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追忆
邵力子
我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事变发生后，也是被限制自由的一个人，事变中的情况无从详知，事前又未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任何军事会议，事后又匆匆离开西安，因此，所知极少，判断难于正确，此稿的缺点错误，敬希不吝指正。
一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蒋从南京到西安。虽然当时日本侵略者正从华北向绥远进犯，完全暴露其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益高，而蒋仍急欲成就其所谓“八年剿匪之功”。所以从广州回到南京，几天后即来西安。蒋此行是为重新调整西北“剿共”军事，并劝说张、杨服从“剿共”计划。
蒋到西安的第一天，即对我说，有一封写给徐向前的信，已写好稿子，想交我润色一下。但未把稿子交我，也未说明写信的原因和稿子的内容。我猜想或是蒋对中共倡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答复。但直到蒋去洛阳，也没有把稿子交给我。
蒋去洛阳，说是避寿，实际是部署“剿共”的军事。南京去祝寿的人不多，阎锡山、徐永昌、傅作义等都到了。张学良也借词祝寿，跟着去了，向蒋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蒋不接受，反而怒气益增。一次，蒋在总理纪念周讲话时说，凡是在“共匪”未肃清以前高谈与日本作战的人都是国家的叛徒；又公开骂张不尽责“剿匪”，使张十分难堪。蒋曾飞太原，与阎锡山等会谈一次，后仍回洛阳。张、杨也飞兰州一次，同于学忠等商议后即返西安。十一月下旬，张因绥远前线形势日益严重，亲笔写信给蒋，请求亲带所部援绥，蒋复信不允。十二月三日，张乘飞机去洛阳见蒋，说部下因请求援绥抗日受阻，群情愤激，他已无法控制，请蒋亲自去解释政策。这时蒋调集军队计划已定，命张先返。次日，即十二月四月①，蒋也到了西安。
蒋这次见了我，说写给徐向前的信要过一个时期再发。事变猝起，这信稿便永远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蒋去西安，行营设在临潼华清池。从这时起，西安空气日益紧张。蒋鼎文、卫立煌、陈诚、朱绍良、万耀煌、陈继承等陆续来到，陈调元、蒋作宾、蒋方震、邵元冲、张冲等人也来了。蒋连日接见军政要人，召开军事会议，都讲其“抗日必先剿匪”的主张，且说“‘剿匪’已到最后阶段，预计将于一个月内可竟全功。”在召集东北和西北将领谈话时，两部将领却都表示不愿参加围攻红军而愿去前线抗日。
蒋为向东北军解释“剿匪”政策，去王曲镇张学良所主办的军官训练团讲话，仍然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但语气上则多以抚慰而少于责骂，结果反而助长了张学良和军官们的愤慨。
八日，我曾与杨虎城叙谈，我当时感到形势严重，忧虑会发生有如日本二二六事变②那样的事；我是担心东北军不稳，或有不利于张的举动，并未想到张会以兵力扣蒋，更不曾想到杨会与张合谋。杨当时答复我，决不会有那样的事(指二二六事变)。
九日，西安学生万余人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抵抗日寇，到绥靖公署、省政府请愿。我接见学生代表，答应转达。这时忽有特务向群众开枪，击伤一人，激起学生更大的愤慨，直向临潼行营前进。蒋得报，用电话严令“西北总部”制止。张乘汽车追至十里铺，把学生劝回。这件事也增加了张、蒋间的矛盾。
蒋在十日召集军事会议，据说，决定在十二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如张、杨两部不愿参加，即令张部调福建，杨部调安徽。命令未颁，事变已爆发了。
二
张、杨是分工合作的。两部同时于十一日夜半，即十二日黎明前发动。
临潼方面由张部担任。张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带两个连向临潼挺进，白凤翔、刘桂五指挥军事，另有刘多荃、唐君尧等各带一部在后支援。蒋的卫队顽强抗拒，死伤甚众；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胸侧被击穿一孔，被俘；蒋只身仓皇向后山奔逃，匿石窟中。被搜索发现后，由孙铭九背负下山，强迫扶上汽车，送至西安，安置在西安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
