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安事变》
王炳南
西安事变，我亲自参加了，有些体会，可以讲一些历史背景情况，供你们参考。
先谈谈我党是怎样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的。
国民党的军队分两种，一种是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一种是地方部队、杂牌军。东北和西北军属于后一种。
一九三五年，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全国影响很大，对东北军和西北军也有不小影响。当时在陕北的国民党的主要部队是东北军，胡宗南部也有一些，但主要防地不在那里。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付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职务，人称付帅。杨虎城是“西北绥靖公署”主任，是老牌西北地方军的首领。
一九三五年，在王明的错误领导下，各根据地都先后丧失了，仅余的陕北根据地，也受到敌人多次“围剿”。陕北红军在与东北军作战中取得了不少胜利，并俘虏了一部分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正面同我们作战的是东北军，蒋介石把胡宗南部放在第二线。直罗镇一仗，红军消灭东北军一○九师和一○六师的一个团，活捉了张学良的一个老师长牛元峰，使东北军损失很大。不久，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张杨都去了，杨虎城去是为竞选中委，而张学良早已是中委了。从前张学良每到南京，国民党都隆重欢迎，何应钦、宋子文等亲自去飞机场迎接。这次因战争失利，对张学良冷淡，只有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去接。张见此情况，感到蒋介石已不重视他了，内心开始动摇。所以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内因是起主要作用的。毛主席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就是东北军失去家乡，流亡在外，又被蒋介石放在内战前线，受到红军的打击，不被蒋介石重视等，这就是张学良动摇的原因。杨虎城和张学良不同，他与我党有长期合作的历史，对问题看法较明确。张杨二部均属地方部队，杨部装备差，张部力量大，是现代化装备。在西北二部又以张部为主，所以杨对国民党的看法比较清醒。
张学良在南京开会后，思想上矛盾重重，波动很大，感到再这样下去没有前途，想另找出路。但出路何在?他打算先找进步人士出主意。当时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很高。张学良想到了东北同乡杜重远。杜是一个很能干的进步人士，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和我党有联系，和邹韬奋、沈钧儒也有联系，办《新生周刊》，宣传抗日，因写《闲话皇帝》，日寇认为“侮天皇”，提出抗议，被国民党判刑一年多。此事激起全国抗议，人们奔走营救，杜在狱中受到极大优待，住单间房，可以会客，有小自由。
一九三六年一月，张学良秘密到上海找杜重远，把自己的想法全告诉了杜，说他过去到过意大利，学过法西斯，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而服从蒋介石，中国可以统一。但现实生活教育了他，感到一切全不对头，才觉得过去的想法错了。杜重远批评了他，并介绍了“八一宣言”的内容，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有出路。又说你有有利条件，就看你干不干。杜提出搞西北大联合，并提出以下三条建议：一、和红军联系，依靠红军；二、杨虎城有革命思想，又在你身旁，可与他合作；三、盛世才在新疆，和苏联有联系，又是张的东北老乡，可以合作。杜重远要张联共、联杨、联盛，依靠苏联的帮助，说这样就会有前途。张学良听了杜的一席话，很受感动和启发，认为自己与杨虎城虽有隔阂，但搞联合问题不大。其实张杨的隔阂完全是蒋介石挑拨的。蒋介石对张说：汉卿，你要好好地干，“剿共”胜利，将来可以把杨虎城调走，西北归你。又对杨虎城说：张有野心，要提防，别让他把你的地盘吃掉。张学良认为与杨虎城联合问题不大，唯一的困难是与红军联合。因为东北军和红军打过仗，吃了亏，折了本，赔了老师长牛元峰，不好办。
