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二”西安事变之后
何镜华
和平谈判开始前的概况
1936年12月17日，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博古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表示完全支持张、杨的抗日救国主张和促使蒋介石接受主张，采用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的做法。随后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向蒋介石表示，共产党红军愿团结抗日，停战议和，重建国共合作关系。
20日，宋子文、端纳飞来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向宋子文提出了进行和谈的内容，必须以八项主张为基础。关于停止内战和红军问题，也需要有共产党红军代表参加讨论，会议也必须由三方面在一起共同商谈。宋子文当时认为问题重大，他必须先回南京一趟，征询意见再来西安，才能进行正式谈判。宋子文、端纳21日返回南京。
22日早晨，接南京电报说，宋美龄当天飞来西安，张学良在看电报后对我说：“她来好了。”张学良认为宋美龄来西安，有利于谈判的进行。
22日，宋美龄、宋子文、戴笠、端纳飞来西安，这时，双方已经声言停止军事行动，进行和谈。在谈判将要正式开始之际，22日晨，南京方面桂永清率领中央军教导师(武器装备最优良的师)，突然从华县西方展开，向西安方面渭南正面前方赤水阵地开始猛烈攻击，双方激战到下午，中央军教导师完全被击退，溃不成军。在晚间10时许，我在金家巷接到渭南前方指挥部的火急电报，向张学良报告战斗经过，并说军心愤激，电请准予出击，以歼灭教导师全部。那时正值张学良和宋子文、戴笠在对面客厅里谈话。我找副官请副司令过来，把前方来电转呈给他看过。他对南京方面在这个时候发动军事进攻，也很气愤。他立时就回客厅与宋子文谈论此事。当时又找我过去，把原电给宋子文看过。我向宋子文说：“现在南京方面一定要打，那么我们也只好打下去。”宋子文向我说：“千万不要打下去，可回电给前方，千万不要出击，一切问题完全由我负责同副司令向委员长商谈解决。”宋子文向张学良说：“赶快电示前方，制止出击。”张学良指示我拟回电，让前方严守阵地，停止出击，以待谈判解决。
那天戴笠同宋子文到西安后，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客厅里等候见张学良时，张公馆警卫副官看见戴笠腰间带有手枪，当时警卫为了慎重起见，把戴笠腰间的手枪要下来了。随后张学良与宋子文、戴笠会面时听到这事，张学良立即把手枪要来，亲手交还给戴笠带在身上，当时张学良向戴笠说了几句话，使戴笠很受感动。
蒋介石完全接受了三方面共同商定的六项条件
从23日起，开始举行三方面的会谈。蒋介石派宋子文为代表，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共四人出席会谈，由应德田记录。因为八项主张的内容第三、四两项可以并为一项，第五、六两项也可以归纳为一项，经过三方面同意后，共并为六项条款。在讨论中主要是关于第一项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和第二项停止一切内战两项的谈判。对改组南京政府，张学良先提议推荐宋子文担任改组后的行政院长。宋子文表示他不愿意担任行政院院长，他推荐由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宋本人愿担任财政部长兼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谈判议定在新改组的南京政府中容纳各党各派参加，负责救国。对停止一切内战，议定停止国共内战，准备抗战。对红军的改编，议定交由张学良、杨虎城负责继续与共产党红军商谈改编办法。关于红军改编后的经费，由南京政府负责拨给，交由西北司令部由张学良统筹分配。经过两天的谈判，到24日由三方面共同达成了六项条件的协议。并经蒋介石亲自表示他完全同意，接受了三方面共同商定的六项条件，并答应在他回到南京后，就按照六项条件分别开始办理，立即实行。
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12月25日上午9点多钟，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新城大楼召集了参谋团大部分人员和设计委员会一部分人员会议。张学良说，经过这两天我们共同商谈的结果，蒋委员长已经完全同意接受了我们的主张和共同商定的办法。现在南京方面的情况，何应钦等仍在极力主张对西安进行“讨伐”，已电召汪精卫回国，并勾结日本阴谋要扩大内战，想置蒋委员长于死命，由他取而代之，他们计划要组织亲日政府。现在需要送蒋委员长回南京，好控制住局面的恶化。在张学良讲话后，当时会场出现了沉默。我发言说：“放蒋不宜过早，在送他回南京以前，最好先在西安召开一个由全国各方面参加的救国会议。我认为南京的情况，蒋介石是有办法控制住的，现在戴笠已来西安，他可派戴笠回去，拿他的手令给黄埔学生，由戴笠的特务系统和黄埔系的将领们合作，是能够控制住何应钦的。不然戴笠他们也可以在南京再来一个‘双十二’，或则是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张学良又说：“救国会议现在不能在西安召开，关于改组政府和停止内战等项，也都需要他回南京后，经由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办理。”当时，继续有设计委员会的两个人发言也都表示不应过早放蒋回京。张学良在会上也没有宣布他和杨虎城已经商谈决定了，就要放蒋介石回南京，更没有提说他亲身在当天下午就送蒋介石去南京了。这样的会议，没有得到任何的结论，就暂时停止了。当时张学良又把我找到另一室内，对我说：“南京方面由于亲日派的活动现在确实已很危险，必须送蒋回南京。”我又说：“放蒋问题应该仔细考虑，不应过急。”他说：“你要再坚持我也不管了，我也走啦!”就这样在当时他也没有明白告说我，他已决定了亲自送蒋去南京。那时杨虎城过来找张学良，他俩又到另外一个室内去谈话。我在这个时间，又写了一个条子，说我们的扣蒋，只是为了求得国策的转变。在没有得到确实的保证以前，不应过早放蒋，应该注意他的反复。在他们俩谈话后，张学良出来时，我把写的条子交给了他。看了以后，他对我也没说什么，就把条子放在衣袋里，然后匆忙地说：“王以哲、何柱国在下午2点钟，到我那里去。”他就回金家巷去了。我随后也回到金家巷，已11点多钟，他已到对门蒋介石的住处去了。我在下午3点多钟到参谋团办公厅正在看阅电报时，听到飞机的起飞声音，我赶快回到金家巷时，才知道张学良已经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去了。
我当时又到应德田、孙铭九住处去问他俩，在张副司令送蒋行前，他俩知道不知道。他们说：“张副司令在昨晚说过要送蒋去，但并没有说在什么时候去。”应德田那时正在设计委员会开会，听到飞机声后，孙铭九说副司令早晨留下一个条子，亲笔手令在他走后东北军交于学忠指挥。
王以哲、何柱国说，在张副司令送蒋委员长行前，向他俩说在他离开期间，关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共同事情，要和杨主任商量听杨主任的。关于东北军内部事情，归于孝侯(于学忠)主持，由他俩协助处理，遇事要和大家商量。
杨虎城说：“在张副司令送蒋委员长去南京临行前，宋子文曾向我拍着胸脯说，对副司令的安全，完全由他负责!”