西安方面由杨部担任。对省政府和住着许多军政人员的西京招待所，都派队包围，收缴枪支，然后加以扣留。
省政府只有中央宪兵一连轮流值岗，没有激烈冲突。西京招待所方面，只邵元冲在兵士持枪叩门时，惊慌跳入庭院，还想偷越后墙，被枪击重伤，不治身死；其余各人，以及住在通济南坊的“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等，都被集中监视。
在形势极度紧张中，我没有预想到张，杨会用武力对蒋进行“兵谏”。十一日晚，我参加张的宴会，十二时许始回省政府后楼就寝，倦极甜睡。夜半忽被枪声惊醒，枪声很近，远处也有，我猜想是几天来所忧虑的东北军不稳的情况发生了。无法查问情况，因即下楼，进入藏书室，在书柜旁坐待天明。署内外枪声由减少而停息，绥靖公署汽车厂厂长夏述虞来，说并非兵变，是张、杨为了要求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提出了八项条件；张、杨各向部下宣布，说是对蒋实行“兵谏”。夏奉杨之命，请我去新城大楼。我即与夏同乘汽车前往，车停在绥署旁杨的住处前面。夏报告后，杨未出见，邀我至南屋杨的卫士队队长室。这时已十二日上午九时许，李志刚来。李是杨的驻南京代表兼省政府委员，是我多年熟人，代杨慰问我，说杨要他负责招待，已准备腾出新城南门外招待所让我去住。我说这里也很好，不必费事了。我在卫士队队长室一共住了五天。李告我，夏厂长即是负责收缴省署宪兵枪械的人，杨已责备他搞得不好，使我和我妻受惊。
十二日上午十时许，张到卫士队长室来看我。慰问数语后，即说明是对蒋“兵谏”，他同杨的主旨都在抗日救国。现蒋已到新城大楼，一定要促他反省，保证他安全。我说：“动机在救国，是可以相信的，但做得太冒险了！开始就不大好，收拾能有把握吗？”张说：“目前最重要的在劝蒋接受抗日的要求，我们是仍愿意接受蒋领导的。但蒋现时怒气极盛，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并且拒绝进食，也不肯穿送去的寒衣，请你去劝劝他。”我同意了，即同张去大楼。我单独见蒋，但杨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未退出。蒋问我从何处来，我以实告。蒋表示决心牺牲，决不受任何要挟，即把对张所说的两点告我：立即送回洛阳或即行枪杀，可由张在两者中任择其一。我说：“送回暂无可能，枪杀也决不敢。”因问蒋可否考虑如以前两次自动辞职，俟国家有需要时再出。蒋说：“决不能在武力胁迫下考虑这个问题。”我只能坚劝蒋善保身体，即时进餐，并加衣防止受寒而出。
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张又来，要我劝蒋移居高桂滋师长新宅。因高宅在张寓金家巷内，便于张随时见蒋，又有御寒设备，草地宽旷，卫生条件较好。我去见蒋说了，蒋又严词拒绝，说：“我决不迁往他处，如张不能送我回洛阳，我就死在此地，这是西安绥靖公署所在，我是行政院院长，所以决不能离开此地。你可即以我此言告张。”我请蒋稍息怒气，使张得尽所欲言，张的话也决非全无可采之处的。蒋对我讲话中有：“凡自称匀称尊敬信仰领袖者，如闻他人诬谤其领袖而不亟起纠正制止，反以中立自居或默认其说，则其尊敬与信仰皆为不诚”云云，这话不仅对张，实亦对我。蒋必在疑心我，曾听到张、杨毁谤蒋的话而不加纠正。事实上我没有听到张、杨毁谤蒋的话。有时对于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有所怀疑或不满，我并不认为是毁谤。我当时不向蒋申辩，再请蒋考虑移居高宅问题，说这实出于张的善意，并请勿再峻拒张的进言。蒋问我曾否见杨，何不嘱杨来见?我含糊应诺而出。
张见我，问蒋是否同意移居高宅?我告以与蒋谈话经过，说蒋怒气仍盛，但不必认为绝望。我劝张同杨都耐心工作，务必达到“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目的。蒋曾问我可否移入大楼同住，我未把这话告张，仍回杨的卫士队队长室。
十四日，张未再来，我亦未再见蒋。据蒋在《西安半月记》中说，这天早晨蒋曾命侍者请我去见，但并没有人来请我。蒋甚至疑我“已遭不测”，实际上我安然在卫士队队长室，也决不会有单独加害于我的事。侍者一定向张转达了蒋的话，是张太忙，忘记处理呢?或者因为端纳这天将从南京来，等着他去见蒋呢?我想是后一个原因居多。
三天以来，纷传南京已对张、杨下令讨伐，何应钦急忙布置军事，不少人忧虑事态变化，或将危及蒋的生命。端纳之来，可望有所缓和。晚上听人说，端纳到后，即同张去见蒋，自请与蒋同住。蒋亦从端纳之请，由新城大楼移居高桂滋宅。这就使张得有与蒋多谈的可能，实在是局势的一个转机。
关于蒋移居的事，我心中有些疑怪，为什么张本人坚请，我又代张力劝，蒋都坚决拒绝，只隔了一天而蒋即听端纳的话接受移居呢?
