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晚”事件
宋黎
1936年8月29日晚，在西安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艳晚”事件。当时我们作为张学良将军邀请的学生代表，曾是“艳晚”事件的主要当事人。
“艳晚”事件前的有关情况
1936年七八月间，我从多方面得悉，国民党特务正在加紧活动，严密监视我们的行踪，当时我们处境十分危险，需要做好准备。因我们是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请来的学生代表，又是“总部”①安排住在西北饭店的，搬迁需要通过张。刘澜波听了我汇报后，即向上级党请示。上级党向张打招呼说：你的两个学生在西安宣传抗日，他们住处很不安全，是不是送到我们那里(指苏区)去?那边抗日自由，也安全。张表示不同意。说：“我这里也抗日，我的学生还是留在我这儿吧!”鉴于张校长这个态度，上级党要我们直接同张面谈，并指示：“如果他对你们安全不负责，可自行搬迁。”
根据党的指示，我到张公馆见张学良将军，直截了当地说：“张校长，我们想回北平。”张问为什么要走呢?我说：“我们搞抗日活动，国民党反对，要镇压。我们住在西北饭店很不安全，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窗前房后转来转去，还偷翻我们的东西。我们想回北平，那里学生多，比较安全。”
张校长略加思考后说：“送你们去兰州暂时避一避，我通知于学忠让他安排，你看怎么样?”
由于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安全保证，以便继续在西安从事抗日活动，所以我婉言谢绝说：“西安城市大，有校长在都不安全，兰州地方小，又远离校长，更不安全了。”张听出我不愿去兰州，马上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如果你是共产党，我可以通过上海李杜送你去东北抗日。”
我理解张学良将军的心意，但共产党员不能随便暴露自己的政治面目，就说：“我不是共产党，也不去东北，我想回北平。北平有学联，抗日同学多，在同学队伍里可以互相保护，比较安全。在这里孤孤单单不安全。”接着我进一步说：“我们来西安时间不算短了，没做多少抗日工作，反倒给校长惹来许多麻烦。我走对校长好，不至于因我出了问题引起人们议论，说张副司令带兵几十万，连一个抗日学生都保护不了。”
张听我讲完，心情十分沉重，在房里踱来踱去，随后果断地说：“你们哪儿也不用去，就住在西北饭店，反正我还带兵，可以保证你们安全。”
事后，我向刘澜波作了汇报。经研究决定，我们继续住在西北饭店。为了防止意外，我们做了必要的准备：将机密的东西处理好，通知与我们有联系的抗日人员暂停来往。
“艳晚”事件的经过
1．拒捕
1936年8月29日，我接到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长申伯纯的电话，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对我们采取行动，要我们加倍小心谨慎。情况危急，我让马绍周速到“总部”政训处找他的熟人弄清情况，以便决定对策。后来知道，他出去后就被特务逮捕了，羁押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马绍周刚走，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几个人进来找我，研究撤换东北中学校长王化一的事。当时我心里很急，考虑他们年纪轻，怕吓着他们不好明讲，又担心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只简略说了几句就让他们走了。代表团负责人曹富琨(曹裕民)留下来要跟我深谈，我不好推辞。他正在讲着，突然门被踢开，接着闯进两个人，进门就喊：“宋黎!”我一日了然，顺口回答：“不在家，出去了!”特务横眉竖目、声嘶力竭地叫道：“就是你!”说完猛扑过来把我和曹富琨一起逮捕了。两个特务架起我的两只胳膊往外拽，刚出房门，特务头目对他的喽罗宣布：“抓到了共产党要犯!命令谁也不许打电话，不许走露风声，来一个捕一个。”
我意识到事态极为严重，为了让别人知道我被捕了，避免再来我房间陷入罗网，我边挣脱边大喊：“你们这是干什么?”突然，一个特务朝我的背上狠狠地猛击一拳，顿时我觉得呼吸十分困难，腰都直不起来(因此患了肋膜炎，至今还留有后遗症)。特务边打边骂：“妈的，还不明白!不许说话!”