当时在上海的还有原东北军的李杜，也是张的部下。东北抗日失败后，李杜跑到苏联与国际有接触。以后又从苏联秘密回到上海。张学良找到李杜，要他去找国际或中共的关系。李满口答应。此时，李早与上海的地下党有联系，答应为张去找关系也并不是空话。
张学良从上海回到西安，正值“一二·九”运动，当时参加这一运动的主力是东北大学学生，张学良是东北大学的校长。张以为这些学生中肯定有中共党员，他想从中找到党的关系，就打电报给东北大学学生会，要他们来西安谈谈，并资助了一千元。学生代表团为首的是宋黎和傲明远。张和宋、傲谈话，当时他两人都是共产党员，一篇大道理，讲得激昂慷慨。张问宋是不是党员，宋用话支吾过去，未作肯定答复。张见他谈的一套很进步，像党员，就留他当秘书，帮助他做东北救亡总会工作，一面仍想法继续找关系。
一九三六年一月，张学良的一个重要军长王以哲，正在前线指挥与红军作战，驻洛川。当时“剿共”指挥部也设在洛川。过去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军和张学良部作战，对俘虏就很优待。中央红军来后，更优待。我们战士把缴获的衣服自己不穿，先给俘虏穿，俘虏们很感动。我们又经常和俘虏谈话，争取了一些人。有个被俘团长高福源，看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很感慨地说：“我们东北军不在前线抗日，却跑这里‘剿共’，我被俘后，以为是死无疑了，其实完全不是如此。”他鼓起勇气要求见我党的领导人。部队报告了中央，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同志接见了他。高谈了自己思想的转变，表示愿意回去说服张学良。问李敢不敢放他走。李克农同志请示中央后，同意放高走，并问他有困难否，高说，不怕。高先到洛川见到王以哲，讲到自己被俘优待的情况，并说这次回来，是红军派我来见张的，有重要事要报告付司令。王以哲立刻电告张。其时张正到处找关系而未得，一听此事，极为高兴，第二天就自己驾飞机来洛川，先和王以哲商量，分析高回来所负使命真假，以免受骗，然后找高来。高来后，先行军礼说：“报告付司令，我回来了。我是红军派回的，有话要向付司令报告。”张学良故意装出严肃的样子，拍桌发怒：“你好大的胆!自己当了俘虏还不算，还要我通匪，我要毙了你!”其态度完全出于高的意料。高这个人也很厉害，立即回答：“怕死?怕死我就不回来了。你杀我，不过象杀死个蚂蚁一样，算不得一回事。但我担心的是东北三千万同胞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老帅被炸死的仇，还未报。人家红军是想帮助我们收复失地，你还有什么脸和他们作战?”讲得很激动，张也为之动容，才说了真话：“你回来很好，方才我是想试试你的胆量”。就让高谈了情况，高谈了他被俘的情况，和他与党联系的经过，说他已见到中央红军首长，如果真愿意与红军联合，他们可派高级代表来谈判。高又找李克农，汇报了张的情况，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与张学良谈判，要高福源先回洛川，见了王以哲，不久又将电台呼号……等安排好。李克农带钱之光(秘书)、戴镜元(译电员)和警卫员等三同志前往洛川谈判。当时张学良有事到南京去了，命王以哲代表他先谈。王以哲和李克农交换了意见，商谈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几条办法。政治上，同意“八一宣言”提出的抗日要求；军事上互不侵犯；经济上开放几个口子，远输物资，他们并予以保护，达成了口头协议，这大约是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间发生的事。谈判期间，他们不让李克农出门，以便保密和保卫李克农的安全，怕蒋介石知道。
三月底，张学良又亲自乘飞机来洛川同李克农同志谈话，讲了他们的想法和问题，说他完全拥护抗日，但对我党提出的“反蒋抗日”有疑问，说国家的力量几乎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里，国民党的部队都是蒋的部下，提出反蒋抗日，统一战线能否实现?联合抗日能否达到?李克农同志对他说，蒋介石死顽固，要联合抗日就得全国人民起来才行。并说张的意见可以考虑，不过要报请中央。张同意李克农、王以哲谈判达成的协议，并要求会见中央负责同志。