停止军事行动放走中央将领及军用飞机
缪澂流、樊崧甫会面保证双方停止军事行动
12月25日，蒋介石、张学良到达洛阳后，当晚就拍来电报给杨虎城转令前方部队解除军事戒备，准备军事复元，并指定双方前线指挥官缪澂流(西安方面)、樊崧甫(南京方面)于26日在前方会见联系。
当晚杨虎城找王以哲、何柱国和我商谈。杨虎城主张缪澂流可与樊崧甫会见，保证双方停止军事行动。至于解除戒备，军事复元，须候张副司令回来才能办理。当时王以哲、何柱国也都表示同意。杨虎城派我于当天夜里去渭南，面见缪澂流(五十七军军长)转达蒋介石、张学良的电令和我们决定的处理方针。我于26日早晨到达渭南，会见缪澂流，告知他张副司令送蒋、洛阳来电以及杨主任、王军长、何军长我们共同商定的防务方针。缪澂流也表示在张副司令没有回来以前，绝不能撤防。他又向我说，华县中央军樊崧甫军长已有通知过来，约他于26日在前方约定的时间、地点会面。当时决定由他用电话回答樊崧甫会面。会面时，樊崧甫向缪澂流表示：我们军人为张副司令送蒋委员长回京，今后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表示庆贺。并说，对张副司令联共抗日的主张，他们也都赞成，对抗日问题他个人过去也曾向蒋委员长提过建议。当时商定了双方都保证停止军事行动并准备复元。缪澂流与樊崧甫会面后，在下午又同我召集了前方各师长，告知他与樊崧甫见面的情况，并由我传达了西安的决定，指示了我方的军事方针，在副司令没有归来以前，虽停止了行动，但尚须严守防地。26日晚，缪澂流同我回到西安。
杨虎城和王以哲放中央军将领回南京
26日晚，我由渭南回到新城大楼时，正遇见杨虎城、王以哲、何柱国等设宴欢送被扣留的南京军政大员，才散会。我同缪澂流向杨虎城报告了与樊崧甫会面的经过和已指示前方各师长在张副司令没有归来以前，仍须严守防地的情况。我问杨虎城：“现在蒋介石回南京，对履行诺言尚没有发表声明，也没有等候张副司令回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急于放中央将领回南京去呢?”杨虎城对我说：“张副司令送蒋委员长走时，他们当面提过。今早洛阳又有电报来，我同鼎芳(王以哲)、柱国商谈过，鼎芳主张就放他们回去，你可同鼎芳去谈谈吧。”
我又去见王以哲，我向王说：“为什么不等副司令回来或者我们去人见过副司令明了情况后，就先放中央将领们回南京去呢?”王以哲说：“副司令都亲身送蒋先生回南京去了，我们还扣留着他们有什么用呢?”我说：“我认为这样过早放中央将领回去，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如不放中央将领，在副司令没有回来以前，尚可以把他们暂时留着作为人质。”王以哲说：“再留着他们没有多大用处了，现在已经欢送了他们，还是让他们走吧!”最后王以哲向我说：“托鲍志一(鲍文樾)随同中央将领去南京看看副司令。”这样就终于在27日放走了被扣留的中央军将领陈诚、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陈调元、钱大钧和晏道刚、邵力子等全部文武大员，都回南京去了，鲍文樾也随同去南京。
在王以哲的主张下又放走了扣留的军用飞机和飞行人员
在放走了中央军将领后，南京又来电要求放还被扣留的南京军用飞机和飞行员、技术员等。当时在王以哲、何柱国的主张下，王以哲不顾干部们的反对，又向杨虎城提说，于31日又放走了中央空军仅有的最新式军用飞机50架和飞行员、技术人员等500余人。当时该种飞机和飞行员、技术人员是统由卫队第一营(东北军)派兵看管着的。
军法会审张学良后西安群情激愤
三位一体加强军事防御部署
1937年1月4日，国民党政府虽明令发表，特赦了判处张学良的十年刑期，但又附文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这个消息传到西安后，群情激愤，尤其东北军中更表现了高度的愤慨。
当时得知，蒋介石一面声明休养去溪口，躲在幕后，一面交由何应钦出头在南京主持，派顾祝同在洛阳调集军队往潼关集结，对西安方面又重新再作军事部署。
根据南京方面的情况，西安方面为了贯彻“双十二”主张，促成蒋介石履行诺言，需要重新加强军事部署。5日，杨虎城同我商谈，拟增加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一部兵力于渭河北岸朝邑地区，对潼关方面加强戒备，对西安城防指定刘启文师(东北军一一五师)担任，并希望红军于右翼山地地区能派出有力部队，以巩固我方的侧翼安全，并可以牵制潼关方面的战略展开。我们双方同共产党红军代表团商谈，周恩来表示：为了巩固三位一体，同意在军事方面的合作，以保卫西安。可以调派红军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开赴商县附近地区，叶剑英参加参谋团。对此王以哲、何柱国也都表示同意。杨虎城指示我草拟了坚持贯彻“双十二”抗日救国主张，促成蒋介石履行诺言，营救张副司令归来，巩固三位一体，从新加强保卫西安的军事部署的计划。经过杨虎城、周恩来批阅后，6日由参谋团颁布了新军事部署计划并施行。以后红军彭德怀、贺龙、左权等人也来过西安，我陪同左权视察了西安的城防设施。
7日或9日，我陪同杨虎城、周恩来到渭南给东北军前方部队团长以上讲话。杨虎城讲到，我和十七路军同张副司令东北军为了抗日救国才发动“双十二”兵谏，扣留蒋委员长。蒋委员长接受了“双十二”主张和共同商定的条件后，张副司令就亲身送蒋委员长回南京，也是为了抗日救国。蒋委员长在归还南京后，违反诺言，军法会审了张副司令，现在虽经特赦，尚没有放张副司令归来。今后我们还要加强军事防御，坚持“双十二”主张，以促成蒋委员长履行他的诺言。我和你们一样，一定要坚持营救张副司令回来。
周恩来讲话表示：共产党红军完全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抗日救国主张与和平解决的做法。现因蒋委员长违反诺言，红军要坚持三位一体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在军事上合作，共同保卫西安，以促使蒋介石履行他在西安的诺言。红军和东北军是建立在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基础上，是有血肉的关系的，红军要和东北军在一起共同营救张副司令归来。