西北饭店分前、中、后三个院落，我们原住在中院，因为六十七军参谋长赵国屏夫人有病，要和我们换房，为了统战工作，我们就和他调换了住室。我和马绍周住到后院。房间像个地下室，进出要走楼梯式台阶，经过东大新任秘书长周鲸文房前，我以为他在家，连声高喊：“土匪绑架!”“土匪绑架!”路过他房前时发现屋里没有灯光，显然他没在。我灵机一动，抱住身边一根木柱子不走。
这时，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先生迎面走来。一个特务说：“这个老头来了，逮捕他!”抓我的三个特务分出一个去抓车，剩下两个特务拖不动我。一会儿，那个特务空手回来造谣说“车带了枪……赶快先把这个送走。”三个特务把我抬起来，我极力反抗，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我弄出小院。我趁机猛然挣脱出来，又跑回小院，发现车向枕先生还没逃走，特务追进院来只顾抓我，七手八脚把我拖出西北饭店后门，车先生这才乘机脱身，离开了险地。
从西北饭店后门出来往北走有个十字路口，那里有杨虎城将军的岗哨，是通往新城方向去的。特务怕出差错，便直奔正南大街走。一路上，只要遇到树木或电线杆，我便抱住不放。那天是星期六，晚上行人比较多，我不断大喊：“土匪绑架!”一个值勤的警察端着步枪跑来问：“怎么回事?”特务说：“我们是省党部的。混蛋!你还看不明白?!”警察没敢还言，眼瞅着特务把我架走。忽然，我发现只有一个特务押着曹富琨，就向他高喊：“快跑!快跑!”曹一转身，从西北饭店前门跑进前院楼上。那里住着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十多个人，其中东大代表有景全丰、萧润和等五六个人。因学生较多，特务没敢进去。三四个特务把我抬起来往省党部走，后来听说，有几个学生代表跑出来试图营救我，但没有成功。
2．截夺
西北饭店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一条大街上，相距1千米路左右，眼看快到省党部门前了，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骑兵巡逻队迎面而来，我大喊：“土匪绑架!土匪绑架!”巡逻队五六个人跳下马先缴了特务的械，然后喝问：“怎么回事，为什么抓人?”
特务抢先说：“我们是省党部的，他是刚捉到的共产党要犯!”我赶紧分辩：“我不是共产党要犯，他们是土匪绑架。我叫宋黎，是张副司令请来的东大学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秘书。”巡逻队中有人认识我，因为我在西北饭店已住了半年多，负责查店的宪兵知道我的姓名和公开身份，我又去过西安绥靖公署，在西北军中宣传过抗日，因此不少人认识我。一位巡逻队员机智地向特务要逮捕证，特务强词夺理地说没有逮捕证!巡逻队员质问特务：“没有逮捕证为什么抓人?”一个特务趾高气扬地说：“我们是奉蒋委员长命令逮捕共产党要犯，你们别来碍事，不信跟我们一起去省党部问问。”特务们蛮横地坚持要把我送交省党部。我强硬地说：“我是张副司令的秘书，要送就送交张副司令或杨主任。”这时认识我的巡逻队员向他们队长说：“他讲他们是土匪；他们说他是共产党要犯，我们管不了这些，我们巡逻队查街遇到此事，都应上交杨主任处理。若不然杨主任向我们要人我们怎么办?张副司令知道后向我们要人，我们哪儿去找?”巡逻队长听了点头同意，便高声说：“带走，都上交。”特务们无可奈何，只好如此了。我想，若把我交到巡逻队连部，必得走西大街，从国民党宪兵一团门前经过，倘生不测，这岂不是躲过虎口又进狼窝!我连忙说：“你们连队处理不了我的问题，干脆送交营部吧，营部离这儿又近。”巡逻队长表示同意，于是把我和特务一起带往端履门十七路军宪兵营部。特务怕我跑了，拽着我的一只胳膊，巡逻队怕我被拖跑，拽着我另一只胳膊。路过西北饭店时，我要求进去给张副司令打个电话，巡逻队同意，特务不放心，跟在我身边监视。
接电话的是张学良将军的秘书，他说副司令正在开会。我请他转告张校长：“我被省党部逮捕了，现在已被十七路军宪兵巡逻队截夺下来，正带往营部途中。为了避免学生代表驻地发生恐慌，请副司令派人到西北饭店维持秩序。”秘书说：“听明白了，我一定报告副司令。张副司令已经知道你们的事情了。”
到了宪兵营部，开始把我暂押在值班室，过了一会儿又被带到另一个办公室。一个排长对特务说：“我证明这个人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住在西北饭店，是张副司令请来的。”特务坚持说：“这个人是共产党要犯，需要对他立即搜查。”说着一个箭步窜到我的面前，伸手就要翻我的衣兜。我双手捂住说：“你们是土匪，无权搜查我。你把手伸进我兜里，说是搜查，塞东西栽赃怎么办?”那位排长厉声说：“这是我们宪兵营的地方，你们不能随便搜查!要搜查也得我们搜。”特务没办法，只好由宪兵营的人把我从上到下搜查一遍。翻出来的东西主要是名片，有张、杨两将军的，也有军长、师长的，我总是随身带着当挡箭牌用。宪兵营的战士把搜出来的东西都拿走了，然后把我和特务分别羁押在两个房间等候处理。
不久，宪兵营的副营长谢晋生来了。他以特务捕人既无公文又无逮捕证，事先又没和宪兵营联系共同办理为由，严词拒绝交人。特务迫于无奈，提出让他们回省党部取公文来提人。谢副营长明白硬顶顶不住，就同意特务回去办理提人手续，借此拖延时间再想别的办法。特务临走时威胁说：“宋黎是共产党要犯，蒋委员长下令逮捕他，不能让他跑了，也不准把他交给任何人!”此话，隔着纸窗我听得清清楚楚。接着听到谢副营长在外面嚷：“你们办手续去吧，办妥了再来提人!”