李回去后，毛主席正在山西前线，叫李到石楼见面，表杨了李克农，肯定他的谈判工作。为了共商抗日大计，毅然决定派周恩来同志去和张学良见面。周立刻从东征前线回到瓦窑堡。张原提议四月四日和周在肤施(延安当时名称，系东北军防地)见面的，因他突然患喉病，改在四月九日，当天张又驾飞机从洛川到延安。
张在去延安前，曾找刘鼎(中共派在东北军的联络员)。刘是在江西长征掉队后，跑到上海接关系的，当时上海地下党考虑他是知识分子，到张学良处工作较合适，就由李杜介绍给张。而张虽与我党接上关系，但不知我党中央究竟在上海还是在陕北，于是把刘鼎接到洛川，也建立联系，和刘住在一起，谈了一个多星期，从国际到国内，刘的谈话，对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周恩来同志去延安前，中央发电报通知张三件事：
一、决定派周恩来同志为代表，带李克农到延安谈判。周李到延安东十余里的川口等张学良派人去接。
二、谈判要点为：停止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全国红军集中到河北抵御日寇(当时中央有在河北抗日的想法)；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和政纲问题；联合苏联及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及互相通商问题等。
三、你和党方还有什么要讨论的问题，请事先打电报通知我们。
张学良并没有提什么问题，讨论是以我们提出的问题为主。中央派周付主席去谈判，是作了严密的组织防范工作的，怕万一上当。与张约定周去延安一天一夜，然后由张送出延安，我军把飞机场全部封锁，怕张绑架。周恩来同志和张学良是在一教堂内谈判的，参加者五人：周恩来、李克农、刘鼎、张学良、王以哲。先从国际关系、国内阶级关系谈起，最后谈到红军、东北军、西北军联合的问题。张又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问题，说蒋介石统治全国，我们都是他的部下，如提反蒋抗日，工作起来就有困难，周恩来同志认为张学良的意见有理，答应带回中央考虑。
最后确定，不分红白一致抗日。张学良表示，红军集中如通过他的驻地，一概通行无阻。如果通过胡宗南的驻地，由他先去招呼；关于国防政府等问题，张谈要回去再考虑；关于通商与互不侵犯等问题，张说，李克农与王以哲早已谈妥，不成问题，并表示还可以帮助我们采购。张又问我们还有什么困难。张学良这个人比较爽直。所以说人不是不可变的，张这时就已经变化了。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们，还说，今后采取内外夹逼，红军在外，我在内，一定要蒋介石抗日。从此，我党和张学良建立了电台、通商，还划了驻防地，双方互派代表，中央就派刘鼎为代表驻张学良处。
上层工作作好了，还要争取下层。当时在东北军下层中已有不少党员，如吕正操(在东北军为团长)、刘澜波等。我们又释放了东北军几千名俘虏，释放前在瓦窑堡办训练班，在那里生活上给以照顾，首长们又去讲话，训练班结束后，愿留者留下，愿去者，每人发银元三元，连家属都护送回去。当时大部分青年人留下了。张学良、王以哲知道底细，下令凡回来的人，一律不加审问，回原部队工作。这些人回去后就到处宣传红军的好处，影响很大，而东北军从上到下都不愿打内战，赞成抗日，要求打回老家去。
再谈谈争取西北军。
杨虎城和张学良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张是少爷公子，代表资产阶级；杨与我党有长期合作的经验，政治上、思想上比较成熟。杨是陕西蒲城人，出身贫苦农民，父亲被人打死，他当刀客，后来投身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反对北洋军阀，一直是走进步道路的。大革命时，许多黄埔军校学生去杨部，其中党员不少，担任连长、营长、团长的均有，北伐时杨部的政治部主任是魏野畴(中共党员，陕西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杨为陕西省主席。南汉宸(中共党员)为秘书长，后来蒋介石通缉南，杨就把他送出国了。瞿秋白搞盲动主义时期，杨的部队当时在安徽，由党领导的一个爆动失败了，杨失望地说：“宁愿丢开我的军队，也不愿和共产党把关系搞坏。”于是出国考察，以后又回陕西。不久南汉宸回国，在天津北方局工作。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南派人找杨，让杨利用红军到达陕北的有利条件，与党建立合作关系，并影响张学良。又提出几条合作办法，当时，赵寿山、孔从周都是杨的部下，是秘密党员，阎揆要也是杨的部下。总之，杨的要害部门如军法处长、宪兵处长都是党员，杨对南汉宸提的几条办法，基本上表示同意，要等考虑后再决定。这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初的事。
