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的兰州情况
周达夫
1936年12月上旬，蒋介石带一批军政要人到陕西临潼暂住。他认为东北军、西北军“剿匪”不力，在西安召集一次军事会议。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甘肃省政府主席兼川甘边区总司令于学忠均奉召前往参加。绥署职务由参谋长章某代行，川甘边区总部职务由参谋长刘忠干代行，省府职务由我代行(我当时任省府委员兼秘书长)。西安事变突然发生，我们事前毫无所知，当然更谈不到有什么思想准备。
监管中央军政要员解除胡宗南部武装
1936年12月12日下午，省府举行财政会议，由我代为主持，财政厅长陈端作财政工作报告。正进行间，边区总部刘参谋长来了，要马上和我见面。我说：“请到秘书处稍坐，马上就去。”未到两分钟，刘来电话催促甚急，我遂请别人代为主持。我回到秘书处未等坐下，刘即笑对我说：“西安发生事变了。”随手拿出电报给我看。电报主要内容是：“今晨1时左右，张副司令和杨虎城主任共同率领东北军、西北军向蒋委员长实行兵谏，提出八项主张，已将蒋留在西安，并对在西安的中央军政要人限制自由，希即将胡宗南部的两团、绥署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部分警察解除武装，对重要人员要限制自由，结果如何，联电复。于学忠文印。”我看手表已是下午3点多。问刘怎么办?刘说：“各师长不在城内，各师参谋长、部分团长及总部各处长都在那边聚齐了，就等你去与大家共同研究决定。”我和他马上到总部，这时张、杨通电已到。刘宣读一遍，接着说：“人都到齐了，大家谈谈吧!不过时间紧迫，希望越快越好。”有人说：“周秘书长意见怎样?”我说：“听刘参谋长讲大家都表示遵照电令执行，我完全同意。不过这是件大事，往好说是革命，往坏说就是造反，我们做起来要快速，也要周密，我对这类事还未经着过，是否应有个具体部署，便于顺利进行。”说到此，大家哈哈一笑。这时，参谋处长张照光说：“对!对!应有个具体部署。方才大家研究出来一个初步意见：(1)一一三师以足够兵力解决驻东校场的胡宗南部蔡、徐两团；(2)一一八师以一部兵力解决绥署特务营，另以一部兵力解决与军统有关的部分武装警察；(3)一一八师以适当兵力在城关内外巡逻，维持秩序，保卫全城治安；(4)将绥署高级职员暂集一处，照常待遇，限制自由，保证安全；(5)请周秘书长与邓军长联系，把该军部守卫今晚撤到大门以内，避免误会；(6)对军统头子警察局长史铭加以看管，由省府设法办理；(7)白天行动诸多不便，拟在晚7时开始行动；(8)对电台和电报局由本部派人监视；(9)各师参谋长及部分团长都已参加了这个会议，本部不另行文：(10)开始行动后，各部队要随时向本部报告情况，并请刘参谋长与周秘书长切取联系，使军事与行政两方面协同动作。”刘参谋长对我说：“这是初步意见，你看妥不妥。”我说：“很妥，省府方面应做的事我一定照办。”刘说：“大家意见一致了，现在时间很紧，各部队还须准备，我们就这样定下吧!情况如有变化，再临时商定。”
散会后，我就考虑如何与邓宝珊联系和如何看管史铭两个问题，一面要达到目的，一面要掌握时间。对看管史铭问题颇费脑筋，公开办吧，恐影响市面，办慢了又恐达不到目的。不得已我就找电务员做个假电报，内容是：“兰州于主席，据确报兰州警察局长史铭有重大违法事情，着好看管，听候查办。西安剿匪总部印。”另找四个便衣警卫，让他们坐在办公室的外里间，把任务和做法交代明白，主要解除史铭的手枪并进行看管。安排好以后，我和史铭在电话里说：“现在有件事需要和你商谈一下，你有时间吗?”史说：“有时间，何时去好?”我说：“最好6点钟，因为6点以后我还须出去。”史说：“6点钟我定准去。”我说：“好了，我等着你。”史到时来了，我请他喝茶抽烟，谈些平常话。接着说：“请你来是为了商量一件想不到的事，今天接西北总部一件电报，我感觉愕然。”随手把电报拿出来给他看，史看后，面色灰白，表现恐惧之状。我说：“我们干工作的不免碰到这类事情，就来电看来，并不是就认为是事实，还须进行调查。经过调查，皂白自可分明。现主席公出，就省府来说，不能不遵照电令处理。我想请你在后花园四照楼暂住几天，下一步请西北总部核示。”史说：“同意，请秘书长关照吧!”我笑着说：“你是省会警察局长，若说你有问题，我们省府也不得辞其咎!”话说到此，我向外屋一转，两个警卫进来就把他的手枪下了，随即送到四照楼。
把史铭看管了，我就和邓宝珊通电话。邓兼省府委员，平常过往较多，谈话亦较方便。我说：“现在南京、西安两处电台都不通，有线电也不通，你知道不?”邓说：“不知道，奇怪!奇怪!”我接着说：“边区总部为维持城关治安拟派部队一部通夜巡逻，自晚7时开始。同时希望各军政机关把守卫撤到大门以里，以免发生误会。”邓说：“好!好!应该这样办。”我说：“你对这办法认为可行，那么，就请通知贵军部一下。”邓说：“一定照办，马上就办，请放心，以后情况还请随时告诉我，千万!千万!”
