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蒋介石、何应钦接谈经过
张钫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我从南京乘火车到达徐州，在那里听到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我是在福建光泽防地接到蒋介石由洛阳动身去西安临行时拍给我的电报的，约我到西安见面。十三日早晨到了开封。十五日，我和于右任一同到了华阴，就被阻停留在那里。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那天，才得到消息说蒋被释放离陕，我便乘当天的夜车返回洛阳和蒋见面。当时他对张学良极口称赞，说：“真是北方的汉子。”我也和张学良见了面，并且和他开玩笑说：“你真是好汉子不含糊。”此后他和蒋同回南京。我在开封住了几天。蒋到南京不久即回奉化，又电召我到奉化去。在我去奉化以前，曾经和在京的陕西人交换意见，料定蒋约我去奉化，一定是为解决陕事有所商谈，我们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只要和平，不要战争。但是，那时军政部长何应钦极力主战，气氛十分紧张。我和何见了一面，请他等我从奉化回京再谈。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我到奉化去住了三天。第一天和蒋见面，是在蒋母坟墓的庐舍里面，蒋的背上还上着石膏，躺在床上不能转动，他点头示意让我坐在他面前一张沙发上，对我谈西安事变的经过。他对我说：“目前陕局尚在混乱中，你熟悉陕西的情形，以为应该如何应付?”我问蒋说：“听说委员长和他们(指张、杨)商谈，允许了什么条件?”蒋便昂起头来说：“那是子文等谈的事，现在我们只研究对陕西如何善后吧。”他对允许条件的事避开不谈，我只好接着说我个人的观感，我说：“入陕的中央部队都拥挤在渭南到潼关这条路上，计有八师之众。渭河以南到秦岭山下，面积最宽的地方约五六十里，最窄的地方只有一二十里，前头部队在渭南县。现在听说共产党的队伍已在商州活动，如果他们出雒南到泰峪，中央大军的后路就要受到威胁。张、杨的部队在临潼、鸿门、斜口一带，不易进攻，中央军若不另行调动部署，作战可能不利，我认为用政治解决较为便利。”蒋不答而谈张学良，他说：“汉卿只想回东北去，不知道时机还没到，我让他到西北去是有好处的。日本人对他有仇恨，若不避开，外交上就会发生许多难题。他们轻举妄动，以致演成这种局面。”我说：“汉卿对日本人有杀父之仇，失地之恨，一些东北人鼓动他抗日回东北去，才出此行径。听说他看见委座的日记，很感动，才送委座出陕，是这样吗?”蒋说：“安内才能攘外。他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风声泄露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更要加紧了。”我问：“委座所定的抗日计划，汉卿以前不知道吗?”蒋说：“我没有同他谈过，怕他泄漏惹出事来。现在我们的力量尚不充实，外交还没有得到援助，怎么能同日本打仗呢?共产党退到陕西，汉卿若能努力围剿，抗日就能免去内顾之忧。如今我的计划……”，说到这里停了半晌，接着说：“都教这场事闹坏了。”我问：“去年冬天在庐山开会，许多人都传说是抗日会议，为什么汉卿到山上两天，便让他下山？”蒋说：“山上取暖的煤炭不充裕，所以让他们年纪不满五十岁的人都先下山，我留在山上作计划。虽然当时我没有和大家谈过，我的日记上有记载。”蒋又欠一欠身说：“你看内乱未平，怎样对外，张、杨真是坏了我的大事。你在这里住两天吧，我还有话和你谈。”这天的话多半是半吞半吐，没有什么结论。
第二天见面，蒋开口便问：“杨虎城这次举动，你和右任在事前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说：“这几年我和陕西相隔太远。许多中央人员都在西安，也都没有看出破绽，想是最近一种新的转变，或者出于汉卿的主张。”蒋便接着说：“我对虎城不薄，他又是党员，何以会同汉卿这样来做?你总可以想想他对我的误会是因为什么?”接着我便向他说：“有一次虎城到杭州见你，同时韩复榘也到了那里，你对韩隆重招待，和虎城见面时只随便谈谈，问了几句话便催他回去，是不是有这么一次?”蒋想了一下说：“是的。我觉着他是自己人，对他不客气。”我说：“这事我是听右任说的。他回到南京就有了戒心，说委员长对他冷淡。又一次，委员长在石家庄，虎城赶到谒见，你对他说：‘你以绥靖主任兼任陕西省主席，要好好干，中央决不换人。’