毛主席对杨虎城评价很高。一九三六年二月，毛主席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希望杨和党的关系继续保持下去，发扬光大。中央便派徐海东部下的政委汪锋把这封信送给杨。主席找汪锋谈了两个小时，要他做好准备，此去成功可能性大，也可能失败。汪锋化装成放羊人离开解放区，到了长武县，碰上了地方民团。民团要搜查，汪怕信被查出，连声拒绝。民团谁管你那一套，就动手搜出了信。汪锋忙说：“我是杨主任派去办交涉的，信你们不能看。”又问民团此地县长是谁?民团说是党伯弧。党伯弧过去参加过青年团，后脱离革命，和汪锋认识。汪一听县长是党伯弧，就写了便条，要党出来谈。党伯弧见汪就问：“你怎么搞的?”又对民团说：“没有你们的事，我把他带进县府去审问，人交给我吧!”进到城里，汪又对党伯弧谈了实情，党伯弧让汪锋化装为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的人，派人护送汪到杨的军法处长张依中处(此人过去和党有关系)。张向杨报告后，杨让好好接待。但不要让汪露面，深夜十二点再带汪到绥靖公署见他。汪当面把主席的信交给杨虎城。杨虎城表示感谢毛主席，要汪锋留在军法处，以后有什么问题再找汪锋谈。杨虎城与南汉宸关系较深，认为南汉宸是我党的主要人物，派省府科长崔孟博(秘密党员)去天津找南汉宸。南在天津北方局，因工作调离，就派王世英(山西人，八路军付总参谋长，解放后任山西省付主席，已故)秘密去西安。崔孟博将此事告诉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说他带回一个比南汉宸更为重要的人物。王菊人把王世英带到杨虎城的别墅“藏园”客厅里，把门锁上，钥匙交给杨虎城。中午杨去“藏园”，先回卧室更衣装着休息，谢绝见客的样子，等警卫员离开后，悄悄打开卧室对面客厅的门，找王世英谈话。王世英这个同志很有水平，侃侃而谈，谈得很好。此次王来陕的任务有二，一是见杨虎城，一是奉北方局命令到陕西向中央汇报工作。王杨会谈后，达成协议共四点：
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建立友好互不侵犯协定。
二、双方互派代表，在杨虎城处建立电台，秘密联系。
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送必要物资，并掩护红军人员往来。
四、双方同时作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这大约是四月中旬的事。谈妥之后，杨给王世英和汪锋五百元路费送回陕北。主席对王世英的谈判很满意，中央同意王杨协议。于是在杨虎城处的三个军部设立了三个交通站，人员往来很方便，我方人员在杨处换上十七路军军装，就可以出入两处。军用品及其他物资都由此通过，对我们帮助很大。
同年四月，我在德国接到中央驻第三国际代表团通知，要我回国做杨虎城的工作，当时中共代表团正付团长是王明、康生，认为我父亲和杨虎城是老朋友，我做这个工作较适宜。当时他二人找我谈了话，分析了红军到达陕北后西北地位的重要，要我说服杨虎城联共抗日，提出要与杨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各自划分防区，若蒋介石命令进攻红军就打空枪，打假仗。商定杨若同意上述条件，国际还可以给他帮助。并约好，谈判成功，我就从西安发电至吴玉章处，再转代表团，暗号是：“我订的书报请寄来”，如不成，电报则写成：“我订的书报不必寄了。”
