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的西安事变
秦诚至
1936年8月间我在西安，汉卿先生(张学良)叫我搬到他的公馆住，第二天我就搬去了。公馆是在金家巷西口路南，楼房共三幢，由东而西以A、B、C分号。汉卿先生住C字楼，B字楼是卫士，A字楼上两层是办公开会用的，我们住的是底下的一层。
我住的屋里原来有两个人，一位是夏树勋，一位是刘靖远。当天招呼我的是文英奇，他和我谈了许多话，告诉我用发展来对待事物，以矛盾的方法来处理问题等，当时对这些话我是一点不懂，内心中只是觉得新奇。
不久，夏、刘二人走了，从五十三军又来两位团长，一位是吕正操，另一位是张于弛。我们对面的屋子里住的是文英奇和宋黎，文是营长，宋是秘书。此外还有康鸿泰、王甲昌、何镜华、郑敬庵等。我们每天研究对日本作战的游击战术，由何镜华主持。据说这个领导是何自封的，大家并不怎样尊敬他。
每日中午规定和汉卿先生会餐，意义是不在餐而在会，可以谈谈，既可彼此了解，又可增进感情。如果汉卿先生有事，这桌席我们连餐带会了，总之比汉卿先生在座更加海阔天空一些。
一天，汉卿先生叫吕正操、张于弛和我三人参加一个座谈会。主持人是杜重远，参加座谈的有十几个人。杜说：“中国必须停止内战，保存力量一致对外在国际只有苏联能够帮助我们。我是一个二百多万元资本的瓷业公司的经理，生活可以说没有什么问题，东奔西跑也是为了国家人民着想。”他说完后一个人站起来问：“杜先生，共产党的抗日是目的还是手段呢?”杜说了几句，似乎有发窘的样子。我站起来向吕正操说：“必之(吕正操号)，我没有吃好午饭，吃饭去吧。”吕说：“好。”我们三个人起来就走，大家也随之起来，杜先生的围就解了。事后有人说提问题的那个家伙是青年党徒。
一次会餐，汉卿先生问我：“你对你们校长张伯苓怎样看呢?”我说：“我认为好。”他又问：“好在哪点?”我说：“一辈子不做官，只办学，为国家培养人才，总算是好。”他说：“你认为一个人始终一致就是好的?”我说：“我是这样看问题的。”他说：“那么你不许可一个人可以改恶从善了。”我说：“始终一致不更好吗?”他说：“这是你不懂得事物的变化。”接着又谈到郭松龄，汉卿先生说：“他看到杨宇霆、姜超六、张效坤、李芳宸都有了地盘，他眼热了。我劝他，那都是发面馒头吃不饱人，可是茂臣不听，我有什么法子呢?”
夏承启给我送来一张日文版的《上海日日新闻》报，报上登了一篇“一丸二鸟蒋氏剿匪政策”的社论，叫我把该社论译出送去。社论大意是：蒋用大兵力摆西安附近，压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红军死拼，结果必然是一伤一亡，这时蒋不费吹灰之力，可以消灭两个敌人。午间吃饭时，汉卿先生说：“委员长对我们的政策，正像你译的那篇社论所说的一样。”大家问：“那我们怎样对付他呢?”汉卿先生说：“我的哲学是赌博哲学，一回不认输，两回不认输，总有一回把老本捞回来。”
另一次会餐中，汉卿先生问我们：“你们对这次伪军进攻百灵庙，判断一下日本的态度是真面目还是假面目呢?”当时谁也没说出来。汉卿先生说：“我看是假面目，如果真面目的话，就直截了当地使用日本部队了。日本知道他如果真面目向晋绥进攻，必然遭到抵抗，谁不抵抗谁就蹈我的覆辙挨骂。前次在太原见到百帅(阎锡山)时，我说，日本来就打，不要像我那样上当。”
一次我问王甲昌，A字楼上第三层是干什么用的?他说：“开会用的，我们有个民主会，会上连副司令也可以批评和提意见，不论什么事情多数人通过才行。上次副司令在王曲训练团盖一所小楼房，是准备自己住的。开会时有人讲：听说新楼是做图书馆用的，是不是这样呢?副司令说，是准备做图书馆用的。后来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图书馆。三楼那间屋子的作用很大，将来你也可以参加。”
12月11日夜间约摸11点钟，我回到金家巷，我走进大门，一眼望到C字楼上灯光彻亮，屋内人很多，便觉到汉卿先生是好客的，而蒋系的要人又来了很多，可能是秉烛夜读呢!回到屋里谁也不在，便到对面的屋里，人很多，吕正操、张于弛两人也在那里，宋黎坐在床头给大家分析世界形势。一个人就说：“宋命(当时我们都这样叫他)别谈这些话吧!上次分析就出了乱子，又来分析，保不住还有乱子出呢?”北面文英奇坐在床上擦自来德。我说：“擦它干什么?”文说：“不知道什么时候用，现擦就晚了。”王玉瓒坐在南面的床沿上，既不关心宋黎的讲话，也不关心文英奇的擦枪，只是不住地仰视天棚，一会儿俯视地板，他想什么呢?谁也不知道。文英奇说：“对不起我要早睡一会。”接着吕正操说：“对，12点多了，我们也要睡了。”不一会，大家都睡了。
12日早起出门，忽听有枪声，卫兵们都背着枪在院里来回走，一个卫兵叫我弯下腰来走路，小心流弹。当时我想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和杨虎城的军队干起来了吗?或者是兵变吗?急忙回屋叫起他俩：快起来吧!外边出事情啦!他俩急忙起来，到门外张望，同样摸不着头脑。去到屋里找宋黎，一看宋黎还没有起床，而文英奇是早已走了。便叫起宋黎告诉他外边发生的事情，他马上跑出去了，一会儿他又跑回来，他告诉我们说：“这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反抗的呼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同老蒋干起来了吗?宋黎正要详细解说，谭海来了，叫我们三个人到B字楼上。一进屋便看见满身戎装、腰带手枪、雄赳赳的新任军长缪澂流。他说：“你们来了好，告诉你们这件事情。副司令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全体官兵都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就是委员长不干，所以副司令派人去请他到西安来，请他领导我们抗日。”我们明白了原来是我们和老蒋干起来了。