以上两件事办完了，并已通知刘参谋长。此外还把张、杨通电内容及边区总部准备对绥署特务营、胡部两团同民政厅长刘广沛当面一谈，使他有个思想准备。因为事关军事行动，对其他人就不便谈了。
晚7时到了，东校场方面枪声大作，忽而小些，忽而大些，连续未停。我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面考虑问题，一面听着电话，并随时和刘参谋长通话，了解情况。9时许，刘来电话说：“据报告，绥署特务营与军统有关的部分武装警察均已全部缴械。胡部两团已解决了大部分，尚有少数进行抵抗，正在围剿中。绥署参谋长章某、秘书长翁某、参谋处长刘某、副官处长拜某、军法处长郝某均已来下水巷我们宿舍集体而居，待遇照常，只是限制自由。军法处长王某不在他们一起，尚未找到。”12时许，刘又来电话说：“据报告，胡部两团已全被缴械，城关内外，秩序安定。所缴枪械、弹药及其他军用品均分别责成专人在原地妥为保管。”
军事行动开始以后，我又和邓宝珊通电话说：“方才有些情况因为种种原因不便对你说，现在可以说了。今天早晨西安发生了事变，张副司令和杨主任向蒋委员长举行兵谏，提出八项主张，我把主要内容念给你听。蒋委员长和随来的一批军政要人均被留在西安，边区总部派兵围剿绥署特务营和胡宗南部两团系奉令办的，估计问题不大，时间不会长。”邓说：“如有新情况，还请告诉我。”
13日早6时，我到边区总部和刘参谋长见面。据他说，在围剿过程中，双方都有伤亡，比较起来，胡部较多，计有二十来名伤的，十来名死的，死的当中并有蔡、徐两个团长。缴械前本想能不杀伤就不杀伤，不料一开火士兵就眼红了。蔡、徐两团长带一部分人抵抗，因此越打越来火，加以这两个人都是黄埔军校出身，有“黄马褂”之称，我们士兵对他们素无好感，所以演成流血惨剧。我和刘商量了省府举行紧急会议的事，打算在会议上把西安事变和昨夜的情况提出报告，对目前应办的事也提出讨论。刘表示同意，我就回来，由秘书处发通知。
向各方面说明情况 安定秩序
13日上午10时，省府举行委员会议。出席委员有：邓宝珊(兼暂一军军长)、张维、喇世俊、刘广沛(兼民政厅长)、陈端(兼财政厅长)、田炯锦(兼教育厅长)、许显时(兼建设厅长)、周从汉(兼秘书长)。列席人员有：高等法院院长、高等检察院检察长。临时特邀人员有：边区总部参谋长刘忠干、省教育会会长、省商务会会长、甘肃日报社社长及省直属机关负责人等。这次会议由我代为主持，宣布开会后，首先说明举行紧急会议的意义，随即宣读张、杨通电，并介绍蒋及随来的中央各军政要人被留在西安的情况。其次，请刘忠干介绍东北军奉令对胡宗南部两团、绥署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一部武装警察进行缴械情况。对绥署高级职员及兰州警察局长史铭暂行限制自由和待遇办法也分别由刘忠干和我加以说明。到会人员听完后，都感到事变来得突然，但对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同心同德，一致抗日，确表现出共同的愿望。有人说：“东北沦陷了，华北特殊化了，长此下去，中国在世界地图上恐怕要变色啦!西安事变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对蒋委员长、张副司令和杨主任都是个大考验，就是对国民党、共产党来说，也是一个大考验。古人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时急势迫，我们诚恳希望衮衮诸公都能以国家民族为重，捐弃前嫌，共谋国是。”大家谈论一个时间，我根据兰州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下列几点意见：(1)省会警察局长史铭暂被看管，拟以绥署副官处长拜祥华暂代(拜是河南人，在兰工作多年，熟悉地方情形，过去是吴佩孚部下，和于学忠共过事)；(2)在围剿过程中，双方均有伤亡，拟由省救济委员会和双方负责人共同商定救济办法，并推省禁烟局周副局长参加这一工作(周是湖南人，对胡部官兵熟人不少，能做联系工作)；(3)中央在兰的一切机关，在大局未定之前，所有收入不向中央报解，一律存中央银行。经大家讨论后，通过。
是日下午3时，邀请在兰的中央机关负责人座谈。到会的有：中央银行分行行长、农民银行分行经理、西北电政管理局局长、兰州电报局局长、兰州邮政局局长、无线电台台长、西北盐务局局长、甘肃烟酒印花税局局长、洮惠渠建筑工程处主任工程师等等。座谈开始时，我首先向他们介绍下列几件事：(1)张、杨通电讲蒋和中央各军政要人被留在西安的情况；(2)东北军奉令围剿绥署特务营、胡宗南部两团及与军统特务有关的一部分武装警察情况；(3)省府委员会议决定的应变措施。最后，要求在大局未定之前，中央在兰机关所有收入不向中央报解，一律存中央银行。关于业务方面，希望照常进行，不可自相惊扰，遇到困难问题，可随时商办。大家一致表示：“一定照省府的决定去办，在兰州，说兰州，不会自外生成。”