我到西安，见到杨虎城，他很高兴，认为我是国际派来的人物，很重要。他和张学良都想拉上国际关系，得到国际的帮助。张学良就曾说过他要派代表到欧洲去找国际关系。我和杨虎城谈的很顺利，没有不同意见，我立即按暗号打电报给代表团。事后不久，张浩同志(中央派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部部长)就派张文彬同志(西安事变后去广东当省委书记，后来和廖承志同志一起被捕，病死狱中)来找我。当时杨虎城让我帮助介绍进步人士训练军队，对我抱希望很大，不巧，我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卧床半年不能活动，马海德给我治病，后马在斯诺来看我后，一起从西安到延安去了。我当时住在“藏园”，通过张文彬向中央报告杨的情况。一九三六年十月，我去上海，杜重远写信介绍我去见张学良，让我沟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回西安后，我就经常来往于张、杨之间。张对我也很信任。
延安会谈后，中央经过研究，同意张学良的意见，决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当时有些有“左”的同志反对。
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分头工作，先改组部队，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抽调东北军、西北军团营以上的军官去受训，请进步人士如刘澜波等等去讲课，张学良任校长，杨虎城任付校长。其次广泛联系抗日力量，张杨分别派人去联系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宋哲元，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和山西的阎锡山等，向他们说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逼蒋抗日。第三，在西安成立“西北抗日救国联合会”，由杨明轩、谢华、李木庵、徐彬如负责，把陕西进步绅士联合进去。又成立“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会长是张学良。东总成员复杂，王化和王卓然等CC分子也参加了，也有不少我党党员。西总较单纯。于是发动群众运动，搞纪念鲁迅逝世大会，纪念“九一八”五周年大会，组织游行等，经常和军警冲突，斗争也尖锐化了。最尖锐的一次是国民党省党部特委发现宋黎和马绍周(东大学生代表)住在西北饭店，断定是我党策动张学良联共抗日的重要人物，八月十八日夜里他们突然地将马抓住，送国民党省党部，接着又去抓宋。宋故意高叫：“土匪绑架!”旅馆里的人也不敢说话。饭店距省党部很近，他们把宋拖着走出饭店大门，正巧，杨虎城的宪兵巡逻队来了，宪兵队连长下令把他们包围起来，问是那个单位抓人，特务说：“你们不要管，这是共匪”。连长问他们要逮捕证明，他们拿不出，说省党部就离此不远，可以同去证明。杨的宪兵营长是党员，宪兵都比较进步，他们见特务来势不对，就说：“没有证明不准抓人。”把宋黎和两个特务都带到宪兵营里去了，随即将他们分别看押，并打电话向杨虎城报告。当时夜深，杨已睡觉。绥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接电话后，立即报告了张学良，说省党部无证明任意抓人。张学良大怒，不许抓宋黎，又派军队深夜包围国民党省党部。这一手是国民党省党部没料到的，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文件，抓人的黑名单都原封未动，全被张学良搜到了。张即在省党部找到被捕去的马绍周，立即释放，又抄走了省党部向国民党中央告密的电报，上面说邵力子、张学良都不可靠等等。当时邵力子是陕西省主席，张找到邵大发脾气说：“我是付总司令，中央委员，你省党部不经我同意就抓人?我忍无可忍，才去抄了省党部，过去我认为你也是他们一伙的，现在你看，他们现在连你也上告了。”说着张学良就把那份特务告密的电报拿出给邵力子看。邵力子说：“你发脾气应该，我一定向委员长报告，请你千万不要误会。”国民党特务曾扩情一看情况严重，认为张目无法纪，竟敢抄省党部，于是忙去广州向蒋介石报告张、杨不可靠，蒋因忙于处理两广问题，不能抽身，叫曾扩情先回陕别动声色。