东北军在听到杨虎城、周恩来的讲话后，军心士气更加振奋，一致拥护杨虎城和周恩来的讲话。在这时期，也充分表现了三位一体团结一致，坚持“双十二”主张，使蒋介石履行诺言，营救张学良归来的共同斗争意志。
蒋介石的分化政策
在11日，祝绍周代表顾祝同由洛阳来西安会见杨虎城和王以哲、何柱国，提出了解决西安事变的甲乙两案。甲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让出西安，东北军撤退到陕西西部和甘肃，十七路军撤退到陕北三原一带。乙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让出西安，东北军调往江苏、安徽，十七路军调到陕西西部地区。并向王以哲、何柱国提说，希望东北军派遣代表到南京见何部长(何应钦)商谈，并且说去人也可以会见张副司令。当时王以哲、何柱国会商后，先向鲍文樾提说，托鲍去南京见何应钦商谈。鲍文樾当时说他前次去南京时，见到何应钦，何曾问他《何梅协定》是谁在西安给发表的。因为何应钦晓得，只有鲍文樾以前在北平军分会当办公厅主任时知道这个协定的内容，知道是他给发表的，明知故问已对他的态度不好。鲍文樾表示他已不愿再去见何应钦了，推辞没去。王以哲、何柱国随后又改派米春霖于12日飞南京去见何应钦。那时鲍文樾同我住在一处，鲍文樾对我说：“估计祝绍周让王鼎芳、何柱国派代表去南京见何应钦，不会有好的事情。”15日，米春霖由南京归来，又带来了南京的甲乙两案，带来了何应钦给东北军将领王以哲、何柱国等的信，劝告为东北军的利害计，应接受甲案或乙案，尤其接受乙案，东调较为有利，并希望即时派代表赴洛阳与顾祝同就近商谈具体解决办法。随后王以哲派刘振东，何柱国派徐良为东北军代表，前往洛阳与顾祝同接洽，何柱国家眷随徐良去洛阳时已一同离开了西安。从此，已引起了西安干部们对王以哲、何柱国的注意。
米春霖由南京归来时，并由溪口带回张学良给杨虎城十七路军和东北军许多人的一封信，大意说，张学良他已到溪口，关于改组政府、对日问题需候三中全会解决。提到甲乙两案，希望大家商讨受命。并说蒋委员长限期，希于16日能派一军长去溪口。
在杨虎城的主持下，先由我和鲍文樾商谈，托他代表东北军去溪口见蒋，鲍文樾答应他可以去，当时王以哲、何柱国也都表示了同意托鲍文樾为代表去溪口见蒋介石，他们又向鲍文樾当面提说了。就这样决定了派李志刚(十七路军代表)同鲍文樾(东北军代表)于16日去南京。17日，转浙江溪口见蒋介石，直接面谈。20日，李志刚、鲍文樾回到西安。李志刚带来蒋介石给杨虎城的信，蒋介石又劝告杨虎城要以国家为重，接受甲案。
王以哲自从送祝绍周到飞机场回来以后，就称病在家休养，已不到杨虎城公馆去了。何柱国在以后也不常去了。只有我还是照旧和张学良在时一样，每天到杨虎城公馆去。杨虎城向我说：“最近鼎芳、柱国都不到我这里来了，遇事也不好随时商谈。”我说：“王军长已患病在家，我已经去看过了几次。”杨虎城又约我一同到王以哲家中去过一趟，问候他的病况。我向何柱国说了杨虎城的话，何柱国表示没有什么，又常到杨虎城那里去了。我把这个情况又告知董英斌，董英斌表示他以后每天要到杨虎城公馆去，并请他批阅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委会的重要文件。
李志刚、鲍文樾第一次到溪口见蒋介石回来后，经杨虎城与三方面交换意见，复函蒋介石可以接受甲案，但要求让张学良回来处理，并向蒋介石要求鲍文樾与张学良会见。又派鲍文樾、李志刚于23日去溪口再见蒋介石，并会见张学良。鲍文樾行前，我把写给张学良的信交鲍文樾带去，我向张学良报告了在杨虎城的主持下，已经三位一体军事合作加强渭南防线，我们要控制局面，绝对要设法要求他回来。鲍文樾、李志刚于25日返回西安。据鲍文樾说，在他见到蒋介石时，对蒋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可以遵照委员长意旨接受甲案，但向委员长请求必须让张副司令返回西安处理。蒋介石向鲍文樾说：“汉卿在这个时候回去，对事没有好处，等候事情结束后，他可以回去，现在汉卿本人他也暂时不愿意回去的。”蒋介石允许鲍文樾与张学良会面。鲍文樾到雪窦寺见到张学良时，告知了西安方面已三位一体，加强军事防线，已向蒋委员长说了可以接受甲案，但必须让张副司令回去，并把我信也交给了他。张学良说：“我没有想到你们能支持这么久，你们能坚持，我有办法，你们也有办法，要撑下去。”张学良留鲍文樾在雪窦寺一同吃饭，在座有熊式辉。张学良在席间曾与熊式辉谈论到“剿共”与抗日的问题，张学良仍然坚持他“双十二”的主张。鲍文樾归来时，并带来张学良写给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缪澂流、刘多荃的一封信。大意说：为国家、为东北，希望和平解决，勿扩大内战，以致有违抗日爱国的初衷。
鲍文樾回来后还谈到，看到南京和蒋介石的情况，在军事上不像真正要对西安打下去的样子，看他们也有困难，也要估计到利害后果。只要西安方面能撑下去，看蒋介石摆的架子尚留有回旋余地，最后还是能放张副司令回来的。
当时我完全同意鲍文樾对南京蒋介石的看法，我认为张学良被扣留以后，蒋介石南京政府在军事上尚有所顾虑，对西安方面未能“明令讨伐”，扩大内战。在东线，南京方面卫立煌等率13个师兵力。虽已集结于潼关以东地区，但尚未轻举妄动长驱直入挺进潼关以西地区，对西安方面展开战略攻势。在渭南前线，双方仍保持着停战状态，他们也并未再作任何军事挑衅或进行骚扰。南京方面在东线、渭南前线仍然处于劣势地位。在西线，胡宗南部队虽已向兰州方面于学忠五十一军防区推进，但双方部队仍保持相当距离，尚未接触。
当时西安方面在军事上，仍然处于有利的态势，大可在军事上坚持三位一体的渭南防线。在政治上与蒋介石进行商谈，以促使蒋介石履行诺言，释放张学良归来。