3．协同营救
特务们刚走，大门咣地一声关上了。谢营副走进来让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件事闹得很大，各方正在设法解救。刚才搜出的东西全在桌子上，你看看，有碍事的就处理掉，特务回来还得要这些东西。”又说：“你放心，没有我盖章谁也提不走人，不过还得审讯一下，留个口供。主持审讯的人你认识，是李木庵。我马上找杨主任去给你活动活动。这里有电话，你可以用。”说完急急忙忙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十七路军的军法官李木庵(地下党员，西北特支领导成员)来了。我们一起研究了“口供”，除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俗套外，主要讲我来西安是张副司令请的，一贯奉公守法，不是共产党。我主张抗日，但抗日无罪……然后按一问一答形式记录在案。李木庵嘱我记住“口供”，按了手印，便匆匆走了。
李走后，申伯纯来电话说：“你的事张副司令、杨主任都知道了。你在宪兵营很安全，不要急，稍稍委屈一下。”紧接着，宪兵营的一位士兵来看我，说有事要办可找他联系。我不认识他，不敢深谈，只写了一个报“平安”的便条，请他送到西北饭店东大学生代表团那里。
为了营救我，谢副营长急忙向杨虎城将军报告。当时杨已入寝，侍从副官不敢惊动。谢转向绥靖公署交际处长申伯纯请示，申立即转告了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王菊人，王报告了杨将军。杨当即决定迅速报告张副司令，由张下令提人，并研究了几条应付省党部的措施。
张学良将军得到报告后，立即派他的随从参谋孙铭九驱车急赴十七路军宪兵营部。孙见到我说：“你的事张副司令都知道了。我奉副司令的命令来接你。”就这样，把我转移到张公馆。事后得知，我刚被接走，省党部的两卡车武装人员开到宪兵营部，持省党部公文提人。值班的讲：“张副司令把人提走了。”他们不相信，一再索人，并向宪兵营要提人的证据。宪兵营一面跟特务周旋，一面火速派人去张公馆补办提人手续。张学良将军亲笔给十七路军宪兵营写了个手令，应付过去。特务们忙了半宿，只拿到一纸空文，垂头丧气地返回省党部。
4．调兵遣将
张学良将军听到我被捕的消息，愤然说道：“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一面命令孙铭九去接我，一面由孙铭九派参秘室工作人员关时润(吴俊如)去西北饭店我的住室取筹办学兵队的材料，以免落人特务手中。关去后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同马绍周一起押在省党部。张学良将军得知这些情况，既为国民党特务如此胆大妄为而震怒，又担心被捕人的安全，为此断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我被接到张公馆时，张将军正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这次行动。我在楼下客厅等候不到半小时，张校长走进来对我说：“你被捕的情况我全都知道了。这件事不能小看，这是国民党看不起我们，欺人太甚!”接着又说：“刚才我开个军事会议，要把被捕的人救出来。城里我的兵力少，只有一个警卫团，而国民党有三个团——公安队一个团、别动队一个团，还有中央宪兵一个团。为了防止意外，我已下令从王曲调一个步兵团急行军进城，宣布戒严；调晏道刚到公馆谈话(晏是“总部”参谋长，蒋介石的亲信)，防止他采取行动。这样部署，你看怎么样 ?”