十五日上午，李志刚来看我，证实了端纳到西安和蒋已移居高宅的消息。我表示了看法，说情形可望缓和些，但不容易即有具体结果，希望张、杨作进一步的努力。李说：端纳放出空气，说宋美龄要来，我想她能来更好。我又听说各省当局对张、杨等的复电不多，词意亦多含糊，这不是意外的事。
十七日，我移住九府街止园。这是杨的私宅，原为其老母和眷属住的，为了使我更舒畅一些，特腾出三楼，请我从卫士队队长室搬来。次日，我妻傅学文也自省立医院移来问住，她的手背伤处已好了。
十八日上午，李志刚来，先谈外面的情况，知道蒋同张谈的话多了，端纳去洛阳同南京方面通了电话，仍来西安，放蒋鼎文去南京制止飞机轰炸，宋美龄即将来西安，宋子文或者也来；这些消息都引起不少猜测。我想张、杨方面同蒋谈的时间愈长就愈好，参加会谈的人愈多，也就愈能接近。我问中央来的人都扣在何处，李答分别扣在西京招待所和金家巷张的宿舍内。我告李，如果张等有什么要求，我可同陈辞修(诚)或者其他人同去劝蒋。据李以后说，把我的话报告过杨，但没有下文。我想，张在这的已可直接同蒋谈，也可以要南京来的人一起同蒋谈，不必再由我去劝蒋了。
我问省政府人员的情况，李说：秘书长耿寿伯回家，不出门；民政厅厅长彭昭贤被搜查—次，他白天在厅，晚宿宁升三家；财政厅厅长宁升三病重，已多天不进食物；教育厅厅长周学昌藏在朋友处，不敢出门。
十九日以后，我在住所猜测外面情况，觉得人民公审的话不会实现了，南京的军事行动也已暂时停止，但迟迟没有决定性的消息，又是什么原因呢?这必是问题过于重大，蒋能接受张、杨的八条要求吗?即使不肯全部答应，能接受几条呢?接受又将采取什么方式呢?蒋必将坚持不肯签字，张、杨能同意蒋的口头诺言吗?即使张、杨同意了，又怎样说服部属呢?这些问题都是不容易解决的，但只要没有恶化的消息，就说明还有希望。因此，我还是静候佳音吧!对于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什么时候来西安，来了有什么动作，都不怎样探听。等着，等着，不觉过了六天。
这六天中，有什么人来看过我，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一位曾任国会议员的寇遐(胜浮)，他是杨的同乡好友，张到西安后，杨常邀他于假日或晚间谈叙，我也时常参加。寇当然不预闻张、杨密谋，但对时局有相当的注意和了解。他对我透露了一个消息：张派飞机去延安，迎接中共重要人物来西安，商谈迫蒋抗日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而应寄予希望的消息。
二十五日下午五时许，杨虎城忽来，这是事变后杨同我第一次见面。杨说他从飞机场来，送蒋乘飞机去洛阳。张要送蒋明天回南京，同机前去了；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也同去。我未及询问详细情况，杨即恳切向我道歉，说：“这次的事自问动机纯洁，做得却不够好，因而使您受惊，夫人受伤，真觉不安。”我答以：“事变既得和平解决，过去一切不愉快的事，都不必再谈，惟愿一致救国的愿望能够迅速实现！”杨又说：“即日要欢送事变中扣留的各将领回南京，但希望您能留下来，继续主持省政。”我笑问：“我还可以主持省政吗?”杨说：“为什么不可以，我们都希望您留下来。”我看杨已很疲倦，就说有话以后再谈吧，杨即起身告辞。当时我想蒋如果完全不承诺条件，张、杨决不会同意放他，张更不会亲送蒋回南京，这在日后自知分晓。可以不必再问了。
三
这里有一件特别应当记载的事：二十六日晚，中国共产党应邀来西安的两位领导人物来看我，这两位是中共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中共代表还有博古，没有来)。周恩来先生是我一九二五年在汕头时领受过多次教益的，叶剑英先生也是那年在广州认识的，都是我最敬佩的人。这晚宾主间的谈话没有拘束，我全神贯注地静听客人的话。他们谈了这次来西安的经过，到西安以后的工作，这次事变解决的过程，以及事变结束后的期待。他们也谈了当前中国的处境和前途，全国人民的责任，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使命。我从这次谈话中，看到事变所以得到和平解决的真正原因，很是兴奋。
周恩来是参加张、杨同蒋的谈判的。据说蒋在看到张陪同周见他时，神经似受极度震动，面色惨白，随着周对他和蔼的态度而逐渐恢复常态。周当时即开诚地谈中共对于国难的态度，并表示希望蒋能领导抗日。这以后，张、杨与蒋谈判抗日纲领时，他都参加。
