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军工作期间的回忆
翁麟熙
1936年夏季在南京中央军校十期一总队即将毕业之际，全国各部队纷纷来电，向校方要人到他们部队工作。校方在统一分配前提下，也考虑学生的意愿。
张学良将军这时已由欧洲考察回国。这时，东北军已调至西北前线，与红军直接接触，张住西安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职。张于军校毕业前曾因公来南京，并在“励志社”召集本期毕业的原东北学生队学生讲话(东北学生队原系东北军在沈阳为提高军官素质而成立的军事学校。但学习的是一般普通高、初中的课程，辅以军事训练。毕业后再考送东北讲武堂，张学良任学校监督，王以哲任教育长，汲绍纲任总队长。九一八事变后，学生队学生到北平集中，张学良将我们这期毕业生送考南京军校十期)。讲话内容，谈其出国考察经过，并谆谆嘱咐，毕业任官后应注意的事项。最后说，你们毕业后，如果愿回东北军的，希望你们回去。
在张学良来南京前，教育长王以哲曾来南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王是中央委员)，住中央饭店，有一个星期天，王也曾召集东北学生队同学讲话，由李明灏陪同(李当时任军校教育处处长，与王同学，知交)。讲话内容，是在困难当头之时，要学习岳飞、文天祥等历代人物爱国精神，并讲些民族英雄的事迹，最后也希望毕业后回东北军工作。
所以毕业时我志愿回东北军工作，愿回去的东北学生队学生及东北籍同学，共有四五十人。西北总部并发这些人每人40元额外的补助。
6月份我回北平探亲后，8月份去西安报到。我们都住在西北饭店。当时东北军有一部分中级军官，所谓少壮派，他们曾设宴欢迎过我们，我记得有孙铭九、陈旭东等人。王以哲也曾由林大木陪同在饭店宴请过我们，林大木过去是学生队军训课课长，那时任一〇五师的旅长。
当时张学良在西北指挥的嫡系部队，计有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以及炮兵团、工兵团等特种兵部队。我们同学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参加某一部队。我同王凤起同学参加了六十七军。
我为什么愿到六十七军工作，因我同王以哲有一段渊源。我在十几岁时，我同胞兄妹7人，人口多，家庭环境中落，我兄在京兆高中，我姊在北京师范读书，那时一般学生毕业后找工作很难，所谓“毕业就是失业”。我13岁小学毕业后，家中打算叫我将来在铁路找出路。我有个姨父，在京汉铁路当科员，我又以他的子女名义入了扶轮小学。不幸，学习期间因病辍学。那时我家在东四大街还有一个“天沛堂”药铺。又想叫我到药铺学徒，将来继承这个药铺。掌柜的王某很不高兴地说，东家要到店里学徒，不好约束，我这个掌柜的也不好当了，因此作罢。那时东北军在北平成立一个工兵教育班(为造就工兵初级军官或毕业后送考讲武堂)，在北平招生，总队长尚炳元与我叔叔是朋友，我叔叔有意叫我入工兵教育班，我父亲不同意，我母坚定叫我去(因当时我家亲友中，我舅舅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当过什么司令，较为显贵，我母羡慕虚荣，所以执意叫我当军人，并带我去见一个过去我舅的部下，在该教育班当教官的关某)，那时我仅14岁，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工兵教育班，在张作霖皇姑屯被炸后，迁回沈阳大西边门外，一年毕业。这时东北军不仅没有扩编，反而压缩。也没发展工兵部队。所以毕业后送考讲武堂，我因年小身矮，没有录取(那时年幼不懂托人情，讲武堂内也有亲友，事先要请他们关照一声，也就不会落取了)。后来，尚炳元就介绍我和一个叫魏懋辛的同学去见王以哲入东北学生队。王以哲是当时第七旅旅长兼东北学生队教育长(尚与王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知交)。王对我俩说，学生队开学半年了，暑期要招插班生，你俩在旅部准备功课罢!暑期我与魏懋辛参加考试，魏不幸落榜，后王安置他到部队当司务长。我在第七旅住三四个月，因与王以哲的随从副官们住在一起，所以经常与王见面接触，因与王有这段历史关系，所以我参加六十七军工作。
