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中珩其人其事
吴鸢
牟中珩，宇荆璞，山东省黄县海岱乡大牟家村人。父牟克宝，字双庭，早年参加同盟会，积极参加辛亥革命。他家是该县唯一不供奉灶神也不信任何宗教的家庭。牟中珩有一弟名中瑾。牟中珩中学毕业后，因家庭生活艰难，考入保定军校九期步科，编入第四队学习。毕业后，在吴佩孚所属的第十八混成旅任少尉管旗官(参谋业务之一)将近一年。因部队不发饷，适四川刘文辉派人到武汉招聘军事教官，他即应聘到四川宜宾(当时叫叙府)，任上尉军事教官。刘文辉时任第九师师长，为刘湘所败，退至宜宾，整军经武，与彝族土司勾结，贩卖鸦片、军火。川军官兵多吸鸦片，每兵两支枪(烟枪与步枪)。牟在川数年，未染上吸烟恶习。1925年辞职回乡。
1926年，牟之保定先期同学赵亨宝任张宗昌部的第六十六师师长，闻牟赋闲在家，邀他任中校团附，旋升团长。赵部在一次作战中全部溃散，牟中珩只好再回家乡。
1927年，于学忠(山东蓬莱人)在张学良部的第一军任军长，牟以乡谊投奔于学忠，被派为司令部中校参谋约两年，后升任参谋处上校处长。此后他一直在于部工作，先后任第二十六旅、独立十四旅上校参谋长。
1928年6月，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后，又唆使张宗昌出关，企图夺取东北政权。张宗昌率部来到山海关，向驻守该地的于学忠、胡若愚要求假道出关，声称与张作霖有八拜之交，出关是为了协助张学良。牟中珩向于建议，一面妥为接待，一面飞电向张学良请示，同时作好战斗准备。旋接张学良电，拒绝张宗昌出关，如强行出关，全力击破之。当张宗昌得悉不允出关时，便向于、胡两部进攻，激战两昼夜，张宗昌被俘，所部溃散。牟中珩当即建议将张宗昌送沈阳处理，于、胡碍于私谊，放走张宗昌，致使张宗昌后来在日本人的指使下，第三次骚扰山东。
1930年9月，张学良不顾日人恫吓，毅然易帜，并派兵入关拥蒋。于学忠被任为平律卫戍司令，牟任司令部参谋处长。
时石友三盘踞河北邢台，在日本怂恿下，欲进占天津。于学忠与王树常奉张学良命，进击石部。牟中珩建议：以一小部佯攻，主力控制有利地形，构筑工事，诱石部出动，再合围全歼。石部果落入圈套，被击溃，石本人逃至济南依靠韩复榘。
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泊协定》，并策划东北军独立第二十三旅马廷福部一个团叛变。时牟中珩任该旅参谋长。兵变旋即被平息，牟中珩调任该团团长。他招抚被蒙蔽的官兵归队，将团里积存多余的物资全部变卖，得银元万余元，奖给有功官兵，并兴办一些福利事业，改善官兵生活。他本人却分文不取，从而赢得官兵信任。与此同时，牟加紧训练部队，整顿军风军纪，使部队面貌一新。
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人的逼迫下，再度与日签订《何(应钦)梅(津)协定》。东北军被调往西北，于学忠任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所部驻天水、兰州一带，牟中珩升任第一一四师师长。
东北军官兵不满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围攻红军的政策，在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开导下，与红军有了联系。西安事变时，牟中珩师驻兰州，奉于学忠电令，迅速攻占朱绍良的绥靖公署和电台，将绥署特务团缴械，扣留了停在机场的飞机30多架，并与中共派驻五十一军的联络员解方同志密切联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囚禁，东北军被分割、缩编，于学忠的五十一军调至苏北淮阴一带，所属一一三师、一一四师、一一八师等原为三旅九团制的甲种师，现在被缩编为乙种师(两旅四团制)；一一八师番号撤销。蒋介石就是这样对待旁系部队的。
抗日战争全面铺开后，五十一军调到蚌埠、临淮关一带，扼守淮河北岸阻止日军北犯。部队匆匆赶到，来不及修筑工事，即遭到日军猛攻。东北军官兵因家乡沦陷，抗日意志特别坚强。在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虽伤亡较大，坚不后退。牟中珩亲至六四〇团指挥，用交叉火网严密封锁淮河河面，击伤击沉日军橡皮艇多艘。经过四昼夜的苦战，终于粉碎日军强渡淮河的企图。
临淮关战斗结束后，部队稍事整休，即投入保卫台儿庄的战役，斯时于学忠已升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五十一军军长，增辖第六十军(军长为卢汉)，编为中央兵团。在台儿庄战役中，各军协同作战，打得英勇顽强，牟师伤亡官兵五千余人。战后，该部调河南唐河一带整休。
1938年8月下旬，五十一军参加武汉会战，于学忠升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辖五十一、七十一两个军及一三八师。
1939年2月，蒋介石在洛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宣布成立鲁苏战区，任命于学忠为总司令，韩德勤(江苏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山东省政府主席)为副总司令，辖三个正规军。于学忠不再兼任五十一军军长，由牟中珩升任军长。
命令下达后，五十一军先在河南商城集中，经安徽阜阳、涡阳、蒙城，在宿县以南地区穿过津浦线，折向东北，进入鲁南山区，总部和山东省政府均驻沂水县。
部队进入敌后广大地区后，又是一番新的景象，出现了全民团结一致对敌的大好形势。当时国共两党系统下的武装很多，驻地犬牙交错，并无明显的界线，但都能相安无事，没有猜疑，一闻敌讯，即共同对敌。
1939年6月，日军从青岛、潍县、济南、兖州、徐州等处集结约四个师团的兵力，附以飞机、大炮，采取分进合击的态势，分兵多路向鲁南山区进犯，目标为沂水。到达沂水后，再从里向外，如此反复作梳篦式的扫荡，战斗持续五十余日。
1939年冬，山东境内的国民党系统各游击部队进行整编，由牟中珩主持，规定有五千人以上才称纵队，三千人以上者为支队，一千人以上者称大队。其中有正式番号的，有吴化文的新四师(后改称山东保安第一师)、赵保原的山东保安第二师(原系伪满警卫旅，在扫荡中反正)和在鲁南的刘桂堂新三十六师。
