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西安事变》
刘鼎
抗日战争全面开展以前，我党策略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之前的中央文件是提抗日反蒋。一九三六年五月六日延长太相寺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八月发表致国民党书，九月提议成立共和国，联合抗日，蒋不除外。这些都是双十二事变发生的前因。
张学良对反蒋抗日是怀疑的，认为蒋不会屈从日本。张个人对日本存旧仇新恨。过去日本炸死他的父亲，侵占了他的地盘东北，使他的军队损失一半以上，财产损失百万以上(张学良的兵工厂之大，是全国的总数都比不上的。张拥有的武器可装备一百万人以上，撤出东北后，其银行、军火均为日本人没收)。即使如此，在“西安事变”时，张还拥有大批财富，他曾对我们说：“我可以拿出一批钱给你们。”以后确实送给我们钱、物，一九三六年冬，红军没有棉衣过冬，张学良在西安，咸阳给红军做御寒冬衣。
张学良在被扣之前，对抗日始终忠诚实意，一直到现在不懊悔。对张学良的功勋，我党不会忘，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持慎重，起到暗中保护张学良的作用。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对我党的反蒋口号持不同意见，认为反蒋抗日行不通，劝蒋联蒋有希望、有可能。我们同意张学良的分析，他很高兴，主动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蒋介石走到那里，他就走到那里找蒋介石谈联共抗日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不止五次(南方一次，山西一次，洛阳二次，西安一次)，几乎达到每月一次。谈话中蒋介石总要摆出臭架子，压制张学良要听他的话，蒋对张说，自己已经吃了共产党的亏，顽固地认为和共产党合作是不可能的，责备张学良年轻无知，易受骗。张学良一向好胜，不甘于受压，坚持劝蒋抗日，说：“日本人步步进入，自己已把东北失去，再这样下去，军队都不听我的了。”两个人总是谈不拢，时常冲突。
张学良所以能接近蒋介石，敢与蒋介石面对面交谈抗日的事情，甚至发生争挚，而别的军阀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是因为张学良与蒋介石有特殊的利害关系。盖因张学良以前投票支持蒋介石；蒋阎冯战争时，张学良带军队插进其中间地带，直接支援了蒋介石；张学良撤军东北时，取掉自己的五色旗，率领全军投入国民党，稳定了蒋介石在南京的统治，帮助了很多外国同南京发生了外交关系(以前东北军的势力一渡发展到江沪一带，北京好多军阀都依附于张，张和一些外国企业有外交关系。这些情况无疑对蒋的独裁是一个威胁，张投入蒋介石国民党这一举动，带动了其他军阀投靠了蒋介石，稳定、加强了蒋的势力)；以前蒋介石没有炮兵兵种和设备，张学良撤离北平时送给蒋炮兵，蒋之所求，张必予以满足。张本人说过：“我们的关系特殊。”这样，蒋介石对张学良经常赞扬，而蒋周围的人也很看重张。
张学良积极劝蒋抗日，但蒋至死不变“剿共”政策，使张很着急。十一日晚上，两人闹翻了，双方都有武装戒备。就在这一天晚上，张公馆设宴招待众将领，张自己则一直未归，至十一点半，张才从临潼回到西安，告诉大家苦谏失败了。张回到西安，顾不上吃饭，即安排军队，宣布作战命令。
临潼的警戒很严密，内部是卫士，外层是西安的宪兵一个排，在华清池外面有东北军一个连守卫。杨虎城担任了西安城内的警戒，临潼发生兵变时，在西安的中央宪兵团无法靠近临潼。
张决定兵谏后，特谨慎。原先决定让孙铭九去完成任务(孙系学生出身，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未打过仗，任张的卫队营长，很受张的信任，张内部的档案由孙管理)，为了保证兵谏的成功，临时又决定让红胡子刘桂五、白凤翔去指挥(刘、白土匪出身，枪法好，作张的战将，事前张带他俩去临潼认识蒋介石，察看地形)。
十二月十二日早晨短兵相接之后，首先冲进去的是孙铭九(刘桂五、白凤翔在张处职务至师长，职务高了，战斗时怕死)。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蒋介石的卫队死的死，伤的伤，张学良的卫士也死伤不少。蒋介石从睡中听到枪声知道发生紧急情况，来不及穿衣、穿鞋，急忙跑出。走至后门，门上锁，在卫士的帮助下，把他扶上墙。墙里面低外面高，还有沟，在墙上没有站稳，摔下去，摔伤了腰部和脚。卫士将他扶上山，走至半山，瞧见山上有人，不敢继续向前，急忙分别隐蔽在草丛间。孙铭九进入蒋介石卧室，发现桌上放着假牙，被窝还温暖，料定蒋不会走远，再看院里蒋的专车还在，就赶紧寻找。寻找中，首先抓到蒋的卫士，卫士不敢说话，只用眼睛表示了方向，孙铭九等即刻从草丛中抓住了蒋介石。