他兴高采烈地回到陕西，正要大展鸿猷。不料，不久就任命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使他不免失望。”蒋说：“不错，力子去到陕西，我曾经先让右任向他疏通过呀。”我接着又说：“他买枪械的款项有一次被扣，有这回事吗?”蒋说：“我答应了给他枪械，不许他自由向外国购买，这事是有的。”我又问：“听说有人报告他和陈济棠来往，他们往来的信件被特务人员查获，报告了委座?”蒋说：“我不知道，恐怕有人从中离间。”当时，对杨的思想确实进行了一番研究。蒋说：“他为人很聪明，只是学识较浅，容易被人家动摇。我和他谈过多次话，他表示都很诚恳，向来我把他看作是忠实的同志，这次事件让我很痛心。他的地位不算低，还想干什么?我认为他误入歧途，实在可惜。我对于老同志是决不辜负的，如果他对西北问题多努力，我还是要借重他的。你和右任及陕西的朋友们想想法子。”蒋对杨虎城的态度，忽刚忽柔，忽坏忽好，并且用话来测验我的心理，又要让我把他的话传达给对方。我说：“虎城对党和主义及国际的形势都认识不够，才酿出这次事件。他既然赞成委座出陕，可见他拥护委座之诚，收拾西北还需要他居中斡旋。委座对他的责备正是爱护他，培植多年的部下，还希望对他不要失望。”蒋含笑说：“是的。我若对他失望，这话就不必谈了。你回南京见右任兄请他转达我的意思给虎城和陕西各位同志。”第二天的话就谈到这里。
第三天才谈到对陕西的善后问题。我和他讨论的结果，是让我到南京和何应钦、林蔚研究进行的步骤，以不用兵为原则，对张、杨，对陕西有和平了事的表示。结束了前两天的谈话，又谈了些各省的情形，也觉着这件事以早日结束为是。他当即电知何、林，让我明日回南京去和他们商议。
第四天，我在候机返回南京的时候，恰巧张学良、宋子文、贺耀组一同下了飞机。走进招待所，张学良一见我便说：“你几时来的?委员长让你去陕西吧?你去，我就回不去了。”我说：“你别着急，到楼上洗洗脸，喝喝茶，休息一下我们再谈。”我们四个人一同上了楼，宋子文、贺耀组同时说：“请谈吧。”张学良问我：“你来干啥?委员长对你怎样谈的?”我说：“你放心！我决不到陕西去。你说：我若去你就回不去了，这是什么意思?”他神色仓皇地说：“我曾经对虎城说，我把委员长送到南京就回去。”我说：“你把委员长送到洛阳，为什么不在那时就要求回去?”他没有答复这句话。接着说：“我不回去，彼此打起来可不好。”我说：“不会吧。”他仍在刺刺不休地和我谈，可是宋子文一言不发。我因为飞机就要起飞，便和他们三人匆匆告别，离开了奉化。谁知从此再也见不着张汉卿了。
我回到南京和何应钦见面，讨论对西北的和战问题，何仍旧把他调兵遣将“讨伐叛乱”的言论讲了一大套：“西安事变，如果不是声罪致讨，委员长就不会被释放出来。现在他们理屈气馁，我们名正言顺，大张挞伐，一击便溃。所以我始终主张讨伐，以整纲纪。如果不将叛逆根本铲除，养痈必贻后患。况且日本步步进逼，内忧外患，将来便更难应付。”我当时说明不主张打仗，有以下几点意思：1．张学良亲自把委员长送出西安，可见他竭诚拥护之心；2．宋子文及宋美龄对张、杨有诺言；3.中央军各部在西北不相联系，动则遭受牵制；4．战则兵连祸结，违反西北人民的意愿。和平解决，张、杨部队不致铤而走险，或全数投入共产党。并说：委员长对这样看法也表示同意。战与不战，请部长郑重考虑。何应钦接着说：“纵然不即刻就打，也要预备打。现在各省军政长官都主张讨伐，前方的将士义愤填膺，不打的话目前实在说不出来，如何打法，自应先行计划。”这时，林蔚就拿出了日本文的详细地图，先让参谋们把张、杨部队的驻地人数和兵种，详加标识，又标识了共产党部队的所在地和所据的地形。中央军西路情形，关麟征在固原，胡宗南在平凉，万耀煌在秦岭山中。东路情形，顾祝同指挥的八个师集结在潼关至渭南一条线上，南阻秦岭，北逼渭河。听说共产党红军已到商州，冯钦哉在同州的兵力有限，中央军不占优势。张学良的主力在东路临潼、斜口、鸿门一带，阵地巩固。杨虎城的司令部在三原，主力在渭河以北。如果战争开始，红军突出雒南(今洛南县)，中央东路军便受威胁；西路兵孤立无援，必将进退失据。当时将山河险阻及两方形势一一对比，与何、林按图详加研究，他两个人也认为形势不利。何却又主张先将局势扭转，然后进攻。仍然不肯放弃他战争的主张。第二天晚上又继续讨论，直到十点钟才决定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将中央军另加部署，调两师从渭南猴子头入商州；调两师过渭北驻沙苑一带，与冯钦哉联系；调胡宗南由平凉东驻兴平、乾州，迫使西北各军就范。一场风波，从此平息，走上了用政治解决的途径。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