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西安半月记》史料价值刍议
刘东社
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曾发表了一个日记体的《西安半月记》，追记了他在西安被扣两周间的所作所为。那么，这份材料的史料价值到底如何?早在1937年3月中旬，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Leighton Stuart)即称此为“伟大之历史小说”，因其乃“数阅月前执笔者躬亲之事实”，故又非寻常小说可比，“迨中国史料中最忠实之文献矣。”①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也称《西安半月记》与宋美龄之《西安事变回忆录》为“引人入胜的书”，认为它比近代中国所有的文件都“更加扣人心弦，更加富有戏剧性”，而竭诚奉劝众人一读。②然而，学术界有的先生却认为，《西安半月记》“实际上是在蒋介石、宋美龄的直接指使和操纵下，由陈布雷杜撰的。它对研究西安事变根本没有什么史料价值可言，只能在全国人民面前进一步暴露蒋介石的欺骗性。”③两种评价分歧如此之大，促使着我们不能不重新考察一下《西安半月记》的史料价值究竟怎样，并做出一个客观的判断。
一、《西安半月记》的编纂与问世
众所周知，《西安半月记》虽以蒋氏名义行世，但其文字却完全出自陈布雷的手笔，这一点，迄今迨无疑义。可问题在于，陈氏到底是怎样“制造”出了这份材料：是陈氏闭门造车、向壁杜撰?还是他有所根据的捉刀代笔?《西安半月记》又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面世的?弄清这些问题，是我们正确判定其史料价值的重要前提。
根据《陈布雷回忆录》及其它资料的记载，大致可以肯定，《西安半月记》是陈氏于1937年2月中旬在杭州新新旅馆写就。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曾在2月19日的会议上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经过的报告，并向会议提交了其“手辑小册之《西安半月记》”，请求“鉴核分发到会各同志”。④据此，则《西安半月记》最迟也应在该年2月18日编纂成书。以后，国民党官方曾将《西安半月记》与宋美龄之《西安事变回忆录》合辑出版。据陈公博回忆，该书出版前，宣传部长邵力子曾一再仔细审阅草稿，并私下请陈提出意见。邵、陈均感蒋、宋二人的记述颇多矛盾、罅漏之处，“容易露出不实不尽的马脚”；但因宋美龄不肯修改其文稿，故“这本半月记合刊，印刷好又停止发行，忽发忽停，反复了三次，结果还是出世了。”⑤由此可见，《西安半月记》从撰写、内部散发再到公开刊行，中间颇多反复曲折，也基本上一直处于官方当局的支配之下，自然不可纯粹视为蒋或陈个人的私人文字。
那么，陈布雷在编写《西安半月记》时，又究竟依据的是什么?不少人称陈氏“杜撰”了《西安半月记》，此说未免过甚其辞而不近实情。须知，所谓“杜撰”一词，盖指无根据之生造或虚构。但凡读过《西安半月记》者，只要就其所记大量细节事实，与其它资料相比证，恐怕都会认为，该材料绝非一位局外人所能向壁虚构得出来，故“杜撰”的说法，实难成立。1979年10月31日，张彝鼎在台湾《新生报》上发表了《民族复兴节前后》一文，他声称，《西安半月记》是“由(蒋)委员长将日记交与布雷先生，经布雷先生整理而成”的。⑥如此说来，陈氏动笔时当非毫无根据。但此说仍疑点颇多，最主要的就是，蒋在西安被囚期间，是否还每天写有日记?
大量资料可以证实，蒋介石本人对写日记兴趣颇浓，直至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他在日记中还对张学良有所批评。⑦但在他被囚期间，是否还能坚持往日的习惯，笔者颇感怀疑。首先，蒋介石日记迄今尚未全部公开，他在西安到底有没有每天写日记，我们无从判断。其次，西安巨变，蒋氏被“劫持”后，其生活规律与日常习惯大受冲击，中断写日记的可能性似难以排除。再次，西安事变的回忆材料，至今已可谓汗牛充栋，然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包括一些监视蒋和照顾蒋饮食起居者在内)，均未提及蒋囚禁期间曾写过日记。最后，蒋本人在五届三中全会作报告时称，其《西安半月记》系“就当时躬历情形，按日追记，辑为小册，藉答同志之垂询。”⑧既是“追记”，那就不是在西安所写日记的整理成篇。因此，笔者以为，蒋不曾在西安写有日记，张彝鼎的说法恐难以尽信。即便是陈布雷真的依据蒋氏日记“整理”成了《西安半月记》，那日记大约也只能是事后的补记。至于司徒雷登称《西安半月记》为蒋在“事变时所纪部份”⑨，显然去事实更远，自不值一辨。
总之，陈布雷奉命撰写的《西安半月记》，既不能完全斥之为“杜撰”，又不可视若句句有出处，完全一本蒋氏日记。自然，陈氏大作的思想基调，对西安事变的分析认识，只能一秉蒋氏意旨而不敢越雷池半步。至于所记蒋氏日常言行的细节，当有所根据，不可能也无法全部去凭空捏造。
二、隐漏多多的“实录”