十二月二日，蒋介石来到西安，本来是满身杀气，却装出一付闲情逸致的模样，要张学良，杨虎城陪他逛华山，游终南山，好象没有什么事情的样子。过了几天，蒋介石提出要去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在主席台上，蒋介石讲着就骂起来，声色俱厉地说：“现在值国家存亡之际，敌人有远有近，事情有缓有急，最近之敌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远，为害尚缓。急事，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有些人敌我不分，远近不明，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就不是革命，就不是革命军人，对这种不忠不孝的人，一定要严厉制裁。”暗骂了张杨。下面听众都十分愤怒，有的咳嗽，有的漫谈，还有的跺脚，……秩序极坏。本来张学良还想安排军长们和蒋介石见面的，一看形势不好，等蒋一训完话就送他走了。第二天，苗剑秋(军官训练团教员，称苗疯子)，又在训练团讲话，说：“昨天有人说，有的人不明敌之远近，事之缓急，把东北三千万人都丢了，还讲这混帐话，简直是放狗屁!”苗把上衣领子一扯开，又说：“什么领袖，稍有血气的人，应该让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特务们向蒋报告了此事，蒋介石大怒，要抓苗。张学良忙把苗送往天律，对蒋说苗已畏罪潜逃。
接着蒋介石去洛阳，庆祝他的五十大寿，决心消灭红军，挑选了三十万嫡系部队，一百架飞机去陕，准备把张杨调到后方。十二月四日，蒋又来西安。当时国内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七君子被俘，引起全国激愤，一是傅作义在绥远抗战，全国声援。七君子被捕后，张学良曾驾飞机去洛阳劝蒋介石，说七君子是文人，都是爱国的，还是释放的好，免得失去人心。蒋介石训了张一顿，不予理睬。在进行一系列反共部署后，十二月四日再来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
十二月九日，西安学生开纪念会，要到临潼请愿。蒋介石打电话给张学良，命他制止学生运动，不许前进一步，否则格杀勿论。张学良先去劝学生，再去劝蒋介石。见蒋后，张哭哭啼啼要蒋抗日，被蒋骂了一顿。蒋对张说：“你变得不象样子，不象个军人!”又问张最近看什么书。张说正在看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论书。蒋说，“怪不得你走了邪路!”要张看曾文正公全集。其时，蒋准备召集军事会议，大批高级将领云集西安，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都来了，住西京招待所。他们要将张、杨部队调到二线。有人说张、杨早就想抓蒋介石了，这样说法不对。抓蒋介石是由于当时形势所迫。我们党的政策也是让张、杨逼蒋抗日，现在张、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两人都各想心事，互相试探，谁也不敢说扣留蒋介石。事后，邵力子曾向外透露，说他曾问张学良扣蒋介石一事，究竟是谁先提出的，张学良说是杨虎城耍的花招，还牵扯到我。原来在六日或七日，张学良到“藏园”找杨商量问题，两人都认为形势紧急，已无考虑余地，但谁也不敢先开口提出办法。张学良说可不可以找王炳南一起谈谈，看他有什么意见。杨说：“不必找王炳南了，他的意见激烈得很，提出要把蒋介石抓起来。”张学良一听此话，忙说，我看王炳南讲的对，现在恐怕也只有走这一条路了。事不宜迟，赶快行动，于是两人商量部署，谁控制机场，谁控制临潼，以及谁负责包围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高级将领……。
到了十日险些出了大乱子。那天晚上，杨为安抚蒋的高级将领，在易俗社请他们看戏，杨的宪兵营长宋文梅去看张的宪兵营长孙铭九。孙部住在东城城楼上，宋看见孙正急急忙忙地挑了几辆卡车的武装，装满士兵要走，宋问他干啥?孙答：“去临潼!”宋、孙都知道要扣蒋介石，彼此心照不宣。宋见孙来去匆匆，以为他是要去抓蒋的。赶快回去报告看戏的杨虎城，杨一听急了，又见张学良不来听戏，也以为张学良背着他抓蒋介石了。于是赶紧调部队包围易俗社，直到十一点，张学良才来，原来他是跑到临潼陪蒋介石去了，而孙铭九是派部队保卫张学良的安全的。当时有人发现剧院被包围，质问杨虎城，杨解释这是为保卫安全，大家也未介意，仍继续看戏，直到在深夜两点才散。
十二日五时，张杨同时动手，抓了蒋介石。邵元冲跳窗逃跑，被杨部开枪打死，钱大钧受伤，详细经过有不少材料，我就不讲了。
你们问通电八条是怎么写出的?通电是十一日夜晚由张、杨的秘书连夜写出的，事先并无计划，主要是根据党平时的主张匆忙写成的。
对蒋介石的处置，意见不一致，不少人主张公审后枪毙蒋介石。抓住蒋介石是大快人心的事，据说刘伯承同志正在前方制定作战计划，听说抓住蒋介石高兴得跳起来了，因此图也不划了，铅笔扔也掉了，说：“蒋介石也有这一天!”