14日上午9时，用省府名义邀请地方绅耆和知名人士座谈。到会的有：杨思、水梓、裴建准、范禹勤、王廷翰、邓春膏等二十多人。另有马步芳、马步青、鲁大昌、杨子恒等部驻兰的办事处处长等也被邀到会。这会开始后，我首先介绍西安事变情况。其次，介绍兰州事变经过及省府委员会议决定的紧急措施。最后也把中共领导人到西安的消息加以说明。大家听到各方面目前情况后，开始自由谈论。有人说：“日寇进犯，由东北而华北，由华北而步步前进，时急势危，万不可再有内战啦!”有人说：“共产党在8月间已表示愿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杨通电的主要意思也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蒋委员长并无危害之意。这就看国民党和蒋委员长的态度啦!”有人说：“这是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不能看成是个人和个人的问题，不能看成是中央集团和地方集团的，也不能看成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问题，这乃是国家兴亡民族安危的大问题。蒋委员长如能接受善言，从谏如流倒是万民之福。”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是有共同的愿望的。各部队驻兰的办事处长都表示，一定把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向他们的长官报告。
14日下午1时，教育厅长田炯锦召集各学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约百多人在教育厅开会，让我介绍西安事变和兰州事变情况。开会时，田厅长首先说明开会的意义。接着，我把下列几点加以介绍：(1)西安事变概况和最近消息；(2)兰州事变经过和省府应变措施；(3)西安事变前夕，西安学生界的大请愿运动和张学良对学生界所表示的态度；在我讲话的过程中，他们情绪很激动。有的喊“反对内战”、“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有的喊“救亡图存，人人有责”、“祖国走到危亡关头了，国民党、共产党要快快地合作吧!”我讲完了话，田厅长对他们说：“大家关心国家大事是好的，也是应该的，所以我请周秘书长来作这个报告，使大家对全面情况有所了解。不过这是件大事，将来可能有许多变化。我们一方面要明辨是非，对前途有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还要在关心国事中不忘求学。我们能安心求学，对维持社会秩序，安定人心，都是有好处的。热爱祖国，我不后人，到必要时，我一定同大家一道向前走去。”
13、14日两天，全市情况最为紧张，通过大小型会议，《甘肃日报》每天报道消息，各方面负责人共同努力，社会绝大多数人对当时情况有了一定的认识，人心趋于安定。只是有一部分人疑神疑鬼，逃避隐匿。经过调查，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是军统特务分子、中统特务分子或者是与军统、中统特务有关的外围分子。另外就是国民党各级党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他们去留无足重轻，对社会秩序不产生多大影响。
15日以后，市面趋于安定，只看大局的变化。17日张学良来电说，天津《大公报》记者长江明日飞兰访问。当派秘书处科长范兴伯于18日上午八九点钟到飞机场迎接，送到省府招待所住下。上午11时，长江来省府秘书处和我会面。我把12日夜间围剿经过及全市安定情况介绍一番。他听了哈哈大笑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外边谣传很多，或说兰州秩序太坏，市民纷纷逃走，或说两军对立状态还未解除，总之没有好话。这么一看，恰恰与事实相反。”我说：“请你从各个方面访问一下，便知哪是事实，哪是谣言。远道传闻，三人成虎，也无足称怪。但是流言止于智知，事实胜于雄辩，老兄访问以后，真相就自明了。”下午他开始访问，见到了一些有关人士，走到了一些有关地点，了解到了一些有关问题。临走前，我到招待所送他，他说：“我的访问结果和你所谈的大致相同。”20日前后，天津《大公报》第一版上披露了长江访问兰州的一篇谈话，内容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放蒋后五十一军南调
18日以后，局势忽而紧张，忽而和缓，这种紧张与和缓是由南京和西安情况的变化而引起的。当南京何应钦一派大喊大叫“要下讨伐令，要用大量飞机轰炸西安”的时候，西安紧张，兰州也紧张。当宋美龄、宋子文、端纳飞到西安进行调解的时候，西安和缓，兰州也和缓，总的趋势是由紧张渐趋于和缓。