如果西安方面能巩固三位一体，坚持渭南防线，摆出坚持贯彻“双十二”主张和要求释放张学良归来的决心与态势，使蒋介石也不能不考虑到，他如果采取军事解决的办法，再行重新发动更大规模的内战，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因为在“双十二”以前，他只对共产党红军(三万人)就必须要集中30个师的兵力，来进行没有把握的不得人心的内战。已经发生了“双十二”西安事变，现在除共产党红军以外，再加上西北的十七路军(二万多人)和东北军(十三万多人)以及陕甘地方武力，在军事上我们又已经占据了以西安为中心的有利态势。他更须考虑到如果他集结大兵力，使用军事压迫过紧时，西安方面如避免决战，停止内战，以三位一体的抗日联军北上援绥，挺进华北、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战争，使蒋介石在军事上更处于无法收拾的境地。
在政治上，蒋介石南京政府如果对西安方面采取军事上扩大内战的做法，也会使他更陷于不稳定、遭受全国反对的局面。
当时国内各实力派的态度，两广方面尚未稳定，李宗仁、白崇禧在“双十二”后给张学良、杨虎城的来电说：“救人自溺在所不惜。”并表示愿做军事配合(当时西安方面派往广西的代表解如川，已到达广西取得联络)。华北方面宋哲元、韩复榘已派代表徐维烈来到西安，主张杀蒋。山西方面阎锡山已表示两面讨好的态度。
全国人心不服，因为“双十二”西安事变的抗日救国主张，是建立在抵抗日寇侵略，收复失地，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的基础上。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要求和迫切愿望紧密联系在一起，已受到了全国一致的拥护。尤其张学良光明磊落亲身送蒋还京，这样大公无私，完全是为了恢复蒋介石的声望，使他来领导抗战。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如再发动内战，将会使他在国内的威望更加低落，势必遭受到全国各方面的反对。
南京政府内部英美派宋子文等，也反对蒋介石再重新发动内战。
国际间当时英美与日本间的矛盾加深，也不愿蒋介石再扩大内战，对日本继续退让了。
我认为东北军的将领和干部们，应和衷共济，确实遵循张学良的既定路线，巩固三位一体，坚持贯彻“双十二”主张，忠实执行张学良的军事指导方针和已经布置好了的抗日援绥的准备，坚持渭南防线，进行和谈，要求张学良归来。如果蒋介石若扩大内战，尚可避免决战，北上援绥，发动抗日战争。我认为东北军若能这样做，对蒋介石南京政府是不会陷于城下之盟，束手无策任人割宰的，是能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我把我的看法，也曾经向王以哲陆续谈过，起初他尚对我敷衍，最后并未采纳。
东北军将领，当时于学忠在兰州，万福麟在华北保定，王以哲、何柱国在西安，缪澂流、刘多荃在渭南防线。其中王以哲和缪澂流、刘多荃三人平时就很靠近，私人关系甚密，缪澂流自认为他在“双十二”以前升任军长，是由王以哲保荐的。何柱国在张学良送蒋介石走后也附和了王以哲，常到王以哲家中去商谈。张学良送蒋介石走时，虽有手令东北军交于学忠指挥，但是东北军的指挥重心，实际上已转移到王以哲的身上。
鲍文樾于25日由溪口回来后，把张学良给东北军将领的一封信交给了王以哲，并告知了他会见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情况。
鲍文樾于当天又会见了杨虎城，讲述了去溪口的经过情形。杨虎城在会见鲍文樾后，晚间向董英斌和我说，我和张副司令一道扣蒋，张副司令又是和我商谈送蒋回京的，我的意思现在怎样解决都可以，但是必须先要把张副司令营救回来，我个人决不做对不起汉卿的事情。我看只要我们照鲍志一传来的话，能撑下去，先不撤兵，要求张副司令回来，最后蒋是能放张副司令回来的。我希望东北军能坚持下去，宪章(董英斌)、鉴吾(何镜华)你们俩可和鼎芳、柱国谈谈。
东北军内部会议主张撤兵东调
26日，王以哲找缪澂流、刘多荃来西安，下午在他家中开会，有王以哲、何柱国、缪澂流、刘多荃、董英斌和我。王以哲先把张学良的来信给缪澂流、刘多荃看了。董英斌和我把杨虎城在25日晚向我们俩人的谈话，主张我们要撑下去先不撤兵，要求副司令回来的意见也谈了。以后王以哲说：“对于副司令的问题，蒋先生是绝对不能叫他回来的，怕他回来后和杨虎城十七路军、共产党红军再搞到一起。对这问题我们也不能再提了，就是再提也是没用的。我们现在也只有接受蒋先生的指示撤兵。我们不能打，打没有好的结果。我们在撤兵以后，也不能靠近红军，因为今后我们也不能跟着他们走，我们也不能北上抗日援绥。我们在撤兵以后，应该东调江苏、安徽，两省地方很好，可以休整训练部队，中央也可以给我们这两个省的主席。关于撤兵和平解决，现在共产党也同意这样做。”
何柱国表示同意王以哲的主张，认为不撤兵就得打下去，结果是必败的。不如先撤兵，以后东北军东调，中央可以调于主席(于学忠)为江苏省主席，可以给王军长再发表一个安徽省主席，关于副司令问题，可以留为以后再向蒋委员长提说。
刘多荃表示他完全听鼎芳和何先生(刘多荃是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学生①，何柱国在第八期当过队长)的。
董英斌和我都主张关于接受甲案或乙案都可以，但必须向蒋要求先让副司令回来，不然就是在东北军内部恐怕也通不过去。再则军事情况也并没有过于紧迫，还可以派代表再去溪口见蒋，向他痛陈利害，要求必须先放副司令回来。
王以哲仍然是坚持他的主张，缪澂流也谈到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撤兵，也恐怕部队干部中有问题。最后王以哲说：“前方部队可以由开元(缪澂流)、芳波(刘多荃)回去向各师长、团长们解说，西安方面可由我和何军长向他们加以解说。”当时这样就散会了。
抗日同志会负责人和中共代表团的会谈
