫妇离开延安，在英国出版了《与中共相处两年》(中译名《新西行漫记》)一书，不仅记述了他们在中国解放区看到的新气象，也展现了国民党统治腐朽败落的景象。1944年5月，英国学者林迈克(英文名迈克·林赛)应邀到达延安，被聘为八路军通讯部技术顾问和新华社英文部顾问。他曾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造了一台将电波传送到美国旧金山和南印度洋的发射机，为改进八路军通讯技术，打通中共与外界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所著的《抗战的中共》(中译本又名《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书，对八路军高效率的指挥、通讯、情报及后勤供应系统等作了翔实的记载。新西兰友人、“工合”技术专家路易·艾黎，于1939年至1941年间三次奔赴延安，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创办了“延安工合事务所”，为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军用和民用工业倾注了心血。美国青年李敦白1946年抵达延安，在新华广播电台从事电讯技术和英语播音工作。美国畜牧专家阳早于1946年10月到达延安，他和夫人寒春先后在延安光华农场、陕北三边农场工作，为陕甘宁边区的畜牧业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陕北人民亲切地称他俩是“咱们的美国老乡”。
　　边区对外开放、来去自由的社会风尚，吸引了不少国际友人前来采访和考察。如美国进步记者“三S”：埃德加·斯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白修德来延安采访，他们写的《红星照耀中国》、《红色中国内幕》和《延安采访录》、《中国的惊雷》等，在西方大量发行，使世界人民看到：延安“是一所巨型实验室”，延安人是一支正在壮大的力量，“他们能够打败日本人，并治理好这个国家”。(22)1937年夏，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秘密观察员埃文斯·卡尔逊上尉来华，他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两次考察了八路军在华北的所有根据地以及八路军抗战、民众动员和国共合作等情况。1938年4月底，卡尔逊以美军观察员身分到达延安，拜访了毛泽东、张闻天、萧劲光等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人，观看了延安军民的军事训练，访问了一些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从延安和华北敌后根据地访问归国后，卡尔逊向罗斯福报告了所见所闻，并在各种场合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呼吁国民党政府和国际社会给八路军以实际的援助。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有史以来访问延安地区的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派驻延安的观察组，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访问。他们在向美国政府和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的报告中，确信“共产党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他们自己的”。(23)他们认为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是一支年轻的、经过战斗锻炼、受过良好训练、素质极好、士气旺盛、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的军队。包瑞德上校曾多次建议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立即向中国军队提供援助，并说明这是观察组成员们的“强烈愿望”。观察组的上述活动和见解，曾一度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世界学联代表团于1938年6月29日至7月4日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和延安各界的热情接待。代表团团长为英国人柯乐曼，团员有加拿大、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是世界学联的著名领袖。他们表示回国后要做好三件事：热情地做好宣传、如实地讲解见闻、为八路军募捐，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特别是1944年6月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代表团，他们对延安进行了自由的采访和客观真实的报道，被誉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这些记者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长达5年的军事包围和新闻封锁，使种种谎言不攻自破。记者团的来访，就“把一座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射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24)记者团中的外国记者，写下了许多介绍边区建设的文章和书籍，如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红色中国的报道》(即《北行漫记》)、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美国记者莫里斯·武道的《我从陕北回来》、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都如实地介绍了他们的所见所闻。爱泼斯坦之后还加入了中国国籍和中国共产党。延安之行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后来他回忆说，一到延安就“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从而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25)
　　江泽民同志在1989年视察延安时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在中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提倡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个艰巨而伟大的系统工程。如果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什么“特色”的话，那么，这种特色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开拓性、创造性的事业，它没有前人或外国人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要靠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开拓前进；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度里进行的，人口多，底子薄，起点低，起步晚，包袱重，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特殊国情，决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只能靠自己的探索，靠自己的力量，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6)有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世界各国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过时了。这种观点把经济全球化与独立自主割裂开来，是错误的。全球化是以各国的独立性为前提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就势必仰人鼻息，沦为外国的附庸，即使经济能得到某种程度的暂时发展，也要付出被外国垄断资本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损害本国独立和主权的惨重代价。过去盲目自大、闭关自守是错误的，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崇洋媚外、一心依赖外国同样是错误的。毛泽东曾尖锐地批评那种崇洋媚外的奴隶思想：“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到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27)这种贾桂式的人，自轻自贱，怎么能谈得上自力更生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一点精神，缺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就无法跻身于先进国家的行列。不尊重自己，也就无法赢得别人的尊重，只会受人欺负。
　　其次，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既不可能孤立于世界经济大循环之外，拒外援于国门之外，也不可能放弃自主创新而主要依靠外援。正因为如此，党把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都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所以统一于党的基本路线，是因为：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对外开放，自力更生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和立足点，对外开放有助于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我们既要反对片面强调自力更生而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倾向，又要反对丢掉自力更生的方针，崇洋媚外，唯他人马首是瞻。
　　再次，在对外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对外工作各项原则的高度凝练和概括，是指导对外工作一以贯之的根本指针。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点，就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自己的力量，确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坚持对外政策的独立自主，就是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主权出发，奉行不结盟政策，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别人打自己的牌；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珍惜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希望同任何国家友好相处，但不容许任何国家损害中国的尊严和主权，不依附任何大国，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营造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对于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振兴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③《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6～337页、第33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4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9～75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3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0～761页。
　　⑨《解放日报》，1943年9月30日。
　　⑩《杨波经济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6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8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162页。
　　(1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1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0页。
　　(17)《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394页。
　　(18)参见《毛泽东思想研究》，1984年第2期。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317页。
　　(20)《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
　　(22)[美]白修德、贾安娜著，瑞纳译：《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页。
　　(23)[美]约瑟夹·伊谢瑞克编：《在中国的失落》，1974年纽约版，第253、182页。
　　(24)《解放日报》，1944年6月2日。
　　(25)《人民日报》，1985年4月20日。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