蒋介石被抓以后，情况不明，误以为是红军突然袭击，自认这下子完了，很害怕。这时孙铭九跪下，请蒋介石下山，蒋看到围上来的兵全是东北口音，才知这是东北军干的事，摆起臭架子说：“不叫你们付司令来，我不下山。”围上来的东北军看到蒋的臭架子，很是气愤，一致斥责他不抗日还摆臭架子，把他抓上车硬拖下山。此时天已大亮，八点多钟。九点钟到达西安，送往新城大楼。当时张杨的司令部设在新城(张把司令部设在新城，是为使杨虎城放心，表示张决与杨同心干，促进杨和自己一致行动)。蒋被送至新城后很傲慢，质问道：“我是司令，你们想干什么?”他以为此事变是东北军和红军勾结所干的。
十二月十二日零时，张学良告诉我紧急行动的消息，我一分钟都不敢耽误，赶快向中央发报，但此时停电了，我就从金家巷走到南院门电料行买电池；电池买回时，蒋已被抓到了，我即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党中央得讯后，就紧急动员红军南下，作为对张杨的支持。
“西安事变”发生后，我去陕北接中共代表团。十七日我乘张学良的波音飞机(飞行员是美国人)去延安。飞机一降落，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多民团人员，不到半小时，延安县长来了。我走下飞机，告诉他们，我们要去绥德办事，在这儿休息一下。他要我们进城去休息，我们谢绝了；我还交待民团人员不得靠近飞机，以免出事故。
我们在机场等了一个小时，尚不见中共代表团来，飞行员说发动机老开着，飞回的油就不够了，只好停开一个发动机。又过半小时，城里来人报告说，城里的老百姓抢了县长的留声机，县长命令民团去镇压。此时，宝塔山、清凉山的民团都下山了，县长不停地喊不能撤。又过了一会，城墙上的民团喊红军冲下来了!听到喊声，县长命令赶快关城门，我告诉县长不准开枪，发生问题你要负责，县长立即命令民团不许开枪。这个时候，总理和同行的人员骑着马从南山转过来到达机场，我不顾冻僵的身体很快地将飞机运来的弹药卸下来交给红军，并把曾山留在延安，我告诉县长要保护曾山的安全。后来曾山曾说过，我们离开延安后，县长就要抓他，但民团畏惧红军的威力，考虑到以后的出路，不敢抓，县长无办法，天未亮就跑掉了，差点被南郊的民团打死。第二天，红军就占领了延安了。
张学良的波音飞机可坐二十人，但是坐进去二十二人，因为代表团成员的行装很简单，而行李仓空着，影响飞机的平衡，让代表团的两个随员坐在行李仓里。在飞机上，我们有说不完的话，我不断地给总理介绍西安的情况，如张、杨、蒋的情况，西安的军事安排等。十七日下午四、五点钟，飞机在西安机场降落，张杨当时很忙，又不知飞机何时飞回，所以没有到机场来迎接。我们下机后，乘张学良在机场的汽车到金家巷。我把总理和其他同志接上，就无所考虑地往张学良公馆送，到了公馆门口，一些人已经进去，总理提出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事前没有作这方面的准备，当总理提出后，我觉得涂作湖处比较合适。(涂住在金家巷内，租用老百姓的房子，与孙铭久同一排房子，而涂住处距张公馆比孙铭久还近，宪兵不敢靠近，比较安全)同总理一起去涂处的有二、三人。
总理到涂处后，要刮胡子，刀片不行。又找来剪刀，剪刀不好使，胡子剪得不整齐，旁边还有人不断地催“副司令在等”，总理刮完胡子就去张公馆。张学良在东楼门口等总理，见面后寒喧一阵就上楼。张说：“你们饿了，快吃饭吧!”大家吃饭后走了，张学良同总理、叶帅、博古到其他房子里去谈话。双方谈完后，总理即刻向保安作了汇报。
在中共代表团中，总理主要负责政治方面的工作，叶帅主要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博古主要负责党和群众运动方面的工作，李克农是秘书长。当时西安党的组织和群众团体都比较乱，“东救会”和“西救会”比较乱，总理过份公开活动有困难和危险，因此，每次公开出面接见是由博古安排好才进行。
十七号晚上，大家一致认为要与张学良交换情况，得先让总理等人知道一些他们在保安不了解的情况，如南京方面的动向，西安本身的情况，各省军阀对张杨的态度，蒋介石本人的情况，宋美龄采取什么办法营救蒋介石，英美的态度，东北军、西北军的部署，中央军的行动等等。张学良考虑到总理的疲劳，几次催总理赶快休息，但总理毫无倦意，兴致很高，一直谈到天亮，又立即写电报稿，向毛主席汇报。
周总理对张学良谈了我党的主张，张学良表示很理解、非常高兴，说共产党给他作了很好的参谋部，是为未来考虑的。周总理也感到张学良了不起，没有个人野心，确实是中国很好的少年将军，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个得力助手。总理看到对内部的说服不成问题，非常快活，原来紧张的心松了一些，所以第二天去见杨虎城的时候，可以完全处于休息的状态，一路上的颠簸也抵销了。