我们到西安不久。东北军在西安王曲(风景区)，成立一个短期军官训练团，王以哲兼主任，为期一个月，抽调各部队营以上军官受训，我们也参加了。该团邀请东北军高级将领讲课。名为讲课，实际随意谈话。我记得张学良讲话时说，有一次张在南京与一个高级官员，同乘一车，路上看到一个贫穷的人。张说，现在还有很多人受苦啊!那高级官员说，你不是提醒他们呀!王以哲有一次讲话说，中央规定凡与共军作战，部队遭受损失，中央马上予以补充。但第一一〇师全师牺牲了，中央至今也没给恢复番号，也没补充，(第—一〇师大概是六十七军所辖部队，师长何立中，过去在沈阳是第七旅副旅长，那时我常见到他，为人寡言)。王以哲言外之意，中央蓄意借共军消灭东北军的力量。王还说：有一次晋见蒋介石，他向蒋献策，动员东北民众，效仿明代朱元璋，8月15“杀达子”那样，一天之内就可以将在东北的日本人全部消灭。并说：蒋当时记在日记本上了，至今也没实行，这是委员长左右的人，谗言破坏阻挠。王并介绍车向忱说：车向忱大有武训的作风，用一块布就办了一个小学校。他两腿支持一个肚子，走到哪里说到哪里。其他，如沈克讲“文字”，说一般人常把管字误写为“菅”字。总部军医处长讲维生素在人身的作用。李德言讲日本工兵情况(李过去是工兵教育班及工兵研究班教育长，实际全由尚炳元总队长负责，他一年就去一两次)。何柱国讲带兵方法等。总之，王曲训练团，说为反共而集训的，事实上一句反共的话也没说过。
受训结业后，我到六十七军西安留守处报到，邵仕伯在留守处负责，邵过去是东北学生队六队队长。西安六十七军办个杂志，名《东望》，内容完全是为收复东北失地抗日的。不久我随邵调往甘肃平凉军部，那时参谋处长吴锡凯，一科科长武泉远，二科科长孙权东，三科科长邵仕伯。我在西安时，军长曾对我说，先到参谋处当见习参谋，练习练习记录，以后给我当侍从参谋。王以哲是张学良最信任的将领，所以王常住西安，到前方军部来时很少。参谋长赵镇藩也不经常住平凉。军所属一〇七师及一一七师，驻前方固原一带，与红军相峙，实际峙而不打。
不久，张、杨发动了双十二兵谏，把蒋软禁于西安。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失地。
平凉军部得到事变消息后，即刻将平凉的宪兵连缴了械。并派我住平凉电报局检查电报。王以哲并电驻固原的六十七军副军长兼一一七师师长吴克仁，来平凉代理军长职务。在西安事变后扣押了国民党十几架飞机。王以哲保荐参谋处长吴锡凯(吴学过航空)负责接管，成立空军指挥机构。这时，东北军认为扣了蒋，中央军向潼关逼进，与国民党作战势不可免，联合共军势在必行。所以吴克仁就派我去固原与红军驻固原联络小组洽谈，要求红军派几名政工人员，来我军部担任政治工作(该小组是事变后派驻固原一一七师防地的，他们住在民房里，大概有五六人。穿的全是新黑色棉军装，红五星帽子，我与他们谈话之间，饭馆给他们送来午餐，很丰富，这是一一七师负责招待的，记得有一红军正患很严重的眼病，他没能用饭，洽谈结果是他们立即向延安请示派遣。但蒋被释放后，这事也就作罢了。听说，张送蒋到洛阳下机后，蒋当时还说：“汉卿跟着我走!”好似蒋还照顾张，怕遭国民党人杀害，谁知以后却被软禁至今不释。
释放蒋，主要由于周恩来到西安，为了顾全大局，共方主张停止内战，全国一致，共同抗日。这对放蒋起了决定性作用。为了保持国家统一，当时各省地方军队，也纷纷来电给张响应释蒋团结抗日。还有一个原因是事变时，蒋的皮包被张得到，内有蒋的日记，张看了蒋的日记，内容对张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这也起了一些张释蒋感情作用。
蒋回南京后，曾印了一本《西安事变半月记》小册子。我记得该文最后有蒋对张的批评几句话，说张“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意志不坚，把握不住。”其实恰恰相反，张却是大事聪明而小事糊涂。张若没有双十二之举，怎能有二次国共合作，怎能赢得抗日胜利。这是大事聪明之处。张释蒋后，何须亲送，以至被软禁至今，岂不是小事糊涂吗?
张学良被软禁不能回西安，东北军内部对国民党是战是和，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当时一般高级将领，顾虑张学良的安危，着眼于双十二协议，实现全国一致抗日的愿望。而不主张与国民党打仗。但那些少壮派不顾张的安全，力主发动战争与国民党作战，其居心何在?岂不也是戏中有戏吗?当时大概是张委托于学忠代张主持东北军务，王以哲因病留住西安。于学忠是好好先生，王起决定作用。少壮派对王怀恨已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故而起意谋杀王以哲。一天清晨，孙铭九卫队营(该营是张的卫队)的连长于文俊(于是东北学生队第一期毕业生)带领全连，潜到王以哲公馆，将守公馆的卫队排缴了械，继而闯入王的卧室，当即向王头部开枪，王被害后，激起东北军官兵的愤怒。六十七军在平凉当即开会，会上全军军官主张进军西安为王报仇。但吴克仁则主张不可轻举妄动，待机而行。王死后，当然吴实际上就是军长了!