谭海又来找我们说：“接临潼电话，找到了钱大钧，而老蒋却不知道哪里去了?他的座车还停在院里，副司令很着急，你们谁知道华清池的情形?”当时我说：“华清池外边有一条矮土墙，一迈腿就可以出去，怕不是跳到墙外躲在山沟子里?”谭海说：“对，这是副司令的紧急关头，我去看看去。”说着谭海走了。当时我们的心里希望快快地找到这个老家伙。不久又接到临潼的电话说：“找到了老蒋，他躲在一条小沟里，冻得浑身发抖，现在已经上车往西安来了。”
临潼的人回来了，刘桂五、文英奇两个人带着胜利的心情走进了屋里。接着王甲昌、康鸿泰、高福源也跟着进来，大家和他们握手，祝贺他们的成功，打听他们到临潼的经过。“等一会再详细讲。”“你们看这是老蒋的公文包，看：里面有什么东西?”“你们看这是宋美龄给老蒋信。”“好，我给你们念：委座爱夫……你们听啊，寄来棉鞋一双，虽轻且暖，谁拿去了呢?” “这是对日本作战的战斗序列，第一方面军委座自兼，不用红铅笔改了由程总专兼。”“何柱国的骑兵军在最北头，靠着长城，由此观之老蒋懂得战术的，骑兵应当放在侧翼。”“瞎说，他懂得什么?这都是参谋搞的。”“拿来我给他批一下吧?我也当一次委员长，过过瘾。”“不要乱来，交给副司令。” “今天的事情是中国历史的一页，我们都是参加者，把老蒋的东西大家分分作个纪念，也不枉抓皇上一回。”“对!”“对!”老吕分到一个皮包，顺手递给我一只米达尺。“这一份字帧给谁合适?”“送给秘书吧!我们拿枪杆子用不着。”
何镜华来了，大家故意问他：“主席，外边是怎回事啊?”何郑重地说：“这是副司令对蒋举行一个兵练(谏字读讹了)。”一个人就说：“兵练不就是练兵啊!”副官来了说：“晏参谋长(道刚)来了。”大家都说：“主席去处理他吧!”何去了把晏道刚送到立仁里软禁起来。
12日中午，一个副官进来说：“宪兵团杨团长来问，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宪兵被缴械了。”大家说：“把他看起来。”又来一个副官说：“杨主任来电话问杨团长在这里没有?如果在此，叫给他送去。”于是副官就给送去。回来还拿回一张“今收到杨团长一名”的收条。副官还说：“送去当时就把他枪毙了。”
忽然从东面来了几十架飞机，在西安的上空盘旋约有50分钟，吼声如雷，后向东飞去。士兵们说：“他妈的，长城抗战躲在哪儿去了呢?今天逞的什么凶啊!”还说：“这次是侦察，再来就要轰炸了。”有的说：“别听他的，老蒋在西安他敢炸。”
汉卿先生回来了，穿的还是那件油点斑斑的毛葛棉袍，戴着睡帽，走进了C字楼内，看情形好像很疲倦似的。
下午吕正操和我到街上溜达，商店都关着门，行人很少，只看见用席子盖着一些尸体。我们找到一个饭馆，说有羊肉涮锅，好，喝几杯，庆贺副司令的主张成功。吕正操说：“苏联革命是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才能成功的，你看这次革命既有二又有十，这一下子中国有了光明前途了。”
13日，《西京日报》改为《西北日报》，当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对蒋委员长举行兵谏，提出八项主张。”将西北“剿总”改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仍以蒋介石为总司令，张学良、杨虎城为副司令，董英斌为参谋长，并通电全国说明真相，署名的有张学良、杨虎城、陈诚、朱绍良、蒋鼎文等人。
蒋介石由新城大楼移到副司令公馆对面高桂滋的房子里，由孙铭九的特务团担任警卫。
这时我被派到交通处服务，接着成立了西北抗联交通委员会，又发表我为委员。不久蒋斌被押，派陈先舟为处长，宋学礼为副处长，陈尚在途中，叫我临时主持其事。当时交通运输比较忙，便没有时间常回金家巷了。
谭海找我说：“副司令叫你陪戴笠住一宿，这小子连哭带闹地讲，他也是副司令的部下，他愿死在这个院里。他妈的，简直是耍熊。”我说：“叫必之去吧!我不会谈话。”必之说：“我去。”第二天我问吕必之说：“你俩说些什么呢?”吕说：“我问他：‘戴先生，委员长这次是成功了?’戴说：‘成功了，成功了。’我说：‘成的什么功呢?’戴说：‘委员长死在西安不就成功了吗?’我说：‘我看这不叫成功，如果答应了张副司令的主张，领导全国军民把日本打出中国去才是成功呢?自相厮杀，只是博得敌人的喝彩。’”戴第二天见副司令说：“如果委员长答应你的八项主张，委员长可否回南京呢?”张说：“如果委员长答应我的主张，我亲身送他回去。”戴马上给张汉卿说：“我就去见委座。”不一会戴回来了说：“委座已完全接受。”张说：“好，准备送委员长回南京。”
(1960年3月)
* 作者时系西北“剿总”职员，住在张公馆。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