当天，张、杨立即电告党中央，请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中央对西安事变作了分析，认为：
一、张杨的行动是党长期工作的结果，是进步的。
二、在方式上，带有军事阴谋的性质，将西安与南京置于敌对地位，有破坏全国抗战的危险。
三、两个前途：一是亲日派得势，扩大内战；也可能促进统一战线的实现，提前抗日。
十五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三同志作为代表去西安谈判，作为随员，罗瑞卿搞保卫工作。周恩来同志先和张学良谈，肯定他的行动，并说这样做多少带点军事阴谋性质。张一听是军事阴谋，不满地说：“我为公不是为私，抓蒋介石还算阴谋!?”周恩来向他耐心地解释说，这和十月革命不同，那时革命群众夺取政权后，才抓住尼古拉二世，也不同滑铁卢之战，那时拿破仑全军复没，可以流放拿破仑而不影响大局。现在蒋介石的全部实力未受损失，和前例不能相比。最好是利用这个机会逼他抗日，只要蒋介石答应我们条件，就和平解决。张学良认为周恩来的分析正确，他原就怕别人说他是搞阴谋，有包袱。又以为乱子是他闯的，和平解决可以卸包袱。杨虎城的想法不同，同他谈话后，他大失所望，对和平解决想不通。说：“你们过去都是讲反蒋抗日，为什么现在又讲联蒋?”又说：“蒋介石气量小，又极阴险，放了他，将来他一定会大肆报复。”周说：“只要我们三位一体大联合，他想报复也实现不了。”杨虎城对蒋介石终抱有戒心，向我也发过牢骚说：“你们过去老劝我反蒋，这次我以为你们要处置蒋介石了，结果政策改变了也不对我讲，要联蒋了。”我把他的情况反映给周恩来同志，周又反映到中央，中央要我们注意解除杨的顾虑，如蒋介石要整杨，红军当全力以赴援助杨。
十四日下午四时，宋美龄让端纳(美国人，蒋介石顾问)乘飞机在西安上空投下了一封英文信，说是奉蒋夫人之命来看少帅，如同意他来，就在飞机场放一把火，不同意就走。张学良让飞机着陆，端纳带来宋美龄给张学良、蒋介石的信。给张的信说：你和委座向有深交，要好好处理，不要操之过急。给蒋介石的信说：我不放心你，你有话不对部下讲，急躁，过去你每次外出，我总陪着你，这次未和你同出，就出了事。最后，信中说：“现在南京的情况是‘戏中有戏’。”暗示有人想篡蒋介石的位。
端纳与蒋介石，张学良谈话后，探知张并无害蒋之意，劝蒋接受张、杨提出的意见。端纳回南京后，提出要派宋子文来谈判，于是宋子文、戴笠、宋美龄、端纳又来西安，张杨亲自到飞机场去接。宋美龄带来大批食物，还给蒋介石带来一付假牙，请求张不作检查，张杨同意，只检查了戴笠，没收了他的手枪。
先是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和宋子文谈判，后来宋美龄也参加了。二十三日上午谈判，周提出中央主张六条：
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到潼关以东；
二、改编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
四、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五、召开各党派政治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下午继续开会，宋子文提出三个月之后改组政府，撤去何应钦、张群的职务，以孔祥熙为行政院长，宋子文为付院长兼财政部长。
二十四日仍开会，宋美龄参加，她说：“同意孔宋组阁，调胡宗南离西北，蒋介石回宁后，释放七君子等抗日分子，停止剿共。”并从张杨部拨款给红军，三个月后成立国防政府，抗战后，中共公开，联合苏、美、英、德等国，蒋介石下令停战后即回南京。
张学良马上同意上述条件，周恩来、杨虎城表示要考虑考虑。总理提出要直接和蒋介石谈，二宋同意，带恩来同志去见蒋。蒋因从华清池逃跑跌伤了，就躺在床上讲话。周恩来同志说：“十年不见，你苍老了。”蒋介石说：“恩来，你过去是我的部下，应听我的话”。恩来同志说：“只要你停止内战，改变先安内而后攘外的错误政策，一致抗日，不仅我个人听你的话，连我们的红军也可以听你指挥。”蒋介石提出三条：“一、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统一中国，受我指挥；二、宋子文，宋美龄全权代表我，同你谈判，决定一切；三、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找我谈。”蒋介石表示双方谈的全可接受，总理看他疲倦，就走了。
这次谈判之后，大体就定下来了。但张、杨部下对和平解决想不通，说放蒋介石走，没有保证不行。还说，蒋介石是大家拼着命搞来的，不能你们说了算，你们就随随便便把他放走了!大家纷纷议论让蒋介石拿出保证来。有人说先放七君子，有人说要中央军先撤，搞个潼关至洛阳的中间地带，让阎锡山军驻防。张学良感到问题严重，但不同意这些意见，他劝说部下：“人家周先生高明，你们要蒋介石写保证，写了可以反悔，没用；要中央军撤走，走了还可以再回，让阎锡山驻缓冲地带，阎锡山就那么可靠!”