我看张学良将军准备跟国民党公开干了，非常高兴，但觉得不够劲，为了扩大事态，促使张公开走向抗日，就加一把火说：“张校长是这里的代总司令，他们逮捕您的学生和职员，竟不通过您，这不是无法无天、目无副司令吗?要干就大干，越大越好!”张将军不露声色地看了看我，继续说：“我已命令今夜戒严，邵力子必来询问原因。他来后你到我的办公室去，听听他讲些什么，是否符合你的情况，如不符合要告诉我。”张校长带我到他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侍卫大声报告，“陕西省政府邵主席到!”他随手把门虚掩上，来到外间客厅。
邵力子刚迈进客厅门槛，张学良将军一反谈笑风生的常态，勃然大怒地质问：“省党部逮捕我的学生、秘书和职员，为什么不通过我?我是‘剿匪总部’的副司令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即使是抓共产党也应该让我知道!省党部竟如此藐视我，胆敢擅自抓我的人，我一定要严办!”
邵力子先生从未见过张学良将军发这么大的脾气，也从未见过对他如此不恭，不禁有些惶恐不安，连声说：“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查明后马上报告，事情由我负责。”张说：“那就请你负责查明，把抓去的人尽快送回!”
5．查抄省党部
张学良将军对特务疯狂镇压抗日学生极为愤怒，同时也怀疑陕西省党部藏有诬告东北军的材料。邵力子告辞后，他便命令副官长兼一○五师副师长谭海率领卫队营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随同去的还有参谋孙铭九。他们救出了马绍周、关时润，还缴获了省党部诬告东北军的密电和准备逮捕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的三百多人名单。
张学良将军采取军事行动后，为了了解南京的反应，便同“总部”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原是共产党员，大革命时叛变)通电话，黎说：“……青年学生能靠得住吗?”只听张将军命令他立即把“证据”送来。“证据”送到后，张校长毫无戒心地让我跟他一起翻阅。特务的行动真可谓神速，已经把我的“罪证”编了号。“一号证据”是东大学生代表邹素寒学习俄语的单词纸条，放在我的房间里，特务把它当作“密码”搜走了。张见特务如此无知，讥讽地说：“什么密码!真可笑!这不算数。”“二号证据”是我向张校长建议为充实东北军抗日力量办陆军学校(后改称学兵队)底稿中的两页，是从我住室办公桌抽屉底下报纸中发现的，上面有“卖国贼的头子蒋介石”等字句。特务如获至宝，在这句话下面重重地画了一条红杠。张校长看了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学生常常发牢骚骂人。”说完把它放在桌子上嘱咐我：“这上面已经画了红杠，说明他们看过了，不要丢掉。”他越往下看，“证据”越没份量，越不像“证据”，就放心了。而我的心里却很不平静。因为从敌人在我的住室里搜出上述两页底稿这件事，使我意识到，我对敌人还缺乏足够的警惕，保密工作做得不细，出现了漏洞。
6．斗争在继续
邵力子受命查明省党部捕人情况后返回张公馆，向张将军复命。其时，张已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正同我继续在办公室里审查“证据”。邵力子到后，张在办公室外间客厅里第二次接见他。这次邵力子谈话的声音变高了，他说：“我已向省党部几位常委查明，捕人确有其事，是南京调统室派来的人直接指挥捕的，省党部常委也不清楚。他们捕人是奉蒋总裁的电令，点名逮捕的还有刘澜波、孙万发(孙达生)、栗又文。省党部事先没有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严重错误，现在托我向副司令请示如何处理。”张学良将军听到此处，只低声说了一句：“把原电送来。”电报很快就送来了，张将军看了电报，和颜悦色地向邵力子说：“深夜惊动很对不起，请回去休息吧!”