司徒雷登曾称，《西安半月记》乃蒋介石“自己内心经验之实录”。⑩斯诺则视之为蒋氏个人“经历的主观记述”，并认为蒋、宋“由于政治的原因，由于必须保持所处职位的尊严，他们不得不把许多有价值的材料略而不提”。(11)所谓“实录”，按班固所说，盖指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2)“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即记录历史事实应真实全面，从而成为信史，这已是中国自古以来优秀的史学传统。那么，《西安半月记》到底做得如何?它又隐漏了哪些重要史实?我们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西安半月记》前置“引言”，略述蒋对西安事变的评论，该文撰写的缘由，标榜什么“爰检取当时日记，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中之感想，略纪其概，以代口述”，目的是要“志余谋国不臧与统率无方之罪而已。”(13)其正文以日记形式，逐日记录了蒋自1936年12月11日至26日的见闻与感想。但只要细读其文，再与其它资料相互比勘，便不难发现，蒋氏不但故意隐瞒了许多重要史实和情节，而且在不少地方歪曲事实，极力渲染其“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所谓“领袖人格”，夸耀其人格如何“伟大”，如何具有魔力，竟能使张、杨“悔祸”送他南归，这与“志余罪”的说法适成矛盾。
大致说来，《西安半月记》故意隐漏的重要史实有：1．12日凌晨蒋赤足亡命的狼狈情形。2．端纳赴陕后蒋氏态度软化，渐能听纳张、杨谏言的事实。3．二宋赴西安后，张、杨、周与宋氏兄妹两天谈判的史实。4．蒋在西安与周恩来相见晤谈的事实。5．蒋在西安虽未在谈判协定上签字，但接受张、杨意见，曾作了六项承诺，却是铁的事实。蒋氏对此只字未提，在其它场合也矢口否认。至于其它细节上的隐瞒与歪曲，亦为数不少，限于篇幅，本文就不一一胪列了。既如此，《西安半月记》又焉可称为“实录”?就总体而言，蒋氏此书大致详于日常琐琐之事，以及个人体验与情感、认识之描述，而略于重大客观事实之记载，且多有歪曲不实之处。“信史”自然谈不上，就是连提供较多人所不知的内幕这一点，也未能完全做到，称之为“主观记述”，当非过诬之辞。
不过，话说回来，《西安半月记》的撰写，毕竟是政治方面的考虑要多于保留史料的目的。蒋介石或者陈布雷个人，终究不是职业历史学家，更兼身受其阶级立场和时代环境的局限，我们似乎也不能苛求他们一定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写出“信史”来。其实，从更深一层来思考，任何“史实”，不管它是史料记载的，还是编纂学中描述的接近科学形态的事实，都不可能是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之外的纯客观存在。任何关于历史事实的文字记载，几乎都是当时一定阶级、阶层的人们，按照自己的利益、主张、价值判断和理解对历史过程进行的叙述与评价，也就必然地具有程度不等的阶级性和主观性。因此，举凡前人所留下的文字史料，在后世职业史家的目光下，总会因时代变迁，价值观念更替或思维认识上的差异，多少呈现出一些谬误或不实之处。但是，只要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人们就不会因那些史料在判断、取舍等方面存在“问题”而抹煞其应有的价值。具体就《西安半月记》而言，它固然隐瞒了不少事实，也歪曲了不少事实，对西安事变诸多方面的认识与评价，更不尽符合历史事实(甚或颇多荒谬之论)，但那毕竟是其作者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所使然，却不能由此就断言其“毫无史料价值可言”。
客观地来讲，考虑到蒋氏当时的地位与立场，考虑到当时复杂的国内政局现状，考虑到当时紧张的中日关系与大战一触即发的现实，考虑到国民党内部亲日派和日本官方对宁陕妥协(接受张、杨主张联共抗日基础上的妥协)的强烈反对，蒋介石恐怕也很难在《西安半月记》中，将宁陕和谈与他作出承诺及会见周恩来等事全部公之于众。因为一旦这些事实完全暴露无遗，它所引起的爆炸性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即使再愚蠢的政治家也会舍此不为的，更何况蒋介石之辈。当然，后世的史家要求客观公正、准确全面的历史资料，自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请切记两点：第一，《西安半月记》的撰写初衷，本身就不是纯粹的史料积累，不纯粹是要为后世史家提供研究西安事变的资料依据。第二，蒋氏隐去若干重大史实，在当时多少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自然还有其它方面的因素)，后世史家对此应多少有所谅解，而不可一味苛责。不过，站在今天的角度，上述两点似乎并不能成为随意夸大《西安半月记》史料价值的前提或理由。我们要真正认识《西安半月记》是否有史料价值，其史料价值究竟有多大，更主要的还要看它为我们提供了那些人所未言或他人言之未详(或有误)的新事实、新依据或新资料。
三、独特视角下的个人经历
现在看来，《西安半月记》有无史料价值，可说是一个根本用不着多辨的问题。海内外凡研究西安事变的论著，几乎无一不征引蒋氏此书，仅此一点，就已足以帮助我们作出回答。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西安半月记》的史料价值究竟有多大?