二十六日，蒋在洛阳发表了一篇标题是《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有人说事实上没有这样的训话，是蒋到洛阳后撰写出来的，我不能判明其究竟，只认为蒋发表此文是有其作用的：一方面他要表示没有为武力威胁所屈服，所以强调其“始终拒绝”张等屡次要求他签字与下令；另一方面又要表示他会履行对张、杨所作的口头诺言，所以用“言必信，行必果”来引出“凡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无不可以采纳实行”。后一部分的话是含糊其词。毛泽东主席在二十八日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明白举出蒋“允诺的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删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毛主席的声明仅后于蒋的声明两天，显然是根据中共去西安代表团的报告，而这一代表团是参预了张、杨同蒋的谈判的。所说蒋允诺的条件是十分可信的，不必再加猜测了。
二十六日晚，杨宴请扣留的各将领和其他人，欢送他们明天乘飞机回南京，我也应邀参加宴会。杨简短致词，并提出希望我留下来的活，没有人表示同意，我也未说什么。二十七日，很多人都乘飞机回南京，我留下来了。二十八日下午，杨又来见，说得张的亲笔信，蒋盼望我即日回京，张已同意，嘱杨不再留我。因此，已决定明天送我夫妇俩回南京。杨表示惜别，并希望我能有机会再来陕西。我表示谢意，并说后会有期，愿努力。二十九日，我夫妇即乘飞机回到南京。
我回南京，朋友们见面，争问事变中的情况和我对事变的意见。我觉得很不容易说话，特别是对于张、杨二人的评价。只能就所知的情况约略作答，表示不能赞同有些人骂张、杨是乱贼，是土匪。我说张、杨这次做事固然太冒险，太卤莽，不能说没有错误；但要求抗日御侮，还是出于爱国的动机，是未可厚非的。我们只能惋惜张、杨读书不多，却不宜看作乱贼或土匪。我这样讲话，引起有些人的不满和惊异。李志刚去溪口，过南京时，同一位曾做我的秘书而调任省党部委员的朋友谈话，这位朋友说：“老夫子呀!真莫名其妙，他在西安受到这样的打击，回到南京还说他们(指张、杨)的好话。”我自问说的话很客观，并且为抗日大局着想，也只能这样评判张、杨。
南京在这时，导演了一出对张军法会审、判刑而又特赦，却又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怪剧。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张到奉化溪口，蒋召我去陪伴张读书。我到时，已有一位徐道邻(徐树铮之子，这年与陈布雷合写一篇《敌乎？友乎？》的论文)在伴读，我只挂一个名而已。张读什么书，现在已记不起来，记得有一天闲谈，张的话值得记下来。张说：“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护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山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到西安，这出戏岂不可成为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极好的戏竟演坏了！”张讲这话时，神情似兴奋又似懊丧，我觉张的英雄主义真浓厚，只能答复他说：“这已是过去的事，您也不会有所追悔，还是安心多读一些有益的书吧。”一九三七年二月中旬，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会，我回南京，从此不再看到张了。
李志刚在这时到溪口两次，是为了见蒋谈陕西军事善后问题，也看了我，谈了一些和平解决陕事的意见。
三中全会开会的日期，是蒋回南京后几天内，即由国民党中央开会决定的。这是蒋表示要改变其“剿共”政策的第一个步骤。中共中央二月十日发来一个电报，提出四项保证，希望国民党决定“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为国策。三中全会也通过了一个“根绝赤祸案”，就借此放弃了“剿共”政策。同时通过任我为宣传部长，这也算是结束“西安事变”的一个副产物吧。 附 记：
我同张学良的关系
我于一九三三年夏任陕西省主席，张学良则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始以“西北剿匪总部”副司令名义到西安。对于西安事变，我事先并无觉察。中央两个庞大的情报机构——“中统”和“军统”，我都毫无关系。这两个大情报机构在西安各有做工作的人，他们都没有觉察张、杨的密谋，我又怎能负责呢?
