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二”事变后东北军内部矛盾片断
刘汉玉
1936年我由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毕业，返回西安后，仍任王以哲军所属的一○七师第六二一团团长。当时，王以哲正兼任西安军官训练团教育长，该团设在西安王曲镇，我又参加第二期受训，在受训期间，我听到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们公开讲演或私人谈话，都以反对蒋介石进行反共内战不抵抗日寇为中心内容，特别是谈到蒋介石要东北军打共产党是采取“以毒攻毒”的阴谋，结果使东北军和红军两败俱伤、同归于尽，东北军的官兵都非常激动。这时，我刚从南京军校毕业，认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很对的，一听到这些反蒋言论，非常不满与诧异。有一天看到教育长王以哲的房间里没有旁人，就单独去见他，并说：“我们这里的反蒋空气为什么这样浓厚呢?这难道不怕中央知道了对我们不利吗?我们东北军都是听张副司令(指张学良)的话的，他要我们怎样我们就怎样。何必这样公开宣传反蒋呢?你为什么不向张副司令报告这种情况，说明利害呢?”王以哲听了我的这一番不同意反蒋的话以后，接着打了一个唉声说：“我早就认为这样叫喊是不对的，是不利于我们的，但是我不敢说话，现在有些激进分子，大肆鼓动反蒋风潮，我就是这样的不言不语跟着他们走，他们还是不满意，说我是亲蒋分子哩。”
反蒋的新派，当时又叫“激进派”，是以高福源等为中坚的。高福源又名高少卿，1935年任王以哲六十七军第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时，在陕北榆林桥反共战役中被红军俘虏，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认识了真理，不久被宽大释放，回到西安，先派在“剿总”服务，后又于1936年夏调任一○五师(刘多荃师)某旅旅长。他在西安军官训练团成立前所举办的训练团干部准备训练时，同“剿总”秘书应某、苗某和手枪营(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等吸收了一些中级少壮干部组织了这个“激进派”，这时我正在南京军校高教班受训，对他们的具体组织活动情况不甚了解。
我和高福源的家，同住在西安东街玄风桥仁寿里的一个院子里。有一天我去看他，推门进屋，见有四五个人围坐一张桌子细声密谈，高当时表示很不满意地说：“你这人为什么不先通知一声，就闯进别人的房子。”我只好连声道歉退出来了，但看见了他们集会密谈的几个人中有一个叫葛晏春的，是我东北讲武堂同期同学，这时他是一○五师的团长，高福源在那次秘密会谈散了以后，他曾到我家找我谈话，劝我在当前情况下，何必又要去南京上学，但认为我在南京高教班刚接受了蒋介石的教育回来，一定不同意反蒋，所以并没有作深入的谈话，闲扯了一会就离去了。
西安事变后，中共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提出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就释放蒋介石。张、杨两将军接受了这一主张，张学良并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但蒋介石一到南京就违背诺言，反把张学良扣押起来，这时“激进派”就主张以武力营救张学良而主战，旧派主张不用武力而主和，如是两派的斗争更白热化了。但实际兵权都操在以王以哲为代表的主和几个军长手里，“激进派”就采取了擒贼擒王的手段，于1937年2月2日，手枪营营长孙铭九派一个手枪连到王以哲的住宅将王打死(王以哲的六十七军驻在甘肃平凉，王这时是在西安家中养病)。当时在西安的还有“缓和派”分子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等，闻风逃到新城杨虎城处躲避，才免于死。其余东北军除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在平汉线外，其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及其部队和六十七军均驻较远某地，只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及其部队驻在西安附近地区，刘多荃也不在西安城内。
(1962年11月)
* 作者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第一○七师第六二一团团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