27日早，我在张学良公馆和应德田、苗呈实(苗剑秋)谈到昨晚在王以哲家中开会的情形，当时苗呈实表示对共产党红军方面可由他先找周恩来谈谈看，看共产党红军方面的意见怎样。在苗呈实和周恩来谈话后，苗呈实又约我一同再见周恩来，把张学良在东北军的重要性向周恩来谈谈。我同苗呈实在上午又见周恩来(当时住在张学良公馆)，我向周恩来谈道：“根据东北军的情况，关于撤兵，必须先要求张副司令回来。因为在东北军内部，对新旧之间能够统一领导起来的，只有张副司令。在东北军中能够贯彻“双十二”主张，能保持三位一体的，也是只有张副司令。我们希望周先生对这个问题给以支持。”当时周恩来恳切地对我说：“蒋介石对我们十年内战的仇恨，是不会忘掉的。为了团结抗日，我们同意放蒋介石回南京，我们主张和平解决。关于拥蒋抗日的口号，还是张副司令在会见中共代表李克农时提出的。我们也考虑了国内的形势，才同意了张副司令的这个主张。过去十九路军福建事变时，我们在当时没能给以很好的支持，以后检讨，认为是错误。现在只要东北军一致主张撤兵必须要求张副司令回来，我可以同博古、剑英谈谈，可以考虑这个问题，支持东北军的要求。”当天下午应德田、苗呈实、孙铭九同我和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关于撤兵和张学良问题又举行了会谈。中共代表团决定当晚去三原一趟。以后中共代表团答复我们说：“关于要求张副司令回来的问题，东北军若一致坚持，我们也支持这个要求，和你们一同坚持要求张副司令回来。”
东北军渭南会议一致决议先不撤兵要求张学良回来
从26日王以哲宣布他的主张要接受撤兵，放弃要求张学良回来之后，27日，西安东北军的干部分别向董英斌和王以哲反映应在撤兵之先，必须要求张副司令回来。董英斌于28日见王以哲时，同王以哲商谈，当时有何柱国和我在座，由董英斌提议在渭南前方召开东北军的师长团长和西安东北军的处长们的联席会议，关于撤兵和要求张副司令回来问题，征询大家的意见，想要怎样办。当时我们四人都表示，可以开这个会议，让大家来决定一下。王以哲并嘱托何柱国前往参加，向东北军干部们解释必须先撤兵的理由。苗呈实已于28日去渭南前方，见到一部分师长、团长们，征询了他们的意见，也都主张必须先要求张副司令回来以后，才能撤兵。
29日，西安有何柱国、董英斌及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处长应德田、卢广绩等，高崇民、孙铭九也参加，前往渭南与前方缪澂流、刘多荃以及师长、团长们共四十多人开会。董英斌主持会场，首先谈到关于撤兵和要求张副司令回来的问题，现在东北军内部已有了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先撤兵以后再要求张副司令回来，有的主张要撤兵必须先要求张副司令回来。现因王军长患病，不能来前方开会，由我代表来向大家提议讨论，由大家来决定怎么办。何柱国发言，主张必须先撤兵，以后再要求张副司令回来。如果不撤兵，必然要战，战必败，就不能营救张副司令回来了。应德田发言主张在不撤兵以前，要求张副司令回来，又有三位一体的力量，蒋为了利害的关系，才能放张副司令回来。如果不等张副司令回来就撤兵了，蒋介石已能直接指挥东北军，张副司令就没有用了，蒋介石就可不放张副司令回来。师长、团长们的陆续发言也都赞成不撤兵先要求张副司令回来的主张。结果一致表决通过了先不撤兵要求张副司令回来，当时参加会议的全体四十多人，又全数都在决议案上签了名。从渭南会议后，西安干部们对何柱国的态度表示不满。
在渭南会议的当天，我同周恩来到咸阳附近与前往商县的红军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见面，当时红军表示对张副司令的关怀和愿在前方三位一体军事上的合作。
王以哲主张接于学忠来西安
渭南会议后，何柱国、董英斌回到西安，晚间向王以哲谈了渭南会议的经过情况(当时我在场)。王以哲已觉得对执行先撤兵有了麻烦，王以哲向何柱国说，那么接孝侯(于学忠)来吧!和他谈谈再由我们共同主持办理。一面通知开元(缪澂流)、芳波(刘多荃)找师长、团长再继续作个别的解释，对西安干部们再继续说服。这样，王以哲、何柱国就于当晚打电报给于学忠，并决定于次日派飞机去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当晚，董英斌同我商谈于学忠到西安后的住处问题，决定住在张副司令公馆内，由我先向张公馆管事人谭海说好。31日，杨虎城、董英斌和我同到飞机场迎接于学忠，董英斌和我陪同于学忠到张公馆内，董英斌向于学忠谈到张学良的情况和当前关于撤兵和要求张副司令回来的问题。在东北军内部已有王军长、何军长和大家两方面的意见和渭南会议的决议情况，大家都希望在于主席到西安以后，能主持在撤兵以前要求张副司令回来。于学忠表示回头见到鼎芳、柱国再商量吧!随后我和董英斌又陪同于学忠到新城大楼去会见杨虎城。在见面后，杨虎城向于学忠表示说：“关于张副司令的问题，我的意见在撤兵之前要向蒋委员长要求放张副司令回来。我认为关于张副司令的问题，在没有撤兵之前，还能和人家谈论，若在撤兵之后，再向人家谈时人家就可以不理了。”杨虎城最后向于学忠说：“我希望孝侯关于张副司令问题，能好好和鼎芳、柱国谈。”当时于学忠表示他才到西安，情况还不甚了解，等看到鼎芳后再同鼎芳、柱国商量。于学忠、董英斌同我在见杨虎城后，又一同到我住处吃午饭，与鲍文樾会面，并约何柱国来一同吃饭，鲍文樾向于学忠谈了去溪口见蒋介石和张学良时的情况。在饭后于学忠约何柱国一同去见王以哲，他们决定在晚间邀杨虎城、周恩来，到王以哲家中举行三方面会谈，王以哲并决定东北军由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三人(没有董英斌)出席会议。
东北军干部向王以哲哭劝请他在撤兵前要求张学良回来