此时宋子文一再表态，一定办到条件所定之事，蒋介石也说要以人格担保，因为蒋介石是基督教信徒，要求在圣诞节那天，放他回南京。张学良有时候幼稚，个人英雄主义很强。他总以为扣留蒋介石是为抗日，不是为自己，大丈夫敢作敢当，因此临时决定陪蒋介石回南京，以为自己大公无私。事先我们曾一再跟他说蒋介石这个人不可靠，他不听，既不通知杨虎城，又不告诉总理，把蒋介石送到机场后，就表示要亲自把蒋介石送到南京。当时蒋介石还动了点人性，对张说：“南京形势与西安不同，你不必去了，此间还有许多善后的问题要处理”。张执意要去，说一切都向杨主任交待了，就这样匆匆忙忙陪蒋介石去了。张以为既然闯了祸，这样就可以卸担子。到了南京，蒋先扣下张学良，接着就由李烈钧组织了军事法庭审讯了张学良，判他十年徒刑。张在判刑后，为西安事变辩护，并利用机会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请大家看看我是不是不抗日?”说着就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钱包，从中拿出蒋介石的电报，宣读。大意是，沈阳事变，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李烈钧见事不妙，宣布闭庭，将张立即押下。最后蒋介石又演出一幕赦张的戏，免去十年徒刑，但要严加管制，实际等于终身监禁，这个情况是张学良在南京偷偷写信告诉我们的。
此后，蒋介石对释放七君子，撤军等等，都不提了。而东北军因张学良被扣，也分化了。东北的少壮派说，是王以哲、何柱国出卖了张学良，营救少帅不力。于是发生了二月枪杀王以哲事件，造成东北军内部互不信任，被蒋介石分别调出西北。后又以考察为名，将杨虎城送出国。抗战后，杨回到南京被国民党扣起来。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全家被蒋介石杀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方针是正确的。当时张杨部队里分成两派，一派主杀，一派主放。在我们党内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张国焘就是主张杀的。和平解决的方针推动全国抗战，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党的力量也不断壮大。对张、杨个人来说，蒋介石进行了报复是个损失，但从全国看，成就很大。毛主席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成了当时时局转折的枢纽。”中央对张杨的评价是肯定的，杨虎城被蒋处死，可以盖棺论定。而张学良还活着，那就要看以后发展了。但我曾在香港报纸上看过他写的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说是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当，内容很坏，不知是真是假。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九三七年二月，党中央给国民党中央一个电报，提出国共合作问题，要求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并列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抗日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的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果国民党确定以上五条为国策，我党愿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的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遍的彻底的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这是个极大的让步，但让步是必要的，否则不能达到国共合作。后来许多同志摘下红星帽徽时都哭了。
二、三月，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同志密秘到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商定：一、两党合作的政治纲领；二、准备抗战；开展民主运动；三、边区政府合法化，作为国民政府的一个特区，人选由我提出，国民政府加委；四、各党派合法化。
蒋介石同意一、二条，三、四条表面也同意了。谈判后，恩来同志到上海，那时我在上海做统战工作，总理还不公开露面，约何香凝谈话，就到我家里。上述四条蒋介石原则上都答应了。准备在三中全会发布，以便向全国公开。当时政治纲领已拟定好了，释放政治犯的名单，也让我们开列，但国民党都迟迟不动，拖延。到七七事变前才将红军改为八路军，战斗序列为第十八集团军，在各大城市设办事处。关于我党合法化问题，拖到七七事变后九月二十九日，蒋介石才发表谈话，宣布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党成立了长江局，派出了周恩来，王明、博古、董老、叶剑英、林伯渠等大批党的领导干部，至南京、武汉等地工作。抗战初期，国共第二次合作，武汉时期，国民党是积极抗战的，同时也开放了群众运动，党的威信迅速扩大，汉口有党报——《新华日报》，八路军办事处，也在各重要省会成立了。大批青年(包括不少华侨和资产阶级子女)川流不息地奔向延安，延安设立各种学校，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武汉失守，国民党迁到重庆后，组织三青团，提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加强了特务系统CC和军统的活动。出现了以后假抗日，真反共，假团结，真分裂，假民主、真独裁的局面。
注：王炳南同志当时是我党派往杨虎城部队工作的地下党员。本文系根据王炳南谈话记录整理。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内部出版，19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