于文俊刺王后，回到连部，面色苍白，饮食不进，大有悔意。后来听说于被一〇五师刘多荃拿获，为王报了仇。
1938年我在江西看到尚炳元，提起王被害事。尚说：“王病期间，我曾去看他。王问我：‘大哥，你看当前局势，能打不能打?’尚说：‘打不得!’王说：‘您说得真对。’”尚临走前拍着王的头开着玩笑说：“打两下秃脑瓜就好了!”因为他们是同学，又是好友，所以说话很随便。(尚这时在刘多荃四十九军当高参兼军官队队长)。他继续说：“刘要不在部队而在西安，也得被害。”因王、刘是莫逆之交，又是张学良最信任的人。所以少壮派对他俩一样看待。
张学良被扣，王以哲被害，在这动荡时刻，六十七军态度如何，为各方所瞩目。吴克仁坐镇平凉，不再回他兼任一一七师驻地了。这期间，陈旭东来平凉与吴密谈过。延安方面也曾派高级官员(据说是罗瑞卿)来平凉与吴会谈过(罗来时穿着紫红色藏呢斗篷，身体高大魁伟，我只在吴迎送之间看到)。他们谈话内容，从未透露过。
1937年春，六十七军奉命开往安徽阜阳。到阜阳后，吴召见我问：“你为什么来东北军工作呢?”我说：“我是王军长的学生的关系。”吴不悦说：“还有别的原因吗”?我说：“因我是由东北军送军校的，所以仍愿回东北军。”吴说：“这就对了!”可见吴存有异己观念。第二天他就下令叫我到军属骑兵连当排长。
七七事变后，六十七军奉命整编，军属骑兵连编入一〇七师新成立的辎重营，我晋级中尉排长。一〇七师驻河南沈丘，师长金奎璧。辎重营长杨殿芳(该营长在率部转进期间，因严重的违犯纪律，拘押法办)。继而全军奉命开赴华北战场，这时卢沟桥战役已告一阶段，二十九军撇至涿县，保定一带。此刻日军已在上海登陆，展开了八一三淞沪战役，我军遂调往上海参战。不久，我一〇七师驻沈丘的后方留守处常主任来电，向师长金奎璧报告，师驻沈丘后方基地。附近各乡镇多成立了抗日自卫队。一些土匪也乘机蠢动。为了师后方基地及全师眷属安全，请求派一连部队回沈丘去。金奎璧派我排及特务连一排急回沈丘。特务连一排负责师长公馆及留守处警卫。我排担任军械库守护，并协助县自卫队担任城防，而且负责征募新兵训练，以备补充师前方部队伤亡，也曾协助县自卫队剿过当地土匪。
那时沈丘，设有省立师范学校。我有时去该校去打网球，所以认识些师生，学生都是热血青年，有很多向我表示，愿意参军抗日。我向他们说，国民党军官，必须军官学校毕业，士兵除农民外，其他成分良莠不齐，你们学生当兵不合适。你们愿抗日救国，可去延安参加共产党的八路军，他们会量才使用的，后来有些学生确投共产党去了。
上海我军抵抗约三个月之久，日本海军在杭州湾登陆，威胁上海守军侧背，有被切断的危险，不得已全线撤退。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渡河时溺水而亡。现在想来，那次撤退既无计划，又无准备，更无退却部署可言，各部队竞相逃窜，溃不成军。前方炮兵还没退下来，所有桥梁，我军事前就命工兵炸毁，所以很多重武器，车辆遗弃战场，很多人在敌机轰炸扫射下争相渡河而被淹死。
我军残部退至武汉，军长已亡，六十七军番号奉命取消。沈丘一〇七师留守处也奉命撤销了，调往武汉听候编遣。我所带的在沈丘的一排，奉命编归刘多荃的四十九军。因王以哲的关系，我与刘多荃早就认识。并且入军校前，我在北平步兵总队干部后补生连时，步兵总队就属统带部指挥(刘那时任统带)。
1937年底，师长金奎璧的夫人，由特务处用大汽车，护送去武汉。其他留守处官员、军需、军械、全师眷属由我排(已招募有百余新兵，共有一百五十左右)护送至漯河，再搭火车去汉口。