邵力子告辞后，张校长走进办公室，疑惑地对我说：“这份电报有马绍周、刘澜波、孙万发、栗又文的名字，却没有你，没有马绍周也应有你呀!因为有你的通缉令。”他判断这是“抄件”，不是原件。后来得知，蒋介石亲自点名逮捕的名单里不仅有我，而且计划捉到后立即把我解到南京，押送我的飞机已经停在机场上随时准备起飞。由于我拒捕和张将军宣布戒严，调兵遣将查抄省党部，使蒋介石的计划破了产。
这就是1936年8月29日晚发生的事件，按韵目排列，这天是“艳”，因此被称为“艳晚”事件。
蒋介石亲自下令逮捕我们几个人，矛头也是指向张学良将军的。张意识到这点，来了个“先斩后奏”，“艳晚”第二天，他给蒋介石发急电，大意说：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并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总部”政训处长，蒋介石的心腹曾扩情于“艳晚”第二天清晨乘飞机赶往广州向蒋介石密报。蒋介石虽然收到了张学良将军的电报，又听了曾扩情的报告，仍觉得心中无数，便从广州给邵力子发报，问查抄省党部是怎么回事?与张学良扬言抗日是否有关?邵回电说：事情已经结束，张确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听委座的命令。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一时腾不出手来，无暇对付西北。因此尽管他对张学良将军这一“不轨行为”恨得咬牙切齿，但为了缓和矛盾先把张稳住，很快给张回了个电报：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所拟办理。
为了应付蒋介石和国民党特务，避免新的麻烦，张将军在给蒋介石发出电报后，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宣布我已“失踪”，二是主动按蒋介石捕人名单“逮捕”了马绍周、刘澜波、孙万发。刘澜波和孙万发事先已经知道了即将被捕。刘考虑孙在东北军没有军籍，于斗争不利，为了他的安全让他立即离开，自己一个人顶着。孙万发离开后，刘澜波被捕了。过了一两天，孙万发给孙铭九打电话，孙铭九知道了孙万发同志的住址，因此亦将孙万发逮捕，同刘澜波一起关押在军警督察处。栗又文在“艳晚”事件前已被张学良将军派往新疆联络盛世才抗日，不在西安，“没有抓到”。
我“失踪”后，被安置在张公馆东楼里。张学良将军曾找我问：“刘澜波、孙万发是什么人，你知道不?”我回答说：“刘澜波是黄显声军长的秘书，跟刘多荃师长是本家兄弟。孙万发是杜重远先生的朋友，是杜介绍到这里来的。”黄显声、杜重远都是张学良将军的好友，我强调这些关系，意在争取张将军尽力保护刘、孙二人。
几天后，张学良将军对我说：“事情还在继续发展，我们正在跟他们打官司。蒋介石要逮捕的人我都捕了，押在军警督察处。我看了这几个人的供词，刘澜波、孙万发据理驳斥讲得得体，马绍周供得不好。督察处是东北军跟国民党合办的，不安全。我准备把他们送到东北军军法处，处长是你的老师赵翰九(原东大法律系教授)，会关照他们的。”
事过二十多天，张学良将军告诉我：“蒋介石忙于两广事变，无暇顾及西北，官司基本结束了。你出去找找车向忱等人，把刘澜波、孙万发、马绍周保出来吧。”我马上出去找人活动，“失踪”二十多天，从此又露面了。
刘澜波被捕后，黄显声军长一直很关心，在事情稍微平息下来后，他借向张副司令请示工作，请示是否可以把刘保出来?张表示可以。于是黄显声、车向忱等四五位知名人士联名作保，张学良将军以“顺乎民意”为辞，将刘澜波、孙万发、马绍周三人释放了。至此，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即告结束。
事件过去将近一个月，张学良将军又曾找我谈；“那天(指艳晚当天)，你说要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我是国民党中央常委，抄了国民党的党部，触犯了党纪国法，这干得还不够大?你说怎么才算大呢?”我当时是希望张、蒋矛盾加深，扩大事态，促使张学良将军公开脱离“剿共”阵线，走上抗日道路，至于怎么扩大并没有多想。事过这么多天，张学良将军还把那次谈话记在心上，可见他对此事十分重视。
“艳晚”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影响
“艳晚”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自从我们几位学生代表应张学良校长之邀来到西安，便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在半年多时间里，我们不仅对东北、西北的上层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而且深入学校、东北军、西北军广泛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着重宣传东北军与西北军、东北人民与西北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尤其是组织东大、东中学生联合代表团，大张旗鼓地到东北军前线部队中宣传抗日打回老家去的道理。接着我受张学良将军委派，到“剿共”前线向六十七军和一○五师一部分师、团、营、连军官宣传不打内战，团结抗日，收复东北失地的主张等。
我们这样做，有个明确的目的，就是努力使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与军队武装抗日运动结合起来，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对日作战，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与东北军武装抗日运动相结合，势必使东北军脱离“剿共”阵线，停止内战走联共抗日的道路，这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做，必然削弱国民党“剿共”的力量，动摇“安内攘外”的反动国策，瓦解东北军、西北军“剿共”的军心，自然为南京反动政府所不容。
