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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

庞志杰


  以国民党军队的常规讲:一般地方军队,尤其是地方绥靖公署的军法处,其职责不仅管军队而且管政治,特别是客观存在担负着反动派剿共、清共、残害革命事业、迫害革命人士的任务。是国民党强化其反动统治,推行反共反人民政策残酷的工具,是国民党反革命武装集团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人民对它见面侧目,无不恨之入骨。
  但是,在杨虎城将军领导下的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却与此截然相反,它成为了一个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机构,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前后,它担任了中共与西北军谈判的保卫工作。镇压了国民党特务,发生积极的进步作用。在西安事变前,军法处与国民党特务的斗争主要是通过“肃反委员会”进行的。1933年,国民党为其反共需要,由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陕西省政府与西安绥靖公署所谓党、政、军三方面联合组成“肃反委员会”,以特务头子宋志先为主任,杨虎城将军派绥靖公署军法处长张依中为副主任,同时派军法处稽查科长张绍先任该会的审判科长。“肃反委员会”是专门反共的特别机构,表面上,军法处派出的张依中、张绍先参加该会,是与国民党省党部的特务们共同“肃反”,实际上是专奉杨虎城将军之命,起到了掩护革命同志的作用。他们在其中将设法打探到的情报消息,均向杨和西安的革命组织报告,从而使特务们的“肃反”工作经常遭到失败。例如当时西北救国会的工作,曾因此得到不少便利,粉碎了特务们的多次阴谋破坏活动。除了暗的斗争外,有时还有明的斗争,不过多是在一些枝节上表示不同的或反对的意见,妨碍其有效地工作。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时才结束。
  在军法处与特务在“肃反委员会”的斗争里,军法处长张依中起了领导作用。但在这场斗争里,却时时体现着共产党的影响和作用。在1933年以后,张依中在与一些共产党员的接触中,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党组织也经常派人对张依中进行工作,向他宣传革命道理,介绍一些革命发展情况和一些革命书刊。这样,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影响和杨虎城将军的暗中支持下,张依中领导的军法处做了许多有益革命的工作。
  在与特务的斗争中还有一项就是邮政检查,当时张依中由军法处里选派了地下党员到陕西省邮政局检查所(简称邮检所),与特务检查人员进行了斗争。这个检查所,还有由陕西省政府派来的曹志麟,他与军法处的庞志杰合作。共同对付“肃反委员会”派去的特务徐玉柱等人,掩护了许多革命工作,发现了不少与特务活动有关的信件。
  1935年冬,在杨虎城将军指示下,由张依中负责,在军法处内成立了一个特别稽查组,其成员多数是共产党人,如:杨晓初、崔仲远、庞志杰、王润九、王昭贤(静慈)、许尚志、史选山等。这个组织的任务,专门负责调查蒋介石对西北军和东北军的态度、动向及压迫情况,以及东北军的一些情况,这是杨虎城将军在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后有计划的工作之一。特别在汪锋来西安之后,杨虎城将军再次指示要加强这个组织。该组织自1935年冬到1936年夏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计划有系统地调查了蒋介石逼迫东北军“剿共”,最终以消灭东北军西北军的真实意图计划,以及步骤,这对促使杨虎城将军最后下决心与张学良将军一道发动西安事变,具有一定的作用。这个工作对于杨虎城将军在接受统一战线后的整顿部队,调整人事,训练部下及军官,巩固和统一部队内部的意见,都很有帮助。通过这项工作,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的企图更明了了,决心更大了,对整顿西北军更坚决了。同时,由于对东北军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加强了与东北军的联系。在东北军初到西北时,西北军东北军经常打架闹事,除了双方的切身利益外,原因之一也是由于西北许多人对东北军不了解,对于东北军“九一八”放弃东三省十分看不起,当他们真正了解到东北军背井离乡,蒙受“不抵抗”的不白之冤的苦处之后,这情况有了很大改变。杨虎城将军同东北军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而且还让西北军的军官与东北军的军官加强联系,融洽感情,由过去近乎敌对的状态,达到亲如挚友的境地。在两军军官中互让住房,互相请酒谈心的事很多,这对西安事变中两军的密切合作有积极作用。
  1935年冬,汪锋携毛主席的亲笔信,自陕北来西安会见杨虎城将军时,经由王菊人、张依中将汪锋安排住在军法处内,予以招待,并派人严加保护。与此同时,杨虎城将军还派崔孟博到天津南汉宸处找党的负责同志来西安面谈,随他而来的是王世英。王世英到西安亦被以西安绥靖公署高参的名义安排在军法处审判科长张绍先家中。这场谈判自始至终,都是由军法处负责安全的。汪、王二同志在西安期间,行动自由,没有出任何事故和麻烦。当时,西安的国民党特务、宪兵活动十分猖獗,斗争十分复杂尖锐。稍一疏忽,就会给革命工作带来极大损失。杨虎城将军为了汪、王二同志的绝对安全。曾下达三项指示要军法处坚决执行。三项指示是:一是汪、王二同志一定不能让特务抓去;二是万一被抓走了,必须拼死抢回来;三是实在抢不回来,即交死人,不交活人。军法处在执行这三条时,特别注意执行第一项,在汪、王二同志外出活动时,派几名得力的便衣人员暗中保护,这一工作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在二同志离开西安时,军法处派了地下党员庞志杰一直护送至淳化阎揆要团,然后安全返回陕北。
  在西安事变时,军法处长张依中在上海医病,听到这消息后,立即连夜由沪返陕。由于陇海线被蒋军封锁,他即经由山西大庆关过河,途经朝邑时,遇到叛军冯钦哉部的一个邢海亭旅长(外号邢长眉),邢诡称他有拥护杨虎城将军之意。张依中返西安后即向杨虎城汇报了此事,但是他在未经杨虎城将军允许的情况下,急于求成,自行乘车到朝邑说服邢某归杨,谁知邢即翻脸,将张依中逮捕,送到叛军头子冯钦哉处,旋即被冯活埋致死。噩讯传来,人人激愤,杨虎城将军更为悲痛。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日,军法处即在地下党员、科长庞志杰的指挥下,自行出动执法队,于枪声尚未停止之际,立即在市内搜捕国民党特务数十人,扣押在军法处内,有力地制止了特务们在西安事变中的反动活动。西安事变期间,为加强西安市内治安,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杨虎城将军又委派了米暂沉接替张依中为军法处长,还由军法处与东北军联合改组了反动的西安军警督察处,另设立军警联合稽查处,以孙铭九为处长,庞志杰为副处长。在西北军、东北军通情报,共同协商,密切合作之下,有力地打击了特务的活动,维护了西安市的革命秩序,直到西安事变结束为止。
  * 作者当时在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工作。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