在这一时期，于学忠往来于西安、兰州之间，一面安排甘肃工作，一面参加西安各种会议。25日晚间，忽然由外国人广播中听到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飞往南京，外国人大为惊奇!我们将信将疑，夜间果然接到西安电报说，蒋已完全接受八项主张，张副司令亲自护送到南京。26日，飞机送来影印的张学良亲笔信两件：一件是致杨虎城和于学忠的，大意是：“蒋委员长已接受我们的八项主张，弟亲自护送回南京，所有军政事宜，请两兄共同主持，特此奉恳。”另一件是致各部队长的，大意同前，只加上“希服从杨、于两兄指挥，团结一致，共济艰危”字样。
26日下午，省府召开委员会议。我首先报告：“蒋委员长已接受张、杨八项主张，张副司令亲自护送到南京。”其次，提议：(1)事变期间，中央在兰各机关的收入一律照原有系统报解中央，恢复常态；(2)兰州警察局长史铭恢复自由，仍停止职务。经讨论后，通过。边区总部也于同日将绥署高级职员送回，所有收缴的枪械、弹药及其他军用品，一律按原单位发还。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消息公开以后，在东北集团和兰州各界人士当中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东北集团对张的指示一致表示拥护，但对送蒋回南京问题上，看法颇有分歧。有的说：“捉蒋是大事，放蒋更是大事，蒋介石为人一贯是反复变诈，不讲信义，这样放回，后患堪虞。”有的说：“张、杨和中共已形成三位一体，放蒋一着必是考虑成熟，一定有把握，不然，哪能这样放呢?”兰州各界人士谈起此事，大多数认为是奇事，也是好事。他们说：“蒋委员长接受张、杨八项主张，张亲自送蒋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从此内战停止，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敌对多年的国共两党也捐弃前嫌互相合作了，这真是‘否极泰来、转危为安’的时候。”市民方面，怕战争求和平是普遍的心理，一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便奔走相庆告，喜形于色。过了几天，张学良未回西安，接着就听说蒋介石自食诺言，将张学良扣押在京。1937年1月于学忠回兰后，我们才知道一些经过详情。
张学良被扣以后，东北军失去重心，内部团结松懈。蒋介石、何应钦等以处理东北军善后为名，乘机派员纷纷向各军进行分化工作，来到兰州的是陈冠群。陈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与蒋介石、何应钦有一度同学关系，他又是于学忠旧部，曾任过五十一军一一四师师长，当时是南京军政部参议。陈在兰住了几天，他对于所谈何事，我未与闻，但是陈去后于的态度始终未变。何应钦迭来电报，大事拉拢，其目的在于分化和瓦解东北军，而手段则是威迫利诱，有软有硬，于学忠一本初衷，毫未动摇。
2月间，蒋介石为处理东北军善后事宜，调东北军各将领到南京开会，于学忠去了南京。在会议期间，蒋提出了几种方案，都是对东北军不利而为各将领所难接受的。蒋用“边拉边打、有软有硬”的诡计，拖了一个多月。最后发表，调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绥署设在淮阴。调五十一军进驻蚌埠、宿县、淮阴一带。派贺耀组代理甘肃省府主席，调中央某师进驻兰州。东北军其他各军也同时分调各地，使之逐渐分化，甚至瓦解。会议结束，于学忠回到兰州，对省府交代事宜做个安排，委托我和几位主管科长暂留兰州，准备交代。为日不久，他为洽办公务，又去南京。
五十一军奉令后，即开始准备静候中央某师接防。奈该师迟迟其行，3月末才到来。五十一军移交防务后，拟于4月初向东开拔。这时，地方各界代表到省府见我，请由省府拨给该军开拔费五万元，以表示全省人民慰劳之意。因为主席不在省，我很难表示意见，须电请主席核示。当天我和刘忠干碰个头，他的意见和我不谋而同，我们联名电请于主席核示。于复电说：“五十一军一切费用向由中央拨发，到甘以来未由省库动用分文，此次东调，照规定亦有开拔费，更不用亦不应由省库拨款，请用弟和全体官兵名义向各界代表道谢。”我们接电后，走访各界代表并把于的意思向他们转达了。
于学忠最后离兰州去南京以前，嘱我在交卸以前要紧紧掌握省财政开支，万不可放起身炮。
4月下旬，我在办公室工作，忽患脑溢血症，昏迷达二三十分钟。于学忠在南京闻知后，电我移地疗养，另电教育厅长田炯锦代行省府职务。经人护送，我遂离开兰州。事后听说，贺耀组于5月中旬到兰任事。
(1976年10月)
* 作者时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