如前所述，《西安半月记》详于琐屑而略于大事，这一特点决定了其史料价值不会特别地高，称之为“实录”或中国史料中最忠实之文献”，自属夸大其辞的虚誉与溢美，显然有悖于事实。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西安半月记》却有其特殊的史料价值，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迄今为止，海峡两岸及海外一些国家，搜集、刊行的有关西安事变的公私材料，诸如官方档案、往来函电、日记、札记、文集、诗词、回忆录等，可说不计其数、蔚为大观。可是我们却发现，关于蒋介石在西安被囚两周间，他看到、听到些什么，他每日说什么、做什么、想什么，即作为受动一方的蒋氏的言行举措、思想情感，一般材料多语焉不详；即使提到者，也或言词简略，或不尽真实。总而言之，往往是他人以旁观者身份所获得的印象，是否符合蒋氏的真实感受，则颇成问题。在这一方面，记载之详，恐至今尚无出《西安半月记》之右者。因此，从个人经历的视角来看，《西安半月记》无疑是弥补了这一空缺。由于蒋氏的身份特殊，如果不能弄清他被囚期间的作为与思想情感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西安事变的研究也就恐怕很难走向深入。我们也很难想象，若无《西安半月记》或类似的文字，西安事变的研究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这样说并不是要人为地提高《西安半月记》的史料价值，而是要提醒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再不能以成见或偏激的态度看待《西安半月记》的价值所在。当我们义正辞严地斥责该文“杜撰”、编造或欺骗之时，我们却不得不屡屡引用它，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确是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当然，《西安半月记》提供的个人经历，确有不少隐漏、捏造或歪曲之处，但只要我们做一番去伪存真、剔误纠谬的工作，还是能发现其对某些细节的记载，有不少值得可信、可资引证的地方。在此，笔者不妨略举数例试作说明。例1：史学界曾流行一种说法，认为张、杨早蓄“劫蒋”之谋，故1936年12月4日蒋氏再赴西安，系被张有意诱骗而来。(14)但《西安半月记》则明言，“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中正……身为统帅，教导有责，此身属于党国，安危更不容计。爰于十二月四日由洛入关……”据此，则系蒋氏主动入陕。另蒋在11月2日之日记中亦称：“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或将功亏一篑，……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15)现在，大量事实可以证实，蒋氏入陕系其主动，诱骗之说难以成立。(16)对此事之记载，《西安半月记》显然要真实得多。例2：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临潼捉蒋发动攻击的时间，各种回忆材料中，从晨1时到6时约有七八种不同说法，过去(现在仍大多是这样)人们往往将攻击时间多定在四五点钟，但事实真相却是在晨6时整发起攻击。(17)《西安半月记》的记载是：“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虽然这里未能提供攻击的真实时间，但已称在5时半以后，这比起那些迄今仍声称4时或5时发起攻击的说法，要更接近于历史真相。例3：蒋在临潼被扣押回西安时，路上与谁同乘一车?历来的回忆材料中的说法，可谓五花八门。孙铭九在回忆中多次声称，是他与谭海及唐君尧与蒋氏同乘一辆小车返回西安的。迄今，不少当事人都在竭力否定孙的说法。80年代初，张魁堂等人还主持召集当年的许多当事人开会回忆此事，其结论仍是否定了孙的说法。但《西安半月记》其实讲得很明白：“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据笔者结合其它资料的考证，应是孙、蒋的说法真实可信。以上仅举3例即可说明，类似于这种细节史实的考证，在不少地方，《西安半月记》都为我们提供了相当的依据，而且也一再印证了《西安半月记》记载史事，确有不少真实、可信之处，绝非向壁虚构者所能比拟。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西安半月记》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在某些方面有其它资料所难以替代的特殊功用；但总体上该书史料价值并非异常珍贵，且有不少隐漏或歪曲之处，使用时应仔细考证、鉴定。至于称其为“最忠实之文献”，或竟斥之为“毫无史料价值可言”，均非客观、公正之评价。
①《革命文献》第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下)，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6月版，第106—107页。
②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87页。
③张宪文：《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13页。
④《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218页。
⑤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54页。
⑥张彝鼎：《民族复兴节前后》，原载台湾《新生报》1979年10月31日。转见前引《革命文献》第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下)，第244—245页。
⑦蒋介石在1936年10—11月的日记中，一再称张学良建议联共抗日为“如此无识，可为痛心!”“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341页、358页。
⑧《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218页。
⑨《革命文献》第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下)，第106—107页。
⑩《革命文献》第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下)，第106—107页。
(11)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88页。
(12)《汉书》卷62《司马迁传·赞论》。
(13)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下凡引此书者不再一一注明。
(14)此种说法颇为流行，可参见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194页。
(15)《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360页。
(16)此问题之考证，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太图书公司，1995年7月版，第275—278页。
(17)详见拙作：《临潼扣蒋发动攻击时间考》。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