东北军担任西安城防部队的步兵师长刘启文，工兵团长杜维纲，炮兵团长刘佩苇等，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委会干部陈昶新等共十几个人，其中陈昶新、刘佩苇等都是王以哲当教导队连长时的学生，也都是过去王以哲军的于部，在平时和王以哲的关系也较好。31日下午，在陈昶新家中集会，并约鲍文樾和我参加。鲍文樾给干部们讲述了他去溪口见张学良的情况，并说只要东北军能撑下去，张副司令是能够回来的。继之，刘启文等发言，认为王以哲的主张不要求张学良回来就这样撤兵的做法，是出卖了张副司令，破坏了三位一体，完全是投靠蒋介石以谋求个人权位的途径，这是违反了东北军的集体意志。当时干部们为了营救张学良，挽回王以哲的错误，决定到王以哲家中去向他进行劝告，要他坚持先不撤兵要求张学良回来。在散会后，干部们去王宅时孙铭九也前去参加了。在大家聚到王宅后，向王以哲请求，要他坚持主张在撤兵之前，要求张副司令回来。杜维纲给王以哲下跪，刘佩苇哭泣着说，恳求王军长念及和张副司令的关系，并为了东北军一定要向蒋介石要求，哪怕张副司令在撤兵以前能回来，给东北军只讲一次话，见一次面就回去也都可以的。当时王以哲说：“于主席现在已到西安来了，有人主持，究意怎么办，需要在今晚三方面会谈后才能决定。”当时有人向王以哲说：“我们在晚上开会时，也要在这里听个消息。”
三方面王宅会谈 根据王以哲的主张通过撤兵问题
31日晚间，在王以哲宅内举行的三方面会谈，是在王以哲的卧室内，有东北军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十七路军杨虎城，共产党红军代表周恩来出席的。在开会前我向于学忠说找应德田担任记录，于说可以。我通知应德田来王宅，我在室内旁听。在外间屋里有刘启文、杜维纲、刘佩苇、孙铭九等人都在听候消息。在会谈开始后，有很长时间没人发言，于学忠推王以哲首先发言，王以哲又推于学忠，以后由于学忠发言。谈到他才从兰州来到西安，对过去的情况都不甚了解，到西安以后，听到有人主张先要求张副司令回来再撤兵，鼎芳、柱国都主张先撤兵而后再要求张副司令回来，我的意见还是照鼎芳、柱国的主张办吧!继之王以哲的发言说：“不撤兵就得打下去，战必败，张副司令就回不来了。在撤兵以后，可以再要求张副司令回来，我看还是先撤兵吧。”杨虎城谈到他本来的主张是要求张副司令回来以后再撤兵的，如果东北军怕不撤兵战必败主张要撤兵，十七路军也只好同意撤兵了。周恩来谈到共产党红军本来主张和平解决的，东北军如果主张先要求张副司令回来再撤兵，我们也同意支持这个主张，现在东北军主张撤兵我们也同意撤兵。总之我们是绝对维持三位一体的。杨虎城最后又向王以哲说：“若撤了兵，到那时候西安发出一个电报，人家也都会没人接了。”王以哲对杨虎城的话没有说出来什么，三方面的会谈就这样根据王以哲的主张通过了撤兵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决定，在什么时日实行撤兵，也没有讨论在撤兵以后，如何保持三位一体共同行动的方针与会后合作的步骤，也没有谈到在撤兵之后怎么样来进行营救张学良的问题，就散会了。
何柱国起草撤兵命令时抗日同志会负责人开会
2月1日上午，我照旧到新城大楼去了，杨虎城向我说：“昨晚孝侯也同意鼎芳的撤兵主张了。我的意思关于张副司令问题，在实行撤兵之前，还是应该向蒋委员长再提一下，以便以后好接续着再谈，你们可以再向鼎芳谈谈。”我说：“我回头先找何军长去谈谈，以后再找大家商量。”我在午饭后到何柱国家中时，我先看到了参谋团参谋刘本厚正在看着地图草拟文件。我问他拟的什么?他说：“起草撤兵命令。”我听到此话，当时很觉诧异!因为昨晚三方面会谈②时也并没有决定在今天就拟撤兵命令，在今天上午三方面也没有继续举行任何会商，拟命令也没有找我，我在上午见到杨虎城时，在他那里也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在我见到何柱国后，我说：“在今天怎么就起草撤兵命令呢?”何柱国说：“昨晚三方面会谈也决定撤兵了，因为顾祝同要求在6日以前撤兵完了，今天王军长主张就拟撤兵命令。”我说：“在下达撤兵命令之前，对张副司令问题应该再和大家谈谈，对今后怎么办也应该有个交代。不然就这样下了撤兵命令，是说不过去的。这样做不只是西安，恐怕前方也会有问题，都应该考虑。我的意见下达撤兵命令，不应当过急，杨主任也希望对副司令问题在撤兵以前，能再向蒋委员长提一下以便会后好继续接头商谈。”何柱国说：“对副司令问题，王军长已说过，在撤兵以前是不能再提了。”我说：“大家再去向王军长谈怎么样?”何柱国说：“你们去谈吧!”
我从何柱国家出来以后，就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找抗日同志会负责人，应德田(负责书记)、孙铭九(负责行动部)、苗呈实(负责理论部)、我(负责军事部)，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商谈。我先把去何柱国家中看到正在起草撤兵命令的情况说了。我继续说：“我们是不是找人去王以哲家中再向他谈谈呢?”苗呈实说：“大家再到王以哲家中去说，也是没用的。因为王以哲是不会听大家的话，也更不会听我们的。”我们又研究怎么能控制住当前这个紧急的局面，能先不撤兵将要求张副司令回来。孙铭九说：“那么把王以哲干掉吧!连何柱国也打死!”我说：“你用什么办法打死他们，是用明的，还是用暗的?”孙铭九说：“若用暗的使用便衣刺杀的办法，我对部下人没有把握，不能用暗杀的办法，只有用明的派部队去把他们打死!”我说：“派部队打死的办法影响不好，各方面会引起反感的。再者王以哲在前几天，已经把他军部手枪队调来一部，住在他家中附近，已有了戒备。就是能打死他，尤其缪澂流、刘多荃和王以哲的关系最好，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撤兵也是王以哲和他们事先就共同商量好的。如果王以哲在这个时候被打死，他们在前方一定会惧怕，要和我们对立起来，会造成东北军内部的混乱，我们更不能控制整个局面了。”我说：“我认为用打死的办法不好，为了控制住局面好要求张副司令回来，我主张现在就派人，把王以哲、何柱国都接到副司令公馆里来和他俩商谈，并把他俩留住在这里派人加以监视，同时可由于学忠和董英斌(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委会参谋长，原五十七军军长，抗日同志会同志，与于学忠的关系也较好)主持，立即召集前方缪澂流、刘多荃和各师长到西安，与驻西安的师长、团长及处长们在张副司令公馆再开会议，仍然由大家商谈共同主张，根据渭南会议决议执行先不撤兵，再向蒋介石要求副司令回来。再加上有同志会的影响是能控制住东北军的整个局面的。”