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实证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西北大学西安事变研究中心
正当西安事变研究处于低迷徘徊状态之际，由西北大学和陕西华清池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杨虎城纪念文化教育基金会、西安邮电学院、西安“八办”纪念馆、西安事变纪念馆协办的“西安事变实证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0年8月3日至5日在西安市隆重举行。来自中、日、韩三国的学者、代表80余人出席了会议，共提交论文70多篇。大会组委会主席、陕西省政协主席安启元发表了重要讲话；大会组委会执行主席、西北大学副校长朱恪孝和陕西华清池管理处主任靳军良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词。会上还交流了新近出版的《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张学良的后半生》、《追逐红星的人们》等五本论著。《人民日报·每日电讯》、《科学时报》、《党史信息》、《抗日战争研究》、《民国档案》、《党的文献》以及西安的有关报刊都先后对会议进行了报导。
这次讨论会是西北大学继1999年10月成立“西安事变研究中心”后的又—新的举措。它打破了以往逢“双十二”举行纪念活动兼开学术研讨会的惯例，突出学术色彩，使与会学者在自由宽松的氛围中，就西安事变的方方面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同时，大会强调以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为侧重点，坚持求真务实，反对空泛议论，注重对历史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的发掘、整理和运用；并从历史观与方法论的高度，倡导对西安事变进行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全方位综合研究。因此，这次讨论会学术气氛之浓厚，观点、资料及研究视野、角度之多、实、宽、新，实为近年来所罕见。兹将有关讨论情况概述如下。
一、细致扎实、以小见大的实证研究
为了改变已往大而化之的粗疏学风，这次大会突出强调了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实证研究虽大多仅限于对某一事件或某一侧面的专门考证与诠释，但由于史料基础扎实，所得俱非空论，故往往能收到知微见著、以小明大的功效。
会上，有学者考证提出，1936年5月上旬，张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曾在洛川进行过“三方”秘密会晤。这—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另有学者考证分析了黄念堂在事变中被杀的背景及“理由”，认为黄之被杀基本上可判定为一桩历史冤案。有人认真考察了释蒋问题，指出张学良之所以于12月25日匆忙释蒋，是因为次日为南京最后的停战释蒋期限；而释蒋则是建立在“中央军先撤走”的基础之上。还有人分析认为，西安事变的时间下限应是1937年2月9日，即中央军和平接防西安后，事变基本上宣告结束。也有学者考证分析了冯钦哉背叛杨虎城的始末及其对宁陕双方军政决策的影响，认为潼关失守固然与冯的迟疑犹豫有关，但恐怕还有其他因素在内；冯也并非一开始即与杨彻底决裂，而是有一段“两面取巧”的投机过程，而南京一度形成“拉杨打张”的策略及宁陕双方均将军事攻防重心集中于东路，均与冯之态度动摇有关。有学者尝试性地解读了刘鼎于1936年4月下旬和5月初，接连写给李克农和周恩来的几封隐语式密信，认为据此断定张学良“突然决定参加革命”、“决心反蒋”是不确的。该学者还详细考察了张学良加入中共的问题，指出张学良到底是否加入了中共，迄今尚是一个谜，有待于发现是资佐证的新史料。还有学者考察了张学良的日本观及与事变发动之关系。此外，张学良对蒋氏“安内攘外”政策的认同与否定，张学良的军事教育思想，张学良的家庭出身、文化背景、社会阅历、思维模式、个人性格等因素在事变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张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互动关系等问题，也都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在会上首次系统披露了罗章龙为首的“中央非常委员会”最后一批北方区成员有组织地策动张学良兵变的重要史实，较全面地勾勒出了罗章龙、黎天才、李希逸、吴雨铭、张慕陶等人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所作所为及他们各自的独特风貌(除了会上的几篇论文外，另见《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一书)。这一尘封已久的历史旧事的重新发现，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另外，有学者以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录》的版本和文字窜改问题作了详细比勘与评价，颇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在资料的发掘整理方面，有学者提供和考订分析了1935年11月30日张学良致张学文的一封家信及其内容，从中可以透析出事变前张对军队进行整编及对红军和17路军的态度等内容，也能反映出张的思想状态和人格追求。另有学者提供了1937年7月18日张学良致蒋介石要求上阵杀敌函，张在信中表达了“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的坚定抗日决心和“任何职务，任何阶级，皆所不辞，能使我之血得染敌襟，死得其愿矣”的炽热的抗日情怀。还有学者介绍了辽宁省档案馆所藏的日本对西安事变反应的四份日文原始资料的内容，表示愿随时提供给研究者使用。
二、涉及面宽、选题新颖的人物研究