因六十七军撤销，官兵们都很气愤。留守处有一个少校曲副官，行伍出身，他离开六十七军就无出路。所以他暗中鼓动我排叛变。同时我排有两个班长，是河南人，家乡就在这一带，他们暗中密谋串通，与沈丘至漯河沿路村镇非正式武装力量并伙(这个头头曾以探亲为名来过沈丘找那姓王的班长，我还请他吃过饭，那时他就叫那姓王的班长劝说我，我告诫他们要以抗日大局为重，不可胡闹，拒绝了他们)。以后行军至水寨，将由陆地换船，循河去漯河。他们早已秘密沟通，打算在水寨前数里会合。要挟我，不干也得干。那两个预谋的班长，事先以顺路探亲为名，先走了。我察觉了他们的密谋后，在上船前，我把一个在士兵中有些威信的姓赵的班长叫来，我严厉地对他说“你们要拉出去吗?(拉出去，过去意思就是把部队拉走叛变)，我不干!”我并把手枪掏出来，放在我俩的中间。我早叫勤务兵杨德山持枪在窗外戒备着，他沉默好久，流下眼泪说：“我们全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将来还有什么希望。”我说：“你们天天喊抗日，今天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的时候来了!你们却要拉出去当……，你还是东北人哪!”他又迟疑了一会说：“唉!士兵全说，平日您待我们很好，不然的话……”我说：“既然这样，上船后，作好战斗准备。”上船后，赵也严肃地帮助我部署士兵作战斗准备(因眷属，辎重，共有十几条大船)，很多士兵都以惊愕的眼光，看着赵，他们在想，赵为什么态度变了。船到会合地点，对方看船上没有什么联络信号，也没什么举动，所以他们也没敢露面。
船到漯河，留守处的曲副官，又煽惑我排刘排副(排副就是上士班长。我命他带几名士兵在船上看守物资，我带全排上岸宿营。行军时我在第一条船，他在最后一条船)与在宿营地姓甄的副班长夜间会合哗变。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得到消息后，妥善处理了，最后，刘与甄潜逃了事。经过也很艰巨，不再赘述。
过去旧社会有钱的人，因犯法或其他事件欲想逃避，就跑入租界。没钱的人犯法或避祸，就去当兵。所以旧部队士兵人品非常复杂，我排里就有些过去不法之徒。那时带兵常说：“带兵如带虎”，诚非虚语。但主要是，由于旧社会制度腐化，兵役法不健全，士兵将来生活没有保障造成的，以致铤而走险。
事情处理后，我到旅馆见留守处常主任，汇报一路情形。常说：“我早有耳闻，曲副官是我的朋友，我早劝说他，不要闹事，这100多人，拉出去!能搞出什么名堂。没想到你年岁很轻，一路没出事，很不容易。”由此可见，曲同常，事先也谈过，也可以说策划过此事。
不久，我排奉命乘火车去汉口见军长刘多荃(刘现带大批随员住汉口旅馆里，军部住江西分宜)，刘叫一军需同我把押运的物质上缴后勤部门库房。然后搭车去分宜，向董副军长报到。董命我将全排送往江西新喻，移交给该军的辎重营。我回到分宜，刘多荃来电叫我到参谋处任上尉参谋，并叫军需处额外发给我50元补助。刘对我的安置，这样优遇，是过去旧识的缘故。否则就放在军官队里了!(军官队全是些现职的军官，队长由尚炳元兼)。计在四十九军的军校十期同学有：金雅、李雅、刘仲平、戴汉英、张怀民、白云涛等人。以及过去我在东北学生队及步兵总队时的旧上级。总之，熟人很多，工作也很顺利。
为什么刘多荃对我很好，我在该军工作两三个月，军部移驻汉口后，我请长假辞职了呢?原因是上海战役后，该军损失很大，编余军官很多，都在军官队里。这些人都是东北军出身，离开东北军，找出路很困难，所以他们希望恢复在编职务，能得到实缺，盼望之切，如饥似渴。我是军校毕业的，到任何部门都容易找到工作。我想，他们处境是这样困难，我何必占他们位置呢!因此，我请了长假另觅工作。刘对此很不高兴。后来他对尚炳元说：“我没错待他呀!”事实上刘不了解我对东北军官，那时困难处境的同情心。
抗战胜利后，刘被任命热河省主席前，曾来重庆，我去看他，谈话间，我曾顺便将我离开四十九军的原因向他解释过。1985年他在首都医院逝世，我也参加了遗体告别。
我离开四十九军，暂住武昌另觅工作。上海、南京战役后，武汉形成了当时政治、军事中心，熟人很多，当时同学给我介绍了几个单位。后来我由武昌去衡山，往返经长沙时，经同学介绍参加了后方勤务部警护队工作了! * 作者曾在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第四十九军参谋处任上尉参谋。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