我与张的相处，有一件事值得写出。一九三六年八月，一天晚上，已近夜半，张以电话召我，我去时，张突变常态，声色俱厉地问：“你知道省党部在街上抓走我的学生和部属吗?我决不能容忍，已派队去搜查，请你负责查明，限天明以前把抓去的人送回我处。”张大概以为我是省党部负责人，实际上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一直由杨兼任，我继杨任省主席后亦未更动。当然，杨也只担名义，未管省党部的事。但我仍请省党部几位委员到来，传达张意，经他们查明确有这样的事。原来是南京派来几个调统室的人抓的，省党部委员也不清楚。我再去见张时，抓走的人已被张救回，张的态度比较好，说：“很对不起你，深夜惊动，请回去休息吧!”原来抓走的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青年干部马绍周、关时润等，都是左派分子；张很着急，当时即派出卫队营一个连，冲进省党部，救出被抓去的人，并从调统室搜去不少文件。隔了两天，张又请我去，恢复了常态，对我说：“看过从调统室搜来的文件，才知道您也是他们造谣密报的对象，他们对您我都任意诬蔑，荒唐到了极点，我深信您决不会有象他们密报所说的事。”张问我都不再说什么。南京中央党部还电张以责难，不应派兵进入省党部搜查。张复电说明省党部做事太荒谬，他是以中央委员和副总司令地位行事的。蒋也从广州来电问我，省党部事内容究竟怎样；同张高唱抗日有无关系。我复电说，省党部事张已复电中央，且已完全结束；东北军人不忘抗日，情有可原，张对抗日事仍必服从命令。蒋正忙于处理两广军事，不再究问。
我同杨虎城的关系
我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奉命任甘肃省主席，一九三三年调任陕西，都出于杨的推荐。我对杨早有好感，因听说杨在陕西靖国军是坚持不同北洋军阀妥协的人，又曾坚守西安八个月，在移驻安徽、山东境内时，都有良好表现，故我曾多次向蒋讲杨的好话，蒋对杨信任与我不无关系。杨同我相知日深。到一九三○年末，杨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③兼陕西省政府主席④。次年，杨部师长孙蔚如带领部队至兰州平定雷中田变乱，孙以宣慰使兼代省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杨又曾荐我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杨保荐我主政甘，自有其他原因，但也由于对我有较深的信任。后我与杨在西安同城分主军民两政，三年有余，个人之间只有协作，从无摩擦。但杨总觉自己不是蒋的嫡系，加以特务不时制造对杨部的情报，不免有所不安。杨喜欢接近进步人士，部下也不免有个别的共产党员。在我未任陕主席以前，蒋曾电杨，指杨的秘书长南汉宸是共产党人，责令杨解送南京，杨复电说南已离开西安。杨对张不愿“剿共”，坚请抗日是同情的。杨部在前方，也与红军有秘密谅解，不愿同红军打仗。所以张、杨两人合作扣蒋，并不奇怪。
① 《民国大事日誌》记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蒋委员长偕张学良自洛阳赴西安。
②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国会选举中，由于支持法西斯的政友会失败，“少壮派”法西斯军官率领士兵在东京发动骚乱，骚乱后建立了广田政府，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
③ 《杨虎城传》记载，西安绥靖公署设立是一九三一年夏潼关行营被撤后的事。
④ 《民国大事日誌》记载，一九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任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