由于日军加紧军事扫荡，封锁交通，山东局势日益恶化。蒋介石将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调渝工作，令于学忠保一人继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于即推荐牟中珩，并保举周毓英为五十一军军长，均获批准。
牟中珩于1942年2月6日在临朐县以南的吕匣子接任视事。省府直辖武装除吴化文、赵保原两师外，还有海军陆战队、警卫大队、特务营等。3月初，日军又来扫荡一次，为时约一周。
1942年秋，吴化文对省府态度骤变，处处掣肘。在一次日军扫荡中，日军对吴师驻地不予进攻，引起大家注意。1943年1月18日，吴化文接受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职务，公开宣布投敌，并勾引日军进攻战区总部和省政府所在地。吴部甘为前导，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当日军撤走后，广大军民对吴化文的投敌行为无比愤慨，要求予以讨伐。于学忠当即命令一一四师之六八三团、六八四团分兵进行突击，仅以半天的时间，直捣沂水第八区悦庄以北之张庄吴化文司令部。吴急电博山日军求援，六八三团陷入重围，伤亡惨重，于次日拂晓向蒙阴地区撤退，行至大崮山附近又被日、吴两部包围，最后仅存数十人，弹尽粮绝。团长张本技以下集体自戕。这一壮烈行动为广大军民所传颂。对死难官兵，牟中珩报请国民政府优予抚恤。
1943年秋，鲁南局势危急。经蒋介石批示，战区总部与山东省政府撤至安徽阜阳，省府在鲁南设办事处，由建设厅长秦启荣负责。
到达阜阳后，战区总部撤销，于学忠调重庆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副院长，牟中珩率省府人员分三路到达阜阳。当时在阜阳的山东流亡青年甚多，急待安置。在人员经费都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他决定成立山东临时中学，录取二千余人。由于学校办的较好，许多皖籍青年也来报考。
1945年2月，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CC系)在陈立夫、陈果夫的大力支持下，经蒋介石同意，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调牟中珩任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为司令长官)。
8月15日，日本宣布五条件投降。十战区成立徐州前进指挥所，由牟中珩兼任主任，负责接收徐州、海州地区日伪部队及一切军事机构、物资，至年底结束。接收物资用火车运至蚌埠交长官部处理。他手续清楚，为人们称誉。
不久，各战区长官部撤销，牟调任国防部部附。第二绥靖区在济南成立后，牟被任命为副司令官，作为王耀武司令官的助手，参与整理地方部队和训练干部、制订作战计划、构筑工事诸方面工作。1948年9月，济南解放，牟化装逃至高密被查获，送至益都华东军区解放军官团(即俘虏管理机构)直属中队学习，与王耀武、庞镜塘(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委)、陈金城(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整编第四十五师师长)、晏子风(国民党整编第二师师长)、邱维达(国民党七十四军军长)等编入高级组，其余被俘将级军官和文职专员以上人员则编入一至五组。
随着军事的进展，军官团初迁至济南王舍人庄，继南迁苏州，与南京、上海的军官团合并，牟中珩与王耀武等被送至抚顺战犯管理所，再送至北京秦城战犯管理所，于1966年4月特赦，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这批特赦人员被组织到各地参观市容、工厂、学校、农村，使他们看到新中国的面貌。
党和政府考虑到牟中珩年事已高，为便于他的子女照料，于1975年将他调回济南，在山东省政协任专员(牟子云官在山东农大任教师)，使其享受天伦之乐。1977年12月，他当选为山东省政协委员，1978年被选为常委。1980年牟加入民革，1981年3月因患食道癌医治无效病故，终年85岁。
1981年3月14日，山东省政协在济南英雄山革命公墓礼堂为牟中珩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骨灰安放在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革命干部骨灰堂，备极哀荣。3月15日，《大众日报》作了报道。
牟中珩晚年写了许多文史资料，如《我所知道的于学忠》《常恩多起义》《济南战役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与被歼》等。
牟因患口吃，还有几件广为人知的笑料，略记两则如下。
他任团长时，某晚外出查哨，哨兵问口令时，他说“我”字便说不下去了(口吃者多如此)。哨兵见他“我”、“我”的，便大喝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他当然照办。当哨兵跑上去，一看是团长，吓慌了。他却摆摆手，若无其事地叫哨兵明天到团部去。第二天，其连长带哨兵到团部时，他对哨兵忠于职守大加赞扬。除奖励五块银元外，还晋升一级，并通报全团。因此，驻地民众都叫牟团为“结巴子团”。
他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时，一次接见男女学生代表十余人，学生们来到会客室，他一边伸手示意，一边说“请”，意思是说请坐。可坐下一时说不出话来。学生年轻，见状不免窃窃发笑，这时他发急了，大喝一声，“请滚出去”，一时成为笑谈。但他唱戏和唱歌时却不口吃，常唱《满江红》词和老生以自娱。
(1989年12月) * 作者与牟中珩曾共事数年，牟任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时，吴为司令部人事处少将处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