十八日下午，总理由张文彬陪同与杨虎城会见，杨虎城过去同我们较有接触，张学良也告诉我们，说杨曾向他表示西北军一定追随东北军，杨对红军不会闹什么特殊。周总理会见杨虎城时正面讲了我党的主张，杨向周总理表示没问题，说只要红军同张学良磋商好，自己一定赞成拥护。同时他恳切地说：“本以为红军一定要报复蒋介石的，而你们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不记前仇，真是伟大。”原来杨虎城是想杀蒋的，更有利用红军杀蒋的念头。这天下午，周总理和杨虎城的谈话就这样顺利结束了。这天晚上，周总理处理代表团内部力量的部署，代表团活动及同外界的接洽的安排，给毛主席写电报汇报的电稿，极少休息。在协助周总理搞这些工作方面，叶剑英、李克农同志起了很大作用。
十九日这天，周总理几乎没有睡觉。二十日是一个新的转折，这一天，南京的宋子文到了西安。这里需要介绍一下端纳这个人。端纳，澳大利亚人，曾任张作霖的顾问，后到北平又给张学良当顾问。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作过蒋介石的顾问，又任过英美驻南京大使馆的联络人。端纳站在英美一边，与张有历史上的关系，与蒋有现实的关系，是一个特殊人物。“西安事变”发生后，他频繁地来往于西安南京之间，说明英美介入了此事件。端纳接受了宋美龄的邀请，十四日被派到西安，在西安上空发信号，说如果同意他来西安，就在机场放三把火，这信号是用小降落伞降下来的，同时他带来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西安方面立即在机场放三把火，表示愿意。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颇感慨，特别提到南京方面“戏中有戏”(意思是有问题)，蒋介石看到此处就哭了起来，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端纳很严肃地向蒋传达了英美的态度，说英美方面表示赞同西安方面的主张，认为有前途。这两点非常重要，蒋介石听了端纳的意见，很高兴，原来抱有死的念头，现在知道西安对他无恶意，才马上同意搬家，与端纳同住高桂滋公馆(蒋介石从临潼抓回西安后是住在新城大楼的，不久从杨虎城的副官处发现一封匿名信，要守卫蒋的卫队长放蒋，说若放了蒋将予重偿。杨虎城知道此事后很着急，提出不能保证蒋的安全。张学良的部队也管不了杨公馆的事，张杨商定让蒋搬到高桂滋公馆，该处是张的卫队看守。蒋介石误以为要处死他，所以不肯搬家，待端纳说明张杨的好意之后，才于十四日晚搬家)。端纳于十五日离开蒋介石飞回南京先抵洛阳，十六日因天气不好不能继飞南京，就给宋美龄打长途电话报告好消息，说营救蒋介石有希望。宋美龄让端纳赶回西安，要蒋介石写一个命令给何应钦让停止轰炸西安。十六日端纳又到西安见张学良，传达了宋美龄的口信。
此时，张学良也向蒋表示：我们对你都是一番好意，何应钦逼近潼关要打，我们就和他打，如果要轰炸，那就不知道会炸到我或炸到你?蒋介石即亲笔写下要求何应钦至二十日前停止轰炸西安的命令，并派蒋鼎文坐被扣二十架飞机中的一架军用战斗机至南京转交命令，也是飞了两天。何应钦也听命令停止了轰炸。同时宋美龄在南京召开空军人员会议，找原黄埔人员，又哭又闹，要大家救蒋介石，不要打西安，这也起了作用。
二十日，宋子文由端纳陪同来西安。当时孔祥熙是代理行政院长，本应由孔来西安，为什么却是由宋来西安?因为宋子文是南京的活跃人物，又同张学良亲近有深交(张学良在北平时，是亲英美，反感日本，对美国的资本银行很赞尝，而宋子文是能够接近美国上层的人物，故张请宋帮忙，宋派了专家帮张办银行、办财政、张对宋特好)，张特电邀宋来西安。
宋子文来西安时，宋美龄也要求来，宋子文让其妹在京等候，自己先前去看看情况。宋子文二十日到西安后，见了蒋，较满意，二十一日飞回南京，二十二日宋氏兄妹来西安。以上行动全由端纳陪同。
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南京、西安正式谈判。南京方面本应蒋介石出面，但蒋推说有病，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