对于和西安事变关系极为密切的历史人物，如张学良、杨虎城、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阎锡山等，过去学术界已作了大量的研究。这次讨论会上，学者们仍继续做了深入的探讨分析。有学者考察分析了武汉时期张学良的思想演变轨迹，认为爱国主义是张学良思想的主体，张虽从抗日的角度拥蒋，但却不盲从，张对中共的态度也在此一阶段发生了微妙变化，这为他后来的联共主张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另有学者则系统探讨了张学良与20—40年代活动于冀南豫北的民间武装结社团体天门会的关系。还有学者考察了张学良的日本观及与事变发动之关系。此外，张学良对蒋氏“安内攘外”政策的认同与否定，张学良的军事教育思想，张学良的家庭出身、文化背景、社会阅历、思维模式、个人性格等因素在事变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张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互动关系等问题，也都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对杨虎城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杨生平重大事件的考述、杨联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杨与张学良关系演变过程等问题上。虽然也有人注意到了从杨的出身背景、阅历、个性等方面来评价杨在事变全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但对杨虎城的研究总体上仍欠薄弱，尚有待进一步努力。对其他人物如毛泽东、孔祥熙、阎锡山等人的研究，基本上呈稳步深入的趋势。
此次大会在人物研究方面形成了三个新的特点或新动向：一是对过去未涉及或很少论及的人物加大了研究的力度，如朱理治、宋庆龄、张寒晖、陈端、李寿亭等，均有专文进行探讨。二是突出了对与事变有关的国内外新闻界人土的全面研究，如海伦·斯诺、史沫特莱、贝特兰、尾崎秀实等，有多篇论文对之作了专门论述。三是注意到了对同类型人物的比较研究和群体研究，如有学者比较研究了毛泽东与斯大林对西安事变的认识、态度及和平解决主张之同异，也有人比较分析了张杨二人在事变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群体人物研究如上述对外国新闻记者的系统研究即是一例，另有人探讨了东北爱国民主人士群体(如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等)与张学良的深厚情谊，及这一群体在促成张思想转变等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
三、综合研究稳步深入，新见迭出
与会者一致认为，爱国主义始终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民族英雄”和“千古功臣”的称号，是对张杨二人恰如其分的定位与评价。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一些有分歧有争议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热烈的讨论。
1.关于张学良送蒋回宁的缘由和得失利弊问题，过去大体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张送蒋回宁是“鲁莽之举”，是错误行动，由此而引起了张丧失自由、东北军群龙无首、“二·二事件”发生及“三位一体”解体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另一种意见认为，张送蒋回宁是其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逼蒋和拥蒋抗日的继续，是张谋求全国一致抗日的又一爱国壮举，因而应该予以肯定。此次讨论会上，学者们对此问题仍有较多的争论，可概括为以下几种观点：(1)义气说。张之送蒋，是受英雄、义气思想影响的缺乏理性的举动。(2)放弃说。事变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多谴责张杨，共产国际与苏联更对张猛烈攻击，而张杨与中共搞西北大联合，组建三位一体，是以对苏联的大力支持抱有极大希望为前提的，由于苏联态度的出人意料，迫使张放弃以前立场，亲身送蒋回宁。(3)旧道德观说。张受传统的忠君、正统等封建思想的影响，为表示始终效忠蒋氏，为维护“领袖”的尊严与脸面，而不得不送蒋。(4)放包袱说。张曾多次表示，东北军是压在他肩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捉蒋后，张犹如刺猬在手，放蒋乃必然的结局。在西安谈判后，东北军有可能在南京中央统一节制下参加抗战，张匆匆释蒋，且亲身陪送，以放掉包袱。
2.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与张杨及西安事变的关系。有学者分析认为，中共对东北军下层的争取工作始于直罗镇战役之后。另有人统计分析了东北军“剿共”被俘官兵的数量与去向，认为中共成建制释放东北军被俘官兵，为以后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创造了条件。还有学者提出，张学良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是一种互动关系，张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情感是其接受统一战线主张的思想基础，而中共的统战政策的转变又与张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学者则专门探讨了红军东征时期张杨思想及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变化，认为这一阶段是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
3.其他有关问题的研讨。会上，学者们还就西北群众统战工作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力行社在西安事变前的活动及其作用、事变前后中日海军的动向、西安事变对青海的影响等许多问题，分别做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总之，此次大会由于讨论之问题广泛深入，新观点新资料大量涌现，莅会代表里中青年学者所占比例甚高，使人们对打开西安事变研究的新局面充满了信心。不少专家学者认定，西安事变的研究，不仅学术队伍后继有人，而且正处于方兴未艾之势，新世纪之初将是走向繁荣的最佳切入点。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