当时苗呈实问孙铭九这个办法怎样，孙铭九说：“要把王以哲、何柱国接到公馆里来，以后需要派人监视，我的人恐怕监视不住，我没有把握，这样做不行!”我听到孙铭九这些话以后，对他很觉失望。应德田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也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孙铭九在“双十二”以前，8月由随从参谋接任了卫队第二营(手枪营)营长，并在东城门楼上成立了学生队，训练抗日干部。在“双十二”扣留蒋介石以后，张学良又把他提升为特务团团长兼手枪营营长，又兼任抗日先锋队(新编三个支队每支队等于一个团)总队长，又兼西安市军警督察处处长。在人事上他可以随意调用干部，他部下的干部，多数又经他的介绍加入了抗日同志会，当时他负责抗日同志会行动部。抗日同志会的基本武装力量，又是完全掌握在孙铭九的手里。在“双十二”扣蒋以后，张学良调来刘桂五(抗日同志会同志，以后在抗日战争中于绥远大青山战役被日军包围战斗中阵亡)骑兵第六师驻在西安附近的醴泉、咸阳地区，作为控制的机动兵力。又调来刘启文(抗日同志会同志，以后在抗日战争中于“八一三”后在上海撤退时，刘启文部队奉命挺进上海地区掩护撤退，刘启文最后在亲身率队向日寇进行反突击中壮烈牺牲)第一一五步兵师进驻西安，以后又担任了西安城防任务。这两个师都是能和孙铭九部队配合行动的，这也是张学良在当时就准备好了，如果南京政府对西安进攻时，要避免决战，停止内战北上援绥时，作为直接指挥控制的一部分兵力。
发出撤兵命令后抗日同志会负责人商讨
2月1日晚间，我到新城大楼杨虎城公馆，看见于学忠、何柱国都在那里，听说他们把撤兵命令已经发出了。我向于学忠说：“撤兵后对副司令的问题怎么办?”于学忠说：“以后再和鼎芳、柱国商量吧!”杨虎城向我说：“鼎芳、柱国、孝侯都主张在今晚就下令撤兵了，前方又都是东北军的部队，我是没有办法的，只有这样吧!”晚间10点钟，我由新城大楼出来时，于学忠、何柱国都尚未离开杨公馆。我到金家巷张公馆见到应德田、孙铭九，我把在杨虎城那里听到已经把撤兵命令发出了的消息说了。应德田说：“前方部队根据渭南会议的签字，能够撤兵吗?”我说：“现在有西安发出去的命令，叫撤兵，再加上王以哲和缪澂流、刘多荃在事先已都说好。我认为前方部队在接到西安发出的命令以后，撤兵是没有问题的。”应德田说：“我们可不可以叫前线的师长、团长们不撤兵呢?”我说：“前方部队今晚就能接到命令，明天就可以开始准备撤兵了。我们在事前也没有派人去联络，就是有联络，能有一部分人同意不撤兵。但是在接到从西安发出的命令以后，也控制不了全部全线的不撤兵了。”当时我们三个人也都认为在已下达了撤兵命令以后，已控制不住不撤兵了，都很难过。应德田落泪了，最后说我们明天再商量吧!我们三个人离开张公馆时已到深夜12点钟了。
东北军内部爆发的“二二”事件 王以哲被打死
2月2日早晨7点多钟，我听随从裴显庭向我说：“在我住处的特务团手枪营的守卫班长说，已接到连部电话，叫他们要注意戒备，听说手枪营已出动，不知已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我要孙铭九的电话，没有叫通，我就前往金家巷。在我到张公馆门口时，看见戒备森严，大门已关闭了。门卫岗兵手提机枪勒令我的汽车停止，叫我下车后，有的认识我，请示门里的警卫长张学孟后，才让我进去。看见院内各墙角和高台阶上都已架设了机枪，我问张学孟：“孙团长、应处长在公馆没有?”张学孟说：“他们都不在这里，听说特务团已发生了事情，已派部队去王军长公馆，详细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又不知对公馆里的于主席、谭(海)副师长怎样?现在谭副师长已叫公馆里的卫士和刘凤德连长率他的手枪排警戒起来了。”谭海也向我说：“不知道孙铭九搞的什么，对公馆里的人怎样?”我说：“我想对公馆里头是不会有什么事情，我现在就去找孙铭九，看看情况回来再谈吧!”
我到孙铭九家中，他和应德田同住在一个院内，看见院内已关闭，门口也没有岗兵。我叫开门后，先到孙铭九住房，在他外屋内看见特务团和先锋队的几个干部，再有督察处文英奇，还有刘佩苇等人都在那里。我进到孙铭九的里屋卧室内，孙铭九向我说：“今早我们决定在拂晓时派出部队去王以哲、何柱国家中，打死他们俩。才接到报告王以哲已被打死，再有王以哲的副官处长宋学礼，总部的参谋处长徐方也都被打死了。何柱国没有在家里，听说他昨晚去新城大楼，没有回去，现已另派王连长去新城找宋营长接洽过，宋营长说不能进到屋里去打他，要等候何柱国出来时再打他，王连长现在那里等着呢。”我问孙铭九：“要这样做在事前向董英斌说过没有，于学忠知道不知道?”孙铭九说：“都没有告诉他们。”我到应德田屋内，应德田向我说：“今晨大家都同意打死王以哲、何柱国，革新(孙铭九)就派人去打了。”
那时，在孙铭九的西厢房屋里，我看见有十七路军的几个军官来过，孙铭九也过去和他们谈过话。
我把先从张副司令公馆来的情况说了。我又向孙铭九说：“可不可以同我到副司令公馆一趟，先见于主席谈谈，请他主持。再找董参谋长商量，怎样能维持住前方的局面，并应向谭海解释误会。”孙铭九和我到张公馆去了。孙铭九先向谭海解说了打死王以哲的经过情形，随后孙铭九同我去见于学忠。孙铭九向于学忠说：“想打死王以哲、何柱国，只是因为他们要撤兵，现在已经把王以哲打死了，请于主席主持不撤兵。”于学忠低头深思未及时答复。我又向于学忠说：“张副司令在送蒋走前，已决定把东北军交给于主席主持，对于主席是完全信赖的。孙铭九为了不撤兵，虽一时过于情急，已打死了王军长，但对于主席是能服从的，请于主席应该为了东北军，为了张副司令，能出头主持，设法维持住前方的局面要紧。”于学忠表示：他本人自从加入东北军以来，张副司令对他很厚，他也是对张副司令一向忠实的。这次因为他才到西安，不了解情况。他认为王军长、何军长和张副司令的历史关系都比他更深，王军长主张撤兵，又听说前方缪军长、刘师长也都听王军长的主张，下令撤兵的。现在他可见杨主任，找董参谋长商量办法。孙铭九随后也去见杨虎城。孙铭九向杨虎城说：“已打死了王以哲，只为了不撤兵。”杨虎城说：“你们研究办法吧!怎能使前方部队不撤退下来，能维持住防线呢?”