宋子文来西安后即要求会见周总理。总理也要通过宋子文了解南京、英美方面的动态，以顺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个双手沾满了共产党革命烈士鲜血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不会因一次谈判就可以改变其反动立场的。总理正确地抓住了当时政治形势发展的有利时机，把蒋介石抓到抗日的轨道上，为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一九七五年香港一家报刊登了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的文章，说周总理到了西安，参加了两个委员会，是事实上的谋主，承认总理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政治上的主宰者。这一点对张学良来说是不简单的。张向来是一个好胜心很强的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死命干的人，他能心悦诚服地说总理在政治上占上风，承认总理是谋主，自己是成员，确是不简单。特别是二十日以后，总理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为重，站在抗日的立场，维护三位一体，出谋划策，提出和谈等等，使张学良非常钦佩。
二十三日、二十四日，谈判的主要内容更具体化了：(1)停止“剿共”，全国一致抗日；(2)在国际上联合一切同情和支持我们抗日的国家；(3)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孔、宋出任组阁。还提出改组国民党，开放政权。谈判内容有若干条，要害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以后翻脸，可这一条是翻不掉的。
宋氏兄妹纯粹是英美派，抓住宋氏兄妹，就抓住了英美，奠定了国际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这样一来，既初步形成了国内统一战线，又有了国际统一战线。二十日宋子文来西安会见总理，了解了我党的主张，带着满意回到南京，这一举动就是对日本人的示威。宋子文回到南京，到处宣传蒋介石在西安的情况，赞美周总理，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波营救蒋介石?相反，还有人要轰炸。”这一宣传，使一时猖狂的亲日分子即刻收敛。宋子文对谈判的结果很高兴，希望我党派人常住上海，保持联络。他懂得，他要组阁如无共产党的支持是有困难的。以后宋虽未当行政院长，但是南京政府内抗日派占了上风，蒋介石个人是扭转不了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思想形成了，组织基础打好了。
“西安事变”后，国际舆论对“西安事变”有所影响。日本的宣传首先得到意大利的响应，他们一致的叫嚣红军已到西安、红军策划了“西安事变”。南京亲日派何应钦之流，更是打着事变出自共产党的阴谋，决心对张杨讨伐，同日本的论调非常一致。
苏联对事变的实质没有搞清楚，发表的意见持反对，认为事变对中华民族不利，是日本人在后面策划的，对日本人有利，如此等等。苏联所持态度对张很有压力，张很激动地问我：为什么苏联认为事变是受日本人挑动，持反对意见?我给他解释是苏联不了解情况，了解真相后就会改变的。
无论怎样说，事变的表面现象使人觉得有利于日本。国际上的舆论对国内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反映，例如阎锡山，他在事变前对张学良的处境予表面的同情，并唆使张必要时对蒋采取非常行动，但事变发生后，他出于反动的阶级本质，反对张杨的兵谏行动，向蒋献媚讨好。何应钦之流得到国际舆论的支持，颇为得意，亲日的势力在南京猖狂一时。
就在此时，出现一个署名“雷电社”，用无线电波向全世界发布，说现在的西安城墙上红旗飘飘，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到处红旗招展。各地以此为据责怪张杨受共产党的骗。党中央来电询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再发布这样的消息?我亲自调查张杨方面没有做这件事，也查了《中央日报》、西安各报社、广播电台，甚至查了斯沫特莱的广播材料(史的文章内容很好，没有问题)都未发现问题。有一次，我在路上遇上东城楼上的几个学兵队的学员，打招呼时，他们说最近很忙，我感到奇怪，表示愿意到城楼上去看看。进去时，看到四、五个人正在工作，有的写稿，有的发报，我终于找到了“雷电社”。“雷电社”的新闻报导是学兵队几个学员伙同几个同学出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搞到蒋介石的特务在西安设立的秘密电台，在事变发生后的四、五天后自编自发的。他们认为抓到蒋介石就一切都好了，到处都该红旗飘了。