同时，南京国民党反动派也明白，我既是北平学联和东大学生代表，又是张学良将军的秘书，在东北军公开宣传抗日，肯定得到张的支持。张学良将军对“剿共”厌倦，对抗日却加快了步伐，同共产党在洛川、延安举行会谈，跟红军建立了联系；办王曲军官训练团，筹办学兵队，提高东北军各级军政人员的抗日思想，培训抗日骨干，等等。这些，国民党特务都有所风闻。
蒋介石为了镇压学生抗日活动，巩固西北“剿共”前线阵地，阻止张学良走联共抗日道路，下令逮捕我们几位学生代表和在东北军宣传抗日的刘澜波、栗又文、孙万发等，这是发生“艳晚”事件的直接原因。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没有想到，这种倒行逆施非但没能把人抓到南京“正法”，反倒激怒了张学良将军，派兵一举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弄得朝野上下沸沸扬扬。
“艳晚”事件持续了二十多天，从表面看是和平结束了，而它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其一，“艳晚”事件增强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之间，东北军、西北军之间的团结。
西北军从普通士兵到杨虎城将军，担着风险抢救抗日学生；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官兵不惜兴兵动武，全城戒严，查抄国民党省党部，显示了张、杨两将军及东北军、西北军两支军队联合起来同蒋介石斗争的勇气和抗日的决心。我被十七路军宪兵营从特务手中截夺下来的第二天，张学良将军曾亲自登门向杨虎城将军表示感谢。经过这次事件，加深了张、杨两将军和东北、西北两军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截夺被捕学生、查抄省党部的成功，也从心理上使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受到鼓舞，认识到蒋介石与各方面矛盾重重，只要利用矛盾，抓准时机，蒋介石也不是碰不得的。
其二，“艳晚”事件提高了抗日学生的威信，为以后进一步在东北军、西北军和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艳晚”事件结束，我公开露面后，王以哲、刘多荃等军长、师长见到我便说：“原以为你是个白面书生，特务抓你还不像抓小鸡那样容易，想不到你还能跟他们搏斗。”“你真不愧是副司令培养的学生，副司令有眼力，现从几十里外调兵救你，值得!”有些战士见到我说：“那天突然紧急集合，命令我们跑步来西安，起初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原来是为了救你。”他们没想到为了救抗日学生，副司令竟如此兴师动众。官兵们和人民群众从这次事件中看到了张学良将军坚持抗日之心和爱护抗日青年之情，这对西北群众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其三，“艳晚”事件打破了西安“剿共”中心镇压群众抗日活动造成的长时间的沉闷空气，促进和鼓舞西北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逐渐高涨。
“艳晚”事件不久，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东救”(东北民众救亡会)成立，“西救”(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公开，西安学联等也相继成立。这些团体在西安事变前组织领导了纪念“九一八”五周年大会、追悼鲁迅大会、援绥抗战运动、“一二·九”一周年游行示威请愿等大规模群众运动，对促使张、杨两将军决心逼蒋抗日起了重大作用。
我和马绍周被捕后，“西救”曾发表了“援救宋、马及声讨特务蹂躏人权、执行日寇使命的宣言”，及时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罪行，扩大了舆论宣传。这对西安抗日救亡团体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广大军民通过“艳晚”事件，看到东北、西北两军共同努力和民众团体积极支援营救被捕抗日学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抗日教育，精神为之大振。这对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蓬勃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其四，“艳晚”事件加剧了张学良将军同国民党蒋介石的矛盾，矛盾的实质，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大声疾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形势下，张学良将军用实际行动表明反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支持群众抗日运动，给“剿共”阵线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次较量，沉重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动摇了西北“剿共”中心，使张学良将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艳晚”事件后，张曾派莫德惠去南京面见蒋介石，想疏通紧张关系，缓和矛盾，但蒋却不明确表态。张预感到蒋绝不会善罢甘休，只是时间尚未成熟，暂忍不发。这预示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三个多月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爆发了。可以说，“艳晚”事件是西安事变的前奏曲。
*作者原为东北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西安事变时在张学良身边工作。
①指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