那时，董英斌及卢广绩、洪钫等人也都到新城大楼。董英斌先问我在事前知道不知道，还要怎样办?我说：“昨天下午我和孙铭九、苗呈实、应德田见面时，孙铭九已提过想要打死王以哲、何柱国，当时我不同意这样做，那时也没有决定。昨晚在已经下达撤兵命令之后，我又和应德田、孙铭九见过面，他们已没有再提这个问题。夜12点钟，我们三个人才由副司令公馆分手的，在今天早晨以前他们又怎样决定的，在事前并没有找我商谈。今后究竟要怎办，他俩也没有向我说明，我也都不知道。”董英斌向我说：“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在事前连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真相，现在怎么办呢?”我说：“现在只有大家商量，先派人去前方见缪澂流、刘多荃说说，看看他俩的态度怎样。如能顾全大局，先维持住前方防线，好对尔后的事情大家能在一起共同商谈。我恐怕缪、刘俩人都会有问题的。以后再看看孙铭九，应德田的意见，看他们还想要怎样做再说吧。”卢广绩(抗日同志会负责人之一)说孙铭九这样做真是胡闹，表示不满。
那时，看到何柱国仍在杨虎城的客厅里，王连长仍在客厅的门外等候着何柱国出门口外边来。随后孙铭九向我说，宋营长(杨虎城的卫队营营长)已向他说了，何柱国在这里由宋营长负责了，叫王连长离开吧!他就叫王连长回去了，随后孙铭九也离开了新城大楼。
那时，周恩来也到新城大楼，看见我问：“这是怎么搞的!这样做你们怎办?”
最后，董英斌找应德田、卢广绩、洪钫等人会谈，我也参加了。决定由董英斌派人去前方见缪澂流、刘多荃解释孙铭九打死王以哲的事件。希望缪、刘俩人要顾全大局，能维持防线暂不撤兵，对其他问题可商谈解决。对其他事情，当时大家没有再进行讨论商谈。孙铭九、应德田也没有提出其他什么主张和办法来。
我又向董英斌说：“我看于主席的精神不安，已有所顾忌，在东北军干部卢广绩、应德田等许多人在新城大楼客厅里和于学忠谈话请他主持时，他大哭了。还需要从侧面多加解释，大家设法维持住局面要紧。”当晚于学忠未回金家巷居住。
在发动“二二”事件的前后，孙铭九、应德田也没有召集抗日同志会的同志(当时在西安的有五六十人，都是东北军的文武干部)开过大会，或者召开全部负责同志(只有七八个人，过去每周出席各部负责人例会的人)的会议，来讨论研究整个局势和做法，抗日同志会至此已陷于涣散状态。
刘多荃回兵临潼 孙、应、苗匆忙出走 抗日同志会解体
西安撤防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联合局势陷于瓦解
4日，传来消息说，刘多荃部一○五师已撤兵到临潼，对西安方面已构筑工事，并声言要为王以哲报仇。
4日下午3点多钟，董英斌找我和孙铭九到他家中说：“我才从新城大楼回来，因为有刘多荃回兵临潼的情况，于学忠、何柱国、周恩来、杨虎城已经说好，决定现在仍要接受南京要求照旧撤兵，西安也要撤兵，让给中央军。孙铭九、应德田、苗呈实三人，必须先离开西安。周恩来已和苗剑秋(苗呈实)说好，可派人送三人到红军驻地去。”董英斌说：“为了给张副司令保留住特务团和先锋队，我已向于主席说好，在革新(孙铭九)走后，交给鉴吾(何镜华)接过来，随着总部撤退。”当时孙铭九说：“这样做都可以，我先回去和树仁(应德田)、剑秋谈谈，再找特务团、先锋队干部们说一下。”他立起身来就要走，我向董英斌说：“我也需要同革新去一趟，先和特务团、先锋队的干部们谈谈，我再做决定。”董英斌留我要再说几句话，我向孙铭九说：“你回去先把他们都找到副司令公馆，我随后就到，大家见面谈谈。”孙铭九答应好吧就走了。董英斌又向我说：“听说特务团、先锋队内部情况很复杂，只有你去尚能维持，不然他们内部自己都会有问题的。现在你无论如何不能推辞，总部预定撤退到邠州，特务团、先锋队撤退到长武，明天就开始行动，命令随后就给你了。”我说：“我还要先去找孙铭九等谈谈。”我离开董英斌宅后，就急往张副司令公馆，到办公室楼上问孙铭九、应德田，据说孙团长没有来公馆，应处长也不在。我又赶快到他俩家中，听说孙铭九、应德田、苗呈实已随同刘鼎走了，不知他们去的地点。据说在行前他们也没有留下什么话和给任何人的信件。孙铭九也没有召集特务团、先锋队的干部们交代一下。对抗日同志会他们也没有作出任何的布置，使张学良为了抗日苦心组成的抗日同志会至此完全解体。
4日晚，我约抗日先锋队的两个支队长(另外一个支队尚未编组)乌庆霖、黄冠南到我住处晤谈，才了解他们两个支队都尚未组织完成，装备起来，内部人事涣散不健全。特务团的情况更为混乱，在孙铭九走后，军需携带公款(据说有孙铭九的条子)、有的军官干部也逃匿了。手枪营营长已由谭海推荐刘凤德(刘多荃的家族)接充。当晚听到刘凤德已率兵搜查了孙铭九的家，我即时去找刘凤德劝告他，无论如何不要危害到孙铭九的家属。
5日，西安东北军开始撤退。特务团、抗日先锋队在开往长武途中，离开西安不远咸阳境内，手枪营营长刘凤德就说，先锋队要解决他，他声言怕危险也要先下手来解除先锋队的武装，两个部队再在一起将要发生自相火拼的危险。我当时一个人随刘凤德营到长武，把先锋队和特务第三营留驻在邠州以后，于学忠又派张政钫接任了先锋队总队长。到东北军东调时，我已离开了东北军。
从5日西安撤兵以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发动“双十二”以后联合行动的局面，就已陷于瓦解的形势。
(1964年8月)
①刘多荃是保定军官学校炮科九期。
② 孙铭九说三方会谈时间是1937年1月30日。
* 作者在西安事变时任东北军骑兵军参谋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