我将事变的消息发到保安之后，中央立即采取紧急军事部署，决定部队南下。我军南下急行军，深入到淳化、三原一线，直达咸阳，一部分深入到陕南与友军接近(潼关以北有东北军、西北军)，在这里易于卡断铁路使敌人过不来，而且我们还可以绕到灵宝、凤陵渡把敌人卡断。豫北、陕南是我们的军事要地，徐海东同志对这里很熟识。彭德怀同志和贺龙同志在咸阳，多次进到西安，都由我作接待和保卫工作。
这次军事上的最大动作，一直是秘密行动。总理对我们的军事行动很关心，每次部队的行动，都亲自前往观察。广大指战员都要求总理前往报告形势，大家把总理的接见视为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午，虽吃不好，穿不好，但人人心里乐意。
我军的动作很迅速，中央军到那里，我们就将部队开到那里，而中央军尚不知道我军的行动。我们同东北军和西北军也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既不引起他们的疑心，也不让他们了解到我军的行动。我军处在空白地带，白天休息，晚上行军，过上三、二天休整一次，也有与群众相接触的机会。我们的部队出动，一方面起到对东北军、西北军的支持，另方面是要保卫陕北，不是以占领某一军事要地或某一地盘为目的。我们从政治上考虑，不争一时的地盘，中央军占领了大城市、铁路沿线，东北军、西北军撤到一边，我们不去占领他们留下的地盘，也不和中央军发生冲突。我们主要向农村发展，在陕南等地，我们发展保留了游击队，距陕北近的淳化、栒邑，我们占了一些地方，为的是保卫陕北，倘若占了西安，那麻烦就大了。二十八日，我们宣布了红军要与东北军、西北军联合，采取一致的军事行动，这就使东北军、西北军原来对红军的怀疑、对立情绪得到解决，但是，东北军、西北军的矛盾却逐渐公开化了。例如在主战还是主和这个问题上，过去他们把矛盾对准红军，误以为红军出卖他们的利益，二十八日总理一宣布我们的主张，主战派可高兴了。但是总理说得很清楚，我们的这种主张，一定要在他们双方意见一致的前提下才实施。
为此，东北军内主战派和主和派立即召开会议，很多参加者是从前线回来的军长、团长。会议开得很紧张，争吵很厉害，双方各持己见。主战派的头是应德田，主和派的头是何柱国。主战派认为如战胜了就可以救张学良，战败了就算了。争的结果是要打。会后各不服气，实际上是各行其是。会后各军长留在王以哲处开会，总理参加了会议，门外边有少壮派的人偷听。当他们清楚地听到主和决定时，主战派简直不能容忍，认为这几个主和的人是他们主战的阻力，不除去这几个人，一切都完了。军官会也同意打，应德田主战最坚决，谋杀主和派也是他出的主意。驻守在甘肃的东北军将领于学忠参加了这个五人会议，他对情况不了解，看到别人主和，也同意大家的意见，这样东北军的上层都主和，主和派同主战派的矛盾就突出了。在矛盾突出的时候，有人暗中甚至公开造谣、诽谤“共产党是嫁祸于人”、“共产党将矛盾推到主和派同主战派身上，以此造成了悲剧”，红军面临一个又一个问题和困难。王以哲果然被主战派谋杀了，有人又传出这是共产党挑动的结果。总理从维护三位一体的利益出发，亲自率人前往王以哲家中吊唁，这一举动影响很大，粉碎了对共产党的造谣中伤，解除了一些人的顾虑。
“二·二”事件后，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分化更厉害，对我党也有误解，形势较紧张，我们多数人撤到三原，总理带少数人坚持在西安工作。为了不致引起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互相残杀，我党坚持了严正立场，做好他们内部的工作。我们找了苗剑秋、应德田、孙铭九等三人谈话，问他们怎么办?他们自知作了坏事，也无措手脚，说把他们抓起来、处罚或自杀都可以，或者到红军中去。最后总理派我把这三人送到三原。
三位一体破产了，张杨垮了，张学良的东北军不击自散，这是张杨的阶级本质所定的，不是我党的努力所能挽救的。我党始终维护三位一体，我党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经得起明争暗斗。国民党破坏三位一体，从蒋介石放走后就明显地出现这个问题。总理为维护三位一体付出最大努力，不单从党的利益出发，而且从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出发，团结了一切抗日力量，团结了张杨及全国的爱国民主人士，为我党树立了极高的威信，为抗日播下了种籽。一渡动摇的杨虎城又重新恢复了同我们的关系，少壮派挑起的风波平息了，那些对共产党的造谣、诽谤的谰言也不击自垮了。
注：刘鼎同志当时为我党派驻张学良东北军的联络员。本文根据访问记录稿整理。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内部出版，19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